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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岁被爸爸引入此道，篆刻便成了演员吴越沉淀心灵的所在。她演戏也如书家篆刻，有镂空、刻凸、布局、留白诸多步骤，方寸乱不得，旁人豁出命拼个大红大紫，她却一直在淡泊之中磨洗自己的灵魂。
“曾经觉得时间非常长，永远都会活着，可以无端的浪费，现在慢慢发现时间没你想的那么长。曾经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每年要做什么事，会逼迫自己去做，但从现在开始我准备做一个柔软的人。”
20多岁的她，一直认为没有一件事情能比工作更重要。但是现在，她慢慢放下脚步，发现原来生活应该跟工作并肩前行，甚至应该跑到第一位。“如果一直在这个窗口看风景，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会觉得不甘心，所以我想转一下头，看看别的颜色。”从去年11月到现在都没有拍戏的吴越，把时间给了旅游、朋友和父母，“春节回家有时间陪我的父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篆刻 跟心灵打交道
今年春节，吴越像往年一样回到上海，安静地陪伴父母。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儿，从小学毕业住校起，就和爸妈聚少离多。平常日子，家里三口人各忙各的，只盼着节假日在一起吃顿家常饭。
与别人家车水马龙、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气氛相比，吴越家的年过得安静冷清。父亲不喜欢热闹，早早在门口贴上纸条，不见来客，不收礼品。自己的家与父母是前后小区，走路5分钟，每每休假回上海，她起床便去父母家吃饭、聊天，或者跟中学同学聚会。
吴越出身书香门弟，你或许听过，晚清有个画家叫吴昌硕，吴昌硕的弟子是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的弟子是丰子恺。“丰子恺的大弟子叫钱君陶，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做了钱君陶的弟子。”父亲吴颐人是上海书画篆刻名家，吴越印象中的爸爸不是在写字就是在刻章，小时候的耳濡目染让她拿起刻刀，参加了父亲的篆刻组，所以如今她有一门一般人不会的手艺。“爸爸是搞这个的，就一定要我学一下，当时我对篆刻并没有特殊的感觉，也没有很排斥，因为从小就听话，父亲让学就学了。”
跟父亲学篆刻是吴越小时候每日必做的功课，近水楼台，不用操心。“石头和刻刀都是爸爸选好弄好，说你刻吧，没有因为喜欢才接近它的过程，所以说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妙，我对于它的感情好像比较粗暴。”吴越虽然这样说，篆刻的功夫却不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得过一个全国篆刻比赛的少年组金牌。那组作品至今被父亲珍藏在家，吴越还记得刻的是一组女英雄，4个人，其中有刘胡兰。
篆刻是花时间费眼睛的慢工细活，尽管许久不碰了，吴越说起来仍然如数家珍。“它必须是人在非常静的环境下做的一件事。从选材、设计开始便要用心，用的文字是大篆还是小篆都要斟酌，也可以刻成像甲骨文那样，也有英文版和中文版本。”镂空或者刻凸，决定了印出来的字体是红是白，这些，都要篆刻者细心推敲。拍摄中吴越专门带来了她的一套篆刻工具，备上宣纸，执起刻刀和石材为我们示范：“心要静，布局有留白，有疏密，之后印在章上，印完以后要重新描好再开始刻。光是每道都刻得很干净还不行，要再打破一点，敲出岁月磨损的痕迹，很自然的那种，而不是做作。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跟心灵打交道，不用心很难做到。”
篆刻让吴越静下心来，培养纯粹的专注和定力。“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安静的人，所以我会喜欢学表演。”如今岁月磨洗，她反倒发现了自己安静的内在。
拍《美丽人生》的时候，醉心于书法的李雪健无意中发现吴越居然就是吴颐人的女儿，又惊奇又意外，戏拍完后，吴越刻了一方印章送给李雪健，感谢他在戏中的“保驾护航”，石头是吴爸爸亲自选的，刻的是李雪健的别号：逞能。
青衣女子
吴越入行很早，16岁时得到第一个角色，上海人艺的一个单本剧中需要个小姑娘，她去了。高中毕业，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刚刚毕业，就接拍了《北京深秋的故事》，柔弱的她在剧中几乎迷倒了当年所有的男大学生。
过了30岁，吴越不再想演小姑娘了，觉得这些自己需要“演”，而人家往那儿一站就是。“我要演此时此刻的我，才是可以是我自己。观众还是会喜欢离他近的，对一个演员最高的评价就是，‘哎呦，她演得太像我身边谁谁谁了。’”不像一般女演员爱追逐小花旦的那份热闹，她现在挑角色，宁愿从30多岁演起， “我觉得很好，我就继续往前走吧”，有一个青衣的庄重和气质。
