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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学一直以来“重定性，轻定量”，定量研究一直裹足不前。本文将从定量研究在民族学中的发展路程及其现在的发展状况出发，探讨如何创新和完善民族学的调查方法。
关键词：民族学；定量研究
“变则通”，在日益更新繁杂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中磨砺自身的棱角以适应变化的外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立足，才能发展。而今，数字化和定量化的渗透越来越深，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定量信息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①也就是说，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和中国各民族社会繁荣进步的现实需要，都要求从模糊到精确，从定性到定量不断深化的定量化研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一、定量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发展
形象点说，而今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就好比一个远房亲戚，少有往来，但却也无法割舍。在整个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来看，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引入了统计学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并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L.T.霍布豪斯、G.惠勒和M.吉伯等于1915年撰写《比较简单群体的物质文化及其社会组织：一个校正》试图去确定群体居址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基本模式的一项实验式相关。1949年出版G.P.默多克的《社会结构》中利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提供的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等五大地区250个群体，使用统计方法和科学假设，用上87个统计图表进行条分缕析，归纳出作为社会正常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结构主要形式。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田野工作中，学者们对搜集得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开始多起来了。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就1945年~1965年四种人类学期刊（《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社会组织》《西南人类学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化统计分析的专题文章，发现从1945年的两篇经1950、1955、1960年到1965年增加到40篇。
踏入1970年，不少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调查实践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和运用统计数据，这与当年剖析具体群体文化中的变化以及某些基金会和学术刊物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在美国出版两本数学人类学专集：一是1971年出版收入1966年底在柏克莱召开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年会数学人类学专题文章15篇组成，二是1974年出版收入1972年在加拿大召开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有关论文结集。此外，1973年7月在牛津约翰学院召开社会人类学家协会讨论《社会人类学的新方向》这一主题，会后也出了专集。②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文化人类学者中间已有不少成员在教学研究工作上使用着计算机技术。不少文化人类学家们使用着定性的和定量的软件或者处理着复杂的统计和定量的民族志比较数据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并带动学生增长专业知识，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取得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由英国坎特伯雷市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与计算机研究中心主办并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杂志》（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简称CAM）正是这一时代的旗帜，别具一格。近九年来（1989年5月创刊至1997年6月第9卷第二期）刊出125篇专论和报告，其中用定量数据的有106篇，用定性数据的仅有19篇。③
二、从定量方法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现状看定量研究的必要性
其实早在1993年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指出：“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不能仅仅是原则性、概括性的定性分析，而要运用数和形的概念，从数量的视角上，进行有数量根据和有空间界限划分的定量分析研究。”④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定量方法在民族学的研究中还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当民族学恢复学科之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而此时的西方民族学已经开始广泛地应用定量方法了。这样整整三十年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脱节，造成了现在中国民族学定量方法的发展缓慢。另外，恢复学科初期，民族学的骨干力量都是以哲学、历史或者外语见长，对于数学可以说是兴趣甚少，更不用说在研究中会运用定量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高中分文、理科，这样就把数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划分的更加清楚，加上大部分的民族学专业都是文科学生，即使选修了统计学之类的课程，也由于数学底子薄弱，学起来也力不从心。当然，我们并不能把学科交流上的断裂或是学科课程的设置归结为定量方法在我国民族学中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因为任何事物起决定因素的只能是内在原因，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民族学本身的学科建设中就忽视了定量方法。一直以来，在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中定性的呼声都高过定量，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不重视问卷调查和政府统计资料，完全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获得民族学资料。另外，在一些民族学的刊物和书籍中，一些学者只是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却缺少了强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族学材料的可信度。真正的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一个个生动故事的集合体，而是要在这些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凝炼成理论和观点，也就是说，理论建构才是学科进步的真正体现。