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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伊始，湖北卫视拉开了改版的大幕，从台标到定位，从栏目编排到节目类型都有不小的变化。其中，21：30-23：30的人文类精品栏目带凸显了该台在分时段竞争力的营造方面所下的工夫，《大揭秘》、《调解面对面》、《天下同名人》、《我爱我的祖国》、《挑战女人帮》、《中华英雄汇》、《长江新闻号》、《左视春秋》等栏目的设置呼应了“新闻+文艺”立台的定位，显示出其文艺强台、文艺兴台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透露出其想要吸引青年受众的愿景。
湖北卫视晚间人文栏目带，尤其是周末的综艺娱乐真人秀节目《我爱我的祖国》，将爱国的主题寓于游戏竞技当中，娱乐但不媚俗，实现了爱国主义的媒介空间意蕴生产，表现可圈可点。
一、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脱域”社会关系
媒介空间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虚拟空间，能够实现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的生产。“所谓的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由于媒介空间不同于实体性的生产空间，它的建构与延续主要依赖于传媒技术，而现代性的传播技术又赋予媒介空间以地域上和时间上的跨越性，这就使之能轻松地实现脱域的生产。爱国主义既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是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础。在现代社会，爱国主义的传递性生产，已经超越了口耳相传的交往与沟通方式，渗透到了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它还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当前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爱国主义的信任，而信任正是这类社会关系得以超越时空进行意蕴生产的基础。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脱域性社会关系，是媒介的重要生产内容之一，过去主要通过影视剧和新闻评论节目来呈现。由于这类社会关系日益被赋予朴素、高尚的象征意义，它与人们印象中格调低下、下里巴人的娱乐性节目有较大出入，因此爱国主义很少成为娱乐节目的主题。那么爱国主义究竟能不能通过娱乐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呢?事实上，直白的教化，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寓教于乐的形式，更有助于意义的空间生产。诞生于荷兰的真人秀节目《我爱我的祖国》，把爱国的主题通过竞技益智的模式呈现出来，加之全明星参与的包装，得以在激烈的真人秀节目竞争中脱颖而出，受到观众欢迎，并在世界20多个国家热播。这也充分证明了爱国主义并非与娱乐形式绝缘。
2011年10月20日，湖北卫视从荷兰塔帕传媒集团购买了《我爱我的祖国》的中文版权，经过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造，2012年1月6日21：25iE式与观众见面。
二、爱国主义与栏目定位分析
2011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加大了对娱乐节目的规范力度，2012年元旦“限娱令”正式施行。在此背景下，湖北卫视启动了新一轮的改版运动，在“中国心·世界观”的口号之下重新建构整体节目框架。这轮改版旨在扭转收视率下降的局面，吸引更多的青年受众，对此湖北卫视选择了“新闻+文艺”的双重立台模式，在保留原先财经类新闻节目优势的基础上，在晚间23：00以后增加了新闻评论栏目《长江新闻号》，而在21：30以后的黄金时段则着力打造一系列优质人文类节目，中文版《我爱我的祖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栏目定位既是栏目编辑与制作的指导，同时也最能体现栏目的特色。从《我爱我的祖国》的栏目定位来看，该栏目旨在调动益智问答、综艺表演和专题等多种手法，通过歌声与回答，营造温暖和感动，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定位与该台“中国心·世界观”、“坐拥长江，纵论天下”的定位相符合，同时与其他娱乐节目形成了差异。
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爱国主义的题中之义。《我爱我的祖国》栏目，在益智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老坛中装上了爱国主义的新酒，在国际化的操作模式下，突出了地方元素、民族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较好地协调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在真人秀节目的媒介空间中生产出了爱国主义的意蕴。
