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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特有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第二，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第三，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这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
一、文化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由包括政治、外交、文化以及价值观构成的精神力量，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无形的延伸，它的影响是“硬实力”所不能具备的。通过培育和发展软实力，可以改善社会治理的吸引力、文化价值观的感召力、行政伦理的感染力以及地方政府形象的亲和力。同时通过对软实力的培育与发展，使自身具有超强的吸引力与同化性，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会形成深远影响。
（一）文化对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建构作用。一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维护和发展都基于公民的基本认同、共同的信念和理想。现代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在组织结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方法、管理主体和绩效评估等各个方面。要实现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深刻转变，必须解放思想，重塑社会治理观念，提高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价值观的确立是以文化为的基础。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体系，确定哪些社会治理目标以及采用何种社会治理模式和手段将取决于社会治理文化的类型以及文化发展的阶段，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公民的文化认同。公民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可以培养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责任意识、公平意识，增强公民的精神追求、价值认识和文化品位，引导个人走向现代化，成为合格的国民。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则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实现和善治的实现。因此，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必须充分重视文化的基本作用，通过文化的作用，将文化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发挥文化认同整合和价值指导的作用。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营造有利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文化氛围，为实现良好社会治理提供精神支持和内部动力。
（二）文化在社会治理机制中起着整合的作用。治理与管理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主体的转变，我国当代社会治理不再以政府为单一主体，治理的主体已从仅依靠政府转变为多元化，除政府外，自治组织、市场等也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往我国社会治理多采用行政手段，当前社会治理手段更加立体化，除行政手段外，还包括市场手段、社会动员等。进而形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并立的社会治理格局。文化作为维持社会共同体和谐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纽带，在分担社会责任、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服务以及共享治理结果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多方面的协作和良性的发展。
当代的社会治理处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之下，诸多体制机制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都对社会治理机制的运行和维系提出了挑战。对诸多不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和，即使在法律较为完善的今天，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法律等硬性治理解决。现代治理手段由刚性管制向柔性服务转变，法治与综合治理的有机结合，正是对文化所具有的规范制度和行为、调适各种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等治理功能的认可和重视，文化理应以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软性”治理形式，在预防和化解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疏导和协调社会矛盾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文化对社会发展起着导向作用。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社会，而现代社会治理的考量依据是实际效能有效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公众认知。治理效能的高低，与治理者的思想观念、人文素养密切相关。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都源于治理者民主法治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严重、不尊重科学等思想观念。破除这些思想意识方面的深层阻滞，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发挥文化对现代治理理念的塑造和影响，无疑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创造有效治理的基础和重要途径。
通过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在全社會大力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意识和观念，积极培育治理者的公共理性和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增强治理者的亲和力和服务能力，转变传统的执政理念，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促进多中心治理网络的建立、发展，逐步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统治、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在多中心网络治理中起到核心协调作用，以更好的处理地方事务，促进整个社会治理的发展。
二、社会治理中软实力的不足及其成因
（一）社会治理水平发展不均衡
良好的社会治理中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是财政，个别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力量薄弱直接导致其公共服务水平低，出现社会治理水平发展不均衡现象。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的实权逐渐增多，同时中央从自身利益出发实行上收地方政府的财权，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逐年增加，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权有限，而需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庞大而重要，使其财政负担较沉重中央政府经常以立法的形式出台各项支持公共事业的政策，还规定最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然而其并不负担或全部负担所增加的支持，这就会出现 “上级出政策，下级买单”的局面，这样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一致使其公共服务的投入陷入困境也造成了地方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地区公共事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使各地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约，使各地公共服务的供给资金不一致，公共服务质量出现差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差距。因此，由于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将影响我国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
（二）缺乏高效的危机预防、危机处理机制
政府始终处在应对危机事件的第一线，是否具有良好的、高效快捷的应变能力直接决定着公共危机事件能否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很多地方管理中没有把危机管理纳入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致使新冠状病毒、SARS、禽流感、煤矿事故、出租车罢工停运、地质灾害、汶川大地震等公共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危机管理职能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新亮点，也对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了新的挑战。
