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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特点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传统儒家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并主张这“五伦”之间必须遵循礼、忠、孝、弟、亲、义、别、序、信、慈、友、和等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儒家又高度提炼出最基本的五种规范，即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儒家的“五常”应该说是各种道德规范中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规范，因为就现代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层次的人际关系仍然是要处理的关键环节，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因而它对现代管理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结合儒家的道德智慧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启示意义略作论述。
一、仁爱精神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仁”是五伦之首，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如程颢说：“义礼知信皆仁也。…‘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孔子)，“侧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即以仁爱待人，将他人当作人，给以关怀爱护，也就是人对于同类生命的同情和关怀。但儒家的仁爱又与“兼爱”“博爱”不同，而是有自己的原则和特点：
第一，爱有差等，施由亲始。首先由自己的父母兄弟(家庭)开始，孝悌为本，然后推己及人，达到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爱万物。即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爰物”；张载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焉”的“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第二，以人为本，尊重人格。儒家的仁爱首先是以“人”为着眼点的，它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格平等，即把他人也当做人来看待。如儒家为爱人而提倡“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就是要求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第三，仁爱是人性、人道和人文精神的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爱、和谐、合作，远比难以避免的竞争、争斗更重要，更具价值。任何政治措施、科技进步都不能违背人道人性原则，都不能以牺牲人的性命为代价。
人有仁爱之心，管理上即有仁爱之政，也就是体现仁爱的管理措施。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事业兴。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理念可以凝聚人心。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管理活动的目标，要适应个性化全面发展的人的要求，充分关注人的需要和欲望，不断满足和实现人的正常合理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管理者来说。就是要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也就是说，在管理者的观念中，不能把组织的成员或企业的员工当成管理过程中的简单要素之一，用类似于管理财物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而应该充分地考虑到他们的独立完整的个性和人格，给以充分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在组织或集体中营造一种“平等、友爱、互助”的家庭式氛围。这种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尤其重要。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还体现在对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方面。孔子说“为政在人”，治国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同样，一个组织管理成败的关键也在于选拔和使用人才。传统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举贤不避亲”等，这些对现代管理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大义原则与义利统一的管理思想
“义”的基本含义是“行为适宜”。《中庸》：“义者，宜也。”韩愈：“行而宜之之谓义。”怎样的行为才是适宜的呢?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即正当的行为才合乎义。那么，怎样的行为才是正当的呢?儒家认为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所以，义是人的正当的行为原则，这个原则与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它是儒家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准则，代表了社会行为的原则性和崇高性。
历代儒家推崇正义、提倡大义，反对邪恶，鄙弃不义。孟子说“舍生取义”，后世有“铁肩担道义”，以及民族大义、君臣忠义、朋友信义等等。当道义原则和其他道德规范相冲突时，儒家主张“以大义为上”。例如，在亲情与大义之间，可以“大义灭亲”，“举贤不避仇”等；在小义与大义之间，朋友“义气”为小义，若为此义气而损害他人或社会，则为不义。又如，在义利问题上，儒家虽不反对利，但在二者冲突时，尤其强调义，即，在获取财利的时候，要考虑取财、用财之道是否正当、是否适宜。
这种“大义”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企业经营管理为例，在很多时候，失去的是小利，而往往得到的是大回报；而又有很多时候，以牺牲客户顾客利益为代价，虽然一时得利，却最终因失去信誉而丧失效益。从而得不偿失。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本来一个很有影响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了问题(或质量上的或服务上的)，但为了所谓的一时企业形象或企业效益“影响”，遮遮掩掩，百方狡辩，结果，引起客户的更大不满，事与愿违。所以，义和利表面上好像是矛盾的，而实质上是统一的，这就是传统管理思想中为什么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原因。
