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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说：“林斤澜曾经打趣，我们这些人如吃鱼肴，只有头尾，却丢失了肉厚的中段。意指我们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初露头角，然后是八十年代后的归来。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中段二十年呢？不知何往矣。”王蒙的鱼肴，前段是《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鱼头味固然佳，但王蒙也因此被扣上了“帽子”，流放边疆。故国八千里，风云二十年，再登文坛的王蒙早已就被迫离开了“组织部”，也早已不是“年轻人”，而是带着“鱼后段”——《蝴蝶》《布礼》《杂色》等一批颇具实验色彩的现代主义小说归来。而《这边风景》作为一部取材于60年代新疆生活，成稿于“文革”期间的七十多万字的长篇旧作，也许可算作是肉质丰厚而扎实的中段。如王蒙自己所言：“然而我是幸运的。我找到了我的三十八岁到四十七岁，找到了我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清蒸鱼的中段。”《风景》的出版不仅完整了王蒙横跨六十年的文学创作链条，更重要的是，这部尘封了近40年的旧作在当下这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成功“出土”，并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认可，其本身的文化价值或许比文学价值更值得玩味。
就文本内容而言，评价家探讨的最多的就是《风景》中政治场域和生活空间叙事的分裂。王蒙试图借粮食盗窃案来表现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主题，在此种先行主题之下，他用“三突出”和“二元对立”的方法塑造了一系列根正苗红的正面人物，如工人出身、政治立场坚定的伊里哈穆，狡诈猥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人物如木拉拖夫等。王蒙并不讳言《风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下所坚持的政治正确性创作前提：“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确实，当政治场域过于强大的时候，作家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立场将褪色甚至失语。据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回忆，王蒙创作这部小说时：“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20年‘改造’加上‘文革’10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写起来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这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但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镣铐下，王蒙是怎么样构建文本的审美意义，把这套镣铐变成美丽的舞蹈。
这一时期王蒙的小说便散发出浓郁的日常况味，可谓“这边风景独好”。《风景》真切细致地描绘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俗历史和自然风光。王蒙说：“小说中有生活，有真情，有细节，有各种人性的集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写到了；国际国内斗争，我写到了；吃喝拉撒睡我写到了，就连洞房，我也钻进去写了。”从这一个角度或许我们能够理解，为何王蒙在出版前整理修订自己的书稿时并没有刻意淡化小说中的政治元素，其意或许在于给出这样一个暗示：无论政治场域和生活空间如何交融碰撞，政治始终如波澜起伏的潭面，终会随着岁月更迭、时代变迁而平息，而深邃、幽寂而迷人的湖底则是日常烟火和永恒人性。
王蒙在刻意保留了这部“出土文物”显著的“文革”后期历史和政治风貌的情况下，每章后面又加了“小说人语”，自称模仿司马迁“太史公曰”和蒲松龄的“异史氏曰”。如关于革命与浪漫，小说人语是：那时共和国多么年轻，那时年轻人更浪漫，更会发烧，更容易上当。关于阶级斗争，小说人语：阶级斗争一个事实。如能倾听生活，而不执着于基本教义（原教旨），人们就会生活得舒服一些。要求干净彻底地消灭对手，这样的思路略显修辞化了。共产党重视文学，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习惯于以诗治国。这好似年过古稀的王蒙穿越40年的岁月长廊，去倾听那段荒诞岁月的回响，与青壮年时期的自己隔空进行一场历史对话。而这两个时空迥异的声部的混响，使得整部《风景》更像是一个反思“文革”的实验性文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风景》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竟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分别摘录两段如下：
《风景》中当小说“正面形象”的代表伊力哈穆即将离开乌鲁木齐机床厂回家乡伊犁时，厂党委书记对其说：“你不是回家，而是出征到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去！斗争是激烈、复杂、曲折的，伊犁人民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艰巨的斗争在召唤着你！我们的先人曾经为了不让可爱的伊犁落入老沙皇的魔掌而奋战，我们的父兄曾经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美丽的伊犁而流血。现在，轮到你，伊力哈穆同志为保卫和建设那神圣的土地而现身了。我们，乌鲁木齐和全国的工人兄弟们在注视着你们！”
《坚硬如水》中主人公高爱军主动要求从部队退伍回家闹革命时，他想：“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真想把它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再在它们的头上撒泡尿。”“这一切都得感谢那场红光满面的大革命。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们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不革命就只能活在黑暗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种狂欢化的语言和所描写的瞬息万变的斗争和角力在这两个文本中如出一辙。讲述“文革”的作品很多，有将其作为一个隐性的时代背景，主人公通常是以受害者的视角来叙事的，如白先勇、黄蓓佳、范小青的作品；有直接介入描写“文革”的一类作品，写地痞流氓如何夺权、掌权、械斗，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而阎连科和王蒙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角度，有直击历史现场的奇效。所不同的是阎连科用荒诞的“疯言疯语”来“以毒攻毒”，还原那段岁月，而王蒙则故地重游，打捞历史原貌，再用反思、回望性的“小说人语”来泡一坛疗伤的药酒。
