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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说，刘恒是唯一一个只要创作就能成功的编剧。
现在，他是“中国第一编剧”，58岁，依然保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情。
他也是圈子里著名的好人，闲谈不说人非，少交际，把所有时间留在写字台上。
刘恒说，人生而被贬低。在这个竞争太烈的世界里，他保留着善意，同时埋头苦干。因为人生太短，
而他，还要努力写作，留下活过的痕迹。
写作为了给生命留痕
十六七岁，我打定主意，要当一个作家。看过鲁迅和高尔基的书，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在世界上留下生活过的痕迹。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学院里出来的，偏重形式；另一种是生活里出来的，源自内心的冲动。我属于后者。正值青春期，我充满了逞能的欲望—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吸引异性，满足虚荣心……也感受到一种内心的需要：希望在文学中找到对世界的解答，还隐隐有一种野心：也许哪天，我也能够提供答案。
那时我在当兵，过着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晚上九点要熄灯，我就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看书，往往正看到入迷，“哗”一下被子被揭开了，脑后赫然一声“怎么还不睡觉？！”我的书都是跟连队的人借的，有本鲁迅的书我借回来就没有还，我的书也常被借走就再也找不到了。每个借到书的人都想把书在自己这儿留得再久一点，营养虽少，好在反复咀嚼，能吸收的都吸收了。
第一次把文字落在纸面上，是在自己本子上写诗—用来批林批孔的顺口溜。如今看来当然非常拙劣，但当时战友们看到了觉得挺好，大家都传看了一遍，还上了连队的黑板报，我很高兴。后来写过剧本，到十九、二十岁开始写长篇，第一个长篇至今都不敢往外拿，没有受过训练，知识储备也不多，写废了。
当了六年兵，干了四年的汽车厂装钳工，1977年7月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小石磨》，写红军的故事，来自道听途说，被我编纂成了短篇小说。因为发表了作品，我被调到《北京文学》做小说编辑。这是小说于我在物质方面的好处，本来当工人挺累的，被人瞧不起，而编辑在当时还是个光鲜的职业。我从不否认自己写作有实用主义的考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直到现在，仍有名利思想渗入其中。
《狗日的粮食》让我成名，后来有人说我的小说中贯穿了饥饿感。我是挨过饿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在西直门城墙外，吃杨树的毛毛，开水焯了之后用棒子面包包子吃；柳树新长的嫩芽捋下来，用水一遍一遍地焯，把苦味焯掉，拿盐拌着吃；河里的水草，用铁钩子捞上来，放到饼铛上烙着吃……作品里一定带着我生活的痕迹，我想探讨人生存的条件，当环境威胁到人的生存的时候，人是什么样的痛苦的状态。《狗日的粮食》关于食物，《伏羲伏羲》说的是性，探讨的都是困境。
《黑的雪》也有我童年的影子。那时我在胡同住，周围一帮孩子关系很好，我发现左右每个人生活的心理因素是自卑感。几乎所有孩子都带着自卑走向社会，有的人会反弹、冲破自卑，有的人就被自卑压住了。我也自卑过，觉得自己胳膊太细、没有肌肉，笨嘴拙舌、不如别的孩子能说会道，或者出身平民、不如别人家庭高贵……文学是我摆脱自卑的途径。
在文学里跋涉，我吃过苦。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借了一个顶楼的房子，正是夏天，没有空调，热得浑身大汗，就脱光了写，水泥地上铺凉席一坐，煮冻饺子吃，跟农民锄完地在地头歇息的感觉一模一样。写到颈椎动不了了，就在地上平躺一会儿再接着写。《苍河白日梦》写到中间我嚎啕大哭，老伴儿总劝我不要因为写作伤害了自己的生活，但哪里做得到呢？作家是一种苦力，精神上的折磨外人不能想象，体力上的付出也不输任何体力劳动者。
1989年我改编《黑的雪》时，借了朋友的一居室，在客厅餐桌上写作，为了避免到卧室看电视，就把卧室门锁上，用一根绳子反复缠，解开太费劲，也就不看了。不停地抽烟，把屋子搞得乌烟瘴气，饿了就煮包方便面，疯狂熬夜，实在困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写作中所有词汇奔涌而来的感觉，超越外界所有影响。
