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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王朝是我国一个盛世王朝，经济、政治、军事都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安史之乱的发生导致大唐从繁荣走向衰败，中华文明遭受重大的创伤。本文则主要分析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持久的原因等等，谈谈笔者的看法。
关键词：安史之乱；原因；探析
K242.2
公元756年的盛夏，安禄山叛军在几乎未遇抵抗的状态下开进不设防的长安城，一个寄予后人无限想象的盛世在酷暑中骤然崩塌。也许是由于“盛唐”的光环太过耀眼，这使得一般人印象中的后期唐帝国几乎等同于孱弱与动荡的代名词。
1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
首先是唐玄宗后期施政昏暗导致社会危机。唐玄宗在统治前期，励精求治、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开创了唐代的繁荣景象，使唐出现了的“开元盛世”，但是玄宗并没有善始善终，曾经的勤于政事、政治清明、广开言路的唐玄宗到了开元中后期政治上安于现状，不图进取，任用奸佞之臣，生活上失去自检，追求安逸享乐，并对神仙符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练习礁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这时的玄宗变得挥金如土，自开元二十八年杨贵妃入宫后，玄宗更是沉溺声色，赏赐无度。“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选，又数百人，贵妃姊三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每构一堂，费千万计”。这些都是从民间百姓搜刮来的脂膏，引起的百姓的不满易导致农民起义，激起社会矛盾。
在军事上，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的终止，府兵制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严重，同时，府兵制的地位大为降低，以致兵士执僮仆之役，备受将领厚待，人们不愿再充任府兵，所以它不能再担当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于天宝八载折冲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除。《新唐书》卷五零《兵志》记载：“天宝八载（749），停止折充府上下鱼书，是法令正式承认‘无兵可交’，停止上番的事实，折充府的活动乃全部停止”。自此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硅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机，盗窃兵权矣。”节度使权利不断扩大，官属机构完善和庞大，其出行巡查，八面威风，据史料记载：“受命之日，赐双族双节，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树六在，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族幢居中，大将鸣坷，金征、鼓角居后，州县资印迎于道左。”玄宗后期节度使地位逐渐上升，这就使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出现，尤其是安禄山、史思明等有有野心的节度使使藩镇势力恶性膨胀最后引起叛乱。
在经济上，唐前期以均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农经济日趋破坏和摧毁，以土地兼并为主要形式的大地主垄断经济畸形发展和恶化膨胀，王公百官放肆掠夺民田，扩展庄园，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都会兼并土地，使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通典》中说：“国家自真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比隋氏。盛唐之迈于两汉，豹箭天下编户合跳元始之简，而名籍少三百余万。”并指出这是因为“所在隐诵之甚也”。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导致政治的腐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 安史之乱持久的原因分析
安史乱军是一个民族成份非常复杂的集团，它至少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种主要成份。在这个集团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有的同志认为，河朔一带“少数族和汉族存在着矛盾，所以少数族将领就利用这种矛盾，起兵来夺取政权”。我认为，恰恰相反，不仅安史之乱爆发前的河朔地区民族矛盾较弱，而且直到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安史乱车中的民族关系仍相对缓和。汉族和少数民族将士积极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将士由于在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渐趋一致，所以，在许多方面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在关键时刻，汉人出谋划策，少数民族人具体执行。如安禄山被杀，由汉人严往出谋划策，契丹人李猪儿入帐行刺，史思明被杀，由汉人骆悦、许季常出谋划策，胡人曹将军具体执行，史朝清被杀，由汉人向贡出谋划策，实厥人阿史那玉，汉人高久仁、高如震具体执行。作战时，汉族将士和少数民族将士也密切配合。安庆绪率领中军在卫州之南与唐中央军交战，“孙孝哲、薛离佐之”。孙为契丹人，薛为汉族人。帮助史思明之子史朝清留守幽州的阿史那玉，向贡、张通擂，高如展、高久仁、王东武等少数民族将士和汉族将士也积极配合，密切协作。这些都增强了安史乱军的作战能力。
3 安史之乱对唐诗的影响
作为中国诗歌的顶峰，唐诗在安史之乱时，诗人以诗笔写时事，写动乱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庭不幸；安史之乱之后，诗人又以诗笔写历史，写人们对安史之乱的历史反思，安史之乱始终成为了一代唐诗的重大主题之一。特别是李隆基与杨贵妃的马嵬悲剧，作为李唐王朝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与历史事件一直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所关注与咏吟不止的内容。“国家不幸诗家幸”对李唐王朝而言，安史之乱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而对一代唐诗而言，安史之乱却成了唐诗走向艺术辉煌的历史契机，安史之乱拓展了唐代诗歌的写作內容，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艺术风格。没有安史之乱这场社会大动乱，所谓唐诗也许还只能在宫廷闺闹、花间樱前、竹林兰若、名山大川之间徘徊流连，没有安史之乱的唐代社会可以成就王维与李白之类诗路，却成就不了一个杜甫，也成就不了一个偌大而辉煌的诗歌王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唐诗发展的艺术辩证法。
4 结语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实唐朝何尝不是如此？唐帝国的伟大不仅在于其创造了被后人艳羡的盛世，还在于其能在遭受重大打击后逐渐复苏，更在于这种复苏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历史转折相始终。在眺望盛世的余晖时，唐代前后期为同一个国号、同一个首都甚至同一个王室血统所遮蔽的深刻的变化，似乎更应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程广海.安史之乱探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S1：150-151.