之前热播的电视剧《请你原谅我》中，吴越饰演知性、坚强、冷静的吴晴，与吴秀波是一对20世纪70年代的“初恋情侣”，是一个在感情与理智间纠结徘徊，却最终为爱情付出人生的痴情女子。导演在筹备阶段最先找到了海清，海清看过剧本后，认定吴越是饰演吴晴的最佳人选，迅速地向她推荐了剧本。吴越回忆：“她当时跟我说，有一部好戏，里面有一个人物非常适合你！我一看剧本就再也放不下了。”
北京是吴越的福地，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发展的吴越经常会被人说成“很不像上海女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北京的上海人。”喜欢北京什么？“大学毕业第一部戏在北京拍的，北京给了我好机会。还有人文……在这里出道，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北京，所以我会觉得这里是第二故乡。”每次回上海，吴越很安静，而到北京，感觉是到了一块沸腾的地方，有生命力，有热情的朋友，还有很多热闹的事情。当初因为谈恋爱而选择来北京，所以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也没有害怕或惶恐。然而慢慢渗透，很自然地把自己过渡成半个北京人。小时候父母对吴越管教很严，但也开明。从小到大都是吴越做主自己的一切，考什么样的高中，考什么样的大学。父母即使并不认同，也会迁就她。“可能因为我从小住读的关系，从小吃食堂长大，中学时洗衣服挂蚊帐都是自己搞定，我独立能力很强，性格不属于那种柔弱的，所以我习惯北京。”
吴越笑着说自己骨子里仍然很上海，“我从小用上海话讲就是一个比较‘拎得清’的人，任何事情十分我最多表达出七分，含蓄是我的人生原则。”成了演员，吴越依然害怕成为焦点，特别是银幕之外的生活，她希望能够留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她说，“别人眼中的吴越和真实的自己相差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是我自己，认真演戏、安心生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朋友喜欢吴越，是因为她的诚恳，纯粹，杂念不太多，会掏心掏肺。“人的一生总需要有几个朋友，你是可以把家里钥匙托付给他的，否则太孤独了。”
“但朋友不是来解救孤独的，朋友是来共同走路的，路上可以聊天，聊不来可能就不行。孤独这件事，朋友解决不了，有朋友也好，没有朋友也好，就算你门庭若市，也可能是孤独的，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的孤独别人想帮也帮不了。”
文艺杂食动物
“演艺圈是个大染缸—”父亲那些书画界的朋友曾这么劝告。但事实上，吴越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被“染”得很糟糕：她不爱去酒吧，不参加任何“圈子运动”，平时不化妆。在竞争残酷的演艺圈中，每个人都拼命向前，逆水行舟，吴越却是一个异类，低调到连红地毯都不喜欢走，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长时间的卸妆和做发型。
曾经的吴越是个工作狂，大约是2001年，她一年拍了6部戏，一直拍到那一年小年夜早上6点。“最后一部戏时，去上个厕所服装师都会拎着衣服跟在后面说，姐，你出来换这身衣服，当时那个戏是在上海拍，我住在家里，一回家直奔厕所，把所有的剧本放在马桶边上，然后理明天的所有戏单子，理完之后卸妆洗澡睡觉，醒来又去拍，每天如此。”那些日子根本没有时间发呆听音乐和看书，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那一年过得惨，“但是年纪小，无所谓。”
渐渐地，吴越意识应该调整自己的节奏。“没那么多东西可演了，其实真正用心写的剧本不多，他们随便一写，我就掏心掏肺的演，我觉得好像有点收支不平衡，开始心疼自己，不愿意为一些不值得的东西去浪费生命。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质量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的吴越不再让自己活在紧张状态中，告诉自己慢下来。从吴越的微博上可以看到她身上某些小文青气质。陪伴她的几个重要标签：音乐，书，影碟，还有朋友聊天。她说自己是个杂食动物，不论看书还是听音乐。中学时喜欢买电影杂志看，后来迷上张爱玲，很长一段时间，陪伴她的是行囊里一本旧旧的《张爱玲杂文集》。大学三年级时，班里排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吴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张爱玲的。在外地拍戏时，每天上床前翻翻，仿佛一个上海老朋友在吴越的耳边絮絮叨叨，走到哪里都有回家的感觉。
虽然恋家，但吴越也喜欢去未知之地旅行，提前做好功课张罗着和朋友一起出发。去年她和廖一梅一起去了趟尼泊尔，老朋友结伴而行，最是自在，与廖的友情始自1999年出演话剧《恋爱的犀牛》，剧本就是廖一梅写的。