对于商人来说，尤其作为“儒商”，传统思想中还提倡一种“大义”，即回报社会，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古人以商致富后，非常看重积德行善，如修路铺桥、乐善好施等，而对“为富不仁”的行为、尤其对那些发国难财、为了赚钱不惜出卖民族甚至国家利益的丧失大义的行为非常鄙视。这对现代很有启示。儒家道德伦理中对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尽管很多时候将义放在第一位，强调“以义为上”，但其实质是“以义统利”，即用义来引导和统率利，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这实际上很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一个重要观念——“双赢”。
三、礼仪规范与管理中的制度建设
“礼”的基本含义，一是指礼法，即政治与社会制度：二是指礼义、礼仪，即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和仪式、礼节。概言之，礼泛指各类典章制度和一整套道德行为规范。
儒家非常强调“礼”的社会功用。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司马光在《通鉴》中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在封建时代，礼的许多具体内容，实际上强调了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观念，其中不少繁文缛节早已过时，失去 了意义。但一定形式的礼，无论对于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而言，礼是这个社会道德文明程度的直观表征；对个人而言，礼则是其道德素质和教养程度的外在标志。如果剔除其中的繁文缛节以及所包含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内容，而代之以平等的新内涵并且赋予时代色彩，那么，“礼”在今天仍有它存在的重要价值。
我们今天对于“礼”的借鉴，应着眼于礼的精神实质，充分重视礼的道德约束与调节功能、同时也要善于吸收古人在礼节、礼仪方面的精华。尤其是在重建现代礼仪文明和建立正规严格的管理制度方面，仍可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例如在现代企业和商业活动中，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企业完善规范的制度建设和形象文明的商务礼仪建设。因为，在管理中，首先要让员工知道如何去做，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科学合理、规范定量的企业制度建设十分重要。它包括企业法规、企业经营制：度、管理制度、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各方面。在现代商业交往中，商务礼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到商业谈判，小到待人接物、服饰着装、言谈举止等等，都对商务交往活动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它体现着一个企业和所有员工的综合形象和整体素质。所以建设现代企业礼仪文化十分必要。
四、崇尚知识与增强理性的智慧追求
“智”又写作“知”，既作动词指学习、认知，又作名词指知识、智慧。
儒家认为，追求知识，增长聪明智慧，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它体现了对于知识、智慧和理性的尊重。儒家相信，入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事物，却没有不可以被人所认识的事物。人类通过不断实践，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探究万物，掌握规律，创造文明，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使人类智慧理性不断增强。
儒家认为，掌握知识并善于思考的人是“智者”。“智者”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聪明智慧，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具有完善道德人格的君子，不仅应当是“仁者”，而且也应当是“智者”。“智”与“仁”是相辅相成的，好学求知也能促进仁德的自觉和生长。故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美德即知识。”所以说，智是崇尚知识、增强道德理性的智慧追求。今天我们仍可以借助儒家的“智”来提倡崇尚知识、追求理性智慧的精神。
例如，在现代管理中，管理者的人格具有表率作用。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在管理中起着积极的凝聚和引导意义。貌同心异，表面附和，背后不满，对一个组织或企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管理者人格表率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能力智慧。这点要求领导者、管理者注重加强自身各方面的素养。
五、诚信理念与诚实守信的管理形象
“信”的基本含义是指诚实而讲信用、信誉，不自欺也不欺人。
一个正直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人讲诚信、忠信上。诚信、忠信是对别人尽心尽力，诚心诚意，讲究信用，而不是轻率、怠慢、不负责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只有具备诚信的品德，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民无信不立”，执政者讲诚信，才能使百姓诚服。因此，诚信不但是修身之道，交友之道，也是治国之道。“信”作为道德规范，内涵很丰富，包括说话算数，言行如一；尊重事实，反映真相；信守承诺，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履行义务，等等。与“信”相反的便是表里不一，背信弃义，虚伪欺诈，不守信用，不负责任。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诚信，人与人之间相互尔虞我诈，这个社会就将是个丑恶而可怕的社会。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诚实守信的优良道德传统，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更加重要。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诚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和隐患，企业信用之差已经使信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有建立在诚信道德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作为保障。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也都十分重视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建设，这种建设一方面有赖于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另一方面也须借助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道德价值资源。中国传统儒学关于诚信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体系时可以利用的重要道德价值资源。
