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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记散文所能承载的，除了是对自然山水的赞美，更多的是在游记中作家所流露出的情感。对自然的赞美，对故乡的眷恋，对女性的书写，都是作者情感的表露，本文通过对叶多多散文的赏析，读出了来自高原女作家的心路历程，分享她对故土、对人文的独特感受。
关键字：游记散文；高原；归家；女性
中图分类号：A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08-01
散文，不同于小说和戏剧，追求的是自然随意和本性天然。“以散文体式诗性地记录自我游走于山水自然、社会人生、人文景观的印影与体验，是人类面对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心灵映照和精神镜像，是‘人的精神的一种实现形式’”。云南作家叶多多在她的散文集《边地书》里说到，“不可避免地，我的文字总是纵横在从雪山高原到热带丛林的神秘世界里，所有这些，犹如身体里生长出来的果实，让我的生命蓬勃而丰沛，轻盈而美丽。”
一、高原上的生命体验
地域文化总是对文学发挥着深远影响。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提出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的文学三个要素。“地域文化对游记散文的影响，既作用于散文作家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心理，又作用于游记散文的描写指向和创作内容，从而使游记散文的艺术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的商州故事。几乎每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会印上自己独特的地域标签。而云南则是叶多多灵魂的栖息地，“感谢命运，让我出生并一直生活在云南，云南不仅养育了我，更正我的心底置放了一块温暖湿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永远，我都能触摸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都能享受着它带给我的满足和闭塞。”叶多多在她的散文游记里创造了她的“高原世界”，她说“犹如终身在寻找蜜源的蜂蜜，我一直将自己囿于云南高原，并在着辽阔的地域中，以文字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怀着对故乡的眷眷深情，那些遍布云南高原的高山流水，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诡异传说，构成了她笔下五彩缤纷的高原世界。譬如，她的散文里细致刻画了云南山地“赶街子”的盛况，“街子是一个来者不拒、贫贱不分的场所，任何人只要找到一个空隙，从背上撂下东西就可以吆喝起来……放眼望去，有穿裙子的，有穿短袖短裤的，也有穿毛衣的，五颜六色，这就“四季衣服同穿戴”……啧啧，一样不少，也难怪初设这里的人，满脸都是惊叹号。”（《勐朗坝》）一副云南山地居民日常的生活场景便呼之欲出。《佤山的事情》描述了佤族世代相传的“司岗里”古歌，记录了千百年来佤族的历史。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的佤族，还保留着庄严神秘的祭祀仪式，却也在现代化的今天，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在她的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和《边地书》，她不仅描山画水，而且说历史，讲传说，写宗教，绘风情，记民事，将云南的人事与自然风物杂揉成一个有机生命体，多角度描写云南高原地域文化面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二、灵魂的还乡之路
德国哲学家荷尔德林认为，对人类精神艰难跋涉的关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对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期待，都交织在“还乡”之旅上。 “……既然时间之峰厌倦了相隔天涯的山峦、密集聚居、相偎相依，那么，圣洁浩瀚的水波，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衷情，返回故里”。（《帕特莫斯》）海德格尔说“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与神灵亲近的近旁”。因而备加推崇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栖居的本质是和平，和平也就是自由……栖居才是人的存在的原根性。”可见，这种还乡之旅就是寻觅精神家园，即从人类赖以立足的乡土之中寻找精神力量的支撑。
作者叶多多执着的离开城市，前往远方，“一次，两次，三次，很多次。远方在哪里？我固执的认为，就在那里，那里就是我心灵的远方。”（《我的心在高原·自序》）是什么吸引着作者一次次的逃离城市，走进深山？“开始的时候，因着一种强烈想去的冲动，后来更多的是为了兑现一些生命间相互惦记的承诺。”（《我的心在高原·自序》）但是，下乡进山又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以说，是很辛苦的事，“甚至内心的惭愧与自责也不能留住我离开的脚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精神家园的追求仿佛只能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一旦走进现实生活，就会遭遇碎裂的尴尬。所以，作者坦诚的承认，“诗意是有条件的。看与被看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当直接面对山村日常生活的时候，诗意往往只是一种文学语言。”（《我的心在高原·自序》）诗意的生活只存在有余者的闲暇时间和精神享受里。尽管如此，“但我又一趟一趟的往那些地方去，对于我，真是一件无法说清的事。”（《我为什么要翻越碧洛雪山》）我们却可以看到，在不断的还乡过程中，她尽情的汲取精神的力量，不断地回归灵魂的栖息地。
正因为荒野自然的本源性，所以“当自然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本原的方式存在的时候，此外，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然是我们最深邃的存在的一种无限延伸[4]”。正是应和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性与自然的冥合，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三、深切的女性关怀