“现在会给自己时间去上禅修课，我碰到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佛陀，告诉我人生是什么样的，我像听甘露一样在听他说，说了很多直指人心的话，让我在一秒钟内，眼泪就下来了。”通透了的吴越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长长的假期，今年所有的工作4月初才开始，当下的早春时光全部属于自己。
伴随她闲暇时光的，是书本，“前一阵追蒋勋的书，我之前一直是陈丹青的迷，后来发现了蒋勋。陈丹青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所以他是愤青，才华横溢。蒋勋也才华横溢，但是不愤青，温和之极。”吴越推荐的书全是她在卓越网上找到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应该看一下他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蒋勋的卢浮宫》。”
“不想要求自己去做任何不顺其自然的事，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十几二十岁时，应该努力学习，拼命吸收文化知识，社会经验；30岁应该学会看风景；到40岁的时候，一定要成为风景中那个人。否则的话，50岁还是20岁那样，“人生难得”这四个字，从何而来？”
闲说篆刻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我们现在称其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从此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篆刻的“篆”字，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是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后来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用具，于是篆字的形符，也由“玉”改为“竹”。
在古代凡属于雕玉、刻石、镂竹、铭铜的范围，都可称为“篆刻”，印章的刻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王莽定六书时，称为“缪篆”，从此便明定篆书为印章印文的使用字体。唐宋之际，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虽然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成为以篆书为基础，利用雕刻方法，在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的艺术型态，篆刻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
“曾经觉得时间非常长，永远都会活着，可以无端的浪费，现在慢慢发现时间没你想的那么长。曾经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每年要做什么事，会逼迫自己去做，但从现在开始我准备做一个柔软的人。”
20多岁的她，一直认为没有一件事情能比工作更重要。但是现在，她慢慢放下脚步，发现原来生活应该跟工作并肩前行，甚至应该跑到第一位。“如果一直在这个窗口看风景，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会觉得不甘心，所以我想转一下头，看看别的颜色。”从去年11月到现在都没有拍戏的吴越，把时间给了旅游、朋友和父母，“春节回家有时间陪我的父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篆刻 跟心灵打交道
今年春节，吴越像往年一样回到上海，安静地陪伴父母。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儿，从小学毕业住校起，就和爸妈聚少离多。平常日子，家里三口人各忙各的，只盼着节假日在一起吃顿家常饭。
与别人家车水马龙、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气氛相比，吴越家的年过得安静冷清。父亲不喜欢热闹，早早在门口贴上纸条，不见来客，不收礼品。自己的家与父母是前后小区，走路5分钟，每每休假回上海，她起床便去父母家吃饭、聊天，或者跟中学同学聚会。
吴越出身书香门弟，你或许听过，晚清有个画家叫吴昌硕，吴昌硕的弟子是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的弟子是丰子恺。“丰子恺的大弟子叫钱君陶，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做了钱君陶的弟子。”父亲吴颐人是上海书画篆刻名家，吴越印象中的爸爸不是在写字就是在刻章，小时候的耳濡目染让她拿起刻刀，参加了父亲的篆刻组，所以如今她有一门一般人不会的手艺。“爸爸是搞这个的，就一定要我学一下，当时我对篆刻并没有特殊的感觉，也没有很排斥，因为从小就听话，父亲让学就学了。”
