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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史记〉选读》节选的《高祖本纪》有这样一段话：
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这里的“韩信”是指后人熟知的淮阴侯韩信吗？其实，刘邦部下有两个韩信，一为韩国之旧贵族，历史上称之为“韩王信”，事迹见《韩信卢绾列传》；一为淮阴侯，事迹见《淮阴侯列传》。我们所熟知的韩信一般都是后者。笔者认为，《高祖本纪》这一段话中给刘邦提出建议的“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而是韩王信。试略说如下。
一、看语言差异和建议内容
这一段建议，在《韩信卢绾列传》《淮阴侯列传》中都有相关表述，不过表述差异很大。我们先看《韩信卢绾列传》中韩王信说的话：“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
而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是这样说的：“……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把几段话放到一起比较可以看出，《淮阴侯列传》中的相关语句与前两文虽有相似，总体上差异还是很大的。一是语言运用差异较大。除了已经加点的表示称谓的“王”和活用为动词的“东”这两个字之外，淮阴侯的建议与上述两文的相关语句没有相同的词语；而韩王信的言论共42个字，其中竟然有34个字（已加点）与《高祖本纪》中“韩信”的表述完全相同。二是条件分析完全不同。淮阴侯韩信分析的“秦民无不恨者”，对刘邦来说，探讨的是外部因素、客观条件；而韩王信分析的“士卒皆山东人”以及“日夜跂而望归”，对刘邦来说，探讨的是内部因素、主观条件。三是形势预测完全不同。淮阴侯认为未来的战争发展会很容易，即“传檄而定”；而韩王信的分析是“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也就是要趁着士卒的锐气强盛向东进发，就可以争夺天下。很明显，《韩信卢绾列传》中韩王信的建议与《高祖本纪》中“韩信”的建议立意完全相同，构思完全相同，只是字数繁简略有差异，吻合度更高，可谓形神兼似。因此，《高祖本纪》中的“韩信”是韩王信的可能性更大。
二、看战役参与和实际封赏
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向刘邦提出建议之后，文中是这样记载的：
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
可以看出，刘邦听完淮阴侯韩信的定“三秦”建议后，司马迁用一句心理描写写刘邦的反应，即“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但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刘邦“举兵东出陈仓”之后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无论是“收魏、河南”，还是降服“韩、殷王”，乃至“合齐、赵共击楚”，韩信都不是主角，也就是说，刘邦实际上并未让韩信参与重要的战役指挥，而且对韩信也并不信任，所以即便后来任用韩信，也还是会发生“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临阵夺权的事件；不仅如此，韩信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封赏，而恰恰也因为韩信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封赏，后来才有了“韩信已破齐”后请立为“假王”的事件。
《韩信卢绾列传》记载：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馀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对于韩王信，刘邦先是“许信为韩王”，然后“拜信为韩太尉”，让他“将兵略韩地”，当他“略定韩十馀城”胜利归来后，刘邦给予的封赏是“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可以确定两点，一是刘邦对韩王信的工作安排更重要，刘邦让韩王信“将兵略韩地”，让他独自带领军队，去收复韩国故地，而且韩王信也抓住了机会，立下了战功；二是刘邦对韩王信的官阶封赏更具体，刘邦首先许诺将来让他做韩王，但是当时还不具备让他做韩王的条件，先“拜”为太尉，后来在韩王信攻下韩地之后，如约立其为韩王。
这一点，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相同的记载：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东略地……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
两相对比，淮阴侯韩信虽然可能也提出了建议，但是不仅在建议内容上与韩王信的建议差异较大，而且刘邦并未在随后的战役中任用淮阴侯韩信，更没有予以实质性的封赏，这也可以证明，在《高祖本纪》中给刘邦提出建议的“韩信”，不是淮阴侯，而是韩王信。
三、看早期注本和学者研究
实际上，对《高祖本纪》中的韩信究竟是哪一个韩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前代学者发现这一问题并予以质疑。《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作者裴骃广泛搜集和征引汉晋注释家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起来，“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1]在注释的内容、方法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历来受到后世重视。该书在对《高祖本纪》中的“韩信”作注时，裴骃就引用徐广的话：“韩王信，非淮阴侯信也。”对此问题加以佐证，非常清楚地表明，此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而是韩王信。清代考据家梁玉绳也赞同这种说法，并引王慎中语以为“是时淮阴尚未知名”，[2]认为此处的韩信应该是韩国末代贵族韩王信。
历史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历史来判断细节的真实性。也许，淮阴侯韩信也曾经给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高祖本纪》中记载的提出建议的韩信，不是淮阴侯而是韩王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后人纷纷“移花接木”，指“韩王”为“淮阴”呢？也许是淮阴侯韩信的名气太大，司马迁对他倾注的感情太多，而《史记》中出现的“韩信”又并不统一，有的人根本不知道韩王信其人，而有的人虽然知道，但也主观上觉得以淮阴侯韩信的谋略与战功，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完全正常的，从而忽视了基本的史实，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韩王信进计时，淮阴尚未归汉，东向之谋，则韩王信始之，淮阴成之也。”[3]这是清代学者史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想，“韩王信始之”，已经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淮阴成之也”一句，则应该可以让我们多一份开朗的“豁然”吧。
参考文献：
[1]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级·卷一[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
[2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2.