此外，周末晚间的黄金时段向来是各大省级卫视激烈竞争的市场，湖北卫视将《我爱我的祖国》栏目放在周日21：15以后，既避免了与其他省级卫视老牌高收视率娱乐节目的正面交锋，又有效利用了这一黄金时段，这都有助于其媒介空间的意蕴生产。
三、爱国主义与栏目文本分析
栏目文本是意蕴生产的核心。《我爱我的祖国》在环节设计上以轻松愉快的益智问答为主线，每期节目由受众所熟悉的喜剧明星潘长江和蔡明担任领队，他们各带领4名明星队员与观众一道闯关。栏目共设置快乐速递、独门绝技、是是非非、乡音乡情、经典回放、幸运大转盘等6大环节，中间穿插接歌词、猜歌名和嘉宾表演等内容，爱国主义在该栏目的这种巧妙设置中实现了空间生产。
以第1期节目为例，其中“快乐速递”环节由嘉宾在问答中传递一个正在冒烟的礼盒，礼盒被设置为3分钟“引爆”，嘉宾们围坐一圈，不同队的队员相互穿插而坐，只有答对问题才能将礼盒传递给下一个人。这个环节显然借鉴了传统游戏“击鼓传花”的构思，但时间的设定和冒烟的礼盒则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而在“是是非非”环节，由各队派一个代表回答主持人提问，提问只能用预先设定的肯定与否定的固定模式来回答，这一环节借用了某些韩国娱乐节目的创意。“幸运大转盘”是整个节目的高潮，在这一环节暂时落后的队伍有机会翻盘，游戏规则仍然为抢答加分，其中抢答并回答正确的队伍获得一次转动转盘的机会，转盘上设置有不同的分数，转到哪一格就可以加上相应的分数，此环节共两轮，第一轮最高分50分，第二轮最高分100分，总共三次机会。转盘的创意虽然并不新颖，但博彩的心理却使得这一模式历久弥新，翻盘的可能不仅为参赛队伍的获胜情况增添了一种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虽然这些环节的创意并不算太新颖，但在游戏竞技中彰显了参赛团队的集体主义意识，同时由于所涉问题均与祖国、民族相关，也间接进行了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增添了这些爱国主义的相关内容之后，节目也有了更深刻的含义。
节目内容方面，《我爱我的祖国》栏目内容都是与祖国相关的“熟悉的陌生点”，从第1期节目来看，一些为大众所熟悉的题材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知识点，如：国歌的作词者、老北京叫卖的商品、空竹的各地称谓等，为节目增加了可看性。此外该节目还涵盖趣味方言、民俗揭秘、人文地理、绝活展示、历史重温、金曲回放等内容，突出了人们对祖国和家乡的惊喜、感动和自豪等情感，使爱国主义在娱乐节目这一虚拟媒介空间中成功实现了意蕴的生产。
对家乡的热爱也是爱国主义的意蕴之一，该节目除了突出中国元素外，地方文化与地方元素也是其重要内容，如第1期节目中的武当山功夫展示和相关问答，湖北的地方风土人情等，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荆楚文化和湖北地方元素。地方民俗文化的展示唤起了民众对家乡的热爱，也使地方性元素在娱乐节目的媒介空间中获得了意蕴生产的机会。
节目的起承转合方面，沿用荷兰原版内容，利用接歌词、猜歌名的环节进行承接。这种转接形式与深受观众喜爱的《我爱记歌词》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从第1期节目来看，所选歌曲均为老歌，主题与民族、国家有一定的关系，而该期节目也以廖昌永的一曲《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结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节目嘉宾方面，《我爱我的祖国》采用全明星阵容，由著名话剧演员王一楠主持，众多明星加盟。虽然这种全明星的真人秀表演已经不新颖了，但该节目启用的是从未参与过娱乐节目录制的，但在中国却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如蔡明、潘长江等人，此外还有部分流行音乐歌手如尹相杰、弦子、苏妙玲等人也参与到节目中。喜剧明星的参与能较好地调动节目的气氛，而流行音乐歌手的参与则有助于提升人气，吸引了青年观众的目光。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处于生产者和阅读者中间，也就是说文本只有被阅读之后，它才开始了真正的意义生产。在《我爱我的祖国》栏目中，爱国主义情感不是一种空泛的说教，而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节目内容巧妙地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让人受益匪浅。爱国主义在这场全民狂欢的游戏中，实现了其内涵意蕴的生产。
四、结语
歌德认为：艺术作品包括材料、意蕴和形式三个部分，其中意蕴是指阅读者在素材中所见到的意义。作为一种影像化的媒介文本，《我爱我的祖国》栏目将爱国主义的主题蕴含在娱乐竞技的操作模式之中，实现了爱国主义在虚拟媒介空间中的意蕴生产。
