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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世凯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其性格充满着矛盾。从其一生来看，他具有维新变法的理想，曾倾向于维新派，但为了个人的私利，又出卖了维新派。他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与康、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关键词：袁世凯；维新思想；复杂性；地主阶级
袁世凯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史上颇受非议的历史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中，由于他向荣禄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成为背信弃义的“小人”；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他毁弃约法，复辟帝制，更是落了个“窃国大盗”的骂名。事实上，由于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历史事件的曲折性，而在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演绎出众多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导致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人生的多样性。而近代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必然会产生出像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新与旧、维新与保守、新政与复辟的历史漩涡中，走完了自己悲剧的一生，也留给后人太多的启迪与思考。今天，我想就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结合其一生的表现，谈谈我对袁世凯赞成变法的一点认识。
一
综观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和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有变法自强的思想确切无疑，把袁世凯赞成变法说成是“伪装”或“投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人生经历：早年，他和张謇、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官僚交往密切，不能不受到他们变法自强思想的影响；他在朝鲜任职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使他深感不维新变法，就不可救亡图存；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救亡图存，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要求。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袁世凯曾给李鸿藻写信，总结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究其本源，虽由练兵诸将多未得人，亦由未雨绸缪之义有所阙如。此因中国覆车之鉴，要亦中国更始之机也。”［1］P217，218他针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一事说：“惟三国助我，应必有以自计，他族生心，亦在意中。而在我自强之道，仍属刻不容缓。”［1］P219从此，他开始走上“自强之道”、“更始之机”的道路。1895年，康有为等联名“公车上书”之际，袁世凯往来于京津，投拜权贵，结识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并帮助康有为上书言事，11月，强学会成立，袁世凯“首捐五百金”，作为会金，成为发起人之一。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与严复等往来密切，通宵达旦与其交谈，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练兵。1897年德国侵入胶州湾以后，袁世凯更是大声疾呼：“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2］P11并两次呈递给翁同龢说帖，请求变法。他指出：“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諰諰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救药也。”［3］P165说帖二中云：“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3］P169这都说明，袁世凯是积极主张变法的，这也是他列名强学会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凭借在戊戌政变中的“立功”表现，当上直隶总督后，更是成为清末“新政”的中坚力量。他废科举，办学校；创办中国近代公、检、法政体系；创办商会，发展经济；加强金融管理，庶务财政等等。可以说，正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的巨大成功，为他以后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奠定了基础。
二
袁世凯积极主张变法，改革旧弊，固然是图谋国家富强，抵御外侮，有忠君报国之心，但也显示出明显的功利性，是为个人谋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投石问路。在呈请给翁同龢的说帖一中，他把变法仅局限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认为“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其根本”者也［3］P166。而这三大端，从大处着眼，当然对国家自强有利，而从个人前途考虑，也事关袁世凯的个人利益。袁上书时，只是受命在督办军务处当差，官职较低，俸禄也少，他希望通过上书言事，结识权贵，从而获得朝廷的赏识。而有兵必有饷，只有秉着可筹之饷，才能保障兵源，提高官兵待遇，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练兵是为了御侮，袁世凯也希望清廷看到自己编练新军的实绩，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袁世凯把个人的功名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说明他有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善于钻营，投机取巧。
但是上书言事并没有给袁世凯带来实际的好处，当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夜访“说袁勤王”，袁世凯起初是犹豫再三，“反复筹思，如痴如病”，他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但为了卑鄙的个人利益，他不惜牺牲了“变法”的理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从而也为自己赢得了升迁的机会。
三
袁世凯“衷心地赞成变法”，从性质上说，属于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与康、梁变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康梁变法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的政治斗争。我的导师郑永褔教授在其论文《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中指出：“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大背景下，由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两种力发生‘共振’而产生的历史合力推动所致。”他又指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不可能死守成法，一味反对任何变革。因为‘变’与‘不变’，本身仅仅是手段，更好地实行其阶级或统治集团的统治，才是目的。当一个阶级、一个政权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想到实行某种变革，这已为中外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4］P18，19从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维新变法，以图自强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要求，不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地主阶级本身，甚至包括那拉氏，都希望通过变法来挽救民族危机，以图自强。