[3]韩兆琦.史记笺证·卷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695.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中学）
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这里的“韩信”是指后人熟知的淮阴侯韩信吗？其实，刘邦部下有两个韩信，一为韩国之旧贵族，历史上称之为“韩王信”，事迹见《韩信卢绾列传》；一为淮阴侯，事迹见《淮阴侯列传》。我们所熟知的韩信一般都是后者。笔者认为，《高祖本纪》这一段话中给刘邦提出建议的“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而是韩王信。试略说如下。
一、看语言差异和建议内容
这一段建议，在《韩信卢绾列传》《淮阴侯列传》中都有相关表述，不过表述差异很大。我们先看《韩信卢绾列传》中韩王信说的话：“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
而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是这样说的：“……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把几段话放到一起比较可以看出，《淮阴侯列传》中的相关语句与前两文虽有相似，总体上差异还是很大的。一是语言运用差异较大。除了已经加点的表示称谓的“王”和活用为动词的“东”这两个字之外，淮阴侯的建议与上述两文的相关语句没有相同的词语；而韩王信的言论共42个字，其中竟然有34个字（已加点）与《高祖本纪》中“韩信”的表述完全相同。二是条件分析完全不同。淮阴侯韩信分析的“秦民无不恨者”，对刘邦来说，探讨的是外部因素、客观条件；而韩王信分析的“士卒皆山东人”以及“日夜跂而望归”，对刘邦来说，探讨的是内部因素、主观条件。三是形势预测完全不同。淮阴侯认为未来的战争发展会很容易，即“传檄而定”；而韩王信的分析是“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也就是要趁着士卒的锐气强盛向东进发，就可以争夺天下。很明显，《韩信卢绾列传》中韩王信的建议与《高祖本纪》中“韩信”的建议立意完全相同，构思完全相同，只是字数繁简略有差异，吻合度更高，可谓形神兼似。因此，《高祖本纪》中的“韩信”是韩王信的可能性更大。
二、看战役参与和实际封赏
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向刘邦提出建议之后，文中是这样记载的：
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
可以看出，刘邦听完淮阴侯韩信的定“三秦”建议后，司马迁用一句心理描写写刘邦的反应，即“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但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刘邦“举兵东出陈仓”之后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无论是“收魏、河南”，还是降服“韩、殷王”，乃至“合齐、赵共击楚”，韩信都不是主角，也就是说，刘邦实际上并未让韩信参与重要的战役指挥，而且对韩信也并不信任，所以即便后来任用韩信，也还是会发生“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临阵夺权的事件；不仅如此，韩信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封赏，而恰恰也因为韩信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封赏，后来才有了“韩信已破齐”后请立为“假王”的事件。
《韩信卢绾列传》记载：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馀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对于韩王信，刘邦先是“许信为韩王”，然后“拜信为韩太尉”，让他“将兵略韩地”，当他“略定韩十馀城”胜利归来后，刘邦给予的封赏是“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可以确定两点，一是刘邦对韩王信的工作安排更重要，刘邦让韩王信“将兵略韩地”，让他独自带领军队，去收复韩国故地，而且韩王信也抓住了机会，立下了战功；二是刘邦对韩王信的官阶封赏更具体，刘邦首先许诺将来让他做韩王，但是当时还不具备让他做韩王的条件，先“拜”为太尉，后来在韩王信攻下韩地之后，如约立其为韩王。
这一点，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相同的记载：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东略地……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
两相对比，淮阴侯韩信虽然可能也提出了建议，但是不仅在建议内容上与韩王信的建议差异较大，而且刘邦并未在随后的战役中任用淮阴侯韩信，更没有予以实质性的封赏，这也可以证明，在《高祖本纪》中给刘邦提出建议的“韩信”，不是淮阴侯，而是韩王信。
三、看早期注本和学者研究
实际上，对《高祖本纪》中的韩信究竟是哪一个韩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前代学者发现这一问题并予以质疑。《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作者裴骃广泛搜集和征引汉晋注释家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起来，“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1]在注释的内容、方法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历来受到后世重视。该书在对《高祖本纪》中的“韩信”作注时，裴骃就引用徐广的话：“韩王信，非淮阴侯信也。”对此问题加以佐证，非常清楚地表明，此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而是韩王信。清代考据家梁玉绳也赞同这种说法，并引王慎中语以为“是时淮阴尚未知名”，[2]认为此处的韩信应该是韩国末代贵族韩王信。
历史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历史来判断细节的真实性。也许，淮阴侯韩信也曾经给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高祖本纪》中记载的提出建议的韩信，不是淮阴侯而是韩王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后人纷纷“移花接木”，指“韩王”为“淮阴”呢？也许是淮阴侯韩信的名气太大，司马迁对他倾注的感情太多，而《史记》中出现的“韩信”又并不统一，有的人根本不知道韩王信其人，而有的人虽然知道，但也主观上觉得以淮阴侯韩信的谋略与战功，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完全正常的，从而忽视了基本的史实，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韩王信进计时，淮阴尚未归汉，东向之谋，则韩王信始之，淮阴成之也。”[3]这是清代学者史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想，“韩王信始之”，已经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淮阴成之也”一句，则应该可以让我们多一份开朗的“豁然”吧。
参考文献：
[1]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级·卷一[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
[2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2.
[3]韩兆琦.史记笺证·卷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695.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