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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纪录片作为影视文化中最具有文化品格的样式，它的存在表征着人类尝试去接近真实与记录真实的求取过程c而它的叙事方式由于要体现着自身的纪实化的本质诉求，因此，“非虚构”成为了它艺术表达的先行假定；另一方面，叙事结构是创作者赋予素材以意义和解释的手段和形式，当创作者试图以单向的影像的力量去还原多维的历史图景，引导人们在光与影的辉映中去触摸真实的历史过程时，选择恰当的叙事方式和结构安排就成为了实践的创作者和理论的研究者谁也无法去回避的问题。
关键词：叙述 策略 记录片 历史书写 凤凰大视野
有人说中国纪录片在面对某些重大、敏感、特殊、边缘化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往往呈现出一种失语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自身面临着主导意识形态的体制性控制，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市场化竞争以及商业法则的双重压力。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纪录片一方面要承担着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代言人的角色，宏大主题先行，全知、俯视视角，画面配合解说的格里尔逊式剪辑方式，主题内涵与价值选择的主观异化等等；另一方面，从90年代起，标榜着独立与自主的“新纪录电影运动”，虽然敢于回避商业利益的诉求，敢于去接近一些远离人们主流视野的边缘人群与敏感事件，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出发，试图去找寻那些普通人身上所闪现的人性价值和人性尊严，“从而引发人们感悟生活，思考社会，探求人生，审视自然，剖析人性等深层的哲理”，它们仿佛如显微镜一般关注着这个社会在时代的演进与更替中所呈现出的悲欢离合、辛酸苦楚，立志于为普通人争取到自我表达的话语权利。于是，二元分立的生产模式，注定了中国纪录片在寻求自我表达与艺术表现时流露出截然不同的关注视野。官方与“地下”曾经是中国纪录片的个性标签，而如何去弥合两者之间的美学追求与精神指向，如何去构建中国纪录片自己的理性、平等均衡的表达方式和话语规则，如何去搭建层次分明、体系合理的纪录片制播系统，在这些方面，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所制作的一系列纪录片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启示。
很多人认为凤凰卫视的成功在于它身处的地理区位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了沟通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媒介纽带和情感桥梁。刘长乐曾经坦言，凤凰卫视的立台宗旨就是“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视野更开阔，表达更自由，观点更中立，这些优势都是大陆媒体渴望而不可及的先天优势，它可以突破主导意识形态的规制，开辟新的话语空间。笔者认为，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之外，对于媒介自身公共价值、属性的理解，以及对于功能、定位的认知，也是凤凰卫视在面临众多海内外媒体的竞争时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做到了始终“独树一帜”的关键要素。凤凰卫视立足于媒介公共属性的价值基点，立志于“为天地立心，代圣贤立言，为生民争命”，就像英国BBC广播公司的第一任领导者约翰里恩自始至终认为的：“BBC的责任就是把有关人类努力和成绩中的一切最美好的事情传达给最多的家庭”，这也正好契合了西方社会所提倡的一种公益性企业的经营理念，即把创造收视率和与之相关联的经济财富（例如广告收入，收视费用等）放到次要位置，而把传播人类优秀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作为首要职责，正是基于对于媒介公共属性的相同理解，凤凰卫视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节目制作高端化，欣赏层次平民化的发展策略。而随着《凤凰大视野》、《口述历史》、《社会能见度》等一系列关注当下社会民生、百姓疾苦、以及历史追忆，史实重述的节目类型的开播，也意味着凤凰卫视开始以多元化的关注视角，构建自己的纪录片栏目化、面向大众的播出体系。
影视史学视野下新历史主义叙事策略
不可否认，任何纪录片的创作者都试图记录一段特定的历史，在浩瀚绵长的时空流程中攫取零碎的片段作为回溯历史的文本。于是，影像的出现便和历史的存在产生了某种映照。如果按照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这种有意义的关联就促成了一种新的创作自觉，即——影视史学，按照他的理解。“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的作品都可以概括到这一序列之中。诚然，这样的概括过于宽泛化和标准化，（像当下正在风行的以重构、戏说、调侃、解构历史为主调的影视剧、古装剧是否可以归类到这一序列中？创作者也在试图表现一种自己对于历史的思考），然而，这个理念的提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为影像规划了一个新的坐标定位：影像不再只是简单地供人娱乐的“杂耍蒙太奇”它也不再单纯地表征着好莱坞爆米花式的视觉消费，它也可以如同史学家手中的笔去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它可以将镜头对准幽暗的历史隧道解开那些困惑的疑团，它可以将影像自身浅显直观的特质与消逝久远的时空进行一次亲密接触，它为当下的人们去了解历史，追寻未知提供了一种可能。于是，一种被称为文献类的历史纪录片的出现就变得理所当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话说长江》、《香港沧桑》、《故宫》、《百年中国》等一系列优秀的电视纪录片问世，人们看到了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思维和表述方式的新历史主义视野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不仅仅完成了对于以往的格里尔逊和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叙事模式的刷新，也引导着当下的纪录片创作者开始尝试在视觉传达上如何选取恰当的叙事模式，以引导观众触摸到真实的历史过程。
