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在技术保守主义者们还在为iTunes把塑料唱片推向悲惨结局而耿耿于怀的时候，柯达的倒塌又在影像领域向一连串的01代码开城献降。摄影界的鼻祖已经开始被时代所抛弃，一时间，人们纷纷感叹物是人非，在无数过早的祭奠声中，胶片似乎正在不情愿地开始给自己撰写墓志铭。这一切又显得那么悲情，好像人类过度的懒散反过来又毁掉了文明的一个角落。
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胶片存活下来的理由，尽管终究不复往日的风光。接下来出现的面孔所表达的留恋与坚持也许只够支撑它在这个技术民主的时代保留了一份不合时宜的荣耀。然而一旦听到拍下最后一张照片后相机过卷声，你便会觉得，过时又有何妨？
有关胶卷的去留问题
我们可以把胶卷比成一个时间胶囊，按下快门的人把记忆定格在圆筒形的暗盒里，
36张相片延长了拍摄的思考时间，冲印的未知亦带来某种惊喜。
不过，这个胶囊，几乎停产了。
影像的民主
1975年，工程师赛尚在美国纽约罗彻斯特的柯达实验室中,借助于盒式音频磁带的存储介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数码影像的传感。199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世界第一款手持数码相机，当时这款由柯达代工生产，名为Apple Quick Take 100的相机参数为：30万像素、1MB内存、既沒有LCD屏幕也没有变焦功能。由于当时家用电脑的普及才开始不久，史蒂夫·乔布斯果断地停掉了苹果公司的数码相机业务。几年后，这个决定他后悔不已。
1996，卡西欧与柯达数码相机首先打进入中国市场，当时的数码相机只有30万像素，低于目前市场销售的摄像头；1998年富士推出了世界第一款150万像素照相机，同年8月，上海照相机厂推出第一只国产数码相机，两年后，相机升级至百万像素；随后，佳能、尼康、索尼相继入驻中国市场；2001年，富士、奥林巴斯、柯尼卡、美能达、理光等数码相机均出现在中国市场。2005年，柯达数码相机的销售额首次超出柯达品牌胶片产品的销售总额，这标志着数码首次战胜胶片相机，在之后的三年中，全球最大的消费相机生产厂商，佳能与尼康相继暂停了胶片相机的生产，目前在产的只有Eos-1V型相机（或许已经停产）；与此同时，徕卡、哈苏也变成了可以“插卡”的数码产品。
你也许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柯达公司开始推广简易相机，提出“你只需按下快门，剩下的由我们来做”。这个广告语之后，摄影立即成为某种“快速消费品”，并在公众中得到普及。人人都有照相机，而每个人对摄影师的定义都意味着这是一个“人人是摄影师”或者“人人都不再是摄影师”的年代。数字摄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影像的民主。但“每个人都是数码摄影师”的说法似乎过于乐观，也许，这只是一个“乐观的方向”。
2006年，国产公元胶卷正式停产，之后，尼康、柯达、美能达暂停了部分民用胶卷的生产，柯达公司随即关闭了亚洲及北美的数家胶卷工厂， 富士也在两年后停止了110型胶卷，从胶卷产量，胶卷品种减少就可以看出胶片相机市场的萎缩。不过，传统相机转为数码，并不意味着胶片就完全没有市场了。胶片摄影与数码摄影是两个技术层面，按摄影理论讲，不存在谁会被谁替代的问题，胶片去留的问题是留给摄影消费者的，数码便于保存，无限复制；而胶片是一样可以拿在手里的实物，这两者意义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像数字音乐时代的电子采样器一样，前者彻底拉低了摄影的门槛。
最后一卷克罗姆
如同Kodachrome（柯达克罗姆）胶卷的停产与消失一样，博物馆最终成为了这些“色彩还原”、“优质颗粒”的归属，即便是《国家地理》的客户，也无一幸免，摄影师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传统照相机，顺流而下适应起数码照相机。2010年的最后两天，美国堪萨斯州的帕森镇吸引了全球彩色胶卷爱好者的目光，一家名为Dwayne's Photo的小家族企业，而他们正在冲洗全世界最后一卷克罗姆胶卷，由于冲印过程需受到严格保密，直至2009年该胶卷停产前，全世界只有四处专门冲洗此胶卷的公司。
