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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透视近期省级卫视节目市场会发现，综艺节目是各家竞争的主战场。在此轮综艺热潮中，多数卫视将策划大型节目、引进海外版权、重视明星元素和受众心理作为自己立足市场的法则；而由此带来的奢侈浪费和模仿跟风等不良现象，导致了广电总局“限歌令”等政策的出台。省级卫视的出路何在？综艺节目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政策性引导的效果如何持续？这些都是中国电视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卫视 综艺节目 热生态 “限歌令”
从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热播宣告省级卫视开始走出“限娱令”的“阴霾”，到2013年初各卫视跨年演唱会、春晚的“重磅”出击；从2013年上半年“引进”选秀类节目的“热火朝天”，再到2013年中广电总局“限歌令”的出台——伴随着省级卫视新一轮品牌升级战的愈演愈烈，综艺节目市场成为了此轮竞争的主战场。
一、省级卫视综艺热生态的表现
在此轮综艺节目的竞争热潮中，省级卫视较之以往在以下几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1、大型季播节目“热”
一方面是来自之前“限娱令”等政策的上行压力，另一方面是推广自己频道品牌的下行限制。如今，省级卫视在两者的夹缝中找到了集中力量策划大型综艺季播（分赛季播出）节目这一“制胜”武器。
湖南卫视从2012年底开始，先后策划了“2013跨年狂欢夜”、《我是歌手》、《中国最强音》、《快乐男声》等大型品牌活动；安徽卫视从2012年底以来，先是推出“2012国剧盛典”，而后又策划《我为歌狂》、《超级演说家》等栏目；浙江卫视除了有跨年晚会、《中国梦想秀》等传统季播节目外，还连续推出了《中国星跳跃》、《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等品牌节目。
这些卫视的季播节目，形式上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每一季的时间都不长，多以2
3个月为一季；其次，每一季的节目从场地、设备、包装到演出阵容，再到推广宣传，很明显都是各家卫视倾力为之，非常规栏目可比，正如有些专家所言的“‘极端制作’，这应该是未来几年内电视媒体的灵魂”。
2、引进节目“热”
在当下省级卫视的综艺生态圈内，引进海外节目模式已发展为时下主流。如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引进自韩国MBC电视台的同名节目《我是歌手》；《中国梦想秀》则是浙江卫视重金购入的英国BBCW频道王牌综艺节目《就在今夜》模式；《中国星跳跃》和《星跳水立方》则分别引进自荷兰和德国的综艺大片。
据粗略统计，2013年上半年，在卫视排名前十位的季播综艺节目中，九成以上节目公开购买自国外节目版权，并大都采取卫视频道与制作公司合作的方式进行节目创作。这些新现象都说明我国的娱乐节目市场在越来越多地与国际接轨，制作模式也日渐成熟，“制播分离”改革深入发展。
3、明星参与“热”
在此轮综艺节目的热战中，各家卫视似乎都将明星元素运用发挥到了极致。首先是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间的明星“争夺战”；其次《我是歌手》、《中国星跳跃》、《星跳水立方》、《我为歌狂》等节目是典型的观众看明星“PK”；而《中国梦之声》、《中国最强音》、《舞林争霸》中明星评委们的表现则成为节目的一大卖点。对明星元素的重视，是目前各大卫视从微观操作层面增强其综艺节目竞争力的突出表现。
4、悬念、煽情“热”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国外，只要是对抗激烈的节目就有收视。但在中国，真人秀节目最依赖的还是故事”，而讲故事的关键就是要有悬念和情感。如今，几乎所有的综艺选秀类节目中都包含着场内、外选手准备过程的精炼展示，竞赛过程的有意延长与侧面烘托等悬念要素；而我们看惯了的参赛选手们的落泪诉苦，听多了网友们对节目录制现场“造假”的质疑，则是综艺煽情“热”的集中体现。
二、综艺热生态中的“不平衡”因子
当前，卫视综艺“热”生态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不平衡”因素，这些“不平衡”因素的存在会威胁到日后中国电视生态的良性发展。
“不平衡”因子一：成本风险偏高
省级卫视为了赢得品牌效应，如今都把策划大型综艺活动、邀请大牌明星助阵作为了自己突围的主要手段，但如此做法的不良后果就是运营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奢侈浪费现象。
据报道，《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节目成本不超过6000万元，而“好声音”导师的出场费竟高达2900万元，占到了节目成本总数的一半以上，该栏目出场明星的身价还不是所有内地综艺节目中最高的。曾经有地方卫视的晚会策划人员抱怨：“请的明星多”、“开销太大，往往连成本也收不回来”，但有碍于明星能带来收视率，收视率能带来影响力和传播度，所以往往“赔本也要赚吆喝”。国家广电总局在2013年1月份、8月份都曾下发相关通知，要求“节俭办节目、节俭办晚会”，也正是看到这种追求
“大排场、大制作”不良后果后的反应。
“不平衡”因子二：模仿现象泛滥