现在我不会那么极端了，自我克制能力很强。曾经我喜欢钓鱼，后来也戒了，也许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太少，大家在钓鱼的时候聊聊天，钓完了给邻居送一送落个高兴，现在没有这些精力了。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封闭在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再呼朋引类，变成典型老年人的状态。
编剧要会善解人意
我第一次做编剧，是1988年导演谢飞找我，把《黑的雪》改编成电影《本命年》。片子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发布会上我坐在记者席最后一排，没有人关注。出来的时候一个记者说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你应该坐在台上呀！我完全没感觉。
而后和张艺谋合作了《菊豆》《红高粱》之后，他正是如日中天，他看中《伏羲伏羲》，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拍摄时我去了现场，感觉很乏味：一个镜头要拍好多遍，周围环境凌乱，由我的眼睛看来完全穿帮，我很怀疑他最后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看到影片我明白：他的镜头已经把最宝贵的东西框住了。
几年前和小刚合作《集结号》，到结尾，大家的意见是让谷子地死在煤堆上，我说必须要留一个人活着。观众是相信神话的，神话的必然要素是主人公登上山顶而非从山上滚下来，这不仅仅是抚慰，而是一种信仰：善必然战胜恶。善最终被压倒，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写了这么多年剧本，最初我觉得写剧本跟写小说一样，极其神圣，别人不能动；国外确有一些知名编剧不允许改动自己的剧本，但我经过这么多年的职业磨合，明白不让别人动是不恰当的，毕竟我对电影的认识还有局限。但我不会根据导演的步骤来，否则思维习惯、写作方式会被打乱，所以接下《金陵十三钗》时我告诉张艺谋，只能写两稿，“我的江湖地位还可以，绝不给你当探雷器。”
如果把编剧工作拆解，我觉得自己台词功夫不错，这是编剧工作的第一必备才华。一个剧本，思想浅薄没关系，人物塑造不深刻也没关系，但如果没有还原口语的台词，这个编剧基本上就是残废了。这是一种微妙的能力，有的编剧剧本中每个人说话都差不多，有的编剧就能准确地抓住口语的点。
成为一名好编剧，恰当的世界观非常重要。不能要求编剧是一个高尚的人、道德感强烈的人，但编剧不能没有高尚的理想、向善的信仰和利他的思想，不能不善解人意。只有成为这样的人，思想的血肉才能渗透到作品中去，以此和读者交流，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营养。
一直做编剧，名与利是小小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做编剧与写小说获得的写作快感是相似的，而江湖地位，哪怕是虚幻的，对人也是有麻醉作用的。地位高了之后，那种良好的感觉会让你付出更多精力在其中。这也是人类的弱点吧，那就作为弱点来接受惩罚——用生命中更多时间来做这个事。我如此总结自己的编剧生涯，不想否定它，我在其中得到许多快乐，精神和物质利益都丰厚，再抱怨那真是有问题。
编剧这个行业门槛相对低，市场又太庞大，竞争很激烈，但一旦干好了，日子会很好过。有的职业是可以混的，编剧是没法混的，你如果永远在低水平，就永远处在一个屈辱的地位，你也会在自我贬低当中无地自容，要求改变现状，所以编剧的空间也很大。日本韩国电视剧编剧地位很高，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女人在做，中国将来也是这个趋势，女孩子都不织毛衣了，改作电视剧编剧了。
对那些想以写作为职业的年轻人，我想说，时间是检验一个人才华的标准，每个人才华的适应性也不同，还是依照你的写作本能去选择道路。如果小说给你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最深的灵魂安慰，你就去写小说；如果你觉得要有钱有房有车，那不妨用更现实的手段来实现，而非以写作谋生。任何工作都不能被贬低，它会使生命受益，要怀着虔诚的心写作，不要忘记你趴在写字台上的时候，生命是在燃烧的。
这几年经常听到编剧维权的呼声，也看到行业有“枪手”，我想这就是一种生态—既然产生了，一定有其产生的理由。在这个行业中生存的年轻人，唯一的方法就是锻炼自己的能力。就像一个江湖，你只能练独门绝技，飞檐走壁，百步之外取上将首级……没有绝技，你只能被人裹着、推着往前走，感到被动或屈辱；一旦你掌握了独门绝技，江湖会承认你的才华，你也会获得尊重，届时你的自由会多一些，贡献会大一些。底层的编剧不可以有过多埋怨，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才华做出判断，如果才华不够，那就积累能力，用能力成就才华。要头脑清醒，抓紧学习、实践，待遇低一点也不要有怨言，埋头苦干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大的愿望，留给小说
