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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把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当前，“治理”已成为一个热词。治理理论不仅成为一种热门的学术理论，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改革理论。大学治理与公司治理、企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虽有共性，但也有本质不同。这种不同源于大学特殊的组织特性和文化特性——大学是社会的学术和文化组织。但是，当前要正确认清大学的学术和文化组织特性，却有着不少理论和现实上的困难，需要我们从追寻历史和正视现实两个角度来认识。
任何时期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变革史，其实就是在保持大学传统和回应社会现实需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的历史。时代孕育了大学，大学也为这个时代作出了贡献，同时形成新的大学传统。当这种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大学变革和大学的“范式转换”。历史纵轴上连续的大学范式转换，构成了大学发展的谱系。今日之大学图景，就是大学在由传统走向未来过程中的现代截面。
我国近现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起源于世界现代化浪潮的猛烈冲击。裹挟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现代化浪潮，使中华民族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建立近现代大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挽民族国家于既倒”之总体应对方案中的关键部分。在应对这一严重民族危机的过程中，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我国近现代大学应运而生。这就使得我国近现代大学与在自由环境下诞生的西方大学形成了基因性差异。西方国家的大学有着长达数百年的作为学者自治学术组织的传统——大学出于闲逸的好奇精神，献身于毫无功利目的的学术事业，实现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和理想，围绕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定位而形成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而我国建立近现代大学的目的，则是要在现代政府的组织和管理下，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之术”，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应对民族危机。因而政府长期主导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大学的发展，大学所遵循的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由此，主导170余年来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是一种如布鲁贝克教授所说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
就世界范围来看，今日之大学虽然保留了它古老的称谓，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大学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今日之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而进入社会的中心，成为有着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核心组织。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向大学表达着自身的诉求，大学也在响应这种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中，履行着广泛而重大的社会责任，并获得继续发展的资源。在面对市场和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今日大学之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组织结构、大学治理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来自于大学对外部力量挑战的应对。中世纪大学的挑战者是教会和世俗王权，迫使大学确立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西方古典大学的挑战者是工业技术界和现代政府，现代大学的挑战者就是市场和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包括现代政府的需要）。这些外部力量改变了大学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打破了大学传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张力平衡，动摇了大学合法性存在的传统基础，并通过大学的调整而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存在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社会作用不断加大和重要性不断强化，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和影响，通过立法、行政、财政、政策、市场等手段和方式干预或者引导大学办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大学的组织形态和社会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如创业型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官产学研联合体、无边界高等教育、数字化校园甚至数字大学等新型大学形式的出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理念和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
从大学内部治理来讲，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广泛和紧密，以及大学社会职能的多样化，特别是社会问责制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后，过去松散的大学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正如科尔所言，大学已经由“村庄”、“城镇”扩张成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巨型系统。大学开始调整内部组织构架和管理行为，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迅速分离，行政系统和行政权力逐渐强化，学术组织（学部、院系）与职能部门的关系更加复杂，大学日益表现出行政权力主导的特点，甚至出现了职业经理人管理大学的现象。
这是大学的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学传统与社会现实背景的冲突导致曾经十分清晰的大学形象和角色变得模糊不清，导致高等教育的边界难以准确划分，导致传统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日益失去其现实基础。每当社会变革之时，大学也要随之而变。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大学变革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对大学本质的追问。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大学万象中，拨开迷雾，找到大学的本质特征，成为我们确立新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基础。
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转型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开启，我国高等教育从教育思想到大学理念，从管理体制到治理结构，从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到民众的高等教育诉求，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杨移贻教授的这部著作，就是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历史性巨变，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做的全景式研究和思考。全书内容涉及广泛的高等教育理论和改革实践问题，诸多研究和思想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尤以以下三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
第一，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大学理念和大学治理的理论支点
