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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有人认为体现了道家思想，如“橐驼所言为官之理在儒道之间更近于道家的无为而治。老子强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1]“无为而治”源自老子的《道德经》，提倡统治者无欲无为，让百姓自发地生产生活。《种树郭橐驼传》中，橐驼种完树后“勿动勿虑，去不复顾”，确实“无为”。但种树的过程是不是“无为”？橐驼种树时可是“其莳也若子”啊！还有，树种完之后，真的什么都不做？不浇水，不施肥，不除虫，不修枝……树就能长好吗？
这是一篇寓言，重点在“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借种树养树之道谈为官治民之理。作者说，“传其事以为官戒”，柳宗元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为官之理？
一、“栽树”的官理：制定政令内容有利于百姓生存
文章标题是“种树郭橐驼传”，结尾却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措辞由“种树”换为“养树”，一字之差，含义大不相同。养树指栽种树木之后的管理和照顾，包括及时浇水、施肥、修枝、除虫、嫁接等。种树不仅指栽种树木，也包括养树这一环节。文中“驼业种树”，他将树种得好的原因归于“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即栽种和养树两个阶段。所以，“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其实有栽树的官理和养树的官理两层。
怎么栽树？虽然橐驼只用一句“其莳也若子”带过，不过他也说：“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从中可以推论，橐驼栽树很是用心：挖好合适大小的坑，让树根能够充分伸展;培上足够的土;将所培之土捣结实……整个过程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将这一过程“移之官理”，则是为官理民要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作所为都要从百姓利益出发。柳宗元明确提出过“吏为民役”。他的《送薛存义序》写道：“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乎于我也。”官吏是百姓雇佣的，百姓所交赋税是给官吏的酬劳。所以，官吏不能“无为”，不能什么都不做，要用心为百姓谋福祉。
官发布政令，内容要有利于百姓生存。橐驼说自己“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移之官理”便是：治民须顺民之性。橐驼说：“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这里的“性”未必等同于本欲舒、培欲平、土欲故、筑欲密，而是指树木有向阳生长的天性，有张扬生命的活力，需要长高，需要开花结果。由此推理，官吏发布的政令要有利于保全和张扬百姓的天性，百姓需要吃饱穿暖，安有所居，养育子女等。官吏要保障百姓基本需求的实现。文本中的“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遂尔鸡豚”，耕作、种植、收获则有粮食，饲养家禽家畜则有肉食，这些可以满足黎民口腹之欲。“早缫而绪，早织而缕”，煮蚕茧抽生丝，织成布制成衣，可为遮羞御寒。“字而幼孩”，可以延续生命，传承家族……这些皆是黎民生存所需。政令内容有此，有利于保全百姓天性，能够让人民“蕃吾生而安吾性”。
二、“养树”的官理：实施政令方式有助于百姓生活
橐驼认为，树种完之后，养树之道为“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虽然这从科学的角度看并不合适，但本文是篇寓言，设事明理，我们真正需要探明的是“理”。制定政令之后，官员应该采取合适的方式实施政令。
文本说到旦暮“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动不动就把百姓召集起来。百姓为了听候传达、接待官吏忙得饭都顾不上吃了，何来种地织布畜养家禽的时间？“长人者好烦其令”，此处“烦”并非“繁”。“烦，劳也，扰也。”（《广雅》）“烦，从页，从火。”（《说文解字》）从“页”表示与头部有关;从“火”，表示发烧。本义是头痛发烧。“烦”字强调官吏的行为对百姓心理的影响，突出百姓對此的厌烦和头痛。王安石也说：“农时惮烦民。”（《杂咏》）更何况日日如此？官吏这种施政方式实际上违背了政令的初衷，导致“病且怠”，“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政令的内容和政令的实施方式是不同的概念。正确的实施方式有利于政令目的达成。本文中的政令内容是爱民忧民的，但政令的实施方式是不合理的。官吏不打扰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官吏要保障社会安定，让百姓安心劳作，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指导。如果百姓怠惰自然也需及时提醒。这篇文章讨论的不是官吏“为”还是“不为”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为”以及“怎么为”的问题，即如何“善为”。柳宗元思考的是如何改进吏治以安天下、济苍生。如浦起龙说：“特为良吏作官箴，诩诩讲惠政。”（《古文眉诠》卷五十四）
三、思考官理：源于作者积极仕进的儒家精神
柳宗元为何要思考为官治民之理？这与他当时的官职和人生理想有关。
