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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尤时熙（1503-1580）字季美，号西川，又称西川先生、西川居士。生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万历八年庚辰卒，洛阳人。尤时熙“生而警敏不群”。嘉靖元年（1522），时年二十岁，乡试中举，自此入朝为官。初授官元氏教谕，后因父亲去世丁忧在家，除去元氏教谕。守丧期满之后，改章丘教谕。历国子学正、户部主事，晚年因念及母亲年老，“乞终养归”，撰有《拟学小记》等，世称“西川先生”。
尤时熙在两任元氏、章丘教諭时一直以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教谕诸生。尤时熙一直致力于对王阳明心学的学习，但一直以不能亲自“受业”于阳明而为憾事，闻得郎中刘魁曾得王阳明真传，于是拜师刘魁，潜习王阳明心学，孜孜以求，“魁以直言锢诏狱，则书所疑，时时从狱中质问”。后又从朱近斋、周讷溪等考究王守仁言行。晚年尤时熙乞终养归，辞官回家，不再涉足公府，聚徒讲学达三十八年之久，洛阳人氏拜他为师者也不下数百人，因此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洛阳地区学术的发展。尤时熙晚年潜心研究王阳明心学，反对当时士人学者空谈之风，主张做学问需躬行日履。
（一）本体工夫之辩
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一个关键的论证就是关于“本体”和“工夫”讨论。王阳明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同时提出“致良知”。“致良知”的工夫就是其“良知”的实践层面。
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核心，并一直强调知行合一，以达到致知的境界。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关键是在一个“致”的过程。他把“致良知”当做“学问的大头脑”，并在教育弟子中多次提到“致良知”的重要性。在其《传习录》中王阳明对“致良知”解释说：良知是心的内在本体，人人都有，心自然而然会有良知，然而常人不可能不会被一些私心障碍所蒙蔽，所以就需要用格物致知来去除这些私心障碍，更要将这种良知扩充到全身，这种去除外界障碍，使良知扩充到全身的过程即是“致良知”。从这一角度而言，王阳明更强调“致”的这一行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他更强调的是“工夫”二字。
尤时熙基本继承了王阳明的思想并有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功夫即是本体”。尤时熙师从刘魁后又经常和朱近齐，周讷溪等人考究阳明之学，“虽寻常谈笑，亦必籍记”，终以形成“道理于发见处可见，学者只于发动处用功，故工夫即是本体，不当求其起处”。他指出道理不应道讨论其源起指出，如果谈论其源起之处，那么关于其源起之处肯定会意见纷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便不能形成一个统一。关于“功夫”和“本体”的论证，尤时熙认为功夫和本体本无二异，功夫即是本体。“圣人言功夫，不言道体，功夫即道体也。随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证，若别求道理，是意见也”。这里不仅包含尤时熙对于功夫与主体关系的理解同时也提出了致知不必外求，自修自证即可。道理在其源起之处即可见到，学者只是需要在自己“发动”之处用功夫即可见。“言知似不必说行，言行似不必说知，知行一也”。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虽然在“格亭前之物”失败后摒弃了朱熹的这种格物致知方法，但同样也强调致知需格物，其《传习录》亦中所载：“若鄙人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尤时熙的“自修自证”思想相对王阳明学说而言又更进了一步。
（二）“道一”论
“道”作为中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由来已久，最初或可追溯到老子。老子所说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总规律，既包括自然之道也包括社会之道。尤时熙思想中的“道”也是“理”、“道理”之意，更多的倾向于社会之道，是理学家心学家所说“理”。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和心学家将“理”作为最高实体范畴，中国自古以来作为最高主宰的“天”让位给“理”，“理”成了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朱熹认为天地万物由理和气构成，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则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陆九渊也提出宇宙万物只有一个道理。王阳明心学中将“良知”作为万物的主宰，造化的精灵，将“良知”视为万事万物的总和，也是强调“理一”。尤时熙进一步发展了其思想，他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我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真我也。”进而进一步指出凡物对立，哪怕相形比较有二，但是其“道一而已”。“吾道一以贯之，贯，该贯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谓一以贯万，是以此贯彼，是二也。道一而已。万即一之万也”。在尤时熙看来天下的道理只是一个，过去诸子论学，没有达到与圣人的统一，若是说没有达到精湛的境界是可以的，但是绝不是另有一个道理，圣人的学问，与诸子相比，只是更精一而已，但并不是有其他的道理。