任何时期的大学都必须获得其合法性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作者通过追溯大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提出了学术是大学的历史原点，同时也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和高等教育管理原则的基本来源的思想观点。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的内核和原则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的灵魂。 ·书评·追寻大学治理的原点作者还从高等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哲学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的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教授基于“大学是致力于高深知识和高深学问的机构”的理论认识，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这种观点引入我国之后，为我国高等教育学者所广泛采用。本书作者结合中国实际，将这对高等教育哲学范畴引申为“知识论哲学”和“生产力论哲学”，认为“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国家主义的”，而“知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重的，即科学·人文价值观，生产力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的”。这种尝试性的引申和改造，比较符合中国文化教育特点和中国高等教育实际，也更符合我国学术和管理领域的概念和术语表达方式。比如，我国学术语境和管理领域的“政治论”与西方语境中的“政治论”存在重大差异。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引申和改造为“生产力论高等教育哲学”，更加符合我国的概念和术语表达习惯。这种引申和改造，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更具解释力。
从学术出发，以学术为中心，作者还研究和论证了现代大学精神问题。提出大学精神除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内涵之外，还包括博雅教育和批判精神。“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主要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大学制度的理论基础，而“博雅教育”则是大学的核心教育思想，“批判精神”则是大学社会责任的延伸。这种对“博雅教育”和“批判精神”的强调，对于我们在大学功能和职能不断外化和拓展的现时代，把握大学的教育责任和引领社会文化发展这一本体性和超越性功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目前，我们对大学的批判精神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需要有一种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大学为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服务主要有三种形式——适应性服务、批判性服务、引导性服务。我们现在强调的主要是适应性服务，而忽视甚至忌讳批判性服务，大学更无法引领和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批判性服务功能源于大学教育的超越性和理想追求，是大学发挥引领社会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必然表现。大学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科技进步服务、为产品开发服务、为改善民生服务，以及创造新的产业集群从而创造就业机会，这些都是现代大学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但是，大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的学术和文化组织。大学的本体功能是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文化引领功能。西方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在科技创新上的杰出表现和成就，是以大学的学术和文化功能作为基础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学术和文化价值支撑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在科技创新上作出重大成就和贡献。
第二，第三部门理论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大学治理
我国对“第三部门”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的研究更为滞后。一些高教研究学者曾对高等教育中的中介组织有所研究。本书作者认为，高等教育中的第三部门组织和中介组织虽有相当多的交集，但“第三部门”比中介组织更为宽泛一些。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引入第三部门理论，比引入中介组织理论更具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从第三部门理论角度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
现代大学制度主要涉及社会层面的大学制度环境和院校层面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大学外部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来，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涉及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作者运用第三部门理论分析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大学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市场规律三者之间的角逐、博弈并取得动态平衡的协调关系”。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需要解决政府宏观管理和大学自主办学的关系问题，真正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改变目前高校属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和延伸机构的状况。而大学管理，则需要引入“治理”这一新的社会管理理念，从大学管理走向大学治理。大学在一定意义上的自治，以及第三部门参与下的政府、大学、市场的共治将成为一种常态。第三部门参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在大学和政府、大学和市场间起协调、沟通、缓冲和制衡作用，是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克服大学自治缺陷的必然。
大学治理结构改革，需要着眼于大学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从大学组织的特殊性来看，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具有学术性、教育性、民主性、批判性、保守性与先锋性的两重性和权力的二元性等六方面特性。作者首次提出的大学组织的“保守性与先锋性的两重性”和“权力的二元性”，是对大学组织特性的创新性认识。在讨论“高校决策管理模式的理论和选择”中，作者指出高校管理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取向来源于学术取向，而效率和约束来源于行政取向”，这四种取向必须保持相应张力，取得相对平衡，需要建立一个与大学组织特性相符的合理的治理结构。
关于目前社会热议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认识。作者首先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中“行政化”的来龙去脉，指出“大学的行政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行政化不仅仅是大学管理的‘中国特色’，大学之‘行政化’不独中国有，外国也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动力机制”，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各有其现实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中不应笼统地提“去行政化”，“行政权力”是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管理中的一种必要权力，目前所要解决的是政府对大学的过度管控和大学的过度行政化问题。核心点在于要建立一套以学术为主导，为达致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等组织目标而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适应、协调和平衡的现代大学制度；要改革和完善大学校长遴选和任命制度，解决大学校长和高校职能部门领导“官员化”问题；科学确定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严格区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边界，将学术事务管理权交还学术权力，真正实现“教授治学”。