柯达将最后一卷胶卷赠予曾经拍摄过《阿富汗女孩》的马格南摄影师Steve McCurry，他用这卷胶片在帕森小镇上拍摄了最后三张照片，一并交给Dwayne's Photo冲洗，用一种近乎于平淡的方式结束了克罗姆胶卷的75年。一直以来，显影、定影等聚乙酸酯效应给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胶卷摄影注入了一种未知与幻想，而今天由1和0组成的“便捷”架势似乎更令人容易上瘾。
或许这就是胶片的末日，四年前，影像大国日本的胶片相机以一串尴尬的数据做了最后的谢幕—日本相机与影像产品协会（CIPA)公布，2008年的第一个月，全日本胶片相机的生产量仅1580台，上市台数1.1573万台。2008年4月，CIPA对停止数据发表一事没做任何特别的解释，甚至在日本国内都没有触发任何新闻效果。相关媒体事后将2008年4月称为“银盐相机时代悄无声息的终结标志”。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来说，数码相机在普通家用领域必然取代胶片。或者可以说，胶片从来就有真正占领普通家用市场，这主要是由于使用胶片拍摄影像的奢侈性。而在专业领域里面，胶片又不可能完全被取代，某些特殊行业或者某些特殊爱好的人一定会选择胶片，比如时尚摄影。但对于多数消费者来说，即拍即看仍旧是一个卖点—在这个高速的现代社会，并没有太多人再会对暗房门前的不可预知性而心驰神往。
不过现实有时候还没有那么糟，近几年，中文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报道一些“逆着历史潮流而动”的胶卷摄影师的故事。曾经，一些人被大肆感染，纷纷放下手中拍的正欢的数码相机，或翻出箱底的老物件、或赶场似的聚集到五棵松、马连道，为胶卷相机哄抬物价出一份力。几年中，数码技术不断革新，一轮又一轮的诱惑又让人们开始忘却胶卷相机，我们欣然地接受了数码相机的种种好处。当然，一系列关于胶片技术去留的报道，让越来越少的人“逆流而上”。
奢侈的留恋
在上海的摄影器材城，偶尔还会有上年纪的人参加二手胶片相机的拍卖，然而在北京却从来没有过这种场面。生硬的买卖，玻璃柜里的昂贵胶片相机，如奢侈品一般陈列，人们路过纷纷仰望。而这种仰望，则产生了某种距离与麻木感。北京摄影器材城始于1998年，当时取名为北京摄影器材城，从字义上代表北京的摄影器材市场。通过网络，它被人所熟知。既然是摄影城，这里有数十家类似于摄贸金广角、祥升行这样的商家。初期，摄影器材城本身是个专业的市场。随着数字时代迅速地大众化，器材城逐渐转向由专业到民用。在由胶片到数码的一系列过渡时期，在这里，你看不到商家的喜好，从他们经手的相机中，你看不到任何留恋，或许他们不曾为数码或是胶片而动容过。
北京大来精机厂是中国第一家相机制造厂，1956年以徕卡相机为基础仿制出第一台“大来牌35毫米”照相机。一年后，大来相机厂参与公私合营，改制为国有企业，取景镜头上的商标随即改为“北京照相机厂”。这款相机也因出色的仿造引来了当时的《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报道。
史景琪原是这里的职工，2000年后，史师傅退休，有时候还会去北京相机厂走走，“现在的北京相机厂已经不再生产胶片相机，2000年以后，北相厂先后停产了135和120相机，这几年只是做些日本相机的代工，像我们熟悉的奥林巴斯μ-2就是在北京相机厂组装生产的。”史景琪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胶片相机注定是要被大量淘汰的”，不能割舍下的只是对胶片相机的留恋，“胶片相机的技术已经足够丰富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消失，也是完美的。”
自2009年起，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讲师朱涛便策划起学校的暗房改建工作，在策划方案中他提到，由于学院空间的限制，与时下数码影像的发展，准备改建一部分暗房为多媒体教室，这意味着跟住在学校几十年的一些放大机将被电脑替换。朱涛曾经遗憾地说，我们只能尽可能地保留学校里有关胶片的痕迹“曾经的‘拍（摄）、冲（洗）、放（大）’变成了今天的‘拍、调（Photoshop）、贴（上传）’过去摄影师会考虑如何用36张胶卷去拍摄，而今天的摄影师只需多按下快门。“没进过真正的暗房，我想这不算学过摄影。”
然而在一些新学生看来，胶片与数码并不冲突，甚至差异也越来越小，他们认为，技术上的不同，并不会带来摄影观念上的区别，因为摄影观念来源于人脑而非器械。至于视觉的差异，现在的数码可以模拟任何胶片的效果，其差异也越来越小。胶片是摄影学习的基础，如果没有胶片的创作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摄影理论学习和创作。现在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摄影也是一样。