从叙事学的角度上分析，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表述方式是与以往的热衷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评述历史，以全知的姿态来概括历史，注重主观阐释忽视了过程展示的叙事方式相对比而产生的。它划定了一条新的理论分水岭：即历史不是由某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盖棺论定的，它的呈现必须是立体而且是多层面的；历史不是由几本史书几册史料几张照片的证明就可以定义的真实，它必须找寻最合适的“见证人”来为历史作证；历史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以一概全，它必须容纳多元的话语表达和利益诉求。如果说遵循传统叙事模式的历史纪录片叙事往往采用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那么，新历史主义则倡导从下往上的求证策略，它更主张从平民百姓，民间学者甚至是野史典籍等等非官方的视域内寻找佐证。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思想界的文化理论和批评方式，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感召力逐渐在纪录片创作中寻找到了合适的场域，于是，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制作者开始将它的叙事策略演化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创作自觉。 历史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多维时空，无论编导者试图从哪个角度进入都会首先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才能避免以偏概全。当纪录片以一种文本的形式，用一种视觉化的表述方式向人们去呈现一段历史的时候，创作者应该首先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一对一的“镜与像”的关系，所以，选择一个恰当的符合多维空间史实展示的表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就是叙事学的提倡者——罗伯特麦基所提出的“讲故事的方法”。笔者认为，一部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与讲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真实“显现”的广度、深度、完整性和客观性。纵然有些学者认为，任何历史题材纪录片本质上都只能是对历史的审美阐释和重塑，是一种主体化了的历史重构，和历史真实无关。可是，纪录片自身对于真实性的不懈追求却从未改变，而这也是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所在。因此，抛开是非曲直、真实与否的争论，从叙事学的角度上赋予纪录片一种全新的结构形态，一种更加理性开放的关注视野，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表述方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交互叙事模式的形态和必要性
“交互”即是各个叙事主体和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安排和叙事要求，多层次、立体化的编排叙述，这种叙事方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打破单一的叙事主体和诉说口吻，解构主观的概括和论断，以一种全景式的扫描方式来诉说历史，阐释真实。纵观当下的纪录片创作，已经很少出现那种解说词从头至尾贯穿全片的表述方式了，即使像《公司的力量》这种依然带有很强主观性评述的作品也依旧选择了众多的社会学家、政要、经济学家等人站到摄像机前阐述个人观点，从而构成了叙事上的一个个的单一支点，然而，叙事的主线依旧是字正腔圆、凝练概括的解说词，这也是央视近几年来创作的众多纪录片精品的共同特点。小结
诚然，纪录片叙事和电影叙事存在着很多的不同，非虚构依然是纪录片恪守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丰富和审美层次的提高，纪录片的存在形态也应该趋向多元化，即使依旧将真实与否作为评判历史文本的标尺，即使依旧对于娱乐化的倾向敬而远之，但是，当纪录片试图去书写历史的时候，必然会寻找和选择一种最符合历史内容表达的话语方式，既能够清晰地描绘历史的图景，又能兼顾现代人对于历史的审视角度。因此，我们需要纠正一些以往的关于纪录片叙事的认知定势，而应该与时俱进地开辟新的理论空间，《凤凰大视野》栏目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值得我们关注。笔者提出的交互叙事模式作为一家之言也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为研究纪录片叙事模式提供一个视角，“纪录片创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真人，真事，真情来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和理念，引发人们感悟生活，思考社会，探求人性，审视自然，剖析人性等深层哲理，才是纪录片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理性依旧是纪录片的灵魂，而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似乎是保护这颗灵魂的外衣，两者都不可或缺，只有做到了“内外兼修”，纪录片才会真正迎来自己的“美好时代”。