但是，有些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夸大了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不断地贬低定量方法的作用。其实这些过激的言辞夸大了定量的局限性，我们应该用定性来弥补这些不足，完善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而不应该囿于这些无谓的争执上，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民族学研究中，我们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定量方法的“闪光点”，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探讨民族学中运用定量方法的必要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定性研究一直是民族学调查方法的主力军，这与民族学特殊的研究对象（即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会）是分不开的，而且研究内容不易量化。但定性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即使你调查访谈得到的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它究竟能够代表这个社会中多大比例的一部分人？是属于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只是若干罕见的个案？定性调查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对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缺乏论证，人们对其结果和结论的实际意义就会提出质疑。二是定性研究如果缺乏一些量化的指标就很难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甚至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最基本的勾画。⑤这样缺乏量化指标的定性研究的成果表现出许多不确定性，必然降低其学术价值和应用意义。举个例子来说，去年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六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我们都知道，“幸福”是个抽象的概念，是很难衡量和比较的，但如果把它量化，那么做起比较来就非常简单，所以可以说“定量研究是把概念数字化”了。三是定性研究通常会被刻上研究者的感情倾向。当调查者进行调查时，对某一现象的认识可能会被他固有的文化判断所左右，因而不一定具有客观性。另外，定量研究也有着自身的长处，能弥补在定性研究中的不足。一是，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可以使我们判定样本在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二是量化数据及分析为我们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三是有助于克服研究者既有的“价值倾向”，用客观数字来检验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否真正符合客观事实；四是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如人口生育和死亡的定量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对人口的未来增长进行预测。⑥
从学科发展来看，民族学只有从数量方面认识各民族社会发生、发展变化的特征和性质才能真正达到对客观规律的掌握。一切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科学在科学史上曾被称为“精密科学”，以区别于那些主要依赖与思辨方法的文字描述去阐明客观现象并形成概念的“描述科学”。在现代精密科学的研究中，对于那些在没有量的依据的情况下提出的概念性论断，在其没有被证实之前，应该如实地将之看成是假设或猜测，而不能把它们作为科学概念来接受。从科学史来看，在研究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从一般概念的叙述过渡到寻求精确的量的发展规律，始终是自然科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在每一门现代自然学科的发展史上，我们都可观察到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因为定量描述能使人们更深刻、更细致、更准确地描述自然现象和规律”。⑦而今，民族学作为现代的社会科学，更应该把定量分析运用到研究中，否则，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去论断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那么这种论断就只能是无稽之谈。因此，民族学中的定量方法有利于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文化模式，从而使论断更有说服力，更具科学意义。
三、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才是真正的民族学研究方法
既然发现了定量研究的闪光点，我们应该继续挖掘下去，真正获得属于民族学的那桶金。社会学以擅用定量而著称，民族学想发展其定量研究方法必须借用社会学的定量方法，但是如果照搬，那么社会学和民族学定量方法的区别又在哪呢？因此，借用可以，但不能完全照搬。一般来说，如果做一项真正标准的社会学定量研究，就要严格遵循这样的步骤：“总体界定——抽样——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推论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完全依赖定量数据，似乎有些死板老套，这与民族学的本性有很大的相悖之处。因此，灵动的民族学不能被所谓真正的定量研究所捆绑，适合民族学的定量方法应该是而且必须是“田野+定量”，换句话说就是定性与定量相互统一的方法。
一些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认为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其实，根据某种特征和规则把社会现象进行类型的划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而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⑧当我们计算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时，首先就需要对两者进行分类，分别定义，这就是定性分析。简单来说，要给“美丽”打分，我们必须先界定什么是“美丽”，然后给“美丽”设定变量指标，通过统计这些数据，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美丽”的分数。因此，在民族学研究中，定量和定性方法只有相互结合，统一起来，才能得出精确的研究成果。有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材料才能更具精确性，才能完成从典型意义到普遍意义的转变；同时，定量分析可以把定性分析建立在可靠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把研究引向深化。
注释：
①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页。
②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③容观琼：《人类学方法论》，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57—58页。
④李渊博：《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学统计指标体系的设想》，《民族学研究》（第十一辑），1995年，第262页。
⑤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4页。
⑥同上。
⑦宋健：《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方法》，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99页。