至于胶片方式是否值得继续存在，这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判定的。
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胶片存活下来的理由，尽管终究不复往日的风光。接下来出现的面孔所表达的留恋与坚持也许只够支撑它在这个技术民主的时代保留了一份不合时宜的荣耀。然而一旦听到拍下最后一张照片后相机过卷声，你便会觉得，过时又有何妨？
有关胶卷的去留问题
我们可以把胶卷比成一个时间胶囊，按下快门的人把记忆定格在圆筒形的暗盒里，
36张相片延长了拍摄的思考时间，冲印的未知亦带来某种惊喜。
不过，这个胶囊，几乎停产了。
影像的民主
1975年，工程师赛尚在美国纽约罗彻斯特的柯达实验室中,借助于盒式音频磁带的存储介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数码影像的传感。199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世界第一款手持数码相机，当时这款由柯达代工生产，名为Apple Quick Take 100的相机参数为：30万像素、1MB内存、既沒有LCD屏幕也没有变焦功能。由于当时家用电脑的普及才开始不久，史蒂夫·乔布斯果断地停掉了苹果公司的数码相机业务。几年后，这个决定他后悔不已。
1996，卡西欧与柯达数码相机首先打进入中国市场，当时的数码相机只有30万像素，低于目前市场销售的摄像头；1998年富士推出了世界第一款150万像素照相机，同年8月，上海照相机厂推出第一只国产数码相机，两年后，相机升级至百万像素；随后，佳能、尼康、索尼相继入驻中国市场；2001年，富士、奥林巴斯、柯尼卡、美能达、理光等数码相机均出现在中国市场。2005年，柯达数码相机的销售额首次超出柯达品牌胶片产品的销售总额，这标志着数码首次战胜胶片相机，在之后的三年中，全球最大的消费相机生产厂商，佳能与尼康相继暂停了胶片相机的生产，目前在产的只有Eos-1V型相机（或许已经停产）；与此同时，徕卡、哈苏也变成了可以“插卡”的数码产品。
你也许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柯达公司开始推广简易相机，提出“你只需按下快门，剩下的由我们来做”。这个广告语之后，摄影立即成为某种“快速消费品”，并在公众中得到普及。人人都有照相机，而每个人对摄影师的定义都意味着这是一个“人人是摄影师”或者“人人都不再是摄影师”的年代。数字摄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影像的民主。但“每个人都是数码摄影师”的说法似乎过于乐观，也许，这只是一个“乐观的方向”。
2006年，国产公元胶卷正式停产，之后，尼康、柯达、美能达暂停了部分民用胶卷的生产，柯达公司随即关闭了亚洲及北美的数家胶卷工厂， 富士也在两年后停止了110型胶卷，从胶卷产量，胶卷品种减少就可以看出胶片相机市场的萎缩。不过，传统相机转为数码，并不意味着胶片就完全没有市场了。胶片摄影与数码摄影是两个技术层面，按摄影理论讲，不存在谁会被谁替代的问题，胶片去留的问题是留给摄影消费者的，数码便于保存，无限复制；而胶片是一样可以拿在手里的实物，这两者意义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像数字音乐时代的电子采样器一样，前者彻底拉低了摄影的门槛。
最后一卷克罗姆
如同Kodachrome（柯达克罗姆）胶卷的停产与消失一样，博物馆最终成为了这些“色彩还原”、“优质颗粒”的归属，即便是《国家地理》的客户，也无一幸免，摄影师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传统照相机，顺流而下适应起数码照相机。2010年的最后两天，美国堪萨斯州的帕森镇吸引了全球彩色胶卷爱好者的目光，一家名为Dwayne's Photo的小家族企业，而他们正在冲洗全世界最后一卷克罗姆胶卷，由于冲印过程需受到严格保密，直至2009年该胶卷停产前，全世界只有四处专门冲洗此胶卷的公司。
柯达将最后一卷胶卷赠予曾经拍摄过《阿富汗女孩》的马格南摄影师Steve McCurry，他用这卷胶片在帕森小镇上拍摄了最后三张照片，一并交给Dwayne's Photo冲洗，用一种近乎于平淡的方式结束了克罗姆胶卷的75年。一直以来，显影、定影等聚乙酸酯效应给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胶卷摄影注入了一种未知与幻想，而今天由1和0组成的“便捷”架势似乎更令人容易上瘾。