尤时熙“道一”论的提出，一方面是与王阳明以及其他心学家或理学家一样，为了确立一种天地万物唯心、唯理的体系，更进一步强调理之于万事万物，心之于万事万物的核心地位。归根结底与王阳明将良知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是“一以贯之”的。另一方面，尤时熙的“道一”论也为其治学方法提供了基础。明中后期，空谈之风盛行，晚年的尤时熙对这股空谈之风尤为不满，主张治学需日履躬行。“道一”论也成为他治学主张很好的理论依托。天下道理只有一个，古代圣贤求学治学尚且身体力行，作为道德垂范道德楷模更是知行合一，以自己的躬身实践去教化他人，那么后世之学者在对待学术和道德方面有岂能仅是停留在言语的说教层面。
（三）治学方法
尤时熙所生活的年代要晚于王阳明，但是其社会环境基本相同。明代中后期，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政治思想都存在危机。政治上皇帝宠信宦官，亲佞臣，沉溺于声色犬马，皇权旁落；明中期由于皇室争权夺利，造成的国力耗损，到这一时期并未完全恢复；明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日益强盛，皇室和地主争相掠夺土地，官吏贪赃枉法，搜刮民脂，农民流离失所，农民起义四起，社会暗无天日。思想上，程朱理学虽仍居于统治地位，但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变得日益僵化、教条和呆板。而且理学家致力于在思辨上用功，造成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分离，这是思想界在当时最大的流弊。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本身也是适应这一时期时代的需要，目的是为针对当时天下学术不明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所以，王阳明心学之中其核心便是“致良知”。“致良知在其”实行层面更是强调“致”这一动态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依良知而行”。从“致良知”思想的实行义这一层面上讲，“致良知”强调的是实践，是从先天的道德本身走向现实的德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强调的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也就成为王阳明的治学方法之一。
尤时熙治学方法与王阳明一脉相承。晚年的尤时熙更是注重躬行，反对空谈学说。他晚年居家潜心钻研阳明心学，在其书斋中放置王阳明的牌位，每日焚香跪拜，若是有友人前来探访亦会引领朋友展拜。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空虚怪谈之风，学者大多论道德之意而并不践道德之行。尤时熙对此种风气尤为愤恨，所以其治学讲学更是注重日履躬行，“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通过躬行而达到致良知的目的，“若吾心要求是当，则讲说即是躬行，非外讲说另有躬行也”。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
[2]张廷玉：《明史》，岳麓书社，1996年。
[3]王含青：《尤时熙思想初探》，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杨朝亮点校：《陆子学谱》，商务印书馆，2016年。
尤时熙（1503-1580）字季美，号西川，又称西川先生、西川居士。生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万历八年庚辰卒，洛阳人。尤时熙“生而警敏不群”。嘉靖元年（1522），时年二十岁，乡试中举，自此入朝为官。初授官元氏教谕，后因父亲去世丁忧在家，除去元氏教谕。守丧期满之后，改章丘教谕。历国子学正、户部主事，晚年因念及母亲年老，“乞终养归”，撰有《拟学小记》等，世称“西川先生”。
尤时熙在两任元氏、章丘教諭时一直以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教谕诸生。尤时熙一直致力于对王阳明心学的学习，但一直以不能亲自“受业”于阳明而为憾事，闻得郎中刘魁曾得王阳明真传，于是拜师刘魁，潜习王阳明心学，孜孜以求，“魁以直言锢诏狱，则书所疑，时时从狱中质问”。后又从朱近斋、周讷溪等考究王守仁言行。晚年尤时熙乞终养归，辞官回家，不再涉足公府，聚徒讲学达三十八年之久，洛阳人氏拜他为师者也不下数百人，因此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洛阳地区学术的发展。尤时熙晚年潜心研究王阳明心学，反对当时士人学者空谈之风，主张做学问需躬行日履。
（一）本体工夫之辩
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一个关键的论证就是关于“本体”和“工夫”讨论。王阳明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同时提出“致良知”。“致良知”的工夫就是其“良知”的实践层面。
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核心，并一直强调知行合一，以达到致知的境界。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关键是在一个“致”的过程。他把“致良知”当做“学问的大头脑”，并在教育弟子中多次提到“致良知”的重要性。在其《传习录》中王阳明对“致良知”解释说：良知是心的内在本体，人人都有，心自然而然会有良知，然而常人不可能不会被一些私心障碍所蒙蔽，所以就需要用格物致知来去除这些私心障碍，更要将这种良知扩充到全身，这种去除外界障碍，使良知扩充到全身的过程即是“致良知”。从这一角度而言，王阳明更强调“致”的这一行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他更强调的是“工夫”二字。