《风景》在出版前屡次被出版社拒绝，出版后又颇遭诟病，尤其是在获得茅奖的认可后，更是众说纷纭。不管后来加的“小说人语”是为了政治正确的无奈之举，还是有话要说的无心插柳，这都像是对王蒙的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隐喻。一直以来，王蒙都被认为是有着强烈政治关怀的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标准与话语体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能看到，其从早年响应“双百方针”政策创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炮而红，后又因此获罪被打成“右派”；到中段的《这边风景》的显豁姿态；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意识流实验，都被李欧梵指出是一种“技巧的政治”，“用自己的‘技巧’把领导干部的指示和来自群众的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加工”。事实上，在古今中外漫长的文学史进程中，文学和政治一直纠缠不清、相互影响，文学从来不能“独善其身”。而王蒙在政治和生活之间几度沉浮，或许还是他自己看得最清楚：“当真有那一个一心写小说的王某，仍然亲切而且挚诚，细腻而且生动，天真而且轻信。呵，你好，我的三十岁与四十岁的那一个仍然的我！他响应号召，努力做到了‘脱胎换骨’，他同时做到了别来无恙，依然永远是他自己。”所谓“执中以为本”，这，也许就是王蒙的中庸之道。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就文本内容而言，评价家探讨的最多的就是《风景》中政治场域和生活空间叙事的分裂。王蒙试图借粮食盗窃案来表现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主题，在此种先行主题之下，他用“三突出”和“二元对立”的方法塑造了一系列根正苗红的正面人物，如工人出身、政治立场坚定的伊里哈穆，狡诈猥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人物如木拉拖夫等。王蒙并不讳言《风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下所坚持的政治正确性创作前提：“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确实，当政治场域过于强大的时候，作家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立场将褪色甚至失语。据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回忆，王蒙创作这部小说时：“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20年‘改造’加上‘文革’10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写起来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这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但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镣铐下，王蒙是怎么样构建文本的审美意义，把这套镣铐变成美丽的舞蹈。
这一时期王蒙的小说便散发出浓郁的日常况味，可谓“这边风景独好”。《风景》真切细致地描绘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俗历史和自然风光。王蒙说：“小说中有生活，有真情，有细节，有各种人性的集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写到了；国际国内斗争，我写到了；吃喝拉撒睡我写到了，就连洞房，我也钻进去写了。”从这一个角度或许我们能够理解，为何王蒙在出版前整理修订自己的书稿时并没有刻意淡化小说中的政治元素，其意或许在于给出这样一个暗示：无论政治场域和生活空间如何交融碰撞，政治始终如波澜起伏的潭面，终会随着岁月更迭、时代变迁而平息，而深邃、幽寂而迷人的湖底则是日常烟火和永恒人性。
王蒙在刻意保留了这部“出土文物”显著的“文革”后期历史和政治风貌的情况下，每章后面又加了“小说人语”，自称模仿司马迁“太史公曰”和蒲松龄的“异史氏曰”。如关于革命与浪漫，小说人语是：那时共和国多么年轻，那时年轻人更浪漫，更会发烧，更容易上当。关于阶级斗争，小说人语：阶级斗争一个事实。如能倾听生活，而不执着于基本教义（原教旨），人们就会生活得舒服一些。要求干净彻底地消灭对手，这样的思路略显修辞化了。共产党重视文学，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习惯于以诗治国。这好似年过古稀的王蒙穿越40年的岁月长廊，去倾听那段荒诞岁月的回响，与青壮年时期的自己隔空进行一场历史对话。而这两个时空迥异的声部的混响，使得整部《风景》更像是一个反思“文革”的实验性文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风景》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竟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分别摘录两段如下：
《风景》中当小说“正面形象”的代表伊力哈穆即将离开乌鲁木齐机床厂回家乡伊犁时，厂党委书记对其说：“你不是回家，而是出征到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去！斗争是激烈、复杂、曲折的，伊犁人民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艰巨的斗争在召唤着你！我们的先人曾经为了不让可爱的伊犁落入老沙皇的魔掌而奋战，我们的父兄曾经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美丽的伊犁而流血。现在，轮到你，伊力哈穆同志为保卫和建设那神圣的土地而现身了。我们，乌鲁木齐和全国的工人兄弟们在注视着你们！”
《坚硬如水》中主人公高爱军主动要求从部队退伍回家闹革命时，他想：“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真想把它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再在它们的头上撒泡尿。”“这一切都得感谢那场红光满面的大革命。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们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不革命就只能活在黑暗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种狂欢化的语言和所描写的瞬息万变的斗争和角力在这两个文本中如出一辙。讲述“文革”的作品很多，有将其作为一个隐性的时代背景，主人公通常是以受害者的视角来叙事的，如白先勇、黄蓓佳、范小青的作品；有直接介入描写“文革”的一类作品，写地痞流氓如何夺权、掌权、械斗，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而阎连科和王蒙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角度，有直击历史现场的奇效。所不同的是阎连科用荒诞的“疯言疯语”来“以毒攻毒”，还原那段岁月，而王蒙则故地重游，打捞历史原貌，再用反思、回望性的“小说人语”来泡一坛疗伤的药酒。
《风景》在出版前屡次被出版社拒绝，出版后又颇遭诟病，尤其是在获得茅奖的认可后，更是众说纷纭。不管后来加的“小说人语”是为了政治正确的无奈之举，还是有话要说的无心插柳，这都像是对王蒙的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隐喻。一直以来，王蒙都被认为是有着强烈政治关怀的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标准与话语体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能看到，其从早年响应“双百方针”政策创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炮而红，后又因此获罪被打成“右派”；到中段的《这边风景》的显豁姿态；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意识流实验，都被李欧梵指出是一种“技巧的政治”，“用自己的‘技巧’把领导干部的指示和来自群众的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加工”。事实上，在古今中外漫长的文学史进程中，文学和政治一直纠缠不清、相互影响，文学从来不能“独善其身”。而王蒙在政治和生活之间几度沉浮，或许还是他自己看得最清楚：“当真有那一个一心写小说的王某，仍然亲切而且挚诚，细腻而且生动，天真而且轻信。呵，你好，我的三十岁与四十岁的那一个仍然的我！他响应号召，努力做到了‘脱胎换骨’，他同时做到了别来无恙，依然永远是他自己。”所谓“执中以为本”，这，也许就是王蒙的中庸之道。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