有人贬低编剧改编工作的价值，但莎士比亚的大多数作品都源于改编，无数经典歌剧也是源于改编，没有谁能贬低这些天才们改编的价值。电影界的常识在于，在它的改编需求面前，伟大如圣经，渺小如幼儿园的儿歌，都有可能成为改编的好材料。一部改编于圣经的电影可能臭不可闻，源于儿歌的电影却有可能流芳百世。关键在于是谁改编的，又是谁拍摄的。写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与质量有关。我相信我的电影剧本会随着我整体写作质量的提升而获得应有价值。别人的剧本可能会泯灭，我的剧本不应该被泯灭。
有很多人问我，从写小说到写剧本，会不会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我并不这么觉得。我总觉得文字转换成影像之后特别神奇，而电影编剧在其中只是一环，有时候会被遮蔽，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是职业上的必须。但写作的快感是一样的—无论是小说抑或剧本，写作过程中的快感，遇到困境的痛苦，穿越困难的喜悦……都是相似的。小说如果没写好，不也要承担它的失败吗？但剧本没准你没写好但导演拍好了，他拯救了你；当然也有你写好了剧本却没被拍好，那就跟着挨骂，这都是生活的自然状态。写小说，也无非是给出版商做嫁衣裳。世界是由很多综合因素构成的，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得太大，你只是一滴水，就不要幻想变成大海，能多到哪儿去呢？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和思想是你最重要的资源，社会也是你的资源。我的很多剧本改编自别人的小说，我的小说也被别人改编，这些人际关系都以互惠原则进行着。
你可能觉得我太看得开，这种世界观也是慢慢形成的，大概如古人所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就是这样的节奏。当你的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些顿悟和自我反省，会越来越适应这个世界。优点是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看清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明了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也越来越能承受挫折；缺点是越来越平庸，没有锋芒。
做编剧这么多年，对编剧的理解随时都在变。我没有追寻过它的节点，但确有不同。比如最初觉得写小说和剧本没有区别，都是写作，但时间一长便发现它们有非常大的区别。当你适应了这种区别，就会本能地权衡利弊。一直到现在我也在权衡：到底要不要放弃剧本去写小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估计今后不会再写太多的电影剧本，话剧剧本会成为我的重点。
《窝头会馆》是我第一次创作话剧，怀着极大的困惑，到后来才发现舞台上的两个小时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东西，但已经没有办法打碎重来，就顺着惯性把它放在一个三幕剧中，也能自圆其说。话剧是一个更小众的方向，但它生命力更强，折旧率低。电影剧本折旧率太高了，一投入拍摄就折旧了、完了，话剧写好了，是会长命百岁的。小说写好了也长命百岁，但小说只更换读者，话剧剧本不仅更换读者，还更换导演、表演者，每次更换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太好了。但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愿望，我留给小说。我说过，小说是妻，影视作品是妾。一部好小说可以长远留存，一个剧本在影视作品完成时已经宣告死亡。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还是按照惯性走，顺其自然。
有人说影视的热播使小说没落，也有人说影视的热播带动小说的热卖，我想，影视与小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还有很多人能从文字中感到乐趣。无非就是小说家被贬低、不像此前那般被看重，那我们自己看重自己就够了。
退出江湖之前，我想自己导一部戏，它会是一个非常小的制作，我不能用自己这么生的手去花人家那么多钱，导演上我还是个幼儿园的孩子，怎么能挥霍资本？即便这次做得顺，以后我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导演了，年龄已经不允许了，我不能到片场去挥霍生命，剩下的精力，我留给写字台。写了这么多年，关起门来我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写作者是要有这种自信的，就像拥有一双翅膀，有无际自由，但冷静下来我又觉得，自己在任何一个新课题面前都是小学生，要毕恭毕敬地面对它，努力去完成它。观众是老师，让老师来评分吧。