任何时期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变革史，其实就是在保持大学传统和回应社会现实需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的历史。时代孕育了大学，大学也为这个时代作出了贡献，同时形成新的大学传统。当这种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大学变革和大学的“范式转换”。历史纵轴上连续的大学范式转换，构成了大学发展的谱系。今日之大学图景，就是大学在由传统走向未来过程中的现代截面。
我国近现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起源于世界现代化浪潮的猛烈冲击。裹挟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现代化浪潮，使中华民族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建立近现代大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挽民族国家于既倒”之总体应对方案中的关键部分。在应对这一严重民族危机的过程中，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我国近现代大学应运而生。这就使得我国近现代大学与在自由环境下诞生的西方大学形成了基因性差异。西方国家的大学有着长达数百年的作为学者自治学术组织的传统——大学出于闲逸的好奇精神，献身于毫无功利目的的学术事业，实现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和理想，围绕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定位而形成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而我国建立近现代大学的目的，则是要在现代政府的组织和管理下，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之术”，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应对民族危机。因而政府长期主导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大学的发展，大学所遵循的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由此，主导170余年来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是一种如布鲁贝克教授所说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
就世界范围来看，今日之大学虽然保留了它古老的称谓，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大学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今日之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而进入社会的中心，成为有着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核心组织。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向大学表达着自身的诉求，大学也在响应这种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中，履行着广泛而重大的社会责任，并获得继续发展的资源。在面对市场和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今日大学之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组织结构、大学治理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来自于大学对外部力量挑战的应对。中世纪大学的挑战者是教会和世俗王权，迫使大学确立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西方古典大学的挑战者是工业技术界和现代政府，现代大学的挑战者就是市场和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包括现代政府的需要）。这些外部力量改变了大学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打破了大学传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张力平衡，动摇了大学合法性存在的传统基础，并通过大学的调整而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存在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社会作用不断加大和重要性不断强化，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和影响，通过立法、行政、财政、政策、市场等手段和方式干预或者引导大学办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大学的组织形态和社会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如创业型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官产学研联合体、无边界高等教育、数字化校园甚至数字大学等新型大学形式的出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的理念和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
从大学内部治理来讲，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广泛和紧密，以及大学社会职能的多样化，特别是社会问责制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后，过去松散的大学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正如科尔所言，大学已经由“村庄”、“城镇”扩张成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巨型系统。大学开始调整内部组织构架和管理行为，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迅速分离，行政系统和行政权力逐渐强化，学术组织（学部、院系）与职能部门的关系更加复杂，大学日益表现出行政权力主导的特点，甚至出现了职业经理人管理大学的现象。
这是大学的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学传统与社会现实背景的冲突导致曾经十分清晰的大学形象和角色变得模糊不清，导致高等教育的边界难以准确划分，导致传统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日益失去其现实基础。每当社会变革之时，大学也要随之而变。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大学变革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对大学本质的追问。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大学万象中，拨开迷雾，找到大学的本质特征，成为我们确立新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基础。
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转型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开启，我国高等教育从教育思想到大学理念，从管理体制到治理结构，从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到民众的高等教育诉求，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杨移贻教授的这部著作，就是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历史性巨变，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做的全景式研究和思考。全书内容涉及广泛的高等教育理论和改革实践问题，诸多研究和思想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尤以以下三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
第一，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大学理念和大学治理的理论支点