然而，这一栏目才刚刚面市，其意蕴生产的充分程度目前仍未可知，它究竟能否成功地接受时间和市场的考量也还是未知数。从前几期节目来看，还需要相当的提升空间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深受青年人喜爱的明星嘉宾数量还太少，另一方面节目的创意也不太新颖。对于全明星的娱乐节目而言，在节目的初创期，由于栏目的品牌尚未确立，可以考虑从嘉宾的选择方面入手，通过嘉宾的“明星效应”来打响知名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媒介空间的意蕴生产。
湖北卫视晚间人文栏目带，尤其是周末的综艺娱乐真人秀节目《我爱我的祖国》，将爱国的主题寓于游戏竞技当中，娱乐但不媚俗，实现了爱国主义的媒介空间意蕴生产，表现可圈可点。
一、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脱域”社会关系
媒介空间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虚拟空间，能够实现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的生产。“所谓的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由于媒介空间不同于实体性的生产空间，它的建构与延续主要依赖于传媒技术，而现代性的传播技术又赋予媒介空间以地域上和时间上的跨越性，这就使之能轻松地实现脱域的生产。爱国主义既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是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础。在现代社会，爱国主义的传递性生产，已经超越了口耳相传的交往与沟通方式，渗透到了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它还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当前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爱国主义的信任，而信任正是这类社会关系得以超越时空进行意蕴生产的基础。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脱域性社会关系，是媒介的重要生产内容之一，过去主要通过影视剧和新闻评论节目来呈现。由于这类社会关系日益被赋予朴素、高尚的象征意义，它与人们印象中格调低下、下里巴人的娱乐性节目有较大出入，因此爱国主义很少成为娱乐节目的主题。那么爱国主义究竟能不能通过娱乐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呢?事实上，直白的教化，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寓教于乐的形式，更有助于意义的空间生产。诞生于荷兰的真人秀节目《我爱我的祖国》，把爱国的主题通过竞技益智的模式呈现出来，加之全明星参与的包装，得以在激烈的真人秀节目竞争中脱颖而出，受到观众欢迎，并在世界20多个国家热播。这也充分证明了爱国主义并非与娱乐形式绝缘。
2011年10月20日，湖北卫视从荷兰塔帕传媒集团购买了《我爱我的祖国》的中文版权，经过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造，2012年1月6日21：25iE式与观众见面。
二、爱国主义与栏目定位分析
2011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加大了对娱乐节目的规范力度，2012年元旦“限娱令”正式施行。在此背景下，湖北卫视启动了新一轮的改版运动，在“中国心·世界观”的口号之下重新建构整体节目框架。这轮改版旨在扭转收视率下降的局面，吸引更多的青年受众，对此湖北卫视选择了“新闻+文艺”的双重立台模式，在保留原先财经类新闻节目优势的基础上，在晚间23：00以后增加了新闻评论栏目《长江新闻号》，而在21：30以后的黄金时段则着力打造一系列优质人文类节目，中文版《我爱我的祖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栏目定位既是栏目编辑与制作的指导，同时也最能体现栏目的特色。从《我爱我的祖国》的栏目定位来看，该栏目旨在调动益智问答、综艺表演和专题等多种手法，通过歌声与回答，营造温暖和感动，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定位与该台“中国心·世界观”、“坐拥长江，纵论天下”的定位相符合，同时与其他娱乐节目形成了差异。
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爱国主义的题中之义。《我爱我的祖国》栏目，在益智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老坛中装上了爱国主义的新酒，在国际化的操作模式下，突出了地方元素、民族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较好地协调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在真人秀节目的媒介空间中生产出了爱国主义的意蕴。
此外，周末晚间的黄金时段向来是各大省级卫视激烈竞争的市场，湖北卫视将《我爱我的祖国》栏目放在周日21：15以后，既避免了与其他省级卫视老牌高收视率娱乐节目的正面交锋，又有效利用了这一黄金时段，这都有助于其媒介空间的意蕴生产。
三、爱国主义与栏目文本分析