人生而被贬低
作为创作者，什么时刻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尤其当写作遇到困境，你不得不头撞南墙苦苦思索，不得不咬牙背水一战，这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也是我最伤感而幸福的时刻。
有人觉得我过得太累，劝我歇两年，但人有多少个两年？我还是别冒险了，还没到马放南山的时候，岳飞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五十岁了心里依然有这样的东西在涌动。写作者亦像官员，一旦失了权势，非常失落与悲哀。早晚有丧失写作能力的那天，那种悲哀令我恐惧，还是抓紧时间做事吧。
前些日子，我想到人生的定理：人的一生就是在被贬低。在家父母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上学老师批评你；青春期爱上一个女孩，她说你不够格；写作品投稿被退回说你水平太低；即便发表了，仍有人会说你不行。各种的攻击、污蔑、更多的误解纷至沓来，都是难以摆脱的贬低。爱人听了，说，恭喜你答对了。
我曾经说过，“凡是喜欢《虚证》的人都是我的知音，我都视为知己。”在这部小说的结尾，我借一个湖边钓鱼的人说出了自己的世界观，憋不住了，撒泡尿都很幸福。人尽管有些时候很挣扎，但退一步海阔天空，再怎么挫折，也不该主动剥夺自己生命，那是自我失败。只要你活着就没有最后失败，还有最后的底线，随时都有成功的机会。
所谓成功，是获得自己想要获取的利益，达到这一步必须从培养自己的能力开始。大部分人忽略了这一点，一味调高自己的目标，能力和目标反差越大就越痛苦，到了极端就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我了断；大部分人是不干了，爱谁谁，认为所谓成功都是过眼云烟，一天三顿吃饱、凑合活着，也不差；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尽最大努力做好手边的事，得到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想得到更多，那就更努力，无非如此。现在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却还得不到，如果是才华不够，那就手段更凌厉一些、计谋更圆满一些，总有办法。我从来不抱怨环境，它是既定的，唯一能控制的变量是自己。
这个时代对个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竞争太激烈了，同时有各种方式来在勾起人的欲望，让人去消费、炫耀，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人心在这种竞争中濒临崩溃，但不能因此把竞争强度降低或者干脆不要，人人均分，可能吗？你只能适应它。你受不了，那就后退两步；你能力还够，那就往前冲吧。重要的是保持善待他人的状态，最起码善待你的爱人、你的孩子，让家庭成为你的小船，在大海上漂，打的鱼多就多吃，少就少吃，就剩一条鱼，先给孩子吃，再给老婆吃，你只能这样生活。
刘恒说《金陵十三钗》
◎有人说《金陵十三钗》是个吃力难讨好的活儿，我接了，出于职业上的惯性，也有逞能的想法，如果说这个行业是个江湖，我这个刀术是想炫一下的。
◎写《金陵十三钗》剧本时，我一个人住在京郊，经常孤魂野鬼一般游荡，遇到困境：人物如何才能合理？我最初认为，妓女与孩子的转换，有充足的戏剧性却缺乏坚实的合理性。我在其中设置的种种情节，都是在编织这个合理性的网络。最终一部分观众接受了，一部分观众仍有疑问，但我认为，电影处理得已经完满、完美。
◎说这种取代合理，倒不是因为妓女善良，而是作为一个人，内心的善良在某种情况下被激发出来。我想用这种解释去感动观众，让他看到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善，在必要的时候可能要做出某种牺牲，并且相信，必要的时候也有人为我们做出牺牲。
刘恒说合作过的导演们
◎谢飞老师一身儒雅之气，世界观像鸽子一样轻盈，我很敬重他的学问和为人。
◎艺谋有奇相，智力储备巨大，精力充沛得令人生畏。他的才华是全面的，长期在艺术方式里摸爬滚打，对各个角落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他的潜力仍然深不可测。
◎小刚的聪明是接着地气的，让这股劲儿枯竭也难。如果说艺谋是鹰，小刚也是鹰。他是猫头鹰，他捕捉观众的趣味像捕捉老鼠一样屡试不爽，他给同行添妒了。