在政府各种制定政策、法规、管理等各方面方面，都没有把潜在的危机风险进行评估，往往是危机发生之后才事后诸葛亮评头品足。在危机管理工作上，要么轻描淡写、隐瞒实情;要么夸大其词、故意渲染，从而影响危机管理工作的正确开展。缺乏风险管理战略意识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长期以来是以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政府绩效主要考核指标，由此造成政府官员往往只抓经济发展，而缺乏危机的管理意识。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我国就自然灾害先后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和《消防法》等法律法规，使政府在规范公共危机管理有法可依。但是，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应急法律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说在内容上有职责不清、相互沖突的地方，可操作性差。直到2005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明确了6条工作原则和危机处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权责的划分，但是还有不足之处，例如：没有处理危机的常设机构、没有一套成熟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律体系等。
（三）缺乏公共危机公关意识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及时、准确的发布有关信息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化解、稳定公众情绪、维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存在的不健康政绩观及传统官僚作风的影响，往往封锁消息，往往欺上瞒下、谎报虚报，禁止媒体采访、报道等，有时候反而助长了事态的扩大。如果政府要迅速﹑透明﹑公开地将相关信息公布于众，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有助于危机的化解。
由于地方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与素质较弱、“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格局造成的长期的地方政府动员公众能力不强、公共危机防范意识不强、应急管理机制不科学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应变力，更制约了其解决危机事件的能力和效率。其中，作为与公众最直接的沟通渠道，能够稳定人心、树立诚信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的地方政府危机公关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公关意识和能力普遍偏弱，在应对过程中常常出现漠视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情况;甚至恶意掩盖隐瞒事件真相，堵塞传播渠道，没有对危机事件及时的进行回应，不敢承担责任，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与质疑，加重了危机事件解决的难度，严重破坏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公共服务能力不够高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偏低。一线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达到良好。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较为发达省市仅为一般等级，我国的大部分省市区仍处于低级水平。同时，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水平普遍偏低。在供给投入总量方面，虽然各级政府对于基层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投入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状态，由于基层政府财政对上级政府具有依赖性，其自身财政能力较为薄弱，若单从绝对数额角度考察，各级政府基层公共产品的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相对于国家财政总支出而言，比重还是偏小，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很不匹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力是地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地方政府服务性职能转变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及时地解决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了良好的政府形象，获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地方政府还是存在一些损害自身服务能力和执行能力的现象：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缺位现象普遍，公务人员素质差，为了自身利益制定损害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不当行为时有发生;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服务效率和质量低下;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政务缺乏透明度，公共信息渠道复杂，政策执行能力较弱;监督体制不完善，腐败现象大量存在，公众对地方政府产生严重质疑与不信任。
（五）非政府组织发展相对滞后
由于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属于全能政府的社会，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介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领域，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種力量，它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非营利组织是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产生和发展，因此具有很多中国式的独特性，并由此产生了很多特色的难题，甚至制约了非营利组织功能的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较于国外而言，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状态。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很多行业性的、社会性的和公益性的事务管理职能被非政府组织所承担。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逐渐减少了对微观社会事务的管理，非政府组织取得了独立性的地位。这种独立性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特征，是非政府组织实现真实民意表达具备的素质。但在现实中，双重管理制度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导致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同时由于立法工作落后，民众志愿精神的缺失。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非政府组织很容易偏离原初提供有效的公益产品的组织目标。我国目前尽管已有社团管理登记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存在很多条款过于落后、宽泛、可操作性差等问题。非政府组织要依靠民众的志愿精神推进工作的开展，其开展工作所需要的收入也要依靠民众的捐助。但由于立法缺失造成的很多非政府组织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非政府组织失去其正确的发展方向。以营利为目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会严重挫伤非政府组织联谊民众的形象，从而丧失公益性，严重影响公民志愿精神的培育，降低其社会治理能力。 （六）公民意识相对缺乏
公民意识本质上是公民对待社会的态度，体现为公民对社会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具体表现在对公民权利义务的认知、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对公共领域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行为意向等四个维度。公民意识是社会治理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良好的公民意识是其快速发展的基石。公民文化水平越高，公民越具有公民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更体现在人民群众更加积极的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等都有提升，但是市场经济也带来公民个体的追求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现实生活中，“未富先奢”现象严重，流行比阔气、比豪气，使“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俗语得到印证。不少年轻人追求国际奢侈品牌，认为穿在身上有面子，更有甚者为了买到各式各样的名牌箱包、香水等奢侈品，做出违背道德、违犯法律的事情。同时，不少企业生产者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生产出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给广大公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这一系列负面事件，一定程度上都给国家公民意识的培育，以及道德治理的实现增加难度、带来挑战。
三、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软实力的对策