上面提到，诚信就是不自我欺骗也不欺骗别人，它体现的是名誉、声誉和信用等信誉问题。信誉是任何组织立业的根本。例如，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坚持信誉第一的原则。就是说，企业的产品要货真价实，经营手段要光明磊落，讲信用，重合同。这样才能被客户和消费者所信赖、接纳，成为“信得过企业”，才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树立良好的信誉。相反，商业欺诈、假冒伪劣，不仅是经济上的不法行为，更是道德上的败德行为；背信毁约、拖欠赖帐，不仅是信用危机，更是道德危机。这些都将会导致其一败涂地。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信誉就是金钱”，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企业家、商人都应视信誉如生命，树立起诚实守信的良好企业形象，使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六、道德教化的管理效应
在伦理道德方面，儒家非常重视教育、教化在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的教育教化建立在其仁爱的理念上：仁爱——仁政——教化教育引导，它与法家暴虐急政，道家无为之政不同。儒家的教育教化又建立在其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性相近；人性善；人性恶；性三品等。除上智(圣人之性)、下愚(朽木不可雕、不可救药)之外，普通人皆可通过教育教化的引导到达治理、管理的目的。儒家教育教化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育、道德教化。其具体内容当然是包括上述五伦在内的各种道德规范，此不赘述。这里仅就儒家在道德教育教化具体操作中注重处理的两个方面略做论述：
第一，“富而教”。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管理问题上，儒家虽然强调道德教化，但也并非完全是道德至上论或道德决定论者，儒家也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富民与教民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反映这一关系的“富而教”的管理思想。如《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的这一“先富后教”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其对物质基础与社会教育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且为其推行道德教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就启示我们，在现代管理中，首先要解决人的生存温饱问题，使之先富起来，这是基础。
第二，德礼与政刑的关系。儒家虽然主张道德教化，但并不简单地反对政令刑罚在管理中应有的作用。但二者功用不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管理国家和人民，应充分发挥道德教化的积极作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培养人们遵礼守法的自觉意识，而不必过分迷信政令惩罚的力量。也即是说，权衡德礼与政刑在社会中的利弊和轻重缓急，与其让人们慑于政刑而不知廉耻，不如教化其道德礼义而使之内心自觉不违法乱纪。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强调了德政的积极作用。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的含义之一就包含有“法”的性质，儒家也看到了具有法规性质的“礼法”对人们行为的规范约束作用。但这种规范约束只是一种实现社会教化、实现仁政德治的辅助手段，其前提还是德治、礼教等方式，其最终目的则归于“以德息讼”、“以礼去刑”。既然政令惩罚是一种辅助补充仁政德治的手段，那么，管理国家就要重视德礼教化，慎用政令刑罚，把强制性的约束手段放在次要位置，把能从内心自觉约束人们的道德教化放在首要位置。基于此，孔子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不教而诛”。他说，“不教而诛谓之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以上就儒家伦理智慧及其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启示做了概要论述。儒家传统中的伦理道德智慧，要结合现代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加以重新认识和诠释，而最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即从“人心”上解决问题。
一、仁爱精神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仁”是五伦之首，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如程颢说：“义礼知信皆仁也。…‘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孔子)，“侧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即以仁爱待人，将他人当作人，给以关怀爱护，也就是人对于同类生命的同情和关怀。但儒家的仁爱又与“兼爱”“博爱”不同，而是有自己的原则和特点：
第一，爱有差等，施由亲始。首先由自己的父母兄弟(家庭)开始，孝悌为本，然后推己及人，达到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爱万物。即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爰物”；张载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焉”的“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第二，以人为本，尊重人格。儒家的仁爱首先是以“人”为着眼点的，它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格平等，即把他人也当做人来看待。如儒家为爱人而提倡“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就是要求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第三，仁爱是人性、人道和人文精神的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爱、和谐、合作，远比难以避免的竞争、争斗更重要，更具价值。任何政治措施、科技进步都不能违背人道人性原则，都不能以牺牲人的性命为代价。
人有仁爱之心，管理上即有仁爱之政，也就是体现仁爱的管理措施。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事业兴。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理念可以凝聚人心。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管理活动的目标，要适应个性化全面发展的人的要求，充分关注人的需要和欲望，不断满足和实现人的正常合理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管理者来说。就是要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也就是说，在管理者的观念中，不能把组织的成员或企业的员工当成管理过程中的简单要素之一，用类似于管理财物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而应该充分地考虑到他们的独立完整的个性和人格，给以充分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在组织或集体中营造一种“平等、友爱、互助”的家庭式氛围。这种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尤其重要。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还体现在对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方面。孔子说“为政在人”，治国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同样，一个组织管理成败的关键也在于选拔和使用人才。传统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举贤不避亲”等，这些对现代管理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大义原则与义利统一的管理思想