但是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目的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必然采取不同的变法措施与手段，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袁世凯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希冀通过变法来挽救民族危机，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是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相同的，但是，从本质上，袁世凯的变法自强没有超出地主阶级自救的界限，他并不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派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袁世凯早年所受的教育与他成年后的人生经历都染上了太多的封建色彩。
袁世凯所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封建教育，虽“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个时辰。他把四书五经能够背诵如流，音韵词章亦有长进”［5］P8，但“两次参加乡试，两次落第”［5］P12，终于走上“练兵起家”的道路。他有丰富的经验和见闻，但缺乏文化修养，除了早年在朝鲜之外从未出过国，对议会、反对党等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更是茫然。后来，他与张謇，朱铭盘、周家禄、何嗣焜、李鸿章等多有来往，深受他们的耳濡目染，在思想上不能不受到他们的熏陶，为他以后走上“变法自强”的道路打下基础。
另外，袁世凯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的维新主张比较起来，毕竟有着质的区别。康有为主张从中央政府改起，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全面改革，而袁世凯的改革则从地方开始，仅局限于用人、理财、练兵三方面，并不触动封建帝制，危及慈禧、荣禄等实权派的利益。康有为变法是“大变”、“突变”，最终要推翻封建政权；而袁世凯改革则是“小变”、“渐变”，期以年限，取得成效后再向各省推广，是在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只有弄清他们的阶级属性，才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诸如袁世凯为什么会向荣禄告密，为什么在直隶总督任上卖力地推行清末“新政”，为什么会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复辟帝制？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的漩涡中，他演绎了一幕人生的悲喜剧。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对每一个历史人物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正如袁世凯，他具有维新思想，还有具体行动，但为了个人的私利，出卖了维新派，牺牲了民族利益，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振兴的机会。他的所作所为，打上了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而伴随着清王朝丧钟的敲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将走到尽头。“八十三天的皇帝”，是一个出人意外但又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结局。
参考文献：
［1］袁世凯禀［E］.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5册.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E］.近代史资料，1978，（2）.
［3］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M］.成都：巴蜀书社，1998.
［4］郑永福.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J］.郑州大学学报，1999，（1）.
［5］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关键词：袁世凯；维新思想；复杂性；地主阶级
袁世凯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史上颇受非议的历史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中，由于他向荣禄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成为背信弃义的“小人”；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他毁弃约法，复辟帝制，更是落了个“窃国大盗”的骂名。事实上，由于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历史事件的曲折性，而在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演绎出众多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导致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人生的多样性。而近代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必然会产生出像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新与旧、维新与保守、新政与复辟的历史漩涡中，走完了自己悲剧的一生，也留给后人太多的启迪与思考。今天，我想就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结合其一生的表现，谈谈我对袁世凯赞成变法的一点认识。
一
综观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和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有变法自强的思想确切无疑，把袁世凯赞成变法说成是“伪装”或“投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人生经历：早年，他和张謇、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官僚交往密切，不能不受到他们变法自强思想的影响；他在朝鲜任职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使他深感不维新变法，就不可救亡图存；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救亡图存，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要求。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袁世凯曾给李鸿藻写信，总结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究其本源，虽由练兵诸将多未得人，亦由未雨绸缪之义有所阙如。此因中国覆车之鉴，要亦中国更始之机也。”［1］P217，218他针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一事说：“惟三国助我，应必有以自计，他族生心，亦在意中。而在我自强之道，仍属刻不容缓。”［1］P219从此，他开始走上“自强之道”、“更始之机”的道路。1895年，康有为等联名“公车上书”之际，袁世凯往来于京津，投拜权贵，结识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并帮助康有为上书言事，11月，强学会成立，袁世凯“首捐五百金”，作为会金，成为发起人之一。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与严复等往来密切，通宵达旦与其交谈，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练兵。1897年德国侵入胶州湾以后，袁世凯更是大声疾呼：“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2］P11并两次呈递给翁同龢说帖，请求变法。他指出：“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諰諰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救药也。”［3］P165说帖二中云：“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3］P169这都说明，袁世凯是积极主张变法的，这也是他列名强学会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凭借在戊戌政变中的“立功”表现，当上直隶总督后，更是成为清末“新政”的中坚力量。他废科举，办学校；创办中国近代公、检、法政体系；创办商会，发展经济；加强金融管理，庶务财政等等。可以说，正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的巨大成功，为他以后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奠定了基础。
