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廉政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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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贞观之治” 是我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盛事,期间诸多施政举措值得我们借鉴。而《贞观政要》是一部展现“贞观之治”思想的政治典籍,其中吏治和廉政思想影响颇为深远。本文以《贞观政要》为文献,试着从中探寻廉政经验,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关键词】:贞观;贞观之治;贞观政要;党风廉政
  “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盛事,堪称典范,为后世历代所敬仰和借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宁欣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这样评价道:“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公元626-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秩序稳定,国势强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民族关系融洽,边境也较安宁,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1]。与政风紧密相关的是,贞观年间廉政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出色,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在《百家讲坛》栏目主讲《风云唐太宗(下部)》时这样评价:“贞观年间没有几个贪官污吏,你说挑几个贪官污吏的故事给我听听,对不起,没有,因为风气很好。”[2]这让人感慨良多,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替。在反腐倡廉的当下,我们可以向唐朝取廉政之“经”,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一、《贞观政要》介绍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由唐代史学家吴兢著。全书共十卷,包括《论君道》《论政体》《论任贤》《论求谏》《论纳谏》《论君臣鉴戒》《论择官》《论俭约》《论奢纵》《论刑法》等四十篇。该书主要辑录了唐太宗在位期间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讨论的问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用人、吏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特色。该书有很强的政论色彩,阐述了许多成功的施政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借鉴。《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3];《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记载,唐武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4];《金史·熙宗纪》记载,金熙宗十分欣赏该书,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5]明代明宪宗和清代乾隆皇帝还为《贞观政要》作过序,并给予高度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政要》有许多政风、吏治、廉政等方面的内容,对当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贞观年间廉政表现及启示
  贞观年间官员为何能够如此廉洁呢?笔者加以分析,认为与当时的政风、谏风、民风、家风、法令息息相关,唐太宗在这些方面付出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令政风、谏风、民风、家风等焕然一新,令“贞观之治”在历史的天空里成为十分耀眼之星。
  在政风方面,贞观年间可以说政治清明,官场风气甚佳。从唐太宗本人到朝廷官员,均崇尚节俭,以节俭为荣,以奢靡为耻,做到清正廉洁。《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记载,唐太宗曾想造一座宫殿,但经大臣谏议后,认识到秦始皇营建宫室遭致百姓怨恨、最终秦朝二世而亡以及隋朝也因大兴土木而早亡的事,便放弃了。《贞观政要·俭约第十八》还记载,唐代规定了官员宅第、车服、婚嫁、丧葬的标准,凡过于奢华的,都要停止供应并查处。由此官员崇尚简朴,可以说十分清贫,但贫而快乐着。《贞观政要·俭约第十八》还记载,岑文本担任中书令要职,但他的房宅却低下潮湿,没有帷帐之类的装饰,有人劝他经营产业,岑文本说他本来一个平民百姓,只是凭借一点文墨,就当上了中书令,已经很满足了,享受着这么高的俸禄,已经感到很惭愧了,还买房置地干什么呢?戶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连一代名相魏征的住宅没有正堂,家里太拥挤,他生病时都难有安静的地方休息,唐太宗知道后,于心不忍,命人用建小殿剩下的木材花五天的时间帮忙修了间房才有所改善,且还特意赠送给魏征喜欢的素布被褥,以成全他节俭的志向。这些真是令人敬佩啊!现今,我们也要学习唐朝的廉洁勤俭之风,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健全各项制度,以廉洁为荣,坚持厉行节约,领导干部带好头,层层带动,全员响应和落实,形成良好的风气,构建起廉洁型的政府机关。
  在谏风方面,贞观年间的谏风堪称典范。常言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许多位高权重的人听不进劝谏,导致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最终落得不好的结局,比如商纣王、隋炀帝等。唐太宗熟读历史,看到了这些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忠言逆耳也利于行的一面,决定要虚心纳谏,主动接受监督。《贞观政要·求谏第四》记载,唐太宗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6]并要求大臣看到事有不利于任,必须极言规谏。唐朝为此还设了谏议大夫的官职,诞生了像魏征、褚遂良等载入史册的谏官。通过劝谏,让唐太宗纠正了许多过失,让国家走向繁荣昌盛。《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记载,魏征上疏谏言君人者要“十思”,包括“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等,获得采纳。《贞观政要》还记载,唐太宗对食器有所钟情,褚遂良谏言从事精雕细琢危害大,这是奢侈淫逸的开端,有了漆器就会想用黄金来做,有了金器就会想用玉石来做,那就危险了。于是,唐太宗立马改正了。现今我国着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也要广泛纳谏,一方面虚怀若谷,主动接受监督,发现问题,改正不廉之处,不断完善自我;另一方面广泛积聚民智和能量,让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多多建言献策,发挥大家的聪明才干,推进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再上新台阶。
