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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暂住了几个月的新英格兰小镇搬家到巴黎之前，我特意去镇上一个小实验剧院，趁着周六场的空旷看了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半年后，想起巴黎时首先闯进脑海且唯一磨灭不去的剪影，便是当时电影中男主角盖尔每个午夜登上的那辆来历不明老爷车，穿行于昏黄古旧的街道—不是没有更鲜活的印象，只是发生在这座瑰丽城市的所有形形色色故事，似乎最后都皈依了这些略显肮脏狭窄的午夜街道。
圣日耳曼大街的回忆
没有比住在圣日耳曼大街附近更迅速爱上巴黎的捷径了：全球第一家LV店不起眼地缩在教堂广场的街角，闻名遐迩的双叟，LIPP和花神咖啡馆坐落在街道两侧。应接不暇的乐蓬马歇百货和爱马仕的橱窗布景，吹弹可破溶于指尖的马卡龙可以是亲切诱人淡绿色的La Duré里的招牌，也可以是Hugo&Victor里的艺术品。花神咖啡门前的Le Parisien报刊亭旁那个心口相传的传奇老人也静静的坐在那里，如同一座等待被坐满的礼堂：在过去30年里不论风吹雨打他始终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色西装，清早起通读报刊亭里的各色派别的报纸，步行去街对面买便宜的骆驼烟，心情好便与你讨论两句哲学，或者时事，视你给人的印象而定。
在夏天就要结束时，我来到色佛尔街上的一栋公寓住下，推开窗户是教堂侧面的彩色玻璃，探出去半个身子就能看见星光璀璨的埃菲尔铁塔。渐渐熟悉了楼下的面包房，街角的有机食品店，街区里惬意的小咖啡馆，以及走去塞纳河和奥赛博物馆的捷径。清晨下楼从Malo面包店里脸上浮着健康红晕和亲切微笑的南法姑娘手里接过清爽的凯撒鸡胸三明治，跟Ken Okada店里的设计师隔着她布满洁白云彩的概念装置打招呼，回头在书包上发现一朵开得灿烂的白玫瑰，那是腆着肚子的花店胖老板在我不注意时插上的，或是午餐过后和朋友们在Le Basile咖啡馆里或热闹或懒散地喝一杯……蜕化和变迁在这个城市似乎从来都没有留下过痕迹，那些汹涌着流逝着的，只有时光和回忆而已。
巴士底广场的漂泊者
夏天在位于郊外的图书馆做法国监狱文学归档时，读了一些少见的法语原版巴士底狱秘事。现在的巴士底广场地区，仿佛无言地继承了那些起义者对自由福衹的追求，也为生活在这里的姿态各异却神色淡然的人们提供着安全的保护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巴士底地区几乎就是巴黎光怪陆离的夜生活的代名词，这夜晚也恰恰是各式移民和法国文化碰撞交融的绝佳节点，这些街道上也布满了那些拥有着类似背景却衍生出七彩故事枝桠的肤色各异的男男女女们。
在一个周六凌晨，Lappe街上的夏洛特酒吧门口，午夜派对余热未散，我遇到了范妮和娜娜，一对青春得不留余地的越南双胞胎。她们独立而坚忍的越南母亲，再婚嫁给一个中年法国男人，把一对漂亮的女儿寄在他巴士底广场附近昂贵狭窄的公寓，自己却回到了故乡的窗台经年望着胡志明市的街景叹息。范妮和娜娜继承了母亲东方人的清澈容貌和单薄身形，也说着一口漂亮的巴黎法语。她们拉着我的手，带我去她们朋友的酒吧，徘徊在迷蒙吧台上的水烟和威士忌里。
几乎每一个路人都会和她们聊天，他们原本是这么天壤地别的人，只是凑巧在这个混乱的被雨洗刷的闪闪发亮的昏黄街道上小酌一杯，却会不约而同地往范妮的法国男士礼帽上插非洲菊，或者摇摇晃晃把杜松子酒装在墨绿透明的小杯子递给娜娜。更多的时候，他们仅仅是把一个个透明的拥抱送给这对姐妹，以及环绕着她们的那团略带青色的马鞭草气息，仿佛这绝望的巴士底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
娜娜也曾凌晨三点到下着大雨的街头接我，带我步行去三个街区以外她的男朋友家。那是个在意大利居住多年的阿拉伯男人，眉宇间全是地中海岸的懒散。她曾躺在我的肩头有点迟疑地说，他最温情的动作是在我说我爱他的时候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合上了我的眼睛。我望着这个注定会被伤害却不以为然的姑娘，突然明白了那些街头拥抱她们姐妹的冲动来源—那些白夜给巴黎人带来的脆弱，慌张，不安和焦虑，似乎全在都不曾踏入在她们的河流之中。