[2]孟献志.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J].西部学刊，2015，11：68-72.
关键词：安史之乱；原因；探析
K242.2
公元756年的盛夏，安禄山叛军在几乎未遇抵抗的状态下开进不设防的长安城，一个寄予后人无限想象的盛世在酷暑中骤然崩塌。也许是由于“盛唐”的光环太过耀眼，这使得一般人印象中的后期唐帝国几乎等同于孱弱与动荡的代名词。
1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
首先是唐玄宗后期施政昏暗导致社会危机。唐玄宗在统治前期，励精求治、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开创了唐代的繁荣景象，使唐出现了的“开元盛世”，但是玄宗并没有善始善终，曾经的勤于政事、政治清明、广开言路的唐玄宗到了开元中后期政治上安于现状，不图进取，任用奸佞之臣，生活上失去自检，追求安逸享乐，并对神仙符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练习礁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这时的玄宗变得挥金如土，自开元二十八年杨贵妃入宫后，玄宗更是沉溺声色，赏赐无度。“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选，又数百人，贵妃姊三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每构一堂，费千万计”。这些都是从民间百姓搜刮来的脂膏，引起的百姓的不满易导致农民起义，激起社会矛盾。
在军事上，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的终止，府兵制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严重，同时，府兵制的地位大为降低，以致兵士执僮仆之役，备受将领厚待，人们不愿再充任府兵，所以它不能再担当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于天宝八载折冲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除。《新唐书》卷五零《兵志》记载：“天宝八载（749），停止折充府上下鱼书，是法令正式承认‘无兵可交’，停止上番的事实，折充府的活动乃全部停止”。自此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硅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机，盗窃兵权矣。”节度使权利不断扩大，官属机构完善和庞大，其出行巡查，八面威风，据史料记载：“受命之日，赐双族双节，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树六在，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族幢居中，大将鸣坷，金征、鼓角居后，州县资印迎于道左。”玄宗后期节度使地位逐渐上升，这就使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出现，尤其是安禄山、史思明等有有野心的节度使使藩镇势力恶性膨胀最后引起叛乱。
在经济上，唐前期以均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农经济日趋破坏和摧毁，以土地兼并为主要形式的大地主垄断经济畸形发展和恶化膨胀，王公百官放肆掠夺民田，扩展庄园，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都会兼并土地，使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通典》中说：“国家自真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比隋氏。盛唐之迈于两汉，豹箭天下编户合跳元始之简，而名籍少三百余万。”并指出这是因为“所在隐诵之甚也”。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导致政治的腐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 安史之乱持久的原因分析
安史乱军是一个民族成份非常复杂的集团，它至少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种主要成份。在这个集团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有的同志认为，河朔一带“少数族和汉族存在着矛盾，所以少数族将领就利用这种矛盾，起兵来夺取政权”。我认为，恰恰相反，不仅安史之乱爆发前的河朔地区民族矛盾较弱，而且直到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安史乱车中的民族关系仍相对缓和。汉族和少数民族将士积极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将士由于在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渐趋一致，所以，在许多方面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在关键时刻，汉人出谋划策，少数民族人具体执行。如安禄山被杀，由汉人严往出谋划策，契丹人李猪儿入帐行刺，史思明被杀，由汉人骆悦、许季常出谋划策，胡人曹将军具体执行，史朝清被杀，由汉人向贡出谋划策，实厥人阿史那玉，汉人高久仁、高如震具体执行。作战时，汉族将士和少数民族将士也密切配合。安庆绪率领中军在卫州之南与唐中央军交战，“孙孝哲、薛离佐之”。孙为契丹人，薛为汉族人。帮助史思明之子史朝清留守幽州的阿史那玉，向贡、张通擂，高如展、高久仁、王东武等少数民族将士和汉族将士也积极配合，密切协作。这些都增强了安史乱军的作战能力。
3 安史之乱对唐诗的影响
作为中国诗歌的顶峰，唐诗在安史之乱时，诗人以诗笔写时事，写动乱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庭不幸；安史之乱之后，诗人又以诗笔写历史，写人们对安史之乱的历史反思，安史之乱始终成为了一代唐诗的重大主题之一。特别是李隆基与杨贵妃的马嵬悲剧，作为李唐王朝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与历史事件一直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所关注与咏吟不止的内容。“国家不幸诗家幸”对李唐王朝而言，安史之乱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而对一代唐诗而言，安史之乱却成了唐诗走向艺术辉煌的历史契机，安史之乱拓展了唐代诗歌的写作內容，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艺术风格。没有安史之乱这场社会大动乱，所谓唐诗也许还只能在宫廷闺闹、花间樱前、竹林兰若、名山大川之间徘徊流连，没有安史之乱的唐代社会可以成就王维与李白之类诗路，却成就不了一个杜甫，也成就不了一个偌大而辉煌的诗歌王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唐诗发展的艺术辩证法。
4 结语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实唐朝何尝不是如此？唐帝国的伟大不仅在于其创造了被后人艳羡的盛世，还在于其能在遭受重大打击后逐渐复苏，更在于这种复苏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历史转折相始终。在眺望盛世的余晖时，唐代前后期为同一个国号、同一个首都甚至同一个王室血统所遮蔽的深刻的变化，似乎更应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程广海.安史之乱探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S1：150-151.
[2]孟献志.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J].西部学刊，2015，11：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