“义”的基本含义是“行为适宜”。《中庸》：“义者，宜也。”韩愈：“行而宜之之谓义。”怎样的行为才是适宜的呢?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即正当的行为才合乎义。那么，怎样的行为才是正当的呢?儒家认为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所以，义是人的正当的行为原则，这个原则与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它是儒家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准则，代表了社会行为的原则性和崇高性。
历代儒家推崇正义、提倡大义，反对邪恶，鄙弃不义。孟子说“舍生取义”，后世有“铁肩担道义”，以及民族大义、君臣忠义、朋友信义等等。当道义原则和其他道德规范相冲突时，儒家主张“以大义为上”。例如，在亲情与大义之间，可以“大义灭亲”，“举贤不避仇”等；在小义与大义之间，朋友“义气”为小义，若为此义气而损害他人或社会，则为不义。又如，在义利问题上，儒家虽不反对利，但在二者冲突时，尤其强调义，即，在获取财利的时候，要考虑取财、用财之道是否正当、是否适宜。
这种“大义”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企业经营管理为例，在很多时候，失去的是小利，而往往得到的是大回报；而又有很多时候，以牺牲客户顾客利益为代价，虽然一时得利，却最终因失去信誉而丧失效益。从而得不偿失。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本来一个很有影响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了问题(或质量上的或服务上的)，但为了所谓的一时企业形象或企业效益“影响”，遮遮掩掩，百方狡辩，结果，引起客户的更大不满，事与愿违。所以，义和利表面上好像是矛盾的，而实质上是统一的，这就是传统管理思想中为什么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原因。
对于商人来说，尤其作为“儒商”，传统思想中还提倡一种“大义”，即回报社会，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古人以商致富后，非常看重积德行善，如修路铺桥、乐善好施等，而对“为富不仁”的行为、尤其对那些发国难财、为了赚钱不惜出卖民族甚至国家利益的丧失大义的行为非常鄙视。这对现代很有启示。儒家道德伦理中对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尽管很多时候将义放在第一位，强调“以义为上”，但其实质是“以义统利”，即用义来引导和统率利，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这实际上很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一个重要观念——“双赢”。
三、礼仪规范与管理中的制度建设
“礼”的基本含义，一是指礼法，即政治与社会制度：二是指礼义、礼仪，即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和仪式、礼节。概言之，礼泛指各类典章制度和一整套道德行为规范。
儒家非常强调“礼”的社会功用。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司马光在《通鉴》中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在封建时代，礼的许多具体内容，实际上强调了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观念，其中不少繁文缛节早已过时，失去 了意义。但一定形式的礼，无论对于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而言，礼是这个社会道德文明程度的直观表征；对个人而言，礼则是其道德素质和教养程度的外在标志。如果剔除其中的繁文缛节以及所包含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内容，而代之以平等的新内涵并且赋予时代色彩，那么，“礼”在今天仍有它存在的重要价值。
我们今天对于“礼”的借鉴，应着眼于礼的精神实质，充分重视礼的道德约束与调节功能、同时也要善于吸收古人在礼节、礼仪方面的精华。尤其是在重建现代礼仪文明和建立正规严格的管理制度方面，仍可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例如在现代企业和商业活动中，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企业完善规范的制度建设和形象文明的商务礼仪建设。因为，在管理中，首先要让员工知道如何去做，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科学合理、规范定量的企业制度建设十分重要。它包括企业法规、企业经营制：度、管理制度、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各方面。在现代商业交往中，商务礼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到商业谈判，小到待人接物、服饰着装、言谈举止等等，都对商务交往活动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它体现着一个企业和所有员工的综合形象和整体素质。所以建设现代企业礼仪文化十分必要。
四、崇尚知识与增强理性的智慧追求
“智”又写作“知”，既作动词指学习、认知，又作名词指知识、智慧。
儒家认为，追求知识，增长聪明智慧，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它体现了对于知识、智慧和理性的尊重。儒家相信，入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事物，却没有不可以被人所认识的事物。人类通过不断实践，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探究万物，掌握规律，创造文明，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使人类智慧理性不断增强。
儒家认为，掌握知识并善于思考的人是“智者”。“智者”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聪明智慧，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具有完善道德人格的君子，不仅应当是“仁者”，而且也应当是“智者”。“智”与“仁”是相辅相成的，好学求知也能促进仁德的自觉和生长。故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美德即知识。”所以说，智是崇尚知识、增强道德理性的智慧追求。今天我们仍可以借助儒家的“智”来提倡崇尚知识、追求理性智慧的精神。