◎尹力则是个另类，时而极其聪明无出其右，时而比较含蓄地聪明。如果也拿飞禽来比，他比鸽子眼快，比老鹰灵巧，到底是个什么新品种，我得找机会问问他自己去。
现在，他是“中国第一编剧”，58岁，依然保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情。
他也是圈子里著名的好人，闲谈不说人非，少交际，把所有时间留在写字台上。
刘恒说，人生而被贬低。在这个竞争太烈的世界里，他保留着善意，同时埋头苦干。因为人生太短，
而他，还要努力写作，留下活过的痕迹。
写作为了给生命留痕
十六七岁，我打定主意，要当一个作家。看过鲁迅和高尔基的书，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在世界上留下生活过的痕迹。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学院里出来的，偏重形式；另一种是生活里出来的，源自内心的冲动。我属于后者。正值青春期，我充满了逞能的欲望—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吸引异性，满足虚荣心……也感受到一种内心的需要：希望在文学中找到对世界的解答，还隐隐有一种野心：也许哪天，我也能够提供答案。
那时我在当兵，过着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晚上九点要熄灯，我就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看书，往往正看到入迷，“哗”一下被子被揭开了，脑后赫然一声“怎么还不睡觉？！”我的书都是跟连队的人借的，有本鲁迅的书我借回来就没有还，我的书也常被借走就再也找不到了。每个借到书的人都想把书在自己这儿留得再久一点，营养虽少，好在反复咀嚼，能吸收的都吸收了。
第一次把文字落在纸面上，是在自己本子上写诗—用来批林批孔的顺口溜。如今看来当然非常拙劣，但当时战友们看到了觉得挺好，大家都传看了一遍，还上了连队的黑板报，我很高兴。后来写过剧本，到十九、二十岁开始写长篇，第一个长篇至今都不敢往外拿，没有受过训练，知识储备也不多，写废了。
当了六年兵，干了四年的汽车厂装钳工，1977年7月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小石磨》，写红军的故事，来自道听途说，被我编纂成了短篇小说。因为发表了作品，我被调到《北京文学》做小说编辑。这是小说于我在物质方面的好处，本来当工人挺累的，被人瞧不起，而编辑在当时还是个光鲜的职业。我从不否认自己写作有实用主义的考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直到现在，仍有名利思想渗入其中。
《狗日的粮食》让我成名，后来有人说我的小说中贯穿了饥饿感。我是挨过饿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在西直门城墙外，吃杨树的毛毛，开水焯了之后用棒子面包包子吃；柳树新长的嫩芽捋下来，用水一遍一遍地焯，把苦味焯掉，拿盐拌着吃；河里的水草，用铁钩子捞上来，放到饼铛上烙着吃……作品里一定带着我生活的痕迹，我想探讨人生存的条件，当环境威胁到人的生存的时候，人是什么样的痛苦的状态。《狗日的粮食》关于食物，《伏羲伏羲》说的是性，探讨的都是困境。
《黑的雪》也有我童年的影子。那时我在胡同住，周围一帮孩子关系很好，我发现左右每个人生活的心理因素是自卑感。几乎所有孩子都带着自卑走向社会，有的人会反弹、冲破自卑，有的人就被自卑压住了。我也自卑过，觉得自己胳膊太细、没有肌肉，笨嘴拙舌、不如别的孩子能说会道，或者出身平民、不如别人家庭高贵……文学是我摆脱自卑的途径。
在文学里跋涉，我吃过苦。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借了一个顶楼的房子，正是夏天，没有空调，热得浑身大汗，就脱光了写，水泥地上铺凉席一坐，煮冻饺子吃，跟农民锄完地在地头歇息的感觉一模一样。写到颈椎动不了了，就在地上平躺一会儿再接着写。《苍河白日梦》写到中间我嚎啕大哭，老伴儿总劝我不要因为写作伤害了自己的生活，但哪里做得到呢？作家是一种苦力，精神上的折磨外人不能想象，体力上的付出也不输任何体力劳动者。
1989年我改编《黑的雪》时，借了朋友的一居室，在客厅餐桌上写作，为了避免到卧室看电视，就把卧室门锁上，用一根绳子反复缠，解开太费劲，也就不看了。不停地抽烟，把屋子搞得乌烟瘴气，饿了就煮包方便面，疯狂熬夜，实在困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写作中所有词汇奔涌而来的感觉，超越外界所有影响。
现在我不会那么极端了，自我克制能力很强。曾经我喜欢钓鱼，后来也戒了，也许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太少，大家在钓鱼的时候聊聊天，钓完了给邻居送一送落个高兴，现在没有这些精力了。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封闭在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再呼朋引类，变成典型老年人的状态。
