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卡夫卡的小说寓言式地反思了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个体生命处于权力逐渐神化，物质日益扩张的世界，其生存呈现出荒谬的一面——罪与罚的逻辑颠倒，个人的真实存在被遗忘。
[关键词]卡夫卡；权力与物；罪与罚；喜剧与恐怖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4X(2009)01-042-04
米兰·昆德拉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布拉格的工程师受邀参加伦敦举行的一次专业会议。当他参加完会议，回到办公室，在捷克机关党报——《红色权利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个在伦敦参加专业会议的捷克工程师对西方新闻界发表了一份恶毒中伤社会主义祖国的声明，他已决定留在西方。这位工程师大为震惊，非法移民和这类声明联系在一起，决非小事一桩，这够得上坐二十年牢，而且，报上指的无疑是他。他匆匆赶到《红色权利报》编辑部，这则消息的责任编辑表示道歉，但声明这与他无关，他是直接从内务部获得的消息原文。于是，工程师又赶到内务部，那里的人承认弄错了，但表示此事他们毫无责任，他们是从驻伦敦大使馆获得这份报告的。而且他们表示不能撤消这则消息，不过此事不会对工程师有任何影响。但不久，这位工程师发现他受到警察严密的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他在街上被人跟踪。他陷入了无休止的紧张与恐惧之中，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真正的冒险得以非法离开这个国家，就这样，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叛逃者。
赫尔德林说：“功勋卓著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人类追寻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存在者的存在得以显现和敞亮。然而，在米兰·昆德拉的故事中，主人公却远离“诗意”，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置身于一个与自身息息相通、生机盎然的世界上，而是处于一个孤悬的、庞大的机构中。在这个机构中，个体被遗忘，个体的真实存在缺席。
这个故事与卡夫卡的一系列小说相映成趣。布拉格的工程师处于卡夫卡《城堡》中的K面对城堡，《审判》中的约瑟夫·K面对法庭的同一境况，他们或是因误会，或是因不知道原因的原因不由自主地置身于前面所言的孤悬的机构中，那个机构随意地下达着他们生存甚至生命的判决书，他们不能理解更不能逃脱这个实质上并非宿命的生存结局。这在某种意义上寓言式地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困境。
1 权力与物
在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中，个体生命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其实是一张由各种链条联结起来的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严密甚至令人窒息的权力网络，它具有无限的迷宫特性。布拉格工程师首先面对的只是线性的权力链条，党报编辑部——内务部——驻伦敦大使馆，而这一链条上的每一环节又交织了无数相关的秩序与规则，最终织成了一张严密的网，导致了那则致命的消息，实质上更直接导致了一纸生存的判决书。但是，那道判决到底是由谁发出的，除了那些明显的联结点外，还经过了哪些环节，这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偶然性和种种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个体生命只是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按其自身规则行事的机械机构，没有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了那些它必须因循的秩序，它们和人类毫无干系，但却直接导致了个人的消失甚至毁灭。
在这过程中，“文件”或说“档案”，“扮演了一种柏拉图理念的角色”。决定布拉格工程师叛逃之罪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言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过类似的言行)，而是经驻伦敦大使馆到内务部再到党报的“文件”，它代表着真正的实在，而人的肉身存在不过是一个投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甚至是无权作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城堡》中的K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他长途跋涉到城堡赴任是他所有徒劳的挣扎与斗争的直接导火索，但他之所以来城堡赴任只不过是有关聘任土地测量员一事的“文件”漫长的旅行过程中一系列错误的结果。