例如，在现代管理中，管理者的人格具有表率作用。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在管理中起着积极的凝聚和引导意义。貌同心异，表面附和，背后不满，对一个组织或企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管理者人格表率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能力智慧。这点要求领导者、管理者注重加强自身各方面的素养。
五、诚信理念与诚实守信的管理形象
“信”的基本含义是指诚实而讲信用、信誉，不自欺也不欺人。
一个正直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人讲诚信、忠信上。诚信、忠信是对别人尽心尽力，诚心诚意，讲究信用，而不是轻率、怠慢、不负责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只有具备诚信的品德，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民无信不立”，执政者讲诚信，才能使百姓诚服。因此，诚信不但是修身之道，交友之道，也是治国之道。“信”作为道德规范，内涵很丰富，包括说话算数，言行如一；尊重事实，反映真相；信守承诺，忠于职守；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履行义务，等等。与“信”相反的便是表里不一，背信弃义，虚伪欺诈，不守信用，不负责任。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诚信，人与人之间相互尔虞我诈，这个社会就将是个丑恶而可怕的社会。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诚实守信的优良道德传统，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更加重要。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诚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和隐患，企业信用之差已经使信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有建立在诚信道德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作为保障。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也都十分重视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建设，这种建设一方面有赖于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另一方面也须借助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道德价值资源。中国传统儒学关于诚信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体系时可以利用的重要道德价值资源。
上面提到，诚信就是不自我欺骗也不欺骗别人，它体现的是名誉、声誉和信用等信誉问题。信誉是任何组织立业的根本。例如，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坚持信誉第一的原则。就是说，企业的产品要货真价实，经营手段要光明磊落，讲信用，重合同。这样才能被客户和消费者所信赖、接纳，成为“信得过企业”，才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树立良好的信誉。相反，商业欺诈、假冒伪劣，不仅是经济上的不法行为，更是道德上的败德行为；背信毁约、拖欠赖帐，不仅是信用危机，更是道德危机。这些都将会导致其一败涂地。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信誉就是金钱”，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企业家、商人都应视信誉如生命，树立起诚实守信的良好企业形象，使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六、道德教化的管理效应
在伦理道德方面，儒家非常重视教育、教化在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的教育教化建立在其仁爱的理念上：仁爱——仁政——教化教育引导，它与法家暴虐急政，道家无为之政不同。儒家的教育教化又建立在其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性相近；人性善；人性恶；性三品等。除上智(圣人之性)、下愚(朽木不可雕、不可救药)之外，普通人皆可通过教育教化的引导到达治理、管理的目的。儒家教育教化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育、道德教化。其具体内容当然是包括上述五伦在内的各种道德规范，此不赘述。这里仅就儒家在道德教育教化具体操作中注重处理的两个方面略做论述：
第一，“富而教”。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管理问题上，儒家虽然强调道德教化，但也并非完全是道德至上论或道德决定论者，儒家也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富民与教民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反映这一关系的“富而教”的管理思想。如《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的这一“先富后教”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其对物质基础与社会教育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且为其推行道德教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就启示我们，在现代管理中，首先要解决人的生存温饱问题，使之先富起来，这是基础。
第二，德礼与政刑的关系。儒家虽然主张道德教化，但并不简单地反对政令刑罚在管理中应有的作用。但二者功用不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管理国家和人民，应充分发挥道德教化的积极作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培养人们遵礼守法的自觉意识，而不必过分迷信政令惩罚的力量。也即是说，权衡德礼与政刑在社会中的利弊和轻重缓急，与其让人们慑于政刑而不知廉耻，不如教化其道德礼义而使之内心自觉不违法乱纪。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强调了德政的积极作用。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的含义之一就包含有“法”的性质，儒家也看到了具有法规性质的“礼法”对人们行为的规范约束作用。但这种规范约束只是一种实现社会教化、实现仁政德治的辅助手段，其前提还是德治、礼教等方式，其最终目的则归于“以德息讼”、“以礼去刑”。既然政令惩罚是一种辅助补充仁政德治的手段，那么，管理国家就要重视德礼教化，慎用政令刑罚，把强制性的约束手段放在次要位置，把能从内心自觉约束人们的道德教化放在首要位置。基于此，孔子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不教而诛”。他说，“不教而诛谓之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以上就儒家伦理智慧及其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启示做了概要论述。儒家传统中的伦理道德智慧，要结合现代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加以重新认识和诠释，而最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即从“人心”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