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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人本主义来说，异化概念是一个哲学发明。但很少有人对异化的根源作认真的思考，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对“什么造成异化”作过系统的说明。在哲学史上，萨特算是一位试图认真探讨“什么造成了异化”的哲学家，本文试图对异化的产生发展及萨特的匮乏论做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浅析；异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0-02
一、异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卢梭首先提出异化这一概念以来，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非人性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在1844年前后，曾一再使用异化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超出了一般的人本主义立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20世纪的哲学思潮中，理解“人”似乎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异化。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抨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寄希望于历史的总体运动来克服这种物化。他认为，马克思的辨证方法的核心是“总体性”：“总体性的范畴，整体对部分的无所不在的优越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而又卓越地把它转变为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实质。”[1]卢卡奇无疑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物化的，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卢卡奇没有对“人”的范畴作较为详尽的阐发，从卢卡奇从私有制这一特定环境下来分析物化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把物化与私有制度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物化被合理地理解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形式。
卢卡奇之后，由于海德格尔对异化问题作出了颇有成就的研究，以及《手稿》的发现，异化问题成了20世纪极具诱惑力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致力于发展起来的异化范畴，不同于以往的人本主义者那样，是为了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用来理解人的存在状态和把握人与人的关系。
在当代，异化问题派生出许多学术见解，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于海德格尔的人的普遍异化，即从个体的人出发，把异化理解成人的生存的普遍形式；另一类是源于马克思《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异化观，把异化与私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萨特的的异化观却介乎于这两类思想之间，他把这两种相互抵牾的异化观合为一体了。他从物的匮乏去追寻异化的根源，要求通过人的实践的总体化来克服异化，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比较接近于后一类异化观的。但他不是把匮乏看作私有制的特有现象，而是看作普遍存在于人类始终的，并且他又极重视个体的人的非理性因素，所以萨特的异化观又是隶属于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主义传统的。
二、异化的根源——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造成了异化
（一）匮乏是异化的根源。在哲学史上，萨特算是一位试图认真探讨“什么造成了异化”的哲学家。萨特认为，异化根源于匮乏。
匮乏就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居民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2]匮乏是人的存在的否定，这种否定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否定，更是不断地被人内在化的否定，即在本来意义上的人的否定。在匮乏面前，社会在总体上面对着这种否定。我们的人类是由无数个历史地共生于地球上的人构成的，地球这个自然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它无法提供满足人们无限需要的物质资料，人类维系生命的需要和人口数量总是多于可以获得的生活资料。
匮乏在人与人之间楔入了否定的关系。萨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变，直到现在总是出现在匮乏之中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一个还不能从它的自然的需要中摆脱出来，从而被它的技术和工具所决定的社会之中的。一种需要被所压迫和被某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集体性的破裂，引起了构成这种集体的个人之间的对抗。”[3]可见，匮乏造成了人对人的否定，面对匮乏，人人都有可能被消灭，以便换取其他成员的生存。匮乏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互为否定的关系，正象等待公共汽车的那一群人，汽车上有限的座位使他们成了抢夺座位的潜在敌人。
萨特说：“在匮乏的环境下，人被人所否定乃是人被物的否定。”[4]在萨特看来，匮乏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他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当一个人努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意味着对其他人构成威胁。“在我和他所构成的类的范围内，首要的必需品对于作为任意一个人的我（一切他人）都是同样的，他人的生活直接威胁着我。”[5]正是在这种分析中萨特再次提出“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因此，萨特认为，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战斗，即反对匮乏的战斗。在原始社会，物的匮乏是毫无疑问的。但人类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世界上依然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也没能消除匮乏，相反，却加深了匮乏和扩大了匮乏的范围。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匮乏的环境中和由匮乏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反对匮乏的战斗不断展开，人们不断地把匮乏内在化，使之成为人本身存在的一部分。萨特说：“人们是在匮乏的环境中从事生产的，一旦这些人试图克服和超越匮乏时，他们就把匮乏内在化了。”[6]也就是说，人们主观上是想克服和超越匮乏的，他们正是怀着这个目的去劳动和从事种种实践活动的，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主观意图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克服和超越匮乏，反而把原来作为环境和自然的匮乏内在化为人的一部分或基本存在型式。“正是匮乏使我们成了创造这个特定历史的人，同时也是这个匮乏把我们规定为特定的个人”。[7]
