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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家》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史记〉选读》“善叙事理，其文疏荡”专题，是一段“极奇肆文字”，由“赵氏孤儿”与“胡服骑射”两则故事构成，这两则故事作为节选文字的中心情节，无疑应当成为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关注的重点。但在关注中心情节的同时，笔者基于思辨性阅读的理念，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通过发现文本中有价值的问题，使他们能够进入理性思考的阅读状态。
一、于无疑处生疑问
发现问题，并不只是需要“细心”，更需要的是读者知识文化的积累。而当下学生由于阅历等因素所限而缺少发现问题的能力，因此可能会忽略一些隐藏在文本深处的精彩。在阅读教学中，教者不能缺位，需要给予学生恰当的方法指导与及时到位的课堂引领，使学生能将那些看似闲笔的文本信息升华为有价值的问题，“于无疑处生疑问”，将对文本的理解深度带入新的境界。
具体到《赵世家》的文本阅读，在完成常规教学后，笔者提出问题：再次阅读选文第一部分，即“赵氏孤儿”这一部分，其中所叙关于赵盾之事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与中心事件“搜孤救孤”相去甚远，并且是三言两语带过，多似流水账式的概述，那么这一部分在章法上是不是赘余的败笔呢？
学生在思考之后有了争论：有学生认为这就是赘余，人无完人，《史记》中有败笔完全正常;有学生认为，这段文字虽嫌赘余，但相对于后面叙事的精彩，也算是瑕不掩瑜，不应在此多计较;但也有学生加以反驳，提出根据之前阅读《史记》的经验，“异样文字”常常是作者精心打磨的文字，寄托着作者的用意，而这段文字可能就是一段“异样文字”。
这是学生阅读走向理性思辨的起点，他们在不断辩驳与否定中锤炼自己的思维，才有可能获得更深刻的见解。
二、于朦胧处明疑问
产生疑问只是思辨性阅读的第一步，很多时候学生只处在一种朦胧的疑惑状态，因此光发现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清晰地界定问题，即确定问题之所在，定义问题的范畴、性质和探寻的方向，才能将问题的讨论带入理性的境界。所以清晰地定义问题，是深度思考的前提。
阅读《赵世家》时产生的上述疑问，就具有朦胧性。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之下，已经初步感受到了此段为“异样文字”，但“异样”背后的东西却是说不清的。
此时，笔者展示《左传》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候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将此段文字与《赵世家》中相关文字进行对照，发现两者相当不同。由此可见，太史公在借鉴《左传》中相关文字写作《赵世家》的时候，是在文字上下了一番剪裁功夫的，而剪裁加工的这些“微言”，在表达情感、思想等方面应该是有“大义”寄托的。
这样我们可以将阅读中产生的问题界定为文本叙述与作者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界定清楚了问题，思考就有了方向，才可能做出清晰的分析与论证，以文本中的相关信息去挖掘问题背后的价值。
三、于追问中寻价值
司马迁在看似流水账的史实记叙中寄寓了自己怎样的史识？这还需要到文本信息中寻找依据。
首先，“大义”表现为这段文字体现出的作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梳理文本所叙述的事件，我们发现赵氏家族与屠岸贾家族两次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屠岸贾试图为晋灵公报仇，而晋灵公被弑这一事件，赵盾是难脱干系的，正如太史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这样矛盾冲突的根源就追溯到赵盾与晋灵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分析，晋灵公是姬姓的诸侯王，赵盾则是嬴姓的士大夫，在现实政治中作为士大夫的赵盾的权力大到足以掌握国君的废立与生死，这是对旧有的社会规范“礼”的颠覆，所以这对矛盾已经超出了普通的个人恩怨，上升到诸侯王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叙事不仅形象地演绎了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纲纪瓦解的现实，更让读者感受到旧的统治者的力量正日渐式微，而新的政治力量正蓬勃兴起，两者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們认识到在看似流水账的“微言”背后存在着“大义”，而这正契合了作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
其次，看似琐碎的叙事中“大义”还表现为作者寄寓其中的道德评判。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表明他是要继承《春秋》中蕴含的良史精神，是要承担起对史实进行道德评判的责任的。以赵盾为例，在政治上，他原先“欲立襄公弟雍”，既而，“遂立太子”，掌握着晋国君权的废立，是一个专权者的形象，正是因为他的专权，才为日后赵氏家族的灭门埋下了祸根。然而，他“欲立襄公弟雍”的原因是“国多难”，他面对国君晋灵公的暴戾屡次劝谏，以及曾经“食桑下饿人”的行为，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物形象在文本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素仁爱人”的一面。因此，正如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所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赵盾弑其君”的行为可以理解成是顺应民愿。可见，司马迁在文本中主要是站在民本的立场上肯定赵盾的仁爱，鞭笞晋灵公的“不君”，以看似与中心事件无关的这些琐事，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这种民本思想，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史学观。
同时，文本中的“微言”还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说屠岸贾这个人物，他为了替晋灵公报仇，为了一个天下人尽可诛之的“独夫”而掀起家族间的屠杀，滥杀无辜，这无疑是不仁的;他导致晋国的动荡与不安，这无疑是不义的。但是，这个人物有其复杂性与深刻性：他掀起血腥屠杀的动机是站在旧势力立场上，对赵氏家族“礼崩乐坏”行为的拨乱反正，对旧有秩序的力挽狂澜，对“乱臣贼子”们的血洗清算;但在这种“道义”旗号下，他冒犯国君，强行搜宫，完成的却是一次新的“礼崩乐坏”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谴责他的暴行的同时，也感到震撼，震撼于作者笔下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及其刻画的深刻性。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一、于无疑处生疑问