蒙马特高地的独行侠
蒙马特高地归属巴黎不过百年，却成了一块无可比拟的巴黎当代艺术活力的象征。这次短暂定居，视线便也挪到了山脚下的Pigalle和Blanche附近的街道上。对Pigalle熟悉起来是因为朋友介绍去的小酒馆和餐厅。一个前苏联式酒吧的酒单是本薄薄的红宝书，鸡尾酒的名字自然也就从“白色俄罗斯”变成了“白色不败苏联”，压轴好酒必然叫做“Stalin’s last words (斯大林的遗言)”。从Blanche地铁站出来，向红磨坊的反方向一直朝小山丘上走去，这段宁静的路延续到Liège地铁站附近—这里可以完全不夸张地被称为欧洲广场，不足百平米的小空地衍去四面八方大同小异的有圣彼得堡街，伯尔尼街和斯特拉斯堡街。
我的友人加斯帕德就住在这里，而促成我们友谊的，除了他的女友艾薇，更重要的是他继承的那栋古朴干净、兼做画廊的公寓。加斯帕德的曾祖母Nelly来自阿尔萨斯，旧照片上的她柔弱而清秀，十五岁起便到巴黎郊区的美术学院学习，之后几乎足不出户在十八区的阁楼上作画度过了二十世纪初。我想象过她应受的那些清新淡雅的印象主义熏陶，直到跟着加斯帕德钻进卧室后面的小壁柜，亲见那些尘封油画的真面目：一个眉目被珠宝拖拽变形的贵夫人，从书架顶端纵身下跃的木头斑马群，影子和理想同样模糊的巴黎公社自卫队的远征分部……我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因为毕加索、马蒂斯他们当时并不孤独这一理所当然的事实而瞠目结舌。
可这里给我的是什么呢？
十月初的一天，我来加斯帕德家去参加艾薇的生日。在门上按了密码进入庭院，望着四周那圈陌生的美丽建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次来的路。我发好短信坐在庭院的夹竹桃林旁边的长椅上等她，穿着一件纯天蓝的连衣裙，头发束成一个马尾辫，望着手指上一枚绿松石戒指发呆。艾薇后来说，她永远忘不了她从正门进来时看到的这个场景。她说这个城市里每天那么多浪漫和离别都在悉悉索索不知疲倦地上演，而她的生活剧本已经停拍许久，直到那幅我在长椅上荡着双腿的画面出现，让她重新想起了，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是如何顺理成章地成为巴黎的一部分。
这便是蒙马特给出的答案。
圣日耳曼大街的回忆
没有比住在圣日耳曼大街附近更迅速爱上巴黎的捷径了：全球第一家LV店不起眼地缩在教堂广场的街角，闻名遐迩的双叟，LIPP和花神咖啡馆坐落在街道两侧。应接不暇的乐蓬马歇百货和爱马仕的橱窗布景，吹弹可破溶于指尖的马卡龙可以是亲切诱人淡绿色的La Duré里的招牌，也可以是Hugo&Victor里的艺术品。花神咖啡门前的Le Parisien报刊亭旁那个心口相传的传奇老人也静静的坐在那里，如同一座等待被坐满的礼堂：在过去30年里不论风吹雨打他始终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色西装，清早起通读报刊亭里的各色派别的报纸，步行去街对面买便宜的骆驼烟，心情好便与你讨论两句哲学，或者时事，视你给人的印象而定。
在夏天就要结束时，我来到色佛尔街上的一栋公寓住下，推开窗户是教堂侧面的彩色玻璃，探出去半个身子就能看见星光璀璨的埃菲尔铁塔。渐渐熟悉了楼下的面包房，街角的有机食品店，街区里惬意的小咖啡馆，以及走去塞纳河和奥赛博物馆的捷径。清晨下楼从Malo面包店里脸上浮着健康红晕和亲切微笑的南法姑娘手里接过清爽的凯撒鸡胸三明治，跟Ken Okada店里的设计师隔着她布满洁白云彩的概念装置打招呼，回头在书包上发现一朵开得灿烂的白玫瑰，那是腆着肚子的花店胖老板在我不注意时插上的，或是午餐过后和朋友们在Le Basile咖啡馆里或热闹或懒散地喝一杯……蜕化和变迁在这个城市似乎从来都没有留下过痕迹，那些汹涌着流逝着的，只有时光和回忆而已。
巴士底广场的漂泊者