编剧要会善解人意
我第一次做编剧，是1988年导演谢飞找我，把《黑的雪》改编成电影《本命年》。片子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发布会上我坐在记者席最后一排，没有人关注。出来的时候一个记者说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你应该坐在台上呀！我完全没感觉。
而后和张艺谋合作了《菊豆》《红高粱》之后，他正是如日中天，他看中《伏羲伏羲》，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拍摄时我去了现场，感觉很乏味：一个镜头要拍好多遍，周围环境凌乱，由我的眼睛看来完全穿帮，我很怀疑他最后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看到影片我明白：他的镜头已经把最宝贵的东西框住了。
几年前和小刚合作《集结号》，到结尾，大家的意见是让谷子地死在煤堆上，我说必须要留一个人活着。观众是相信神话的，神话的必然要素是主人公登上山顶而非从山上滚下来，这不仅仅是抚慰，而是一种信仰：善必然战胜恶。善最终被压倒，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写了这么多年剧本，最初我觉得写剧本跟写小说一样，极其神圣，别人不能动；国外确有一些知名编剧不允许改动自己的剧本，但我经过这么多年的职业磨合，明白不让别人动是不恰当的，毕竟我对电影的认识还有局限。但我不会根据导演的步骤来，否则思维习惯、写作方式会被打乱，所以接下《金陵十三钗》时我告诉张艺谋，只能写两稿，“我的江湖地位还可以，绝不给你当探雷器。”
如果把编剧工作拆解，我觉得自己台词功夫不错，这是编剧工作的第一必备才华。一个剧本，思想浅薄没关系，人物塑造不深刻也没关系，但如果没有还原口语的台词，这个编剧基本上就是残废了。这是一种微妙的能力，有的编剧剧本中每个人说话都差不多，有的编剧就能准确地抓住口语的点。
成为一名好编剧，恰当的世界观非常重要。不能要求编剧是一个高尚的人、道德感强烈的人，但编剧不能没有高尚的理想、向善的信仰和利他的思想，不能不善解人意。只有成为这样的人，思想的血肉才能渗透到作品中去，以此和读者交流，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营养。
一直做编剧，名与利是小小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做编剧与写小说获得的写作快感是相似的，而江湖地位，哪怕是虚幻的，对人也是有麻醉作用的。地位高了之后，那种良好的感觉会让你付出更多精力在其中。这也是人类的弱点吧，那就作为弱点来接受惩罚——用生命中更多时间来做这个事。我如此总结自己的编剧生涯，不想否定它，我在其中得到许多快乐，精神和物质利益都丰厚，再抱怨那真是有问题。
编剧这个行业门槛相对低，市场又太庞大，竞争很激烈，但一旦干好了，日子会很好过。有的职业是可以混的，编剧是没法混的，你如果永远在低水平，就永远处在一个屈辱的地位，你也会在自我贬低当中无地自容，要求改变现状，所以编剧的空间也很大。日本韩国电视剧编剧地位很高，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女人在做，中国将来也是这个趋势，女孩子都不织毛衣了，改作电视剧编剧了。
对那些想以写作为职业的年轻人，我想说，时间是检验一个人才华的标准，每个人才华的适应性也不同，还是依照你的写作本能去选择道路。如果小说给你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最深的灵魂安慰，你就去写小说；如果你觉得要有钱有房有车，那不妨用更现实的手段来实现，而非以写作谋生。任何工作都不能被贬低，它会使生命受益，要怀着虔诚的心写作，不要忘记你趴在写字台上的时候，生命是在燃烧的。
这几年经常听到编剧维权的呼声，也看到行业有“枪手”，我想这就是一种生态—既然产生了，一定有其产生的理由。在这个行业中生存的年轻人，唯一的方法就是锻炼自己的能力。就像一个江湖，你只能练独门绝技，飞檐走壁，百步之外取上将首级……没有绝技，你只能被人裹着、推着往前走，感到被动或屈辱；一旦你掌握了独门绝技，江湖会承认你的才华，你也会获得尊重，届时你的自由会多一些，贡献会大一些。底层的编剧不可以有过多埋怨，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才华做出判断，如果才华不够，那就积累能力，用能力成就才华。要头脑清醒，抓紧学习、实践，待遇低一点也不要有怨言，埋头苦干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大的愿望，留给小说