几年以前，一份设法安排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建议从城堡下达到村里，村长写了一份否定的答复，但他的回复投错了部门，拖延了很长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误解后，这份工作提议被粗心大意地寄给了K；恰当此时，所有的有关部门又经过一系列琐碎的调查，决定取消这份工作提议。然而，在整个事件似乎圆满地了结之后，K突然出现了。因此，他的出现只能是一个错误，甚至他的整个存在都是一个错误。城堡虽然表面上承认了他，并给他派了助手，却始终不准许他进入城堡，于是他为了申请进入城堡的许可证，也就是为了获得城堡这一权力机构的认可，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努力。城堡承认了他这个肉体存在，但不允许其跨入城堡的门槛，而取得许可证的途径，即与城堡当权者联系的可能性又一一断绝，这就把K置于一种困境，他不仅得不到上面的许可，也得不到下面的认同；他既进不了城堡，又回不了村庄。而除了城堡和村庄之外，他没有任何可能的世界，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许可证”即来自城堡的真正意义上的认可成为他获取身份确证和得以存身的唯一依靠，而他真实的存在在别处，在他本身难以涉足之处。而围绕K的身份认证的，自始至终，只有那一卷卷关于他的“公文堆积如山又哗啦啦地倒下来”，至于K的肉身存在，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
这与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何其相似，人生存于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宇宙被物质雍塞，人几乎无处立足。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到某地旅游，当他去旅馆时因出示不了能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工作人员拒不让其住宿。他只好让家人迅速将证件邮寄至此地，但在取邮件时，他同样因出示不了有效证件而被拒绝。获取证件是为了证明身份，而不能证明身份即不能获得证件，这是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悖论，它让人的存在显得苍白而虚无。人的肉身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你自己证明不了你的存在，他人的怀疑与恐惧否定了你的存在，能证明你的存在的只有那些片断式地记载了你的外在于肉身的资料的物，即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还有证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物已承载了你的存在，当物一失却，你便完完全全地成为生活的“局外人”，世界的“陌生人”，乃至于成为虚无。
2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揭示了一种生存境况：人因承受不了有罪的重压，为了求得安宁，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同意惩罚。这是一种罪过寻求惩罚的境况。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也属此类情况。他目睹他年轻时曾伤害过的姑娘玛丝洛娃堕落、受审，良心受到谴责，进行了一系列拯救活动，并通过放弃田产以及试图与玛丝洛娃重新结合等方式来使自己得到良心上的安宁，这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更像一种自我救赎方式而不是一种惩罚方式，但需要自我救赎的前提是犯下罪过，而良心不安就是一种自我惩罚。罪是因，罚是果，这似乎应当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逻辑关系。
但人类生存的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和荒谬 性，受惩罚的人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也没有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公开宣判出来，甚至惩罚也没有直接地实施到某个人的身上。但是，在他人目光里的审视与怀疑中，神态上的恐惧与回避中，惩罚以它自己的方式突现出来。对于受罚者而言，惩罚的荒谬性令人不可忍受，因此，为了寻得安宁，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受的惩罚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就是罪与罚的一种逻辑颠倒：惩罚寻求罪过。当卡夫卡《审判》中的约瑟夫·K清早醒来，按铃要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被抛进无穷无尽的追寻中，想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然而要证明自己无罪，便要审视自己的全部生活，自己的整个儿过去，直至那些最鸡毛蒜皮的细节。“自动惩罚”机器开始运转。这是由“被捕”这一惩罚派生出的新的惩罚——危及受罚者内心对自我的确证与信任，他开始寻求罪过。