女性情怀的女作家散文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所谓为女性情怀，是女性性别在个体精神气质上的投射，它有别于男性气质的阳刚、威严，体现出更丰富细腻的情感取向，同时和男性气质形成一种精神互补，是写作过程中情感、心理、价值取向的自然流露。”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情怀，兼具了大地之母的坚韧与博大，彰显了人类最原始的力量。
叶多多的两本散文集中，有不少关于女性生存境况的篇章。多情细腻的笔写出了山地女子的沉默与坚韧，无奈与辛酸，一如那耸立的大山。对于女人，高原山地的生活是异常酷烈的，她们总是不声不响的存在着，只有缺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她们被自己命运的光芒所照耀，血的生殖和山茅野菜的乳水，使她们注定要做残酷的山地生活的母亲，在高原可怕的风雨中，永远以最温存、最亲切、最可知的怀抱护佑接纳着一切。”（《高原女人》）山地生活给她们带来了时间无法耗尽的温暖，却也同时羁住了她们的生命。山地的传统和单调终将要被多姿多彩的新生活所取代。渴望与惊恐相互交织，是当下山地女子的真实写照。“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所有山村姑娘的梦想……为此盲流，可是没有人愿意接近她们，更没有人愿意接纳她们，甚至连表情都是淡漠的。”（《她们》）最终，城市拒绝收留老去的山地女子，而见识了城市的繁华的她们也回不去那闭塞落后的家乡，于是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多余人”。
作者真实的记录了山地女子的生存处境，对她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叶多多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是沉痛的希望，她目睹了这一切，却无力改变她们的状况，但始终还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望。这何尝不是一种高原女性的精神。我们通过的文字她，看到的是高原上的凌冽风景，体验到的是特色的民俗风情，而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作者对家园深深的眷恋，正是这拳拳深情，使得文字走进了读者的心中，跟随她一起徜徉在高原的和风之上。
参考文献：
[1]李一鸣.中国现代游记散文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2]叶多多.我的心在高原[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3]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4]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5]叶多多.边地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婉婷（1991-），汉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云南名族大学人文学院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字：游记散文；高原；归家；女性
中图分类号：A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08-01
散文，不同于小说和戏剧，追求的是自然随意和本性天然。“以散文体式诗性地记录自我游走于山水自然、社会人生、人文景观的印影与体验，是人类面对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心灵映照和精神镜像，是‘人的精神的一种实现形式’”。云南作家叶多多在她的散文集《边地书》里说到，“不可避免地，我的文字总是纵横在从雪山高原到热带丛林的神秘世界里，所有这些，犹如身体里生长出来的果实，让我的生命蓬勃而丰沛，轻盈而美丽。”
一、高原上的生命体验
地域文化总是对文学发挥着深远影响。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提出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的文学三个要素。“地域文化对游记散文的影响，既作用于散文作家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心理，又作用于游记散文的描写指向和创作内容，从而使游记散文的艺术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的商州故事。几乎每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会印上自己独特的地域标签。而云南则是叶多多灵魂的栖息地，“感谢命运，让我出生并一直生活在云南，云南不仅养育了我，更正我的心底置放了一块温暖湿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永远，我都能触摸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都能享受着它带给我的满足和闭塞。”叶多多在她的散文游记里创造了她的“高原世界”，她说“犹如终身在寻找蜜源的蜂蜜，我一直将自己囿于云南高原，并在着辽阔的地域中，以文字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怀着对故乡的眷眷深情，那些遍布云南高原的高山流水，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诡异传说，构成了她笔下五彩缤纷的高原世界。譬如，她的散文里细致刻画了云南山地“赶街子”的盛况，“街子是一个来者不拒、贫贱不分的场所，任何人只要找到一个空隙，从背上撂下东西就可以吆喝起来……放眼望去，有穿裙子的，有穿短袖短裤的，也有穿毛衣的，五颜六色，这就“四季衣服同穿戴”……啧啧，一样不少，也难怪初设这里的人，满脸都是惊叹号。”（《勐朗坝》）一副云南山地居民日常的生活场景便呼之欲出。《佤山的事情》描述了佤族世代相传的“司岗里”古歌，记录了千百年来佤族的历史。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的佤族，还保留着庄严神秘的祭祀仪式，却也在现代化的今天，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在她的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和《边地书》，她不仅描山画水，而且说历史，讲传说，写宗教，绘风情，记民事，将云南的人事与自然风物杂揉成一个有机生命体，多角度描写云南高原地域文化面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二、灵魂的还乡之路