关键词：叙述 策略 记录片 历史书写 凤凰大视野
有人说中国纪录片在面对某些重大、敏感、特殊、边缘化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往往呈现出一种失语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自身面临着主导意识形态的体制性控制，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市场化竞争以及商业法则的双重压力。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纪录片一方面要承担着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代言人的角色，宏大主题先行，全知、俯视视角，画面配合解说的格里尔逊式剪辑方式，主题内涵与价值选择的主观异化等等；另一方面，从90年代起，标榜着独立与自主的“新纪录电影运动”，虽然敢于回避商业利益的诉求，敢于去接近一些远离人们主流视野的边缘人群与敏感事件，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出发，试图去找寻那些普通人身上所闪现的人性价值和人性尊严，“从而引发人们感悟生活，思考社会，探求人生，审视自然，剖析人性等深层的哲理”，它们仿佛如显微镜一般关注着这个社会在时代的演进与更替中所呈现出的悲欢离合、辛酸苦楚，立志于为普通人争取到自我表达的话语权利。于是，二元分立的生产模式，注定了中国纪录片在寻求自我表达与艺术表现时流露出截然不同的关注视野。官方与“地下”曾经是中国纪录片的个性标签，而如何去弥合两者之间的美学追求与精神指向，如何去构建中国纪录片自己的理性、平等均衡的表达方式和话语规则，如何去搭建层次分明、体系合理的纪录片制播系统，在这些方面，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所制作的一系列纪录片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启示。
很多人认为凤凰卫视的成功在于它身处的地理区位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了沟通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媒介纽带和情感桥梁。刘长乐曾经坦言，凤凰卫视的立台宗旨就是“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视野更开阔，表达更自由，观点更中立，这些优势都是大陆媒体渴望而不可及的先天优势，它可以突破主导意识形态的规制，开辟新的话语空间。笔者认为，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之外，对于媒介自身公共价值、属性的理解，以及对于功能、定位的认知，也是凤凰卫视在面临众多海内外媒体的竞争时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做到了始终“独树一帜”的关键要素。凤凰卫视立足于媒介公共属性的价值基点，立志于“为天地立心，代圣贤立言，为生民争命”，就像英国BBC广播公司的第一任领导者约翰里恩自始至终认为的：“BBC的责任就是把有关人类努力和成绩中的一切最美好的事情传达给最多的家庭”，这也正好契合了西方社会所提倡的一种公益性企业的经营理念，即把创造收视率和与之相关联的经济财富（例如广告收入，收视费用等）放到次要位置，而把传播人类优秀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作为首要职责，正是基于对于媒介公共属性的相同理解，凤凰卫视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节目制作高端化，欣赏层次平民化的发展策略。而随着《凤凰大视野》、《口述历史》、《社会能见度》等一系列关注当下社会民生、百姓疾苦、以及历史追忆，史实重述的节目类型的开播，也意味着凤凰卫视开始以多元化的关注视角，构建自己的纪录片栏目化、面向大众的播出体系。
影视史学视野下新历史主义叙事策略
不可否认，任何纪录片的创作者都试图记录一段特定的历史，在浩瀚绵长的时空流程中攫取零碎的片段作为回溯历史的文本。于是，影像的出现便和历史的存在产生了某种映照。如果按照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这种有意义的关联就促成了一种新的创作自觉，即——影视史学，按照他的理解。“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的作品都可以概括到这一序列之中。诚然，这样的概括过于宽泛化和标准化，（像当下正在风行的以重构、戏说、调侃、解构历史为主调的影视剧、古装剧是否可以归类到这一序列中？创作者也在试图表现一种自己对于历史的思考），然而，这个理念的提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为影像规划了一个新的坐标定位：影像不再只是简单地供人娱乐的“杂耍蒙太奇”它也不再单纯地表征着好莱坞爆米花式的视觉消费，它也可以如同史学家手中的笔去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它可以将镜头对准幽暗的历史隧道解开那些困惑的疑团，它可以将影像自身浅显直观的特质与消逝久远的时空进行一次亲密接触，它为当下的人们去了解历史，追寻未知提供了一种可能。于是，一种被称为文献类的历史纪录片的出现就变得理所当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话说长江》、《香港沧桑》、《故宫》、《百年中国》等一系列优秀的电视纪录片问世，人们看到了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思维和表述方式的新历史主义视野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不仅仅完成了对于以往的格里尔逊和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叙事模式的刷新，也引导着当下的纪录片创作者开始尝试在视觉传达上如何选取恰当的叙事模式，以引导观众触摸到真实的历史过程。