跟父亲学篆刻是吴越小时候每日必做的功课，近水楼台，不用操心。“石头和刻刀都是爸爸选好弄好，说你刻吧，没有因为喜欢才接近它的过程，所以说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妙，我对于它的感情好像比较粗暴。”吴越虽然这样说，篆刻的功夫却不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得过一个全国篆刻比赛的少年组金牌。那组作品至今被父亲珍藏在家，吴越还记得刻的是一组女英雄，4个人，其中有刘胡兰。
篆刻是花时间费眼睛的慢工细活，尽管许久不碰了，吴越说起来仍然如数家珍。“它必须是人在非常静的环境下做的一件事。从选材、设计开始便要用心，用的文字是大篆还是小篆都要斟酌，也可以刻成像甲骨文那样，也有英文版和中文版本。”镂空或者刻凸，决定了印出来的字体是红是白，这些，都要篆刻者细心推敲。拍摄中吴越专门带来了她的一套篆刻工具，备上宣纸，执起刻刀和石材为我们示范：“心要静，布局有留白，有疏密，之后印在章上，印完以后要重新描好再开始刻。光是每道都刻得很干净还不行，要再打破一点，敲出岁月磨损的痕迹，很自然的那种，而不是做作。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跟心灵打交道，不用心很难做到。”
篆刻让吴越静下心来，培养纯粹的专注和定力。“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安静的人，所以我会喜欢学表演。”如今岁月磨洗，她反倒发现了自己安静的内在。
拍《美丽人生》的时候，醉心于书法的李雪健无意中发现吴越居然就是吴颐人的女儿，又惊奇又意外，戏拍完后，吴越刻了一方印章送给李雪健，感谢他在戏中的“保驾护航”，石头是吴爸爸亲自选的，刻的是李雪健的别号：逞能。
青衣女子
吴越入行很早，16岁时得到第一个角色，上海人艺的一个单本剧中需要个小姑娘，她去了。高中毕业，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刚刚毕业，就接拍了《北京深秋的故事》，柔弱的她在剧中几乎迷倒了当年所有的男大学生。
过了30岁，吴越不再想演小姑娘了，觉得这些自己需要“演”，而人家往那儿一站就是。“我要演此时此刻的我，才是可以是我自己。观众还是会喜欢离他近的，对一个演员最高的评价就是，‘哎呦，她演得太像我身边谁谁谁了。’”不像一般女演员爱追逐小花旦的那份热闹，她现在挑角色，宁愿从30多岁演起， “我觉得很好，我就继续往前走吧”，有一个青衣的庄重和气质。
之前热播的电视剧《请你原谅我》中，吴越饰演知性、坚强、冷静的吴晴，与吴秀波是一对20世纪70年代的“初恋情侣”，是一个在感情与理智间纠结徘徊，却最终为爱情付出人生的痴情女子。导演在筹备阶段最先找到了海清，海清看过剧本后，认定吴越是饰演吴晴的最佳人选，迅速地向她推荐了剧本。吴越回忆：“她当时跟我说，有一部好戏，里面有一个人物非常适合你！我一看剧本就再也放不下了。”
北京是吴越的福地，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发展的吴越经常会被人说成“很不像上海女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北京的上海人。”喜欢北京什么？“大学毕业第一部戏在北京拍的，北京给了我好机会。还有人文……在这里出道，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北京，所以我会觉得这里是第二故乡。”每次回上海，吴越很安静，而到北京，感觉是到了一块沸腾的地方，有生命力，有热情的朋友，还有很多热闹的事情。当初因为谈恋爱而选择来北京，所以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也没有害怕或惶恐。然而慢慢渗透，很自然地把自己过渡成半个北京人。小时候父母对吴越管教很严，但也开明。从小到大都是吴越做主自己的一切，考什么样的高中，考什么样的大学。父母即使并不认同，也会迁就她。“可能因为我从小住读的关系，从小吃食堂长大，中学时洗衣服挂蚊帐都是自己搞定，我独立能力很强，性格不属于那种柔弱的，所以我习惯北京。”
吴越笑着说自己骨子里仍然很上海，“我从小用上海话讲就是一个比较‘拎得清’的人，任何事情十分我最多表达出七分，含蓄是我的人生原则。”成了演员，吴越依然害怕成为焦点，特别是银幕之外的生活，她希望能够留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她说，“别人眼中的吴越和真实的自己相差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是我自己，认真演戏、安心生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朋友喜欢吴越，是因为她的诚恳，纯粹，杂念不太多，会掏心掏肺。“人的一生总需要有几个朋友，你是可以把家里钥匙托付给他的，否则太孤独了。”
“但朋友不是来解救孤独的，朋友是来共同走路的，路上可以聊天，聊不来可能就不行。孤独这件事，朋友解决不了，有朋友也好，没有朋友也好，就算你门庭若市，也可能是孤独的，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的孤独别人想帮也帮不了。”
文艺杂食动物