但这种惩罚没有任何预兆，它在一个约瑟夫·K毫无准备的清晨突然而至。由于不知道被指控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他就陷入了一系列悖论中：为了证明无罪，他必须上诉；而要上诉，就必须弄清罪名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必须首先被宣判有罪，才能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换言之，惩罚寻求罪过还不够，在这种境遇中，被惩罚者还乞求承认他们有罪。《城堡》中阿玛丽亚一家的境遇与约瑟夫·K相似。阿玛丽亚收到一封来自城堡的猥亵信，她一怒之下撒碎了这封信，城堡并没有惩罚她的这种冲动行为，也没有任何惩罚的暗示，但村里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对阿玛丽亚一家避之唯恐不及。阿玛丽亚的父亲试图保卫他的家庭，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请求或缠磨城堡宽恕他们。请求宽恕，就意味着他已在内心认定自己一家有罪，但他并不清楚他们的罪过到底是什么。“可要得到宽恕，他就必须先证明自己有罪，而官府又都否认他有罪。”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恳求甚至乞求别人承认他有罪。可是，“至今并没有人告他。至少在记录簿上还没有记载，起码在律师能看到的记录簿上没有这样的记录。”而且，他指不出官方发布过什么针对他的指令，对是否有某个官方机构进行过干预他也一无所知，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想要什么呢，又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呢?最多是他毫无目的地纠缠官府，这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惩罚没有找到罪过，倒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罪过。阿玛丽亚的父亲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不仅不可能找到裁决的出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裁决本身。裁决本身及裁决过程都是次要的，只有无缘由的、找不到出处的惩罚才是核心。
布拉格的工程师与约瑟夫·K的命运稍有不同，他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实在的惩罚，如被捕，如裁决，但他通过周围人眼中的恐惧和警察密切的监视受到了惩罚。在受惩罚的方式上，他与阿玛丽亚相似，但他与阿玛丽亚也稍有差异，他没有做出任何可直接或间接引起惩罚的行为，他受到的惩罚针对的是尚未犯下的罪行，换言之，惩罚并没有相应的罪过，但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位被指控叛逃的工程师事实上确以叛逃告终，惩罚终于找到了罪过，或者说，惩罚终于在它预设的罪过最终成为现实这一事实中成功地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喜剧与恐怖
如果那位布拉格工程师知道自己的故事只是一幕喜剧，那会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如果约瑟夫·K仅以玩笑态度对待他虽被捕，但仍可自由活动的境遇，那结局会稍稍轻松一点；如果K在城堡那特有的荒唐可笑的混乱中不是始终那么清醒，他也不至于心力交瘁；如果阿玛丽亚的父亲能够认识到针对他们一家的惩罚根本找不到出处，他们一家的命运或许不至于那么悲惨。然而，他们却像鱼缸里的鱼一样，陷入了自己生活的玩笑里，却无从发现它的可笑之处。确实，只有当人置身局外时，玩笑才成其为玩笑，喜剧才成其为喜剧。“所谓喜剧精神，就是理性的旁观态度和调侃的玩笑精神。”
但这种喜剧并不是悲剧的对偶，悲剧通过向我们提供人类这一美丽的幻觉，带给我们以安慰，“喜剧则比较残酷，它粗野地揭示出每一事物的毫无意义”。它不是以它毫无禁忌的嘲弄使每个个体得到内在的平等，也不是以它的轻松性创造出诗意的自由感，更不是通过它让生活色调明快起来，从而使悲剧变得更易于忍受些，而是通过揭露世界的模糊性、偶然性来否定个体，否定个体的确定性。布拉格工程师站在权力的回廊，永远找不到出处；K所面临的城堡近在咫尺，对他而言却遥不可及。个体处在一种在旁观者眼中好笑的境遇中，但在好笑与恐怖之间通常只有一丝之隔，这种恐怖便是个体的真实的存在永远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甚至是无权存在的影子。
这种喜剧也并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引起怜悯和同情”的崇高的悲剧联袂而出，它完全是把这种意义上的悲剧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剥夺受罚者可以指望的唯一安慰，即在现实的或幻想的悲剧的崇高中觅得安慰。受罚的偶然性、不可解释性成为旁观者调侃的对象，而惩罚近乎天命般的不可逃避性又使每一个生命个体产生一种恐怖。布拉格工程师失去了祖国，而众人大笑；K因不被认可而心力交瘁，而众人漠然。他们的结局没有必然性，只源起无出处，无来由的惩罚，但这种结局又无可逃避。这就显现出生存中玩笑的本质：喜剧的恐怖。
卡夫卡以怪诞、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物与故事展示出人类生存的世界荒谬的一面：现代社会中各种权力与非权力机构变成了无穷的迷宫，个人如棋子般置身于其中，面对物质的极度扩张，面对罪与罚的逻辑颠倒，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严重丧失，他不得不置身于一系列荒谬的境遇中，外在于自我的他者成为其本质，而个人的真实存在被遗忘，或者处于无法抵达的别处。