栏目文本是意蕴生产的核心。《我爱我的祖国》在环节设计上以轻松愉快的益智问答为主线，每期节目由受众所熟悉的喜剧明星潘长江和蔡明担任领队，他们各带领4名明星队员与观众一道闯关。栏目共设置快乐速递、独门绝技、是是非非、乡音乡情、经典回放、幸运大转盘等6大环节，中间穿插接歌词、猜歌名和嘉宾表演等内容，爱国主义在该栏目的这种巧妙设置中实现了空间生产。
以第1期节目为例，其中“快乐速递”环节由嘉宾在问答中传递一个正在冒烟的礼盒，礼盒被设置为3分钟“引爆”，嘉宾们围坐一圈，不同队的队员相互穿插而坐，只有答对问题才能将礼盒传递给下一个人。这个环节显然借鉴了传统游戏“击鼓传花”的构思，但时间的设定和冒烟的礼盒则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而在“是是非非”环节，由各队派一个代表回答主持人提问，提问只能用预先设定的肯定与否定的固定模式来回答，这一环节借用了某些韩国娱乐节目的创意。“幸运大转盘”是整个节目的高潮，在这一环节暂时落后的队伍有机会翻盘，游戏规则仍然为抢答加分，其中抢答并回答正确的队伍获得一次转动转盘的机会，转盘上设置有不同的分数，转到哪一格就可以加上相应的分数，此环节共两轮，第一轮最高分50分，第二轮最高分100分，总共三次机会。转盘的创意虽然并不新颖，但博彩的心理却使得这一模式历久弥新，翻盘的可能不仅为参赛队伍的获胜情况增添了一种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虽然这些环节的创意并不算太新颖，但在游戏竞技中彰显了参赛团队的集体主义意识，同时由于所涉问题均与祖国、民族相关，也间接进行了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增添了这些爱国主义的相关内容之后，节目也有了更深刻的含义。
节目内容方面，《我爱我的祖国》栏目内容都是与祖国相关的“熟悉的陌生点”，从第1期节目来看，一些为大众所熟悉的题材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知识点，如：国歌的作词者、老北京叫卖的商品、空竹的各地称谓等，为节目增加了可看性。此外该节目还涵盖趣味方言、民俗揭秘、人文地理、绝活展示、历史重温、金曲回放等内容，突出了人们对祖国和家乡的惊喜、感动和自豪等情感，使爱国主义在娱乐节目这一虚拟媒介空间中成功实现了意蕴的生产。
对家乡的热爱也是爱国主义的意蕴之一，该节目除了突出中国元素外，地方文化与地方元素也是其重要内容，如第1期节目中的武当山功夫展示和相关问答，湖北的地方风土人情等，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荆楚文化和湖北地方元素。地方民俗文化的展示唤起了民众对家乡的热爱，也使地方性元素在娱乐节目的媒介空间中获得了意蕴生产的机会。
节目的起承转合方面，沿用荷兰原版内容，利用接歌词、猜歌名的环节进行承接。这种转接形式与深受观众喜爱的《我爱记歌词》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从第1期节目来看，所选歌曲均为老歌，主题与民族、国家有一定的关系，而该期节目也以廖昌永的一曲《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结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节目嘉宾方面，《我爱我的祖国》采用全明星阵容，由著名话剧演员王一楠主持，众多明星加盟。虽然这种全明星的真人秀表演已经不新颖了，但该节目启用的是从未参与过娱乐节目录制的，但在中国却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如蔡明、潘长江等人，此外还有部分流行音乐歌手如尹相杰、弦子、苏妙玲等人也参与到节目中。喜剧明星的参与能较好地调动节目的气氛，而流行音乐歌手的参与则有助于提升人气，吸引了青年观众的目光。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处于生产者和阅读者中间，也就是说文本只有被阅读之后，它才开始了真正的意义生产。在《我爱我的祖国》栏目中，爱国主义情感不是一种空泛的说教，而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节目内容巧妙地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让人受益匪浅。爱国主义在这场全民狂欢的游戏中，实现了其内涵意蕴的生产。
四、结语
歌德认为：艺术作品包括材料、意蕴和形式三个部分，其中意蕴是指阅读者在素材中所见到的意义。作为一种影像化的媒介文本，《我爱我的祖国》栏目将爱国主义的主题蕴含在娱乐竞技的操作模式之中，实现了爱国主义在虚拟媒介空间中的意蕴生产。
然而，这一栏目才刚刚面市，其意蕴生产的充分程度目前仍未可知，它究竟能否成功地接受时间和市场的考量也还是未知数。从前几期节目来看，还需要相当的提升空间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深受青年人喜爱的明星嘉宾数量还太少，另一方面节目的创意也不太新颖。对于全明星的娱乐节目而言，在节目的初创期，由于栏目的品牌尚未确立，可以考虑从嘉宾的选择方面入手，通过嘉宾的“明星效应”来打响知名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媒介空间的意蕴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