  在民风方面,贞观年间天下安定,百姓各安其业,民风淳朴。这一方面与朝廷牢固树立民本意识、重视民生紧密相关。想必大家一定知晓这句话:“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7]唐太宗常常引用类似的话,且认真践行。他多次跟大臣强调百姓的重要性,《贞观政要·君道第一》开篇就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8]还作比喻说若损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好比割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腹饱而身毙;并告诫大臣若欲望越多,一味沉溺吃喝玩乐,那么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切不可取。朝廷如此重视百姓,由此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就会为民考虑,如重农业、轻徭赋、少兴土木、少动兵戈等等,这些自然深得民心,百姓因此能够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与朝廷的政治清明与官员的表率作用息息相关,《贞观政要》有专门的论节俭篇,上至皇帝崇尚节俭,中至官员都清正廉洁,常言道:“上行下效”,那么下层百姓自然而然受到感染,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因此,政府机关也要重视群众,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切实服务好群众,持续优化服务,发挥政府机关职能作用,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促进民生改善。同时,政府机关领导干部也要坚持清正廉洁,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廉政宣传教育,树立起清正廉洁的形象,营造良好的勤政廉政氛围。   在家风方面,贞观年间家风值得推崇。这里有个例子说明。在《贞观政要》中,我们可以看到魏征是十分清廉节俭,其实,他的家风也是堪称典范,家里有着同样廉洁简朴的贤内助——魏夫人裴氏。虽然丈夫魏征位居高位,但魏夫人裴氏依旧是那么的勤俭节约,亲手纺纱织布,还住着旧屋。据《贞观政要·论节俭第十八》和《旧唐书·魏征传》记载,唐太宗知道魏征住旧屋,又窄又小,要给他调整,不料魏夫人却对来人说家人住惯了老房子,请皇上原谅,不要调房了。魏征去世时,
  唐太宗下令举行盛大的葬礼,不料魏夫人却说魏征一生俭朴,葬礼排场太大,与他平生志愿有违。最后安排的葬礼非常简单。其良好的风范,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学习。而从诸多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不少官员就是未管好家人、家属,没有形成良好的家风,致使妻子、儿女都参与违法违纪活动中来,最终形成恶果。因此,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活动时,也要开展好家风、好家训的活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优良家风,教育好、管好家人和亲属,让他们也做到遵章守纪,助推廉政和作风建设有效开展。
  最后是法令方面,贞观年间法令严明。在《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记载,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9]可见唐太宗坚持严格依法依律办事,对于王公贵族也一视同仁。而对于官吏贪污,“置以重法”。《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记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10]贞观年间制定了《贞观律》(成为《唐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律令格式”对官员权责进行规定,因此“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11]。这启示我们,在推进党风廉政时,也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完善党风廉政法律法规,做好法律规章制度的执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确保执行到位。
  三、结语
  总之,贞观年间政风、吏治等方面的施政方针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上,要多借鉴史上好的经验做法,吸取史上反面的教训,在大力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之“四风”的同时,多提倡贞观年间的政风、谏风、民风、家风之“四风”以及严明法令、秉公执法的做法。这需要我们上下齐心努力,领导干部坚持带头垂范,坚持勤政廉政,打造风气清正的政治生态;需要政府機关拓宽监督途径,勇于纳谏,积极改正,促进自我完善;需要我们大力树新风、讲正气,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也需要我们严明法纪,严以用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杜绝以权谋私,坚持用权为民。只有扎实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才能更好地引导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从而为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1]宁欣:《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韩昇:《风云唐太宗(下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2015年,第八集。
  [3]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0页。
  [4]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032页。
  [5]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页。
  [6]吴兢:《贞观政要》,中華书局,2009年版,第36页。
  [7]吴兢:《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页。
  [8]吴兢:《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页。
  [9]吴兢:《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0页。
  [10]吴兢:《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页。
  [1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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