另一个现象就是节目创作的后继乏力。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火爆，2013年就有13档歌唱选秀类节目纷纷上星；一家卫视引进海外节目版权尝到了“甜头”，大家就群起而效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二、三线卫视策划的赛季娱乐节目，开播头一个月风风火火、明星闪耀，但第二个月就不见了“大牌”、收视率萎靡，到第三个月时，节目已经不见了踪影。盲目模仿跟风是节目制作后继乏力的重要原因。
三、由“限歌令”引发的思考
2013年7月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时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歌唱类选拔节目的通知》等政策。以限制卫视频道综艺生态圈内盲目投入“大制作”、过度依赖明星效应、相互模仿成风等“不良”因子的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对目前国内综艺节目市场有着敏锐的判断。“限歌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控制娱乐节目“不平衡”因子的改革要求，是对卫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我国媒体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着深远意义。但是，针对“限歌令”，业界、学界仍存争议。 1、“限歌令”的效果能持续多久
“限歌令”被学者们非议最多的还是在于它在用“一刀切”似的强硬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行为，这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电视市场的繁荣与人才培养。对于业界而言，娱乐节目创作与相关限制政策的“博弈”似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有业内人士就声称“不管将来再出什么限令，市场作用总是会显灵的，中国电视行业在夹缝中生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中国娱乐节目市场轮番的“规定限制”与轮番的“硝烟再起”，似乎也证明了这种说法。
电视媒体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下的产物，因此，它天然地会“吸纳一切有消费潜能和娱乐价值的资源”，“商业和资本逻辑已成为电视媒体背后越来越重要的‘看不见的手’”。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带有商业属性的卫视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而不断用娱乐节目与政策进行“博弈”就再正常不过，更何况当今社会人们也需要娱乐节目来宣泄压力。所以，政府监管部门要想制定的政策长久施行，就必须在政策出台前，与市场主体进行必要的协商，切实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可行性。
2、关于模仿与创新
此次“限歌令”中相关政策规定，“对引进境外节目模式将严格管理和调控”，这就涉及到模仿与创新的问题。如前文所述，相互模仿成风是卫视综艺节目领域的老问题，其实并不是电视人不想创新，许多业内人士都认识到：如今的地方卫视要想突出重围，就必须“拼观念、拼财力、拼创新”；但正如湖南卫视的领军人物魏文彬所言，创新既是操作性极强的概念，又是对社会历史的洞察，“研究创新，必须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去看待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阶段，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现实中能真正做到这个层面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更多的人还选择了创新中的一个老办法——“抢先机”，而这“先机”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对海外综艺节目的“模仿”。放眼当今全球电视领域，引进节目版权这一做法，早已是市场大势——“日韩学英美，英美学欧洲”，引进的节目模式是否完备？是否适合本土？就成为了模仿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在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限时，学习和模仿无疑是通往下一步创新的必经之路，过于严格的“引进”政策限制只能是对创新萌芽的“扼杀”。
3、二、三线卫视的出路
央视、一线卫视的压力，地面频道的竞争，相关政策的限制与要求，处于这“三面”夹击中的二、三线卫视在电视生态圈中的生存环境可谓“难上加难”。如今，大多数的二、三线省级卫视也将与制作公司合作、巨额投资“大运动”作为自己打翻身仗的“赌注”，但这赌注有多大的胜算，谁都无法预测。
中国众多的省级卫视频道，本就是政策化的产物。那么，当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电视生态圈内显现马太效应，卫视频道接受优胜劣汰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有地方卫视高层疾呼“基本上今年再不进人前十，就只能出局了”，并不是没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提醒二、三线卫视频道务必做好频道定位调研，节目风险评估，谨慎投资；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相关的改革和保护政策。毕竟，从整个中国电视传媒生态发展的角度而言，调整其生态结构、产业链上的“不平衡”，要比限制其某个“不良”因子的发展更为治本。
