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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下午15时，位于福州以南30公里的稻田里，王锋博士正在仔细地查看着他面前一块黄绿相间的棋盘式试验田。王锋是福建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水稻研究员，他和同事们已经研发出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品种，并且在这种类似的小块稻田里进行了10年的试验。
目前，王锋所在团队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正在等待农业部的行政审批，一旦审批通过，他们就可以投入商业化种植，并将可能成为转基因作物最大规模的商业化项目。
然而，转基因是什么？对社会公众而言还属于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为什么鱼的基因可以转给番茄？而微生物的基因可以转到棉花上，使棉花具备抗虫的能力？这是很难理解的。实际上，所谓的转基因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另一生物体基因组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
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介入这种高难度组合的“游戏”了。
根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4.5亿。因此，中国必须将谷物产量提高至少25%以上。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继续推进、农田数量不断减少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另一方面则土地退化、水资源长期匮乏和人口增长，农作物增产俨然成为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转基因作物，似乎已成为解决粮食危机的首选之道。
35亿研究专项
据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中国即将启动一项投资高达35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重大专项。目前，尽管确切细节还没有制定出来，但是有关部门已经同意了这一研究专项。
而就记者所知，此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有关领导也对科学家们说，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
中科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对此的意见是：“新专项的启动将打破僵局,刺激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我希望转基因水稻马上获得批准！”
在他看来，这项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具有重大价值”的植物基因鉴别和专利申报方面，使中国赶上西方的发展速度。一旦知识产权就位，转基因技术将使中国农业生产从“高投入、粗放式转变为高技术、集约式生产”。
事实上，自上世纪中国允许转基因作物种植以来，主管部门的态度和行动一直比较谨慎。截至2006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0种转基因作物的211次田间试验，其中6种作物已经获批种植。其后，主管部门又追加审批了白杨和木瓜两种市场规模较小的转基因产品。而对于水稻、玉米和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方面，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支持者们认为，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谨慎包容已经结出了丰厚果实。转基因棉花自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目前64种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7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0%，避免使用杀虫剂65万吨。
对于外界的这一褒奖，官方至今没有正面回复。但记者仍从农业部一官员处证实，政府将在未来13年内吸引相当规模的投资。这些投资一半将用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方政府以及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波折中的曙光
事实上，在耗资百亿的“863”计划中，生物技术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政府在开发转基因技术方面也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
1997年，中国政府就曾批准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棉花投入商业种植，不过两年，这种作物就蹿红为中国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它的神效在于，把细菌的基因转到棉花中去，这种细菌本身具有杀虫蛋白基因，虫子一吃就死掉了。
然而，从1999年开始，转基因技术走入了低谷，商业化审批中断。中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积极签署《生物安全议定书》。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效仿欧洲，苛刻对待转基因技术。
风向为什么会转变？当记者将这段波折抛向中科院遗传所朱祯研究员时，他则谨慎的提到有关生物安全的“公众担忧”，以及对欧洲市场能否接受转基因产品的疑问。
“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为此做准备，1998年正式申请安全审批，到现在才走完了倒数第二步，剩下的就是等待农业部的批准了。现在的动向尽管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完全排除主管部门再次收紧政策闸门。”朱祯叹着气说，这项技术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
据记者了解，由朱祯牵头研究的转SCK基因（修饰豇豆蛋白酶抑制剂基因）抗虫水稻也已连续在湖北、福建进行了10年的大田试验。经鉴定，其对二化螟田间防治效果达90%～100%。为了节省时间，朱祯在进行生产试验的同时，还对这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进行了检测。他将数百只小白鼠被分成两组，分别吃转基因水稻和常规稻三个月，而后通过多项实验指标进行比对。结果表明，转基因稻与常规稻无明显差异。
漫长的安全试验已经结束，朱祯表示，一旦发放“安全证书”批准商业化生产，水稻很有可能是第一个。