[关键词]卡夫卡；权力与物；罪与罚；喜剧与恐怖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4X(2009)01-042-04
米兰·昆德拉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布拉格的工程师受邀参加伦敦举行的一次专业会议。当他参加完会议，回到办公室，在捷克机关党报——《红色权利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个在伦敦参加专业会议的捷克工程师对西方新闻界发表了一份恶毒中伤社会主义祖国的声明，他已决定留在西方。这位工程师大为震惊，非法移民和这类声明联系在一起，决非小事一桩，这够得上坐二十年牢，而且，报上指的无疑是他。他匆匆赶到《红色权利报》编辑部，这则消息的责任编辑表示道歉，但声明这与他无关，他是直接从内务部获得的消息原文。于是，工程师又赶到内务部，那里的人承认弄错了，但表示此事他们毫无责任，他们是从驻伦敦大使馆获得这份报告的。而且他们表示不能撤消这则消息，不过此事不会对工程师有任何影响。但不久，这位工程师发现他受到警察严密的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他在街上被人跟踪。他陷入了无休止的紧张与恐惧之中，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真正的冒险得以非法离开这个国家，就这样，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叛逃者。
赫尔德林说：“功勋卓著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人类追寻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存在者的存在得以显现和敞亮。然而，在米兰·昆德拉的故事中，主人公却远离“诗意”，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置身于一个与自身息息相通、生机盎然的世界上，而是处于一个孤悬的、庞大的机构中。在这个机构中，个体被遗忘，个体的真实存在缺席。
这个故事与卡夫卡的一系列小说相映成趣。布拉格的工程师处于卡夫卡《城堡》中的K面对城堡，《审判》中的约瑟夫·K面对法庭的同一境况，他们或是因误会，或是因不知道原因的原因不由自主地置身于前面所言的孤悬的机构中，那个机构随意地下达着他们生存甚至生命的判决书，他们不能理解更不能逃脱这个实质上并非宿命的生存结局。这在某种意义上寓言式地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困境。
1 权力与物
在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中，个体生命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其实是一张由各种链条联结起来的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严密甚至令人窒息的权力网络，它具有无限的迷宫特性。布拉格工程师首先面对的只是线性的权力链条，党报编辑部——内务部——驻伦敦大使馆，而这一链条上的每一环节又交织了无数相关的秩序与规则，最终织成了一张严密的网，导致了那则致命的消息，实质上更直接导致了一纸生存的判决书。但是，那道判决到底是由谁发出的，除了那些明显的联结点外，还经过了哪些环节，这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偶然性和种种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个体生命只是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按其自身规则行事的机械机构，没有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了那些它必须因循的秩序，它们和人类毫无干系，但却直接导致了个人的消失甚至毁灭。
在这过程中，“文件”或说“档案”，“扮演了一种柏拉图理念的角色”。决定布拉格工程师叛逃之罪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言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过类似的言行)，而是经驻伦敦大使馆到内务部再到党报的“文件”，它代表着真正的实在，而人的肉身存在不过是一个投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甚至是无权作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城堡》中的K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他长途跋涉到城堡赴任是他所有徒劳的挣扎与斗争的直接导火索，但他之所以来城堡赴任只不过是有关聘任土地测量员一事的“文件”漫长的旅行过程中一系列错误的结果。几年以前，一份设法安排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建议从城堡下达到村里，村长写了一份否定的答复，但他的回复投错了部门，拖延了很长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误解后，这份工作提议被粗心大意地寄给了K；恰当此时，所有的有关部门又经过一系列琐碎的调查，决定取消这份工作提议。