⑧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页。
关键词：民族学；定量研究
“变则通”，在日益更新繁杂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中磨砺自身的棱角以适应变化的外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立足，才能发展。而今，数字化和定量化的渗透越来越深，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定量信息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①也就是说，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和中国各民族社会繁荣进步的现实需要，都要求从模糊到精确，从定性到定量不断深化的定量化研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一、定量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发展
形象点说，而今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就好比一个远房亲戚，少有往来，但却也无法割舍。在整个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来看，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引入了统计学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并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L.T.霍布豪斯、G.惠勒和M.吉伯等于1915年撰写《比较简单群体的物质文化及其社会组织：一个校正》试图去确定群体居址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基本模式的一项实验式相关。1949年出版G.P.默多克的《社会结构》中利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提供的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等五大地区250个群体，使用统计方法和科学假设，用上87个统计图表进行条分缕析，归纳出作为社会正常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结构主要形式。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田野工作中，学者们对搜集得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开始多起来了。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就1945年~1965年四种人类学期刊（《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社会组织》《西南人类学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化统计分析的专题文章，发现从1945年的两篇经1950、1955、1960年到1965年增加到40篇。
踏入1970年，不少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调查实践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和运用统计数据，这与当年剖析具体群体文化中的变化以及某些基金会和学术刊物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在美国出版两本数学人类学专集：一是1971年出版收入1966年底在柏克莱召开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年会数学人类学专题文章15篇组成，二是1974年出版收入1972年在加拿大召开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有关论文结集。此外，1973年7月在牛津约翰学院召开社会人类学家协会讨论《社会人类学的新方向》这一主题，会后也出了专集。②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文化人类学者中间已有不少成员在教学研究工作上使用着计算机技术。不少文化人类学家们使用着定性的和定量的软件或者处理着复杂的统计和定量的民族志比较数据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并带动学生增长专业知识，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取得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由英国坎特伯雷市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与计算机研究中心主办并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杂志》（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简称CAM）正是这一时代的旗帜，别具一格。近九年来（1989年5月创刊至1997年6月第9卷第二期）刊出125篇专论和报告，其中用定量数据的有106篇，用定性数据的仅有19篇。③
二、从定量方法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现状看定量研究的必要性
其实早在1993年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指出：“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不能仅仅是原则性、概括性的定性分析，而要运用数和形的概念，从数量的视角上，进行有数量根据和有空间界限划分的定量分析研究。”④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定量方法在民族学的研究中还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当民族学恢复学科之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而此时的西方民族学已经开始广泛地应用定量方法了。这样整整三十年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脱节，造成了现在中国民族学定量方法的发展缓慢。另外，恢复学科初期，民族学的骨干力量都是以哲学、历史或者外语见长，对于数学可以说是兴趣甚少，更不用说在研究中会运用定量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高中分文、理科，这样就把数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划分的更加清楚，加上大部分的民族学专业都是文科学生，即使选修了统计学之类的课程，也由于数学底子薄弱，学起来也力不从心。当然，我们并不能把学科交流上的断裂或是学科课程的设置归结为定量方法在我国民族学中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因为任何事物起决定因素的只能是内在原因，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民族学本身的学科建设中就忽视了定量方法。一直以来，在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中定性的呼声都高过定量，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不重视问卷调查和政府统计资料，完全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获得民族学资料。另外，在一些民族学的刊物和书籍中，一些学者只是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却缺少了强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族学材料的可信度。真正的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一个个生动故事的集合体，而是要在这些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凝炼成理论和观点，也就是说，理论建构才是学科进步的真正体现。