（一）加大特色文化体系的培育。首先，对可以增强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项目和活动，地方政府要加大资金及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创新文化机制，消除体制障碍，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底蕴，尤其是传统文化领域，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文化、节庆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品牌，强化文化品牌意识，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其次，积极培育地方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形成地方独具特色的人文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增强地方文化的包容性，提升其对外吸引力;再次，就是大力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地方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建设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群，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和产品，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吸引力。
（二）提升社会管理的服务效能。实现由“管理”“统治”思想观念向“服务性”思想转变，要经贯穿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并不断健全机制使服务性成为地方政府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增强为公众、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另外，要加快推进政务公开机制进程，利用多种渠道增加政府行为的公开性、透明性，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此外，还应该从监督机制着手，实施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改善政府管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效能，从而，改善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和社会事务上的形象，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三）加强社会治理的管理能力。首先，实现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法规化、制度化，明晰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强化部门人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地方政府在应急状态下的应变能力和主动性、权威性，为危机的预防、预警、救后恢复提供制度化保障;其次，增加信息透明度，完善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机制，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利用多种方式并积极开拓多种渠道，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媒体的强大功能，掌握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应急响应机制、新闻发布机制、记者采访管理机制、境内外舆情跟踪和通报机制、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机制，积极应对媒体与公众的质疑，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充分保证舆论的畅通，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关能力，为危机事件的解决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的合作。首先，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传统上统治、管理的角色，实现由统治、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政策、法律和资金扶持，营造多方合作的氛围与环境，积极谋求参与式合作;其次，培育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良好氛围，鼓励公众在涉及自身利益和相关社会利益的公共事务上积极参与，并为其提供参与渠道以及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从而形成多方治理主体在多方协作的基础上的共同治理。由此，地方政府可以充分整合各参与主体的力量，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的优质治理。
（五）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和内容
就全国方面来看，必须要保障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所需的财政经费，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对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比例，这是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根本要求之一。同时，要严格保证财政资金的运用方向，要规范基层政府财政预算和支出，切实保障农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的增长，有效地保障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
（六）增加公共服务内容
从基层政府自身工作来看，其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大量资金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上，市场营利性得不到满足，第三部门由于自身能力缺乏无法供给，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资源投入等方面，对于这些需求，政府要建立公共服务供给合理的决策机制，使公共服务供给增长与经济和财政实力的增长相协调，投入相对足够的资金。同时，基层政府必须要认识到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势，为了缓解自身压力，也是为了公共服务供给总量的增加，供给内容的丰富，政府以合同外包、用者付费等手段将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引入一些具有部分竞争性或部分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服务领域中，争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七）加强对外宣传。扩大与国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的交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立足国内，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各组织、团体增加国际知名度、增强自身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积极提高自身知名度和软实力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首先，积极联合社会第三部门和民间组织，构建对外文化、贸易交流平台，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开展以地方核心文化和贸易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外交”“贸易外交”活动，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地方影响力;其次，提供资金支持，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扶持力度，促进地方与高校的密切合作，通过高校为地方提供高素質人才、技术和创新环境，以项目的形式解决地方政府、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鼓励地方高校对外交流与联系，积极宣传地方文化、经济、环境和人文状况，增强社会交流程度和人文国际化程度;再次，紧紧抓住“国际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同时发挥传统交流方式与现代传播工具的优势作用，积极推销地方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核心文化，增强地方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其软实力优势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曹凌燕.借助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15，（2）.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I].红旗文稿，2010（6）：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3]郭永航.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以深圳市盐田区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
[4]双传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契合性-基于软实力的一种考察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5]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
作者简介：