然而，在整个事件似乎圆满地了结之后，K突然出现了。因此，他的出现只能是一个错误，甚至他的整个存在都是一个错误。城堡虽然表面上承认了他，并给他派了助手，却始终不准许他进入城堡，于是他为了申请进入城堡的许可证，也就是为了获得城堡这一权力机构的认可，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努力。城堡承认了他这个肉体存在，但不允许其跨入城堡的门槛，而取得许可证的途径，即与城堡当权者联系的可能性又一一断绝，这就把K置于一种困境，他不仅得不到上面的许可，也得不到下面的认同；他既进不了城堡，又回不了村庄。而除了城堡和村庄之外，他没有任何可能的世界，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许可证”即来自城堡的真正意义上的认可成为他获取身份确证和得以存身的唯一依靠，而他真实的存在在别处，在他本身难以涉足之处。而围绕K的身份认证的，自始至终，只有那一卷卷关于他的“公文堆积如山又哗啦啦地倒下来”，至于K的肉身存在，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
这与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何其相似，人生存于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宇宙被物质雍塞，人几乎无处立足。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到某地旅游，当他去旅馆时因出示不了能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工作人员拒不让其住宿。他只好让家人迅速将证件邮寄至此地，但在取邮件时，他同样因出示不了有效证件而被拒绝。获取证件是为了证明身份，而不能证明身份即不能获得证件，这是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悖论，它让人的存在显得苍白而虚无。人的肉身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你自己证明不了你的存在，他人的怀疑与恐惧否定了你的存在，能证明你的存在的只有那些片断式地记载了你的外在于肉身的资料的物，即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还有证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物已承载了你的存在，当物一失却，你便完完全全地成为生活的“局外人”，世界的“陌生人”，乃至于成为虚无。
2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揭示了一种生存境况：人因承受不了有罪的重压，为了求得安宁，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同意惩罚。这是一种罪过寻求惩罚的境况。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也属此类情况。他目睹他年轻时曾伤害过的姑娘玛丝洛娃堕落、受审，良心受到谴责，进行了一系列拯救活动，并通过放弃田产以及试图与玛丝洛娃重新结合等方式来使自己得到良心上的安宁，这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更像一种自我救赎方式而不是一种惩罚方式，但需要自我救赎的前提是犯下罪过，而良心不安就是一种自我惩罚。罪是因，罚是果，这似乎应当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逻辑关系。
但人类生存的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和荒谬 性，受惩罚的人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也没有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公开宣判出来，甚至惩罚也没有直接地实施到某个人的身上。但是，在他人目光里的审视与怀疑中，神态上的恐惧与回避中，惩罚以它自己的方式突现出来。对于受罚者而言，惩罚的荒谬性令人不可忍受，因此，为了寻得安宁，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受的惩罚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就是罪与罚的一种逻辑颠倒：惩罚寻求罪过。当卡夫卡《审判》中的约瑟夫·K清早醒来，按铃要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被抛进无穷无尽的追寻中，想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然而要证明自己无罪，便要审视自己的全部生活，自己的整个儿过去，直至那些最鸡毛蒜皮的细节。“自动惩罚”机器开始运转。这是由“被捕”这一惩罚派生出的新的惩罚——危及受罚者内心对自我的确证与信任，他开始寻求罪过。