有人贬低编剧改编工作的价值，但莎士比亚的大多数作品都源于改编，无数经典歌剧也是源于改编，没有谁能贬低这些天才们改编的价值。电影界的常识在于，在它的改编需求面前，伟大如圣经，渺小如幼儿园的儿歌，都有可能成为改编的好材料。一部改编于圣经的电影可能臭不可闻，源于儿歌的电影却有可能流芳百世。关键在于是谁改编的，又是谁拍摄的。写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与质量有关。我相信我的电影剧本会随着我整体写作质量的提升而获得应有价值。别人的剧本可能会泯灭，我的剧本不应该被泯灭。
有很多人问我，从写小说到写剧本，会不会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我并不这么觉得。我总觉得文字转换成影像之后特别神奇，而电影编剧在其中只是一环，有时候会被遮蔽，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是职业上的必须。但写作的快感是一样的—无论是小说抑或剧本，写作过程中的快感，遇到困境的痛苦，穿越困难的喜悦……都是相似的。小说如果没写好，不也要承担它的失败吗？但剧本没准你没写好但导演拍好了，他拯救了你；当然也有你写好了剧本却没被拍好，那就跟着挨骂，这都是生活的自然状态。写小说，也无非是给出版商做嫁衣裳。世界是由很多综合因素构成的，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得太大，你只是一滴水，就不要幻想变成大海，能多到哪儿去呢？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和思想是你最重要的资源，社会也是你的资源。我的很多剧本改编自别人的小说，我的小说也被别人改编，这些人际关系都以互惠原则进行着。
你可能觉得我太看得开，这种世界观也是慢慢形成的，大概如古人所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就是这样的节奏。当你的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些顿悟和自我反省，会越来越适应这个世界。优点是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看清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明了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也越来越能承受挫折；缺点是越来越平庸，没有锋芒。
做编剧这么多年，对编剧的理解随时都在变。我没有追寻过它的节点，但确有不同。比如最初觉得写小说和剧本没有区别，都是写作，但时间一长便发现它们有非常大的区别。当你适应了这种区别，就会本能地权衡利弊。一直到现在我也在权衡：到底要不要放弃剧本去写小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估计今后不会再写太多的电影剧本，话剧剧本会成为我的重点。
《窝头会馆》是我第一次创作话剧，怀着极大的困惑，到后来才发现舞台上的两个小时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东西，但已经没有办法打碎重来，就顺着惯性把它放在一个三幕剧中，也能自圆其说。话剧是一个更小众的方向，但它生命力更强，折旧率低。电影剧本折旧率太高了，一投入拍摄就折旧了、完了，话剧写好了，是会长命百岁的。小说写好了也长命百岁，但小说只更换读者，话剧剧本不仅更换读者，还更换导演、表演者，每次更换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太好了。但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愿望，我留给小说。我说过，小说是妻，影视作品是妾。一部好小说可以长远留存，一个剧本在影视作品完成时已经宣告死亡。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还是按照惯性走，顺其自然。
有人说影视的热播使小说没落，也有人说影视的热播带动小说的热卖，我想，影视与小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还有很多人能从文字中感到乐趣。无非就是小说家被贬低、不像此前那般被看重，那我们自己看重自己就够了。
退出江湖之前，我想自己导一部戏，它会是一个非常小的制作，我不能用自己这么生的手去花人家那么多钱，导演上我还是个幼儿园的孩子，怎么能挥霍资本？即便这次做得顺，以后我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导演了，年龄已经不允许了，我不能到片场去挥霍生命，剩下的精力，我留给写字台。写了这么多年，关起门来我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写作者是要有这种自信的，就像拥有一双翅膀，有无际自由，但冷静下来我又觉得，自己在任何一个新课题面前都是小学生，要毕恭毕敬地面对它，努力去完成它。观众是老师，让老师来评分吧。