蔡泳 男 1976年出生 籍贯：江苏省淮安市 汉族 金融学硕士 毕业于乌克兰国立卢甘斯克大学 研究方向：金融 现工作于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刘山 男 1987年出生 籍贯：山东潍县 汉族 教育学硕士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大学 研究方向：政治学 现工作于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关键词：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第二，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第三，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这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
一、文化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由包括政治、外交、文化以及价值观构成的精神力量，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无形的延伸，它的影响是“硬实力”所不能具备的。通过培育和发展软实力，可以改善社会治理的吸引力、文化价值观的感召力、行政伦理的感染力以及地方政府形象的亲和力。同时通过对软实力的培育与发展，使自身具有超强的吸引力与同化性，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会形成深远影响。
（一）文化对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建构作用。一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维护和发展都基于公民的基本认同、共同的信念和理想。现代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管理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在组织结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方法、管理主体和绩效评估等各个方面。要实现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深刻转变，必须解放思想，重塑社会治理观念，提高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价值观的确立是以文化为的基础。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体系，确定哪些社会治理目标以及采用何种社会治理模式和手段将取决于社会治理文化的类型以及文化发展的阶段，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公民的文化认同。公民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可以培养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责任意识、公平意识，增强公民的精神追求、价值认识和文化品位，引导个人走向现代化，成为合格的国民。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则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实现和善治的实现。因此，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必须充分重视文化的基本作用，通过文化的作用，将文化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发挥文化认同整合和价值指导的作用。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营造有利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文化氛围，为实现良好社会治理提供精神支持和内部动力。
（二）文化在社会治理机制中起着整合的作用。治理与管理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主体的转变，我国当代社会治理不再以政府为单一主体，治理的主体已从仅依靠政府转变为多元化，除政府外，自治组织、市场等也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往我国社会治理多采用行政手段，当前社会治理手段更加立体化，除行政手段外，还包括市场手段、社会动员等。进而形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并立的社会治理格局。文化作为维持社会共同体和谐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纽带，在分担社会责任、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服务以及共享治理结果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多方面的协作和良性的发展。
当代的社会治理处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之下，诸多体制机制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都对社会治理机制的运行和维系提出了挑战。对诸多不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和，即使在法律较为完善的今天，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法律等硬性治理解决。现代治理手段由刚性管制向柔性服务转变，法治与综合治理的有机结合，正是对文化所具有的规范制度和行为、调适各种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等治理功能的认可和重视，文化理应以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软性”治理形式，在预防和化解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疏导和协调社会矛盾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文化对社会发展起着导向作用。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社会，而现代社会治理的考量依据是实际效能有效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公众认知。治理效能的高低，与治理者的思想观念、人文素养密切相关。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都源于治理者民主法治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严重、不尊重科学等思想观念。破除这些思想意识方面的深层阻滞，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发挥文化对现代治理理念的塑造和影响，无疑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创造有效治理的基础和重要途径。
通过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在全社會大力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意识和观念，积极培育治理者的公共理性和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增强治理者的亲和力和服务能力，转变传统的执政理念，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促进多中心治理网络的建立、发展，逐步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统治、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在多中心网络治理中起到核心协调作用，以更好的处理地方事务，促进整个社会治理的发展。
二、社会治理中软实力的不足及其成因
（一）社会治理水平发展不均衡
良好的社会治理中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是财政，个别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力量薄弱直接导致其公共服务水平低，出现社会治理水平发展不均衡现象。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的实权逐渐增多，同时中央从自身利益出发实行上收地方政府的财权，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逐年增加，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权有限，而需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庞大而重要，使其财政负担较沉重中央政府经常以立法的形式出台各项支持公共事业的政策，还规定最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然而其并不负担或全部负担所增加的支持，这就会出现 “上级出政策，下级买单”的局面，这样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一致使其公共服务的投入陷入困境也造成了地方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地区公共事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使各地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约，使各地公共服务的供给资金不一致，公共服务质量出现差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差距。因此，由于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将影响我国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
（二）缺乏高效的危机预防、危机处理机制
政府始终处在应对危机事件的第一线，是否具有良好的、高效快捷的应变能力直接决定着公共危机事件能否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很多地方管理中没有把危机管理纳入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致使新冠状病毒、SARS、禽流感、煤矿事故、出租车罢工停运、地质灾害、汶川大地震等公共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危机管理职能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新亮点，也对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了新的挑战。