从叙事学的角度上分析，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表述方式是与以往的热衷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评述历史，以全知的姿态来概括历史，注重主观阐释忽视了过程展示的叙事方式相对比而产生的。它划定了一条新的理论分水岭：即历史不是由某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盖棺论定的，它的呈现必须是立体而且是多层面的；历史不是由几本史书几册史料几张照片的证明就可以定义的真实，它必须找寻最合适的“见证人”来为历史作证；历史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以一概全，它必须容纳多元的话语表达和利益诉求。如果说遵循传统叙事模式的历史纪录片叙事往往采用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那么，新历史主义则倡导从下往上的求证策略，它更主张从平民百姓，民间学者甚至是野史典籍等等非官方的视域内寻找佐证。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思想界的文化理论和批评方式，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感召力逐渐在纪录片创作中寻找到了合适的场域，于是，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制作者开始将它的叙事策略演化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创作自觉。 历史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多维时空，无论编导者试图从哪个角度进入都会首先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才能避免以偏概全。当纪录片以一种文本的形式，用一种视觉化的表述方式向人们去呈现一段历史的时候，创作者应该首先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一对一的“镜与像”的关系，所以，选择一个恰当的符合多维空间史实展示的表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就是叙事学的提倡者——罗伯特麦基所提出的“讲故事的方法”。笔者认为，一部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与讲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真实“显现”的广度、深度、完整性和客观性。纵然有些学者认为，任何历史题材纪录片本质上都只能是对历史的审美阐释和重塑，是一种主体化了的历史重构，和历史真实无关。可是，纪录片自身对于真实性的不懈追求却从未改变，而这也是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所在。因此，抛开是非曲直、真实与否的争论，从叙事学的角度上赋予纪录片一种全新的结构形态，一种更加理性开放的关注视野，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表述方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交互叙事模式的形态和必要性
“交互”即是各个叙事主体和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安排和叙事要求，多层次、立体化的编排叙述，这种叙事方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打破单一的叙事主体和诉说口吻，解构主观的概括和论断，以一种全景式的扫描方式来诉说历史，阐释真实。纵观当下的纪录片创作，已经很少出现那种解说词从头至尾贯穿全片的表述方式了，即使像《公司的力量》这种依然带有很强主观性评述的作品也依旧选择了众多的社会学家、政要、经济学家等人站到摄像机前阐述个人观点，从而构成了叙事上的一个个的单一支点，然而，叙事的主线依旧是字正腔圆、凝练概括的解说词，这也是央视近几年来创作的众多纪录片精品的共同特点。小结
诚然，纪录片叙事和电影叙事存在着很多的不同，非虚构依然是纪录片恪守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丰富和审美层次的提高，纪录片的存在形态也应该趋向多元化，即使依旧将真实与否作为评判历史文本的标尺，即使依旧对于娱乐化的倾向敬而远之，但是，当纪录片试图去书写历史的时候，必然会寻找和选择一种最符合历史内容表达的话语方式，既能够清晰地描绘历史的图景，又能兼顾现代人对于历史的审视角度。因此，我们需要纠正一些以往的关于纪录片叙事的认知定势，而应该与时俱进地开辟新的理论空间，《凤凰大视野》栏目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值得我们关注。笔者提出的交互叙事模式作为一家之言也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为研究纪录片叙事模式提供一个视角，“纪录片创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真人，真事，真情来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和理念，引发人们感悟生活，思考社会，探求人性，审视自然，剖析人性等深层哲理，才是纪录片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理性依旧是纪录片的灵魂，而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似乎是保护这颗灵魂的外衣，两者都不可或缺，只有做到了“内外兼修”，纪录片才会真正迎来自己的“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