任何时期的大学都必须获得其合法性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作者通过追溯大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提出了学术是大学的历史原点，同时也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和高等教育管理原则的基本来源的思想观点。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的内核和原则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的灵魂。 ·书评·追寻大学治理的原点作者还从高等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哲学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的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教授基于“大学是致力于高深知识和高深学问的机构”的理论认识，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这种观点引入我国之后，为我国高等教育学者所广泛采用。本书作者结合中国实际，将这对高等教育哲学范畴引申为“知识论哲学”和“生产力论哲学”，认为“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国家主义的”，而“知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重的，即科学·人文价值观，生产力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的”。这种尝试性的引申和改造，比较符合中国文化教育特点和中国高等教育实际，也更符合我国学术和管理领域的概念和术语表达方式。比如，我国学术语境和管理领域的“政治论”与西方语境中的“政治论”存在重大差异。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引申和改造为“生产力论高等教育哲学”，更加符合我国的概念和术语表达习惯。这种引申和改造，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更具解释力。
从学术出发，以学术为中心，作者还研究和论证了现代大学精神问题。提出大学精神除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内涵之外，还包括博雅教育和批判精神。“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主要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大学制度的理论基础，而“博雅教育”则是大学的核心教育思想，“批判精神”则是大学社会责任的延伸。这种对“博雅教育”和“批判精神”的强调，对于我们在大学功能和职能不断外化和拓展的现时代，把握大学的教育责任和引领社会文化发展这一本体性和超越性功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目前，我们对大学的批判精神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需要有一种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大学为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服务主要有三种形式——适应性服务、批判性服务、引导性服务。我们现在强调的主要是适应性服务，而忽视甚至忌讳批判性服务，大学更无法引领和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批判性服务功能源于大学教育的超越性和理想追求，是大学发挥引领社会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必然表现。大学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科技进步服务、为产品开发服务、为改善民生服务，以及创造新的产业集群从而创造就业机会，这些都是现代大学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但是，大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的学术和文化组织。大学的本体功能是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文化引领功能。西方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在科技创新上的杰出表现和成就，是以大学的学术和文化功能作为基础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学术和文化价值支撑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在科技创新上作出重大成就和贡献。
第二，第三部门理论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大学治理
我国对“第三部门”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高等教育第三部门”的研究更为滞后。一些高教研究学者曾对高等教育中的中介组织有所研究。本书作者认为，高等教育中的第三部门组织和中介组织虽有相当多的交集，但“第三部门”比中介组织更为宽泛一些。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引入第三部门理论，比引入中介组织理论更具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从第三部门理论角度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
现代大学制度主要涉及社会层面的大学制度环境和院校层面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大学外部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来，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涉及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作者运用第三部门理论分析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大学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市场规律三者之间的角逐、博弈并取得动态平衡的协调关系”。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需要解决政府宏观管理和大学自主办学的关系问题，真正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改变目前高校属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和延伸机构的状况。而大学管理，则需要引入“治理”这一新的社会管理理念，从大学管理走向大学治理。大学在一定意义上的自治，以及第三部门参与下的政府、大学、市场的共治将成为一种常态。第三部门参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在大学和政府、大学和市场间起协调、沟通、缓冲和制衡作用，是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克服大学自治缺陷的必然。
大学治理结构改革，需要着眼于大学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从大学组织的特殊性来看，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具有学术性、教育性、民主性、批判性、保守性与先锋性的两重性和权力的二元性等六方面特性。作者首次提出的大学组织的“保守性与先锋性的两重性”和“权力的二元性”，是对大学组织特性的创新性认识。在讨论“高校决策管理模式的理论和选择”中，作者指出高校管理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取向来源于学术取向，而效率和约束来源于行政取向”，这四种取向必须保持相应张力，取得相对平衡，需要建立一个与大学组织特性相符的合理的治理结构。
关于目前社会热议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认识。作者首先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中“行政化”的来龙去脉，指出“大学的行政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行政化不仅仅是大学管理的‘中国特色’，大学之‘行政化’不独中国有，外国也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动力机制”，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各有其现实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中不应笼统地提“去行政化”，“行政权力”是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管理中的一种必要权力，目前所要解决的是政府对大学的过度管控和大学的过度行政化问题。核心点在于要建立一套以学术为主导，为达致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等组织目标而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适应、协调和平衡的现代大学制度；要改革和完善大学校长遴选和任命制度，解决大学校长和高校职能部门领导“官员化”问题；科学确定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严格区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边界，将学术事务管理权交还学术权力，真正实现“教授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