（二）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造成了异化。萨特认为，对文明社会的考察，就会发现，不仅匮乏直接造成了异化，而且，异化还是产生于人们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之中的。虽然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异化，但异化却必然来自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匮乏是一个必要前提，是人的实践的先决条件或先验性因素。这种先验性因素经由人的实践的中介进入到一个可能性的领域。 萨特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能。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与人的实践活动目的相悖离的客观结果。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双重性，人在这种活动中赋予客体、物以意义，使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萨特以中国农民砍伐树木引起水患为例，说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实践活动造成了与人的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的活动成了反对他自己的力量，人加工和改造过的物质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劳动活动是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尝试，通过劳动活动，人们改造和利用物质世界。但同时“劳动却意味着人把自己还原为无机的物，并在对物的作用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8]
文明社会发明了机器，但机器的发明却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社会的工业化把人固定在生产的环节上，成为失去了主体的、被操纵的、机械化的部分。因此，萨特认为，在匮乏的环境中，物质界的基本属性就是“惰性”，当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投射到物质界时，实际上是把自己客观化为“惰性事物”，然后在这种惰性中观照自身。但是，人在这种观照中所认识到的却已经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异于自己的他物。
就历史而言，它体现了一切人的全部活动的业绩，但却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历史对于个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人在历史这个他的实践的客观结果中认不出他的行动的意义，尽管他也获得了局部意义上的成功，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总体上总是遭遇失败。人每天经由自己的手创造历史，却不能在他的时代中认出自己。
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是一个历史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异化是人的永恒的存在状态。萨特承认存在着消除异化的努力，即人的实践的总体化甚至社会革命，但却不相信这些对于消除异化具有终极意义。在他看来，异化——暴力——革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萨特一再强调，存在主义哲学“是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是唯一不把人还原为‘东西’的理论”，它“明确地渴望把人类世界建成一个和物质世界不同的价值总体”[9]但是，当他把异化视作人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他把人的尊严放到何处去了？因此，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在本质上是存在主义的，是一种消极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流派新编》（下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07）：第18页
[2]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伦敦.1976年英文版：第128页
[3]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8页
[4][5][6][7][8]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伦敦.1976年英文版：第151页，第736页，第127页，第123页，第178页
[9]《存在主义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50页
关键词：浅析；异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0-02
一、异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卢梭首先提出异化这一概念以来，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非人性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在1844年前后，曾一再使用异化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超出了一般的人本主义立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20世纪的哲学思潮中，理解“人”似乎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异化。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抨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寄希望于历史的总体运动来克服这种物化。他认为，马克思的辨证方法的核心是“总体性”：“总体性的范畴，整体对部分的无所不在的优越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而又卓越地把它转变为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实质。”[1]卢卡奇无疑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物化的，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卢卡奇没有对“人”的范畴作较为详尽的阐发，从卢卡奇从私有制这一特定环境下来分析物化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把物化与私有制度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物化被合理地理解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形式。
卢卡奇之后，由于海德格尔对异化问题作出了颇有成就的研究，以及《手稿》的发现，异化问题成了20世纪极具诱惑力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致力于发展起来的异化范畴，不同于以往的人本主义者那样，是为了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用来理解人的存在状态和把握人与人的关系。
在当代，异化问题派生出许多学术见解，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于海德格尔的人的普遍异化，即从个体的人出发，把异化理解成人的生存的普遍形式；另一类是源于马克思《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异化观，把异化与私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萨特的的异化观却介乎于这两类思想之间，他把这两种相互抵牾的异化观合为一体了。他从物的匮乏去追寻异化的根源，要求通过人的实践的总体化来克服异化，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比较接近于后一类异化观的。但他不是把匮乏看作私有制的特有现象，而是看作普遍存在于人类始终的，并且他又极重视个体的人的非理性因素，所以萨特的异化观又是隶属于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主义传统的。
二、异化的根源——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造成了异化
（一）匮乏是异化的根源。在哲学史上，萨特算是一位试图认真探讨“什么造成了异化”的哲学家。萨特认为，异化根源于匮乏。