关键词：卫视 综艺节目 热生态 “限歌令”
从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热播宣告省级卫视开始走出“限娱令”的“阴霾”，到2013年初各卫视跨年演唱会、春晚的“重磅”出击；从2013年上半年“引进”选秀类节目的“热火朝天”，再到2013年中广电总局“限歌令”的出台——伴随着省级卫视新一轮品牌升级战的愈演愈烈，综艺节目市场成为了此轮竞争的主战场。
一、省级卫视综艺热生态的表现
在此轮综艺节目的竞争热潮中，省级卫视较之以往在以下几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1、大型季播节目“热”
一方面是来自之前“限娱令”等政策的上行压力，另一方面是推广自己频道品牌的下行限制。如今，省级卫视在两者的夹缝中找到了集中力量策划大型综艺季播（分赛季播出）节目这一“制胜”武器。
湖南卫视从2012年底开始，先后策划了“2013跨年狂欢夜”、《我是歌手》、《中国最强音》、《快乐男声》等大型品牌活动；安徽卫视从2012年底以来，先是推出“2012国剧盛典”，而后又策划《我为歌狂》、《超级演说家》等栏目；浙江卫视除了有跨年晚会、《中国梦想秀》等传统季播节目外，还连续推出了《中国星跳跃》、《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等品牌节目。
这些卫视的季播节目，形式上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每一季的时间都不长，多以2
3个月为一季；其次，每一季的节目从场地、设备、包装到演出阵容，再到推广宣传，很明显都是各家卫视倾力为之，非常规栏目可比，正如有些专家所言的“‘极端制作’，这应该是未来几年内电视媒体的灵魂”。
2、引进节目“热”
在当下省级卫视的综艺生态圈内，引进海外节目模式已发展为时下主流。如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引进自韩国MBC电视台的同名节目《我是歌手》；《中国梦想秀》则是浙江卫视重金购入的英国BBCW频道王牌综艺节目《就在今夜》模式；《中国星跳跃》和《星跳水立方》则分别引进自荷兰和德国的综艺大片。
据粗略统计，2013年上半年，在卫视排名前十位的季播综艺节目中，九成以上节目公开购买自国外节目版权，并大都采取卫视频道与制作公司合作的方式进行节目创作。这些新现象都说明我国的娱乐节目市场在越来越多地与国际接轨，制作模式也日渐成熟，“制播分离”改革深入发展。
3、明星参与“热”
在此轮综艺节目的热战中，各家卫视似乎都将明星元素运用发挥到了极致。首先是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间的明星“争夺战”；其次《我是歌手》、《中国星跳跃》、《星跳水立方》、《我为歌狂》等节目是典型的观众看明星“PK”；而《中国梦之声》、《中国最强音》、《舞林争霸》中明星评委们的表现则成为节目的一大卖点。对明星元素的重视，是目前各大卫视从微观操作层面增强其综艺节目竞争力的突出表现。
4、悬念、煽情“热”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国外，只要是对抗激烈的节目就有收视。但在中国，真人秀节目最依赖的还是故事”，而讲故事的关键就是要有悬念和情感。如今，几乎所有的综艺选秀类节目中都包含着场内、外选手准备过程的精炼展示，竞赛过程的有意延长与侧面烘托等悬念要素；而我们看惯了的参赛选手们的落泪诉苦，听多了网友们对节目录制现场“造假”的质疑，则是综艺煽情“热”的集中体现。
二、综艺热生态中的“不平衡”因子
当前，卫视综艺“热”生态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不平衡”因素，这些“不平衡”因素的存在会威胁到日后中国电视生态的良性发展。
“不平衡”因子一：成本风险偏高
省级卫视为了赢得品牌效应，如今都把策划大型综艺活动、邀请大牌明星助阵作为了自己突围的主要手段，但如此做法的不良后果就是运营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奢侈浪费现象。
据报道，《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节目成本不超过6000万元，而“好声音”导师的出场费竟高达2900万元，占到了节目成本总数的一半以上，该栏目出场明星的身价还不是所有内地综艺节目中最高的。曾经有地方卫视的晚会策划人员抱怨：“请的明星多”、“开销太大，往往连成本也收不回来”，但有碍于明星能带来收视率，收视率能带来影响力和传播度，所以往往“赔本也要赚吆喝”。国家广电总局在2013年1月份、8月份都曾下发相关通知，要求“节俭办节目、节俭办晚会”，也正是看到这种追求
“大排场、大制作”不良后果后的反应。
“不平衡”因子二：模仿现象泛滥
另一个现象就是节目创作的后继乏力。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火爆，2013年就有13档歌唱选秀类节目纷纷上星；一家卫视引进海外节目版权尝到了“甜头”，大家就群起而效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二、三线卫视策划的赛季娱乐节目，开播头一个月风风火火、明星闪耀，但第二个月就不见了“大牌”、收视率萎靡，到第三个月时，节目已经不见了踪影。盲目模仿跟风是节目制作后继乏力的重要原因。