二
袁世凯积极主张变法，改革旧弊，固然是图谋国家富强，抵御外侮，有忠君报国之心，但也显示出明显的功利性，是为个人谋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投石问路。在呈请给翁同龢的说帖一中，他把变法仅局限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认为“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其根本”者也［3］P166。而这三大端，从大处着眼，当然对国家自强有利，而从个人前途考虑，也事关袁世凯的个人利益。袁上书时，只是受命在督办军务处当差，官职较低，俸禄也少，他希望通过上书言事，结识权贵，从而获得朝廷的赏识。而有兵必有饷，只有秉着可筹之饷，才能保障兵源，提高官兵待遇，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练兵是为了御侮，袁世凯也希望清廷看到自己编练新军的实绩，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袁世凯把个人的功名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说明他有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善于钻营，投机取巧。
但是上书言事并没有给袁世凯带来实际的好处，当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夜访“说袁勤王”，袁世凯起初是犹豫再三，“反复筹思，如痴如病”，他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但为了卑鄙的个人利益，他不惜牺牲了“变法”的理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从而也为自己赢得了升迁的机会。
三
袁世凯“衷心地赞成变法”，从性质上说，属于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与康、梁变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康梁变法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的政治斗争。我的导师郑永褔教授在其论文《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中指出：“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大背景下，由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两种力发生‘共振’而产生的历史合力推动所致。”他又指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不可能死守成法，一味反对任何变革。因为‘变’与‘不变’，本身仅仅是手段，更好地实行其阶级或统治集团的统治，才是目的。当一个阶级、一个政权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想到实行某种变革，这已为中外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4］P18，19从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维新变法，以图自强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要求，不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地主阶级本身，甚至包括那拉氏，都希望通过变法来挽救民族危机，以图自强。但是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目的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必然采取不同的变法措施与手段，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袁世凯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希冀通过变法来挽救民族危机，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是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相同的，但是，从本质上，袁世凯的变法自强没有超出地主阶级自救的界限，他并不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派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袁世凯早年所受的教育与他成年后的人生经历都染上了太多的封建色彩。
袁世凯所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封建教育，虽“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个时辰。他把四书五经能够背诵如流，音韵词章亦有长进”［5］P8，但“两次参加乡试，两次落第”［5］P12，终于走上“练兵起家”的道路。他有丰富的经验和见闻，但缺乏文化修养，除了早年在朝鲜之外从未出过国，对议会、反对党等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更是茫然。后来，他与张謇，朱铭盘、周家禄、何嗣焜、李鸿章等多有来往，深受他们的耳濡目染，在思想上不能不受到他们的熏陶，为他以后走上“变法自强”的道路打下基础。
另外，袁世凯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的维新主张比较起来，毕竟有着质的区别。康有为主张从中央政府改起，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全面改革，而袁世凯的改革则从地方开始，仅局限于用人、理财、练兵三方面，并不触动封建帝制，危及慈禧、荣禄等实权派的利益。康有为变法是“大变”、“突变”，最终要推翻封建政权；而袁世凯改革则是“小变”、“渐变”，期以年限，取得成效后再向各省推广，是在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只有弄清他们的阶级属性，才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诸如袁世凯为什么会向荣禄告密，为什么在直隶总督任上卖力地推行清末“新政”，为什么会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复辟帝制？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的漩涡中，他演绎了一幕人生的悲喜剧。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对每一个历史人物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正如袁世凯，他具有维新思想，还有具体行动，但为了个人的私利，出卖了维新派，牺牲了民族利益，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振兴的机会。他的所作所为，打上了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而伴随着清王朝丧钟的敲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将走到尽头。“八十三天的皇帝”，是一个出人意外但又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结局。
参考文献：
［1］袁世凯禀［E］.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5册.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E］.近代史资料，1978，（2）.
［3］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M］.成都：巴蜀书社，1998.
［4］郑永福.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J］.郑州大学学报，1999，（1）.
［5］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