匮乏就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居民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2]匮乏是人的存在的否定，这种否定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否定，更是不断地被人内在化的否定，即在本来意义上的人的否定。在匮乏面前，社会在总体上面对着这种否定。我们的人类是由无数个历史地共生于地球上的人构成的，地球这个自然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它无法提供满足人们无限需要的物质资料，人类维系生命的需要和人口数量总是多于可以获得的生活资料。
匮乏在人与人之间楔入了否定的关系。萨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变，直到现在总是出现在匮乏之中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一个还不能从它的自然的需要中摆脱出来，从而被它的技术和工具所决定的社会之中的。一种需要被所压迫和被某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集体性的破裂，引起了构成这种集体的个人之间的对抗。”[3]可见，匮乏造成了人对人的否定，面对匮乏，人人都有可能被消灭，以便换取其他成员的生存。匮乏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互为否定的关系，正象等待公共汽车的那一群人，汽车上有限的座位使他们成了抢夺座位的潜在敌人。
萨特说：“在匮乏的环境下，人被人所否定乃是人被物的否定。”[4]在萨特看来，匮乏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他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当一个人努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意味着对其他人构成威胁。“在我和他所构成的类的范围内，首要的必需品对于作为任意一个人的我（一切他人）都是同样的，他人的生活直接威胁着我。”[5]正是在这种分析中萨特再次提出“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因此，萨特认为，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战斗，即反对匮乏的战斗。在原始社会，物的匮乏是毫无疑问的。但人类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世界上依然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也没能消除匮乏，相反，却加深了匮乏和扩大了匮乏的范围。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匮乏的环境中和由匮乏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反对匮乏的战斗不断展开，人们不断地把匮乏内在化，使之成为人本身存在的一部分。萨特说：“人们是在匮乏的环境中从事生产的，一旦这些人试图克服和超越匮乏时，他们就把匮乏内在化了。”[6]也就是说，人们主观上是想克服和超越匮乏的，他们正是怀着这个目的去劳动和从事种种实践活动的，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主观意图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克服和超越匮乏，反而把原来作为环境和自然的匮乏内在化为人的一部分或基本存在型式。“正是匮乏使我们成了创造这个特定历史的人，同时也是这个匮乏把我们规定为特定的个人”。[7]
（二）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造成了异化。萨特认为，对文明社会的考察，就会发现，不仅匮乏直接造成了异化，而且，异化还是产生于人们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之中的。虽然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异化，但异化却必然来自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匮乏是一个必要前提，是人的实践的先决条件或先验性因素。这种先验性因素经由人的实践的中介进入到一个可能性的领域。 萨特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能。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与人的实践活动目的相悖离的客观结果。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双重性，人在这种活动中赋予客体、物以意义，使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萨特以中国农民砍伐树木引起水患为例，说明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实践活动造成了与人的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的活动成了反对他自己的力量，人加工和改造过的物质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劳动活动是克服和超越匮乏的尝试，通过劳动活动，人们改造和利用物质世界。但同时“劳动却意味着人把自己还原为无机的物，并在对物的作用中改变了自己的生活。”[8]
文明社会发明了机器，但机器的发明却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社会的工业化把人固定在生产的环节上，成为失去了主体的、被操纵的、机械化的部分。因此，萨特认为，在匮乏的环境中，物质界的基本属性就是“惰性”，当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投射到物质界时，实际上是把自己客观化为“惰性事物”，然后在这种惰性中观照自身。但是，人在这种观照中所认识到的却已经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异于自己的他物。
就历史而言，它体现了一切人的全部活动的业绩，但却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历史对于个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人在历史这个他的实践的客观结果中认不出他的行动的意义，尽管他也获得了局部意义上的成功，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总体上总是遭遇失败。人每天经由自己的手创造历史，却不能在他的时代中认出自己。
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是一个历史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异化是人的永恒的存在状态。萨特承认存在着消除异化的努力，即人的实践的总体化甚至社会革命，但却不相信这些对于消除异化具有终极意义。在他看来，异化——暴力——革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萨特一再强调，存在主义哲学“是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是唯一不把人还原为‘东西’的理论”，它“明确地渴望把人类世界建成一个和物质世界不同的价值总体”[9]但是，当他把异化视作人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他把人的尊严放到何处去了？因此，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在本质上是存在主义的，是一种消极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流派新编》（下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07）：第18页
[2]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伦敦.1976年英文版：第128页
[3]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8页
[4][5][6][7][8]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伦敦.1976年英文版：第151页，第736页，第127页，第123页，第178页
[9]《存在主义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