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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生前潦倒未曾大红大紫、死后又迅速被人遗忘的作家相比，雷蒙德·卡佛的幸运在于他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里享受到了还算显赫的声誉和生活的改善，尽管这幸福来得过迟又短暂。
“极简主义”是贴在他身上最好辨认的标签。他的笔下多数是美国不被关注的蓝领阶层灰暗无望的生活，他擅长用朴素精确、接近于白描的方式讲述这些人“普通平淡”的故事，而不像是有的作家在每一行字里都处心积虑地显示着小聪明。这些故事像是电影里某段为了酝酿高潮而预设的前奏，或者是暴风雨前一段看似平静的过渡，可是结果往往并没有高潮，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直接滑向了结尾，结尾还是开放式的，不确定性的戛然而止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留白，一个不安的、怅然若失的想象空间。卡佛自言他就是自己笔下这些人之一，时常“迷惑的，酩酊大醉的”，就像他故事中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般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写作是有技巧的话，他的技巧恰恰也就在这里。
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传记作者斯克莱尼卡在十年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征引卡佛尚未公开的笔记和手稿，细致到近乎琐碎地为我们还原了卡佛的一生，把一位短篇小说家的生活拉伸成了一部全景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斯克莱尼卡对卡佛怀有莫大的敬意，当然也对他沉迷酒精过着无力自拔的毁坏生活爱恨交加。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成就卡佛的恰恰就在于他所厌恶的、不想承受也无法摆脱的生活。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失意loser的代名词，年轻时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过早的婚姻、20岁之前就有了四口之家的重负以及十几年的酗酒彻底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很早就热爱写作，对文学有着令人费解的执著，23岁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可是成名后他在访谈中说，写作并不能给生活带来改变，甚至连一点点改善都没有。“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卡佛曾经说过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时，他是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有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很可能让人拿走。卡佛说从十几岁开始，这种“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拿走”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常态，他惜墨如金背后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他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除此之外，喝酒和怎样从喝酒中摆脱出来，这两件事也基本耗费了他的一生最主要的光阴。
卡佛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像是当初海明威所说的“冰山里的一角”，看似写的只是“一角”，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他的一生跟作品之间也是此种关系。他的很多生活可以说是无法言说甚至很难堪，普通人有的缺点在他身上也会放大存在，普通人的简单欲望在他身上也同样会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展示自己的伤疤，然后试着一点点写出来。
传记里也写出了卡佛的凡庸和不甘。这似乎与他曾经说过的“每天写一点点，不要绝望，也不要抱有任何希望”是相矛盾的，但是，无法选择地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不表示他对生活没有希望、对被承认没有希望。当他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录到精选集里，他满世界地给朋友看，之前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是有一堆债主跟在身后要钱，现在他总算有东西证明自己了。当《大教堂》取得成功以后，他开始享受一本书还没写就能预先拿到5000美元的待遇，这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兴奋，他跟家人分享他的成功，不断地开庆祝会。
写作对于卡佛来说，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支柱。他的一生为如何生存、如何取得成功花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去世前才总算获得了迟来的认可。在他成名后，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都在试图模仿他的写作，可是学界的长辈总是在告诫这些年轻人，不要模仿卡佛，因为卡佛就是从那个仿佛泥潭一样的生活里来的，他的生活、他的思考是不能被复制的。
“极简主义”是贴在他身上最好辨认的标签。他的笔下多数是美国不被关注的蓝领阶层灰暗无望的生活，他擅长用朴素精确、接近于白描的方式讲述这些人“普通平淡”的故事，而不像是有的作家在每一行字里都处心积虑地显示着小聪明。这些故事像是电影里某段为了酝酿高潮而预设的前奏，或者是暴风雨前一段看似平静的过渡，可是结果往往并没有高潮，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直接滑向了结尾，结尾还是开放式的，不确定性的戛然而止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留白，一个不安的、怅然若失的想象空间。卡佛自言他就是自己笔下这些人之一，时常“迷惑的，酩酊大醉的”，就像他故事中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般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写作是有技巧的话，他的技巧恰恰也就在这里。
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传记作者斯克莱尼卡在十年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征引卡佛尚未公开的笔记和手稿，细致到近乎琐碎地为我们还原了卡佛的一生，把一位短篇小说家的生活拉伸成了一部全景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斯克莱尼卡对卡佛怀有莫大的敬意，当然也对他沉迷酒精过着无力自拔的毁坏生活爱恨交加。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成就卡佛的恰恰就在于他所厌恶的、不想承受也无法摆脱的生活。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失意loser的代名词，年轻时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过早的婚姻、20岁之前就有了四口之家的重负以及十几年的酗酒彻底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很早就热爱写作，对文学有着令人费解的执著，23岁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可是成名后他在访谈中说，写作并不能给生活带来改变，甚至连一点点改善都没有。“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卡佛曾经说过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时，他是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有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很可能让人拿走。卡佛说从十几岁开始，这种“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拿走”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常态，他惜墨如金背后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他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除此之外，喝酒和怎样从喝酒中摆脱出来，这两件事也基本耗费了他的一生最主要的光阴。
卡佛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像是当初海明威所说的“冰山里的一角”，看似写的只是“一角”，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他的一生跟作品之间也是此种关系。他的很多生活可以说是无法言说甚至很难堪，普通人有的缺点在他身上也会放大存在，普通人的简单欲望在他身上也同样会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展示自己的伤疤，然后试着一点点写出来。
传记里也写出了卡佛的凡庸和不甘。这似乎与他曾经说过的“每天写一点点，不要绝望，也不要抱有任何希望”是相矛盾的，但是，无法选择地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不表示他对生活没有希望、对被承认没有希望。当他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录到精选集里，他满世界地给朋友看，之前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是有一堆债主跟在身后要钱，现在他总算有东西证明自己了。当《大教堂》取得成功以后，他开始享受一本书还没写就能预先拿到5000美元的待遇，这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兴奋，他跟家人分享他的成功，不断地开庆祝会。
写作对于卡佛来说，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支柱。他的一生为如何生存、如何取得成功花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去世前才总算获得了迟来的认可。在他成名后，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都在试图模仿他的写作，可是学界的长辈总是在告诫这些年轻人，不要模仿卡佛，因为卡佛就是从那个仿佛泥潭一样的生活里来的，他的生活、他的思考是不能被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