但是，有些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夸大了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不断地贬低定量方法的作用。其实这些过激的言辞夸大了定量的局限性，我们应该用定性来弥补这些不足，完善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而不应该囿于这些无谓的争执上，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民族学研究中，我们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定量方法的“闪光点”，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探讨民族学中运用定量方法的必要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定性研究一直是民族学调查方法的主力军，这与民族学特殊的研究对象（即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会）是分不开的，而且研究内容不易量化。但定性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即使你调查访谈得到的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它究竟能够代表这个社会中多大比例的一部分人？是属于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只是若干罕见的个案？定性调查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对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缺乏论证，人们对其结果和结论的实际意义就会提出质疑。二是定性研究如果缺乏一些量化的指标就很难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甚至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最基本的勾画。⑤这样缺乏量化指标的定性研究的成果表现出许多不确定性，必然降低其学术价值和应用意义。举个例子来说，去年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六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我们都知道，“幸福”是个抽象的概念，是很难衡量和比较的，但如果把它量化，那么做起比较来就非常简单，所以可以说“定量研究是把概念数字化”了。三是定性研究通常会被刻上研究者的感情倾向。当调查者进行调查时，对某一现象的认识可能会被他固有的文化判断所左右，因而不一定具有客观性。另外，定量研究也有着自身的长处，能弥补在定性研究中的不足。一是，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可以使我们判定样本在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二是量化数据及分析为我们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三是有助于克服研究者既有的“价值倾向”，用客观数字来检验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否真正符合客观事实；四是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如人口生育和死亡的定量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对人口的未来增长进行预测。⑥
从学科发展来看，民族学只有从数量方面认识各民族社会发生、发展变化的特征和性质才能真正达到对客观规律的掌握。一切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科学在科学史上曾被称为“精密科学”，以区别于那些主要依赖与思辨方法的文字描述去阐明客观现象并形成概念的“描述科学”。在现代精密科学的研究中，对于那些在没有量的依据的情况下提出的概念性论断，在其没有被证实之前，应该如实地将之看成是假设或猜测，而不能把它们作为科学概念来接受。从科学史来看，在研究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从一般概念的叙述过渡到寻求精确的量的发展规律，始终是自然科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在每一门现代自然学科的发展史上，我们都可观察到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因为定量描述能使人们更深刻、更细致、更准确地描述自然现象和规律”。⑦而今，民族学作为现代的社会科学，更应该把定量分析运用到研究中，否则，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去论断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那么这种论断就只能是无稽之谈。因此，民族学中的定量方法有利于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文化模式，从而使论断更有说服力，更具科学意义。
三、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才是真正的民族学研究方法
既然发现了定量研究的闪光点，我们应该继续挖掘下去，真正获得属于民族学的那桶金。社会学以擅用定量而著称，民族学想发展其定量研究方法必须借用社会学的定量方法，但是如果照搬，那么社会学和民族学定量方法的区别又在哪呢？因此，借用可以，但不能完全照搬。一般来说，如果做一项真正标准的社会学定量研究，就要严格遵循这样的步骤：“总体界定——抽样——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推论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完全依赖定量数据，似乎有些死板老套，这与民族学的本性有很大的相悖之处。因此，灵动的民族学不能被所谓真正的定量研究所捆绑，适合民族学的定量方法应该是而且必须是“田野+定量”，换句话说就是定性与定量相互统一的方法。
一些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认为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其实，根据某种特征和规则把社会现象进行类型的划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而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⑧当我们计算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时，首先就需要对两者进行分类，分别定义，这就是定性分析。简单来说，要给“美丽”打分，我们必须先界定什么是“美丽”，然后给“美丽”设定变量指标，通过统计这些数据，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美丽”的分数。因此，在民族学研究中，定量和定性方法只有相互结合，统一起来，才能得出精确的研究成果。有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材料才能更具精确性，才能完成从典型意义到普遍意义的转变；同时，定量分析可以把定性分析建立在可靠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把研究引向深化。
注释：
①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页。
②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2页。
③容观琼：《人类学方法论》，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57—58页。
④李渊博：《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学统计指标体系的设想》，《民族学研究》（第十一辑），1995年，第262页。
⑤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4页。
⑥同上。
⑦宋健：《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方法》，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第99页。
⑧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