尤时熙基本继承了王阳明的思想并有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功夫即是本体”。尤时熙师从刘魁后又经常和朱近齐，周讷溪等人考究阳明之学，“虽寻常谈笑，亦必籍记”，终以形成“道理于发见处可见，学者只于发动处用功，故工夫即是本体，不当求其起处”。他指出道理不应道讨论其源起指出，如果谈论其源起之处，那么关于其源起之处肯定会意见纷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便不能形成一个统一。关于“功夫”和“本体”的论证，尤时熙认为功夫和本体本无二异，功夫即是本体。“圣人言功夫，不言道体，功夫即道体也。随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证，若别求道理，是意见也”。这里不仅包含尤时熙对于功夫与主体关系的理解同时也提出了致知不必外求，自修自证即可。道理在其源起之处即可见到，学者只是需要在自己“发动”之处用功夫即可见。“言知似不必说行，言行似不必说知，知行一也”。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虽然在“格亭前之物”失败后摒弃了朱熹的这种格物致知方法，但同样也强调致知需格物，其《传习录》亦中所载：“若鄙人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尤时熙的“自修自证”思想相对王阳明学说而言又更进了一步。
（二）“道一”论
“道”作为中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由来已久，最初或可追溯到老子。老子所说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总规律，既包括自然之道也包括社会之道。尤时熙思想中的“道”也是“理”、“道理”之意，更多的倾向于社会之道，是理学家心学家所说“理”。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和心学家将“理”作为最高实体范畴，中国自古以来作为最高主宰的“天”让位给“理”，“理”成了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朱熹认为天地万物由理和气构成，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则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陆九渊也提出宇宙万物只有一个道理。王阳明心学中将“良知”作为万物的主宰，造化的精灵，将“良知”视为万事万物的总和，也是强调“理一”。尤时熙进一步发展了其思想，他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我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真我也。”进而进一步指出凡物对立，哪怕相形比较有二，但是其“道一而已”。“吾道一以贯之，贯，该贯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谓一以贯万，是以此贯彼，是二也。道一而已。万即一之万也”。在尤时熙看来天下的道理只是一个，过去诸子论学，没有达到与圣人的统一，若是说没有达到精湛的境界是可以的，但是绝不是另有一个道理，圣人的学问，与诸子相比，只是更精一而已，但并不是有其他的道理。
尤时熙“道一”论的提出，一方面是与王阳明以及其他心学家或理学家一样，为了确立一种天地万物唯心、唯理的体系，更进一步强调理之于万事万物，心之于万事万物的核心地位。归根结底与王阳明将良知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是“一以贯之”的。另一方面，尤时熙的“道一”论也为其治学方法提供了基础。明中后期，空谈之风盛行，晚年的尤时熙对这股空谈之风尤为不满，主张治学需日履躬行。“道一”论也成为他治学主张很好的理论依托。天下道理只有一个，古代圣贤求学治学尚且身体力行，作为道德垂范道德楷模更是知行合一，以自己的躬身实践去教化他人，那么后世之学者在对待学术和道德方面有岂能仅是停留在言语的说教层面。
（三）治学方法
尤时熙所生活的年代要晚于王阳明，但是其社会环境基本相同。明代中后期，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政治思想都存在危机。政治上皇帝宠信宦官，亲佞臣，沉溺于声色犬马，皇权旁落；明中期由于皇室争权夺利，造成的国力耗损，到这一时期并未完全恢复；明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日益强盛，皇室和地主争相掠夺土地，官吏贪赃枉法，搜刮民脂，农民流离失所，农民起义四起，社会暗无天日。思想上，程朱理学虽仍居于统治地位，但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变得日益僵化、教条和呆板。而且理学家致力于在思辨上用功，造成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分离，这是思想界在当时最大的流弊。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本身也是适应这一时期时代的需要，目的是为针对当时天下学术不明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所以，王阳明心学之中其核心便是“致良知”。“致良知在其”实行层面更是强调“致”这一动态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依良知而行”。从“致良知”思想的实行义这一层面上讲，“致良知”强调的是实践，是从先天的道德本身走向现实的德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强调的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也就成为王阳明的治学方法之一。
尤时熙治学方法与王阳明一脉相承。晚年的尤时熙更是注重躬行，反对空谈学说。他晚年居家潜心钻研阳明心学，在其书斋中放置王阳明的牌位，每日焚香跪拜，若是有友人前来探访亦会引领朋友展拜。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空虚怪谈之风，学者大多论道德之意而并不践道德之行。尤时熙对此种风气尤为愤恨，所以其治学讲学更是注重日履躬行，“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通过躬行而达到致良知的目的，“若吾心要求是当，则讲说即是躬行，非外讲说另有躬行也”。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
[2]张廷玉：《明史》，岳麓书社，1996年。
[3]王含青：《尤时熙思想初探》，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杨朝亮点校：《陆子学谱》，商务印书馆，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