但这种惩罚没有任何预兆，它在一个约瑟夫·K毫无准备的清晨突然而至。由于不知道被指控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他就陷入了一系列悖论中：为了证明无罪，他必须上诉；而要上诉，就必须弄清罪名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必须首先被宣判有罪，才能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换言之，惩罚寻求罪过还不够，在这种境遇中，被惩罚者还乞求承认他们有罪。《城堡》中阿玛丽亚一家的境遇与约瑟夫·K相似。阿玛丽亚收到一封来自城堡的猥亵信，她一怒之下撒碎了这封信，城堡并没有惩罚她的这种冲动行为，也没有任何惩罚的暗示，但村里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对阿玛丽亚一家避之唯恐不及。阿玛丽亚的父亲试图保卫他的家庭，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请求或缠磨城堡宽恕他们。请求宽恕，就意味着他已在内心认定自己一家有罪，但他并不清楚他们的罪过到底是什么。“可要得到宽恕，他就必须先证明自己有罪，而官府又都否认他有罪。”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恳求甚至乞求别人承认他有罪。可是，“至今并没有人告他。至少在记录簿上还没有记载，起码在律师能看到的记录簿上没有这样的记录。”而且，他指不出官方发布过什么针对他的指令，对是否有某个官方机构进行过干预他也一无所知，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想要什么呢，又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呢?最多是他毫无目的地纠缠官府，这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惩罚没有找到罪过，倒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罪过。阿玛丽亚的父亲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不仅不可能找到裁决的出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裁决本身。裁决本身及裁决过程都是次要的，只有无缘由的、找不到出处的惩罚才是核心。
布拉格的工程师与约瑟夫·K的命运稍有不同，他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实在的惩罚，如被捕，如裁决，但他通过周围人眼中的恐惧和警察密切的监视受到了惩罚。在受惩罚的方式上，他与阿玛丽亚相似，但他与阿玛丽亚也稍有差异，他没有做出任何可直接或间接引起惩罚的行为，他受到的惩罚针对的是尚未犯下的罪行，换言之，惩罚并没有相应的罪过，但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位被指控叛逃的工程师事实上确以叛逃告终，惩罚终于找到了罪过，或者说，惩罚终于在它预设的罪过最终成为现实这一事实中成功地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喜剧与恐怖
如果那位布拉格工程师知道自己的故事只是一幕喜剧，那会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如果约瑟夫·K仅以玩笑态度对待他虽被捕，但仍可自由活动的境遇，那结局会稍稍轻松一点；如果K在城堡那特有的荒唐可笑的混乱中不是始终那么清醒，他也不至于心力交瘁；如果阿玛丽亚的父亲能够认识到针对他们一家的惩罚根本找不到出处，他们一家的命运或许不至于那么悲惨。然而，他们却像鱼缸里的鱼一样，陷入了自己生活的玩笑里，却无从发现它的可笑之处。确实，只有当人置身局外时，玩笑才成其为玩笑，喜剧才成其为喜剧。“所谓喜剧精神，就是理性的旁观态度和调侃的玩笑精神。”
但这种喜剧并不是悲剧的对偶，悲剧通过向我们提供人类这一美丽的幻觉，带给我们以安慰，“喜剧则比较残酷，它粗野地揭示出每一事物的毫无意义”。它不是以它毫无禁忌的嘲弄使每个个体得到内在的平等，也不是以它的轻松性创造出诗意的自由感，更不是通过它让生活色调明快起来，从而使悲剧变得更易于忍受些，而是通过揭露世界的模糊性、偶然性来否定个体，否定个体的确定性。布拉格工程师站在权力的回廊，永远找不到出处；K所面临的城堡近在咫尺，对他而言却遥不可及。个体处在一种在旁观者眼中好笑的境遇中，但在好笑与恐怖之间通常只有一丝之隔，这种恐怖便是个体的真实的存在永远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甚至是无权存在的影子。
这种喜剧也并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引起怜悯和同情”的崇高的悲剧联袂而出，它完全是把这种意义上的悲剧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剥夺受罚者可以指望的唯一安慰，即在现实的或幻想的悲剧的崇高中觅得安慰。受罚的偶然性、不可解释性成为旁观者调侃的对象，而惩罚近乎天命般的不可逃避性又使每一个生命个体产生一种恐怖。布拉格工程师失去了祖国，而众人大笑；K因不被认可而心力交瘁，而众人漠然。他们的结局没有必然性，只源起无出处，无来由的惩罚，但这种结局又无可逃避。这就显现出生存中玩笑的本质：喜剧的恐怖。
卡夫卡以怪诞、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物与故事展示出人类生存的世界荒谬的一面：现代社会中各种权力与非权力机构变成了无穷的迷宫，个人如棋子般置身于其中，面对物质的极度扩张，面对罪与罚的逻辑颠倒，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严重丧失，他不得不置身于一系列荒谬的境遇中，外在于自我的他者成为其本质，而个人的真实存在被遗忘，或者处于无法抵达的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