德国哲学家荷尔德林认为，对人类精神艰难跋涉的关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对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期待，都交织在“还乡”之旅上。 “……既然时间之峰厌倦了相隔天涯的山峦、密集聚居、相偎相依，那么，圣洁浩瀚的水波，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衷情，返回故里”。（《帕特莫斯》）海德格尔说“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与神灵亲近的近旁”。因而备加推崇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栖居的本质是和平，和平也就是自由……栖居才是人的存在的原根性。”可见，这种还乡之旅就是寻觅精神家园，即从人类赖以立足的乡土之中寻找精神力量的支撑。
作者叶多多执着的离开城市，前往远方，“一次，两次，三次，很多次。远方在哪里？我固执的认为，就在那里，那里就是我心灵的远方。”（《我的心在高原·自序》）是什么吸引着作者一次次的逃离城市，走进深山？“开始的时候，因着一种强烈想去的冲动，后来更多的是为了兑现一些生命间相互惦记的承诺。”（《我的心在高原·自序》）但是，下乡进山又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以说，是很辛苦的事，“甚至内心的惭愧与自责也不能留住我离开的脚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精神家园的追求仿佛只能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一旦走进现实生活，就会遭遇碎裂的尴尬。所以，作者坦诚的承认，“诗意是有条件的。看与被看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当直接面对山村日常生活的时候，诗意往往只是一种文学语言。”（《我的心在高原·自序》）诗意的生活只存在有余者的闲暇时间和精神享受里。尽管如此，“但我又一趟一趟的往那些地方去，对于我，真是一件无法说清的事。”（《我为什么要翻越碧洛雪山》）我们却可以看到，在不断的还乡过程中，她尽情的汲取精神的力量，不断地回归灵魂的栖息地。
正因为荒野自然的本源性，所以“当自然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本原的方式存在的时候，此外，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然是我们最深邃的存在的一种无限延伸[4]”。正是应和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性与自然的冥合，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三、深切的女性关怀
女性情怀的女作家散文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所谓为女性情怀，是女性性别在个体精神气质上的投射，它有别于男性气质的阳刚、威严，体现出更丰富细腻的情感取向，同时和男性气质形成一种精神互补，是写作过程中情感、心理、价值取向的自然流露。”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情怀，兼具了大地之母的坚韧与博大，彰显了人类最原始的力量。
叶多多的两本散文集中，有不少关于女性生存境况的篇章。多情细腻的笔写出了山地女子的沉默与坚韧，无奈与辛酸，一如那耸立的大山。对于女人，高原山地的生活是异常酷烈的，她们总是不声不响的存在着，只有缺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她们被自己命运的光芒所照耀，血的生殖和山茅野菜的乳水，使她们注定要做残酷的山地生活的母亲，在高原可怕的风雨中，永远以最温存、最亲切、最可知的怀抱护佑接纳着一切。”（《高原女人》）山地生活给她们带来了时间无法耗尽的温暖，却也同时羁住了她们的生命。山地的传统和单调终将要被多姿多彩的新生活所取代。渴望与惊恐相互交织，是当下山地女子的真实写照。“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所有山村姑娘的梦想……为此盲流，可是没有人愿意接近她们，更没有人愿意接纳她们，甚至连表情都是淡漠的。”（《她们》）最终，城市拒绝收留老去的山地女子，而见识了城市的繁华的她们也回不去那闭塞落后的家乡，于是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多余人”。
作者真实的记录了山地女子的生存处境，对她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叶多多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是沉痛的希望，她目睹了这一切，却无力改变她们的状况，但始终还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望。这何尝不是一种高原女性的精神。我们通过的文字她，看到的是高原上的凌冽风景，体验到的是特色的民俗风情，而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作者对家园深深的眷恋，正是这拳拳深情，使得文字走进了读者的心中，跟随她一起徜徉在高原的和风之上。
参考文献：
[1]李一鸣.中国现代游记散文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2]叶多多.我的心在高原[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3]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4]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5]叶多多.边地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婉婷（1991-），汉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云南名族大学人文学院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