在其位谋其政。本文写于永贞革新前，作者当时在长安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唐朝里行官“职事与正员同”[2]。唐朝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大府出纳皆领焉”（《旧唐书·职官志卷四四》），“若在京都，则分察尚书（省）六司（即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纠其过失”[3]，“若诸道（各监察区）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4]……总之，监察御史可以对尚书省六部及其下属九寺、五监和十二道监察区所辖府、州、都护府、县进行全面监察，职权范围广。所以，什么才是理想的吏治，是当时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的柳宗元考虑的内容，所以他要“传其事以为官戒”。同时创作的还有《梓人传》，通过写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柳宗元当时对政治满怀信心，相信通过改革可以实现美政，本文是他为整顿吏治开出的一剂良方。有没有郭橐驼这个人并不重要，种完树是否要浇水除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想表达什么道理。金圣叹曾曰：“此文纯是上圣至言，而以寓言出之。”（《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二）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门阀贵族家庭，在其高伯祖前后，有六人在朝为相，父亲柳镇官至殿中侍御史，众伯父也有多人为官。良好的家教不仅给了柳宗元满腹的才华，更培养了他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济天下，安民生。他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写道：“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在儒家经典的熏陶濡染下，他早年便立下了“辅时及物”的理想，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概括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即使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还两度向宪宗献雅诗，序云：“臣沦弃即死，言与不言，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唐铙歌鼓吹曲》）为官济民是柳宗元的人生理想，积极仕进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这是典型的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在儒家精神引导下写的文章与老庄的无为而治恐怕大相径庭。所以，笔者认为，本文并非提倡道家的“无为”，而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的“善为”。
总之，我们不能单看表面文字而认定《种树郭橐驼传》体现了道家无为思想，而要分析文本深层结构，沉浸到文本所构筑的语境中，与文字所唤起的语境对话，知人论世，才能体会出作者积极仕进、思利乎人的良苦用心。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南菁书院文化的高中语文审美课堂研究”（课题立项编号：C-b/2016/02/3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杨保春.《种树郭橐驼传》的道家解读[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4）.
[2]转引自：张东光.唐代御史台的里行官[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3][4]刘树林.《大唐六典》御史监察制度初探[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6（4）.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这是一篇寓言，重点在“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借种树养树之道谈为官治民之理。作者说，“传其事以为官戒”，柳宗元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为官之理？
一、“栽树”的官理：制定政令内容有利于百姓生存
文章标题是“种树郭橐驼传”，结尾却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措辞由“种树”换为“养树”，一字之差，含义大不相同。养树指栽种树木之后的管理和照顾，包括及时浇水、施肥、修枝、除虫、嫁接等。种树不仅指栽种树木，也包括养树这一环节。文中“驼业种树”，他将树种得好的原因归于“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即栽种和养树两个阶段。所以，“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其实有栽树的官理和养树的官理两层。
怎么栽树？虽然橐驼只用一句“其莳也若子”带过，不过他也说：“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从中可以推论，橐驼栽树很是用心：挖好合适大小的坑，让树根能够充分伸展;培上足够的土;将所培之土捣结实……整个过程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将这一过程“移之官理”，则是为官理民要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作所为都要从百姓利益出发。柳宗元明确提出过“吏为民役”。他的《送薛存义序》写道：“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乎于我也。”官吏是百姓雇佣的，百姓所交赋税是给官吏的酬劳。所以，官吏不能“无为”，不能什么都不做，要用心为百姓谋福祉。
官发布政令，内容要有利于百姓生存。橐驼说自己“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移之官理”便是：治民须顺民之性。橐驼说：“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这里的“性”未必等同于本欲舒、培欲平、土欲故、筑欲密，而是指树木有向阳生长的天性，有张扬生命的活力，需要长高，需要开花结果。由此推理，官吏发布的政令要有利于保全和张扬百姓的天性，百姓需要吃饱穿暖，安有所居，养育子女等。官吏要保障百姓基本需求的实现。文本中的“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遂尔鸡豚”，耕作、种植、收获则有粮食，饲养家禽家畜则有肉食，这些可以满足黎民口腹之欲。“早缫而绪，早织而缕”，煮蚕茧抽生丝，织成布制成衣，可为遮羞御寒。“字而幼孩”，可以延续生命，传承家族……这些皆是黎民生存所需。政令内容有此，有利于保全百姓天性，能够让人民“蕃吾生而安吾性”。