夏天在位于郊外的图书馆做法国监狱文学归档时，读了一些少见的法语原版巴士底狱秘事。现在的巴士底广场地区，仿佛无言地继承了那些起义者对自由福衹的追求，也为生活在这里的姿态各异却神色淡然的人们提供着安全的保护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巴士底地区几乎就是巴黎光怪陆离的夜生活的代名词，这夜晚也恰恰是各式移民和法国文化碰撞交融的绝佳节点，这些街道上也布满了那些拥有着类似背景却衍生出七彩故事枝桠的肤色各异的男男女女们。
在一个周六凌晨，Lappe街上的夏洛特酒吧门口，午夜派对余热未散，我遇到了范妮和娜娜，一对青春得不留余地的越南双胞胎。她们独立而坚忍的越南母亲，再婚嫁给一个中年法国男人，把一对漂亮的女儿寄在他巴士底广场附近昂贵狭窄的公寓，自己却回到了故乡的窗台经年望着胡志明市的街景叹息。范妮和娜娜继承了母亲东方人的清澈容貌和单薄身形，也说着一口漂亮的巴黎法语。她们拉着我的手，带我去她们朋友的酒吧，徘徊在迷蒙吧台上的水烟和威士忌里。
几乎每一个路人都会和她们聊天，他们原本是这么天壤地别的人，只是凑巧在这个混乱的被雨洗刷的闪闪发亮的昏黄街道上小酌一杯，却会不约而同地往范妮的法国男士礼帽上插非洲菊，或者摇摇晃晃把杜松子酒装在墨绿透明的小杯子递给娜娜。更多的时候，他们仅仅是把一个个透明的拥抱送给这对姐妹，以及环绕着她们的那团略带青色的马鞭草气息，仿佛这绝望的巴士底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
娜娜也曾凌晨三点到下着大雨的街头接我，带我步行去三个街区以外她的男朋友家。那是个在意大利居住多年的阿拉伯男人，眉宇间全是地中海岸的懒散。她曾躺在我的肩头有点迟疑地说，他最温情的动作是在我说我爱他的时候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合上了我的眼睛。我望着这个注定会被伤害却不以为然的姑娘，突然明白了那些街头拥抱她们姐妹的冲动来源—那些白夜给巴黎人带来的脆弱，慌张，不安和焦虑，似乎全在都不曾踏入在她们的河流之中。
蒙马特高地的独行侠
蒙马特高地归属巴黎不过百年，却成了一块无可比拟的巴黎当代艺术活力的象征。这次短暂定居，视线便也挪到了山脚下的Pigalle和Blanche附近的街道上。对Pigalle熟悉起来是因为朋友介绍去的小酒馆和餐厅。一个前苏联式酒吧的酒单是本薄薄的红宝书，鸡尾酒的名字自然也就从“白色俄罗斯”变成了“白色不败苏联”，压轴好酒必然叫做“Stalin’s last words (斯大林的遗言)”。从Blanche地铁站出来，向红磨坊的反方向一直朝小山丘上走去，这段宁静的路延续到Liège地铁站附近—这里可以完全不夸张地被称为欧洲广场，不足百平米的小空地衍去四面八方大同小异的有圣彼得堡街，伯尔尼街和斯特拉斯堡街。
我的友人加斯帕德就住在这里，而促成我们友谊的，除了他的女友艾薇，更重要的是他继承的那栋古朴干净、兼做画廊的公寓。加斯帕德的曾祖母Nelly来自阿尔萨斯，旧照片上的她柔弱而清秀，十五岁起便到巴黎郊区的美术学院学习，之后几乎足不出户在十八区的阁楼上作画度过了二十世纪初。我想象过她应受的那些清新淡雅的印象主义熏陶，直到跟着加斯帕德钻进卧室后面的小壁柜，亲见那些尘封油画的真面目：一个眉目被珠宝拖拽变形的贵夫人，从书架顶端纵身下跃的木头斑马群，影子和理想同样模糊的巴黎公社自卫队的远征分部……我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因为毕加索、马蒂斯他们当时并不孤独这一理所当然的事实而瞠目结舌。
可这里给我的是什么呢？
十月初的一天，我来加斯帕德家去参加艾薇的生日。在门上按了密码进入庭院，望着四周那圈陌生的美丽建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次来的路。我发好短信坐在庭院的夹竹桃林旁边的长椅上等她，穿着一件纯天蓝的连衣裙，头发束成一个马尾辫，望着手指上一枚绿松石戒指发呆。艾薇后来说，她永远忘不了她从正门进来时看到的这个场景。她说这个城市里每天那么多浪漫和离别都在悉悉索索不知疲倦地上演，而她的生活剧本已经停拍许久，直到那幅我在长椅上荡着双腿的画面出现，让她重新想起了，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是如何顺理成章地成为巴黎的一部分。
这便是蒙马特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