发现问题，并不只是需要“细心”，更需要的是读者知识文化的积累。而当下学生由于阅历等因素所限而缺少发现问题的能力，因此可能会忽略一些隐藏在文本深处的精彩。在阅读教学中，教者不能缺位，需要给予学生恰当的方法指导与及时到位的课堂引领，使学生能将那些看似闲笔的文本信息升华为有价值的问题，“于无疑处生疑问”，将对文本的理解深度带入新的境界。
具体到《赵世家》的文本阅读，在完成常规教学后，笔者提出问题：再次阅读选文第一部分，即“赵氏孤儿”这一部分，其中所叙关于赵盾之事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与中心事件“搜孤救孤”相去甚远，并且是三言两语带过，多似流水账式的概述，那么这一部分在章法上是不是赘余的败笔呢？
学生在思考之后有了争论：有学生认为这就是赘余，人无完人，《史记》中有败笔完全正常;有学生认为，这段文字虽嫌赘余，但相对于后面叙事的精彩，也算是瑕不掩瑜，不应在此多计较;但也有学生加以反驳，提出根据之前阅读《史记》的经验，“异样文字”常常是作者精心打磨的文字，寄托着作者的用意，而这段文字可能就是一段“异样文字”。
这是学生阅读走向理性思辨的起点，他们在不断辩驳与否定中锤炼自己的思维，才有可能获得更深刻的见解。
二、于朦胧处明疑问
产生疑问只是思辨性阅读的第一步，很多时候学生只处在一种朦胧的疑惑状态，因此光发现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清晰地界定问题，即确定问题之所在，定义问题的范畴、性质和探寻的方向，才能将问题的讨论带入理性的境界。所以清晰地定义问题，是深度思考的前提。
阅读《赵世家》时产生的上述疑问，就具有朦胧性。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之下，已经初步感受到了此段为“异样文字”，但“异样”背后的东西却是说不清的。
此时，笔者展示《左传》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候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将此段文字与《赵世家》中相关文字进行对照，发现两者相当不同。由此可见，太史公在借鉴《左传》中相关文字写作《赵世家》的时候，是在文字上下了一番剪裁功夫的，而剪裁加工的这些“微言”，在表达情感、思想等方面应该是有“大义”寄托的。
这样我们可以将阅读中产生的问题界定为文本叙述与作者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界定清楚了问题，思考就有了方向，才可能做出清晰的分析与论证，以文本中的相关信息去挖掘问题背后的价值。
三、于追问中寻价值
司马迁在看似流水账的史实记叙中寄寓了自己怎样的史识？这还需要到文本信息中寻找依据。
首先，“大义”表现为这段文字体现出的作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梳理文本所叙述的事件，我们发现赵氏家族与屠岸贾家族两次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屠岸贾试图为晋灵公报仇，而晋灵公被弑这一事件，赵盾是难脱干系的，正如太史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这样矛盾冲突的根源就追溯到赵盾与晋灵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分析，晋灵公是姬姓的诸侯王，赵盾则是嬴姓的士大夫，在现实政治中作为士大夫的赵盾的权力大到足以掌握国君的废立与生死，这是对旧有的社会规范“礼”的颠覆，所以这对矛盾已经超出了普通的个人恩怨，上升到诸侯王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叙事不仅形象地演绎了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纲纪瓦解的现实，更让读者感受到旧的统治者的力量正日渐式微，而新的政治力量正蓬勃兴起，两者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們认识到在看似流水账的“微言”背后存在着“大义”，而这正契合了作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
其次，看似琐碎的叙事中“大义”还表现为作者寄寓其中的道德评判。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表明他是要继承《春秋》中蕴含的良史精神，是要承担起对史实进行道德评判的责任的。以赵盾为例，在政治上，他原先“欲立襄公弟雍”，既而，“遂立太子”，掌握着晋国君权的废立，是一个专权者的形象，正是因为他的专权，才为日后赵氏家族的灭门埋下了祸根。然而，他“欲立襄公弟雍”的原因是“国多难”，他面对国君晋灵公的暴戾屡次劝谏，以及曾经“食桑下饿人”的行为，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物形象在文本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素仁爱人”的一面。因此，正如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所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赵盾弑其君”的行为可以理解成是顺应民愿。可见，司马迁在文本中主要是站在民本的立场上肯定赵盾的仁爱，鞭笞晋灵公的“不君”，以看似与中心事件无关的这些琐事，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这种民本思想，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史学观。
同时，文本中的“微言”还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说屠岸贾这个人物，他为了替晋灵公报仇，为了一个天下人尽可诛之的“独夫”而掀起家族间的屠杀，滥杀无辜，这无疑是不仁的;他导致晋国的动荡与不安，这无疑是不义的。但是，这个人物有其复杂性与深刻性：他掀起血腥屠杀的动机是站在旧势力立场上，对赵氏家族“礼崩乐坏”行为的拨乱反正，对旧有秩序的力挽狂澜，对“乱臣贼子”们的血洗清算;但在这种“道义”旗号下，他冒犯国君，强行搜宫，完成的却是一次新的“礼崩乐坏”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谴责他的暴行的同时，也感到震撼，震撼于作者笔下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及其刻画的深刻性。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