三、由“限歌令”引发的思考
2013年7月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时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歌唱类选拔节目的通知》等政策。以限制卫视频道综艺生态圈内盲目投入“大制作”、过度依赖明星效应、相互模仿成风等“不良”因子的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对目前国内综艺节目市场有着敏锐的判断。“限歌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控制娱乐节目“不平衡”因子的改革要求，是对卫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我国媒体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着深远意义。但是，针对“限歌令”，业界、学界仍存争议。 1、“限歌令”的效果能持续多久
“限歌令”被学者们非议最多的还是在于它在用“一刀切”似的强硬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行为，这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电视市场的繁荣与人才培养。对于业界而言，娱乐节目创作与相关限制政策的“博弈”似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有业内人士就声称“不管将来再出什么限令，市场作用总是会显灵的，中国电视行业在夹缝中生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中国娱乐节目市场轮番的“规定限制”与轮番的“硝烟再起”，似乎也证明了这种说法。
电视媒体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下的产物，因此，它天然地会“吸纳一切有消费潜能和娱乐价值的资源”，“商业和资本逻辑已成为电视媒体背后越来越重要的‘看不见的手’”。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带有商业属性的卫视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而不断用娱乐节目与政策进行“博弈”就再正常不过，更何况当今社会人们也需要娱乐节目来宣泄压力。所以，政府监管部门要想制定的政策长久施行，就必须在政策出台前，与市场主体进行必要的协商，切实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可行性。
2、关于模仿与创新
此次“限歌令”中相关政策规定，“对引进境外节目模式将严格管理和调控”，这就涉及到模仿与创新的问题。如前文所述，相互模仿成风是卫视综艺节目领域的老问题，其实并不是电视人不想创新，许多业内人士都认识到：如今的地方卫视要想突出重围，就必须“拼观念、拼财力、拼创新”；但正如湖南卫视的领军人物魏文彬所言，创新既是操作性极强的概念，又是对社会历史的洞察，“研究创新，必须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去看待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阶段，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现实中能真正做到这个层面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更多的人还选择了创新中的一个老办法——“抢先机”，而这“先机”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对海外综艺节目的“模仿”。放眼当今全球电视领域，引进节目版权这一做法，早已是市场大势——“日韩学英美，英美学欧洲”，引进的节目模式是否完备？是否适合本土？就成为了模仿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在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限时，学习和模仿无疑是通往下一步创新的必经之路，过于严格的“引进”政策限制只能是对创新萌芽的“扼杀”。
3、二、三线卫视的出路
央视、一线卫视的压力，地面频道的竞争，相关政策的限制与要求，处于这“三面”夹击中的二、三线卫视在电视生态圈中的生存环境可谓“难上加难”。如今，大多数的二、三线省级卫视也将与制作公司合作、巨额投资“大运动”作为自己打翻身仗的“赌注”，但这赌注有多大的胜算，谁都无法预测。
中国众多的省级卫视频道，本就是政策化的产物。那么，当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电视生态圈内显现马太效应，卫视频道接受优胜劣汰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有地方卫视高层疾呼“基本上今年再不进人前十，就只能出局了”，并不是没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提醒二、三线卫视频道务必做好频道定位调研，节目风险评估，谨慎投资；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相关的改革和保护政策。毕竟，从整个中国电视传媒生态发展的角度而言，调整其生态结构、产业链上的“不平衡”，要比限制其某个“不良”因子的发展更为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