在政府各种制定政策、法规、管理等各方面方面，都没有把潜在的危机风险进行评估，往往是危机发生之后才事后诸葛亮评头品足。在危机管理工作上，要么轻描淡写、隐瞒实情;要么夸大其词、故意渲染，从而影响危机管理工作的正确开展。缺乏风险管理战略意识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长期以来是以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政府绩效主要考核指标，由此造成政府官员往往只抓经济发展，而缺乏危机的管理意识。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我国就自然灾害先后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和《消防法》等法律法规，使政府在规范公共危机管理有法可依。但是，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应急法律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说在内容上有职责不清、相互沖突的地方，可操作性差。直到2005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明确了6条工作原则和危机处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权责的划分，但是还有不足之处，例如：没有处理危机的常设机构、没有一套成熟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律体系等。
（三）缺乏公共危机公关意识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及时、准确的发布有关信息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化解、稳定公众情绪、维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存在的不健康政绩观及传统官僚作风的影响，往往封锁消息，往往欺上瞒下、谎报虚报，禁止媒体采访、报道等，有时候反而助长了事态的扩大。如果政府要迅速﹑透明﹑公开地将相关信息公布于众，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有助于危机的化解。
由于地方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与素质较弱、“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格局造成的长期的地方政府动员公众能力不强、公共危机防范意识不强、应急管理机制不科学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应变力，更制约了其解决危机事件的能力和效率。其中，作为与公众最直接的沟通渠道，能够稳定人心、树立诚信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的地方政府危机公关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公关意识和能力普遍偏弱，在应对过程中常常出现漠视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情况;甚至恶意掩盖隐瞒事件真相，堵塞传播渠道，没有对危机事件及时的进行回应，不敢承担责任，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与质疑，加重了危机事件解决的难度，严重破坏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公共服务能力不够高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偏低。一线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达到良好。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较为发达省市仅为一般等级，我国的大部分省市区仍处于低级水平。同时，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水平普遍偏低。在供给投入总量方面，虽然各级政府对于基层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投入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状态，由于基层政府财政对上级政府具有依赖性，其自身财政能力较为薄弱，若单从绝对数额角度考察，各级政府基层公共产品的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相对于国家财政总支出而言，比重还是偏小，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很不匹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力是地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地方政府服务性职能转变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及时地解决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了良好的政府形象，获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地方政府还是存在一些损害自身服务能力和执行能力的现象：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缺位现象普遍，公务人员素质差，为了自身利益制定损害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不当行为时有发生;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服务效率和质量低下;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政务缺乏透明度，公共信息渠道复杂，政策执行能力较弱;监督体制不完善，腐败现象大量存在，公众对地方政府产生严重质疑与不信任。
（五）非政府组织发展相对滞后
由于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属于全能政府的社会，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介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领域，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種力量，它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非营利组织是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产生和发展，因此具有很多中国式的独特性，并由此产生了很多特色的难题，甚至制约了非营利组织功能的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较于国外而言，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状态。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很多行业性的、社会性的和公益性的事务管理职能被非政府组织所承担。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逐渐减少了对微观社会事务的管理，非政府组织取得了独立性的地位。这种独立性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特征，是非政府组织实现真实民意表达具备的素质。但在现实中，双重管理制度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导致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同时由于立法工作落后，民众志愿精神的缺失。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非政府组织很容易偏离原初提供有效的公益产品的组织目标。我国目前尽管已有社团管理登记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存在很多条款过于落后、宽泛、可操作性差等问题。非政府组织要依靠民众的志愿精神推进工作的开展，其开展工作所需要的收入也要依靠民众的捐助。但由于立法缺失造成的很多非政府组织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非政府组织失去其正确的发展方向。以营利为目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会严重挫伤非政府组织联谊民众的形象，从而丧失公益性，严重影响公民志愿精神的培育，降低其社会治理能力。 （六）公民意识相对缺乏
公民意识本质上是公民对待社会的态度，体现为公民对社会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具体表现在对公民权利义务的认知、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对公共领域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行为意向等四个维度。公民意识是社会治理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良好的公民意识是其快速发展的基石。公民文化水平越高，公民越具有公民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更体现在人民群众更加积极的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等都有提升，但是市场经济也带来公民个体的追求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现实生活中，“未富先奢”现象严重，流行比阔气、比豪气，使“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俗语得到印证。不少年轻人追求国际奢侈品牌，认为穿在身上有面子，更有甚者为了买到各式各样的名牌箱包、香水等奢侈品，做出违背道德、违犯法律的事情。同时，不少企业生产者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生产出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给广大公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这一系列负面事件，一定程度上都给国家公民意识的培育，以及道德治理的实现增加难度、带来挑战。
三、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软实力的对策