或许这就是胶片的末日，四年前，影像大国日本的胶片相机以一串尴尬的数据做了最后的谢幕—日本相机与影像产品协会（CIPA)公布，2008年的第一个月，全日本胶片相机的生产量仅1580台，上市台数1.1573万台。2008年4月，CIPA对停止数据发表一事没做任何特别的解释，甚至在日本国内都没有触发任何新闻效果。相关媒体事后将2008年4月称为“银盐相机时代悄无声息的终结标志”。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来说，数码相机在普通家用领域必然取代胶片。或者可以说，胶片从来就有真正占领普通家用市场，这主要是由于使用胶片拍摄影像的奢侈性。而在专业领域里面，胶片又不可能完全被取代，某些特殊行业或者某些特殊爱好的人一定会选择胶片，比如时尚摄影。但对于多数消费者来说，即拍即看仍旧是一个卖点—在这个高速的现代社会，并没有太多人再会对暗房门前的不可预知性而心驰神往。
不过现实有时候还没有那么糟，近几年，中文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报道一些“逆着历史潮流而动”的胶卷摄影师的故事。曾经，一些人被大肆感染，纷纷放下手中拍的正欢的数码相机，或翻出箱底的老物件、或赶场似的聚集到五棵松、马连道，为胶卷相机哄抬物价出一份力。几年中，数码技术不断革新，一轮又一轮的诱惑又让人们开始忘却胶卷相机，我们欣然地接受了数码相机的种种好处。当然，一系列关于胶片技术去留的报道，让越来越少的人“逆流而上”。
奢侈的留恋
在上海的摄影器材城，偶尔还会有上年纪的人参加二手胶片相机的拍卖，然而在北京却从来没有过这种场面。生硬的买卖，玻璃柜里的昂贵胶片相机，如奢侈品一般陈列，人们路过纷纷仰望。而这种仰望，则产生了某种距离与麻木感。北京摄影器材城始于1998年，当时取名为北京摄影器材城，从字义上代表北京的摄影器材市场。通过网络，它被人所熟知。既然是摄影城，这里有数十家类似于摄贸金广角、祥升行这样的商家。初期，摄影器材城本身是个专业的市场。随着数字时代迅速地大众化，器材城逐渐转向由专业到民用。在由胶片到数码的一系列过渡时期，在这里，你看不到商家的喜好，从他们经手的相机中，你看不到任何留恋，或许他们不曾为数码或是胶片而动容过。
北京大来精机厂是中国第一家相机制造厂，1956年以徕卡相机为基础仿制出第一台“大来牌35毫米”照相机。一年后，大来相机厂参与公私合营，改制为国有企业，取景镜头上的商标随即改为“北京照相机厂”。这款相机也因出色的仿造引来了当时的《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报道。
史景琪原是这里的职工，2000年后，史师傅退休，有时候还会去北京相机厂走走，“现在的北京相机厂已经不再生产胶片相机，2000年以后，北相厂先后停产了135和120相机，这几年只是做些日本相机的代工，像我们熟悉的奥林巴斯μ-2就是在北京相机厂组装生产的。”史景琪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胶片相机注定是要被大量淘汰的”，不能割舍下的只是对胶片相机的留恋，“胶片相机的技术已经足够丰富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消失，也是完美的。”
自2009年起，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讲师朱涛便策划起学校的暗房改建工作，在策划方案中他提到，由于学院空间的限制，与时下数码影像的发展，准备改建一部分暗房为多媒体教室，这意味着跟住在学校几十年的一些放大机将被电脑替换。朱涛曾经遗憾地说，我们只能尽可能地保留学校里有关胶片的痕迹“曾经的‘拍（摄）、冲（洗）、放（大）’变成了今天的‘拍、调（Photoshop）、贴（上传）’过去摄影师会考虑如何用36张胶卷去拍摄，而今天的摄影师只需多按下快门。“没进过真正的暗房，我想这不算学过摄影。”
然而在一些新学生看来，胶片与数码并不冲突，甚至差异也越来越小，他们认为，技术上的不同，并不会带来摄影观念上的区别，因为摄影观念来源于人脑而非器械。至于视觉的差异，现在的数码可以模拟任何胶片的效果，其差异也越来越小。胶片是摄影学习的基础，如果没有胶片的创作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摄影理论学习和创作。现在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摄影也是一样。
至于胶片方式是否值得继续存在，这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