“演艺圈是个大染缸—”父亲那些书画界的朋友曾这么劝告。但事实上，吴越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被“染”得很糟糕：她不爱去酒吧，不参加任何“圈子运动”，平时不化妆。在竞争残酷的演艺圈中，每个人都拼命向前，逆水行舟，吴越却是一个异类，低调到连红地毯都不喜欢走，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长时间的卸妆和做发型。
曾经的吴越是个工作狂，大约是2001年，她一年拍了6部戏，一直拍到那一年小年夜早上6点。“最后一部戏时，去上个厕所服装师都会拎着衣服跟在后面说，姐，你出来换这身衣服，当时那个戏是在上海拍，我住在家里，一回家直奔厕所，把所有的剧本放在马桶边上，然后理明天的所有戏单子，理完之后卸妆洗澡睡觉，醒来又去拍，每天如此。”那些日子根本没有时间发呆听音乐和看书，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那一年过得惨，“但是年纪小，无所谓。”
渐渐地，吴越意识应该调整自己的节奏。“没那么多东西可演了，其实真正用心写的剧本不多，他们随便一写，我就掏心掏肺的演，我觉得好像有点收支不平衡，开始心疼自己，不愿意为一些不值得的东西去浪费生命。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质量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的吴越不再让自己活在紧张状态中，告诉自己慢下来。从吴越的微博上可以看到她身上某些小文青气质。陪伴她的几个重要标签：音乐，书，影碟，还有朋友聊天。她说自己是个杂食动物，不论看书还是听音乐。中学时喜欢买电影杂志看，后来迷上张爱玲，很长一段时间，陪伴她的是行囊里一本旧旧的《张爱玲杂文集》。大学三年级时，班里排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吴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张爱玲的。在外地拍戏时，每天上床前翻翻，仿佛一个上海老朋友在吴越的耳边絮絮叨叨，走到哪里都有回家的感觉。
虽然恋家，但吴越也喜欢去未知之地旅行，提前做好功课张罗着和朋友一起出发。去年她和廖一梅一起去了趟尼泊尔，老朋友结伴而行，最是自在，与廖的友情始自1999年出演话剧《恋爱的犀牛》，剧本就是廖一梅写的。
“现在会给自己时间去上禅修课，我碰到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佛陀，告诉我人生是什么样的，我像听甘露一样在听他说，说了很多直指人心的话，让我在一秒钟内，眼泪就下来了。”通透了的吴越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长长的假期，今年所有的工作4月初才开始，当下的早春时光全部属于自己。
伴随她闲暇时光的，是书本，“前一阵追蒋勋的书，我之前一直是陈丹青的迷，后来发现了蒋勋。陈丹青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所以他是愤青，才华横溢。蒋勋也才华横溢，但是不愤青，温和之极。”吴越推荐的书全是她在卓越网上找到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应该看一下他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蒋勋的卢浮宫》。”
“不想要求自己去做任何不顺其自然的事，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十几二十岁时，应该努力学习，拼命吸收文化知识，社会经验；30岁应该学会看风景；到40岁的时候，一定要成为风景中那个人。否则的话，50岁还是20岁那样，“人生难得”这四个字，从何而来？”
闲说篆刻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我们现在称其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从此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篆刻的“篆”字，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是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后来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用具，于是篆字的形符，也由“玉”改为“竹”。
在古代凡属于雕玉、刻石、镂竹、铭铜的范围，都可称为“篆刻”，印章的刻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王莽定六书时，称为“缪篆”，从此便明定篆书为印章印文的使用字体。唐宋之际，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虽然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成为以篆书为基础，利用雕刻方法，在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的艺术型态，篆刻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