二、“养树”的官理：实施政令方式有助于百姓生活
橐驼认为，树种完之后，养树之道为“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虽然这从科学的角度看并不合适，但本文是篇寓言，设事明理，我们真正需要探明的是“理”。制定政令之后，官员应该采取合适的方式实施政令。
文本说到旦暮“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动不动就把百姓召集起来。百姓为了听候传达、接待官吏忙得饭都顾不上吃了，何来种地织布畜养家禽的时间？“长人者好烦其令”，此处“烦”并非“繁”。“烦，劳也，扰也。”（《广雅》）“烦，从页，从火。”（《说文解字》）从“页”表示与头部有关;从“火”，表示发烧。本义是头痛发烧。“烦”字强调官吏的行为对百姓心理的影响，突出百姓對此的厌烦和头痛。王安石也说：“农时惮烦民。”（《杂咏》）更何况日日如此？官吏这种施政方式实际上违背了政令的初衷，导致“病且怠”，“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政令的内容和政令的实施方式是不同的概念。正确的实施方式有利于政令目的达成。本文中的政令内容是爱民忧民的，但政令的实施方式是不合理的。官吏不打扰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官吏要保障社会安定，让百姓安心劳作，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指导。如果百姓怠惰自然也需及时提醒。这篇文章讨论的不是官吏“为”还是“不为”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为”以及“怎么为”的问题，即如何“善为”。柳宗元思考的是如何改进吏治以安天下、济苍生。如浦起龙说：“特为良吏作官箴，诩诩讲惠政。”（《古文眉诠》卷五十四）
三、思考官理：源于作者积极仕进的儒家精神
柳宗元为何要思考为官治民之理？这与他当时的官职和人生理想有关。
在其位谋其政。本文写于永贞革新前，作者当时在长安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唐朝里行官“职事与正员同”[2]。唐朝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大府出纳皆领焉”（《旧唐书·职官志卷四四》），“若在京都，则分察尚书（省）六司（即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纠其过失”[3]，“若诸道（各监察区）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4]……总之，监察御史可以对尚书省六部及其下属九寺、五监和十二道监察区所辖府、州、都护府、县进行全面监察，职权范围广。所以，什么才是理想的吏治，是当时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的柳宗元考虑的内容，所以他要“传其事以为官戒”。同时创作的还有《梓人传》，通过写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柳宗元当时对政治满怀信心，相信通过改革可以实现美政，本文是他为整顿吏治开出的一剂良方。有没有郭橐驼这个人并不重要，种完树是否要浇水除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想表达什么道理。金圣叹曾曰：“此文纯是上圣至言，而以寓言出之。”（《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二）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门阀贵族家庭，在其高伯祖前后，有六人在朝为相，父亲柳镇官至殿中侍御史，众伯父也有多人为官。良好的家教不仅给了柳宗元满腹的才华，更培养了他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济天下，安民生。他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写道：“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在儒家经典的熏陶濡染下，他早年便立下了“辅时及物”的理想，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概括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即使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还两度向宪宗献雅诗，序云：“臣沦弃即死，言与不言，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唐铙歌鼓吹曲》）为官济民是柳宗元的人生理想，积极仕进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这是典型的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在儒家精神引导下写的文章与老庄的无为而治恐怕大相径庭。所以，笔者认为，本文并非提倡道家的“无为”，而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的“善为”。
总之，我们不能单看表面文字而认定《种树郭橐驼传》体现了道家无为思想，而要分析文本深层结构，沉浸到文本所构筑的语境中，与文字所唤起的语境对话，知人论世，才能体会出作者积极仕进、思利乎人的良苦用心。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南菁书院文化的高中语文审美课堂研究”（课题立项编号：C-b/2016/02/3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杨保春.《种树郭橐驼传》的道家解读[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4）.
[2]转引自：张东光.唐代御史台的里行官[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3][4]刘树林.《大唐六典》御史监察制度初探[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6（4）.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