（一）加大特色文化体系的培育。首先，对可以增强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项目和活动，地方政府要加大资金及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创新文化机制，消除体制障碍，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底蕴，尤其是传统文化领域，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文化、节庆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品牌，强化文化品牌意识，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其次，积极培育地方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形成地方独具特色的人文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增强地方文化的包容性，提升其对外吸引力;再次，就是大力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地方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建设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群，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和产品，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吸引力。
（二）提升社会管理的服务效能。实现由“管理”“统治”思想观念向“服务性”思想转变，要经贯穿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并不断健全机制使服务性成为地方政府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增强为公众、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另外，要加快推进政务公开机制进程，利用多种渠道增加政府行为的公开性、透明性，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此外，还应该从监督机制着手，实施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改善政府管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效能，从而，改善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和社会事务上的形象，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三）加强社会治理的管理能力。首先，实现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法规化、制度化，明晰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强化部门人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地方政府在应急状态下的应变能力和主动性、权威性，为危机的预防、预警、救后恢复提供制度化保障;其次，增加信息透明度，完善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机制，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利用多种方式并积极开拓多种渠道，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媒体的强大功能，掌握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应急响应机制、新闻发布机制、记者采访管理机制、境内外舆情跟踪和通报机制、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机制，积极应对媒体与公众的质疑，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充分保证舆论的畅通，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关能力，为危机事件的解决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的合作。首先，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传统上统治、管理的角色，实现由统治、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政策、法律和资金扶持，营造多方合作的氛围与环境，积极谋求参与式合作;其次，培育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良好氛围，鼓励公众在涉及自身利益和相关社会利益的公共事务上积极参与，并为其提供参与渠道以及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从而形成多方治理主体在多方协作的基础上的共同治理。由此，地方政府可以充分整合各参与主体的力量，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的优质治理。
（五）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和内容
就全国方面来看，必须要保障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所需的财政经费，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对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比例，这是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根本要求之一。同时，要严格保证财政资金的运用方向，要规范基层政府财政预算和支出，切实保障农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的增长，有效地保障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
（六）增加公共服务内容
从基层政府自身工作来看，其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大量资金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上，市场营利性得不到满足，第三部门由于自身能力缺乏无法供给，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资源投入等方面，对于这些需求，政府要建立公共服务供给合理的决策机制，使公共服务供给增长与经济和财政实力的增长相协调，投入相对足够的资金。同时，基层政府必须要认识到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势，为了缓解自身压力，也是为了公共服务供给总量的增加，供给内容的丰富，政府以合同外包、用者付费等手段将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引入一些具有部分竞争性或部分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服务领域中，争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七）加强对外宣传。扩大与国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的交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立足国内，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各组织、团体增加国际知名度、增强自身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积极提高自身知名度和软实力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首先，积极联合社会第三部门和民间组织，构建对外文化、贸易交流平台，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开展以地方核心文化和贸易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外交”“贸易外交”活动，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地方影响力;其次，提供资金支持，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扶持力度，促进地方与高校的密切合作，通过高校为地方提供高素質人才、技术和创新环境，以项目的形式解决地方政府、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鼓励地方高校对外交流与联系，积极宣传地方文化、经济、环境和人文状况，增强社会交流程度和人文国际化程度;再次，紧紧抓住“国际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同时发挥传统交流方式与现代传播工具的优势作用，积极推销地方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核心文化，增强地方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其软实力优势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曹凌燕.借助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15，（2）.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I].红旗文稿，2010（6）：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3]郭永航.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以深圳市盐田区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
[4]双传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契合性-基于软实力的一种考察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5]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
作者简介：
蔡泳 男 1976年出生 籍贯：江苏省淮安市 汉族 金融学硕士 毕业于乌克兰国立卢甘斯克大学 研究方向：金融 现工作于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刘山 男 1987年出生 籍贯：山东潍县 汉族 教育学硕士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大学 研究方向：政治学 现工作于中共淮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