人生而被贬低
作为创作者，什么时刻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尤其当写作遇到困境，你不得不头撞南墙苦苦思索，不得不咬牙背水一战，这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也是我最伤感而幸福的时刻。
有人觉得我过得太累，劝我歇两年，但人有多少个两年？我还是别冒险了，还没到马放南山的时候，岳飞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五十岁了心里依然有这样的东西在涌动。写作者亦像官员，一旦失了权势，非常失落与悲哀。早晚有丧失写作能力的那天，那种悲哀令我恐惧，还是抓紧时间做事吧。
前些日子，我想到人生的定理：人的一生就是在被贬低。在家父母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上学老师批评你；青春期爱上一个女孩，她说你不够格；写作品投稿被退回说你水平太低；即便发表了，仍有人会说你不行。各种的攻击、污蔑、更多的误解纷至沓来，都是难以摆脱的贬低。爱人听了，说，恭喜你答对了。
我曾经说过，“凡是喜欢《虚证》的人都是我的知音，我都视为知己。”在这部小说的结尾，我借一个湖边钓鱼的人说出了自己的世界观，憋不住了，撒泡尿都很幸福。人尽管有些时候很挣扎，但退一步海阔天空，再怎么挫折，也不该主动剥夺自己生命，那是自我失败。只要你活着就没有最后失败，还有最后的底线，随时都有成功的机会。
所谓成功，是获得自己想要获取的利益，达到这一步必须从培养自己的能力开始。大部分人忽略了这一点，一味调高自己的目标，能力和目标反差越大就越痛苦，到了极端就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我了断；大部分人是不干了，爱谁谁，认为所谓成功都是过眼云烟，一天三顿吃饱、凑合活着，也不差；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尽最大努力做好手边的事，得到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想得到更多，那就更努力，无非如此。现在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却还得不到，如果是才华不够，那就手段更凌厉一些、计谋更圆满一些，总有办法。我从来不抱怨环境，它是既定的，唯一能控制的变量是自己。
这个时代对个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竞争太激烈了，同时有各种方式来在勾起人的欲望，让人去消费、炫耀，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人心在这种竞争中濒临崩溃，但不能因此把竞争强度降低或者干脆不要，人人均分，可能吗？你只能适应它。你受不了，那就后退两步；你能力还够，那就往前冲吧。重要的是保持善待他人的状态，最起码善待你的爱人、你的孩子，让家庭成为你的小船，在大海上漂，打的鱼多就多吃，少就少吃，就剩一条鱼，先给孩子吃，再给老婆吃，你只能这样生活。
刘恒说《金陵十三钗》
◎有人说《金陵十三钗》是个吃力难讨好的活儿，我接了，出于职业上的惯性，也有逞能的想法，如果说这个行业是个江湖，我这个刀术是想炫一下的。
◎写《金陵十三钗》剧本时，我一个人住在京郊，经常孤魂野鬼一般游荡，遇到困境：人物如何才能合理？我最初认为，妓女与孩子的转换，有充足的戏剧性却缺乏坚实的合理性。我在其中设置的种种情节，都是在编织这个合理性的网络。最终一部分观众接受了，一部分观众仍有疑问，但我认为，电影处理得已经完满、完美。
◎说这种取代合理，倒不是因为妓女善良，而是作为一个人，内心的善良在某种情况下被激发出来。我想用这种解释去感动观众，让他看到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善，在必要的时候可能要做出某种牺牲，并且相信，必要的时候也有人为我们做出牺牲。
刘恒说合作过的导演们
◎谢飞老师一身儒雅之气，世界观像鸽子一样轻盈，我很敬重他的学问和为人。
◎艺谋有奇相，智力储备巨大，精力充沛得令人生畏。他的才华是全面的，长期在艺术方式里摸爬滚打，对各个角落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他的潜力仍然深不可测。
◎小刚的聪明是接着地气的，让这股劲儿枯竭也难。如果说艺谋是鹰，小刚也是鹰。他是猫头鹰，他捕捉观众的趣味像捕捉老鼠一样屡试不爽，他给同行添妒了。
◎尹力则是个另类，时而极其聪明无出其右，时而比较含蓄地聪明。如果也拿飞禽来比，他比鸽子眼快，比老鹰灵巧，到底是个什么新品种，我得找机会问问他自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