的确，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本就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很有可能像美国的孟山都一样占领国际种子市场先机。“我国是水稻99%用于自产自销，即使欧洲拒绝吃转基因水稻，也不会有什么贸易风险。”一位生物专家也乐观的预计。
目前，王锋所在团队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正在等待农业部的行政审批，一旦审批通过，他们就可以投入商业化种植，并将可能成为转基因作物最大规模的商业化项目。
然而，转基因是什么？对社会公众而言还属于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为什么鱼的基因可以转给番茄？而微生物的基因可以转到棉花上，使棉花具备抗虫的能力？这是很难理解的。实际上，所谓的转基因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另一生物体基因组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
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介入这种高难度组合的“游戏”了。
根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4.5亿。因此，中国必须将谷物产量提高至少25%以上。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继续推进、农田数量不断减少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另一方面则土地退化、水资源长期匮乏和人口增长，农作物增产俨然成为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转基因作物，似乎已成为解决粮食危机的首选之道。
35亿研究专项
据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中国即将启动一项投资高达35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重大专项。目前，尽管确切细节还没有制定出来，但是有关部门已经同意了这一研究专项。
而就记者所知，此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有关领导也对科学家们说，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
中科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对此的意见是：“新专项的启动将打破僵局,刺激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我希望转基因水稻马上获得批准！”
在他看来，这项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具有重大价值”的植物基因鉴别和专利申报方面，使中国赶上西方的发展速度。一旦知识产权就位，转基因技术将使中国农业生产从“高投入、粗放式转变为高技术、集约式生产”。
事实上，自上世纪中国允许转基因作物种植以来，主管部门的态度和行动一直比较谨慎。截至2006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0种转基因作物的211次田间试验，其中6种作物已经获批种植。其后，主管部门又追加审批了白杨和木瓜两种市场规模较小的转基因产品。而对于水稻、玉米和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方面，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支持者们认为，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谨慎包容已经结出了丰厚果实。转基因棉花自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目前64种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7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0%，避免使用杀虫剂65万吨。
对于外界的这一褒奖，官方至今没有正面回复。但记者仍从农业部一官员处证实，政府将在未来13年内吸引相当规模的投资。这些投资一半将用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方政府以及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波折中的曙光
事实上，在耗资百亿的“863”计划中，生物技术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政府在开发转基因技术方面也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
1997年，中国政府就曾批准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棉花投入商业种植，不过两年，这种作物就蹿红为中国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它的神效在于，把细菌的基因转到棉花中去，这种细菌本身具有杀虫蛋白基因，虫子一吃就死掉了。
然而，从1999年开始，转基因技术走入了低谷，商业化审批中断。中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积极签署《生物安全议定书》。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效仿欧洲，苛刻对待转基因技术。
风向为什么会转变？当记者将这段波折抛向中科院遗传所朱祯研究员时，他则谨慎的提到有关生物安全的“公众担忧”，以及对欧洲市场能否接受转基因产品的疑问。
“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为此做准备，1998年正式申请安全审批，到现在才走完了倒数第二步，剩下的就是等待农业部的批准了。现在的动向尽管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完全排除主管部门再次收紧政策闸门。”朱祯叹着气说，这项技术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
据记者了解，由朱祯牵头研究的转SCK基因（修饰豇豆蛋白酶抑制剂基因）抗虫水稻也已连续在湖北、福建进行了10年的大田试验。经鉴定，其对二化螟田间防治效果达90%～100%。为了节省时间，朱祯在进行生产试验的同时，还对这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进行了检测。他将数百只小白鼠被分成两组，分别吃转基因水稻和常规稻三个月，而后通过多项实验指标进行比对。结果表明，转基因稻与常规稻无明显差异。
漫长的安全试验已经结束，朱祯表示，一旦发放“安全证书”批准商业化生产，水稻很有可能是第一个。
的确，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本就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很有可能像美国的孟山都一样占领国际种子市场先机。“我国是水稻99%用于自产自销，即使欧洲拒绝吃转基因水稻，也不会有什么贸易风险。”一位生物专家也乐观的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