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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画识宋”由此开始。吴钩发现，宋朝画家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在这些宋画里，从大自然群像到细小的花草、从都市生活到乡下人家、从建筑到街道，都能在各式主题的画作中找到踪迹。
更重要的是，宋画极度写实。宋时流行的界画—一种使用界尺引线，力求准确细致地在画面上再现屋木、宫室、器物、舟车等对象的画种，更是将重写实、工写真发挥到了极致，有如一幅幅照片。
能在画作中“识宋”，吴钩认为这恰恰体现了宋人追求“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宋人为了画出写实的老虎，会一个人到深山里面，在树上搭一个可以容身的空间栖居，观察老虎的走动、生活、搏斗，通过这样冒险的行为，达成画作中“真实”的一笔。这份自然而然的“求真”，是宋朝独有的审美情趣。
面对世间万物，宋人专注观察、入微描摹。回观自身，宋人也在画作中体现出了极为珍贵、先进的“自我意识”。
面对世间万物，宋人专注观察、入微描摹。回观自身，宋人也在画作中体现出了极为珍贵、先进的“自我意识”。
宋朝的士大夫群体热衷于将自己的肖像画进图画，挂在家里—而不是挂皇帝像。
挂一幅自己的肖像，是“觉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很重要”，是“每天反省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也提供了反省不同时空之“我”的一面镜子。苏辙、黄庭坚、杨万里、苏轼等文人皆有“自画像赞”一类的文字传世，表现了宋人对“我”的理性审视。
朱熹44岁时曾请人为自己画写真，发出“容发凋悴”的感慨；10年后，54岁的朱熹再看此画，发出“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的叹息—“如同我们现在用手机自拍”，再于多年后翻看自己从前的模样，感慨时光流逝与自己的庸碌。
“格物致知”是认识世界，热衷“个人写真”是认识自己。宋人便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影响下，不断自省、自警及进步的。
现代的“拂晓时辰”
写了这么多关于宋朝的书，字里行间又极尽爱意，吴钩被网友戏称为“宋粉”。
“我是‘文明粉’，不是‘宋粉’。”吴钩觉得，令他充满探究兴趣、深深折服的，是政治开明、社会人性化、生活水平高、商业繁荣、百姓更有尊严的“文明魅力”—宋朝满足了他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想象。
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接近现代社会”的时期，这一说法不仅是吴钩一人的见解。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更说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这份“拂晓”的先进意味，仅从宋朝百姓日常生活的几个侧面便可见一斑。
比如家养宠物。今日，宠物猫狗已不再稀奇。“有钱、有闲”、社会的富足与文明到达一定的程度，猫狗才会变成一种宠物，被不再挨饿的人们豢养。
如果说“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饲养宠物时，这个社会就开始走向现代化了”，那宋朝便是合格的“现代化”社会：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宋时已经在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宠物市场，有“江州德安陈昉”之家，更是“有犬百余”；在宋画中，亦可见小型宠物犬的可爱形象。宋人养猫，要用“聘”字：亲戚朋友哪家的母猫生了小猫，想要养的人家，会准备一份或是红糖，或是盐，或是鱼的“聘礼”，上门“礼聘”回来—宛如对待一名全新的家庭成员。
如果说“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饲养宠物时，这个社会就开始走向现代化了”，那宋朝便是合格的“现代化”社会。更重要的是，宋人面对宠物猫狗，甚至开始“改猫犬”—即为宠物猫狗做美容。用捣碎的凤仙花为猫狗染色、为宠物犬匹配精美的项圈，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宠物市场，商店也有猫粮、狗粮出售，宠物房、宠物美容应有尽有，人们为自己的猫狗取名、尊重并热爱它们—与我们今日养宠物无异。
宠物之外，专门提供给儿童玩乐的“玩具”一词，也产生于宋代。电视剧《清平乐》中，也出现了“玩具”这个细节：宋仁宗给刚出生的小公主送了一个娃娃。跟现代的儿童一样，宋朝的小朋友也有玩具娃娃，宋朝风靡一时的娃娃有两种，一种叫“黄胖”，一种叫“磨喝乐”，很受儿童欢迎。这类娃娃外面甚至还套着漂亮的迷你衣裙—如同今日的芭比娃娃。
养宠物、有玩具是诸多生活细节里较有趣味的“现代化”。但在吴钩看来，真正意味着“拂晓时辰”的是宋朝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
在宋朝以前，拥有人身自由的国民分为两大类：平民和贵族。剩下的一类是贱民，即奴隶，没有法律地位，是个人财产。主人可以把奴隶带到市场上，如同牲口一般地买卖。
宋朝时，不再有毫无人格尊严的奴隶，只有和主人签了“经济契约”的奴婢。这种签了契约的“服务”如同一份签合同的工作一般有了期限，期限到了，奴婢就可以回去了。在法律层面上，奴婢也跟其他国民平等。
“我们现在讲究平等，那么从平等的角度来看，宋朝的平民在法律上更为平等，没有良贱的区分。”
而“自由”，则是到了晚上，可以去街上随便走走。
在宋代以前，唐代实行宵禁，纵是白日再“盛世繁华”，到了晚上，居民区的“坊门”关闭，街上空无一人。宋时，宵禁不再，百姓们开始有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每天晚上都有繁华的夜市可供市民购物、喝酒、饮茶、看表演，不必担心违反法律规定。
“如果想穿越的话，最好是穿越到宋朝，宋朝有夜生活，有跟我们现在最接近的生活样态。”吴钩笑言。
可惜的是，宋代令人惊艳的“拂晓时辰”之后，接续的元明清却不是“正午”，文明与野蛮此消彼长。吴钩觉得，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天然断裂，也是历史的遗憾。
“宋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保护它的先进文明。如果宋朝在军事方面能表现得再好一些，也许能够保护住这份‘拂晓时辰’，但历史不容假设。”吴钩说。
“以剧识宋”的遗憾
《清平乐》开播后，同一“男主角”的吴钩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也一度登上历史类新书榜销售榜首。吴钩也会追剧，并在微博上时时更新一份属于历史研究者的“追剧笔记”。
在吴钩看来，《清平乐》中所涉人物的服饰、器物相对考究，在不太容易被人关注到的细节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比如晏殊与范仲淹饮酒时，桌上的酒器便是宋時流行的“温碗注子”，这在以往的宋代背景影视剧中不常被重视。
在台词的称谓方面，《清平乐》中的小公主一直都叫宋仁宗为“爹爹”，而不是大众印象中的“父皇”。宋代的皇子对父亲，的确如民间寻常子女对父亲一般，常唤“爹爹”，较之其它宋朝背景古装剧，皇子皇女们于宫廷之内成天“父皇”“父皇”叫个不停，《清平乐》的确下了功夫。
细节之外，涉及重要历史人物故事情节的文学化处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吴钩也觉得《清平乐》中有处理得比较巧妙的地方。
比如，对于晏殊被贬谪出京这部分的处理，《清平乐》的叙事手法是：晏殊上书垂帘听政的太后，提了诸多会被苛责甚至惩罚的尖锐意见，再于上朝之时故意当众殴打自己的随从，让满腹怨气的太后以“行为粗鲁”而非“尖锐进谏”贬谪自己，替当权者保护了朝堂之上，允百官直言进谏的颜面。历史上，晏殊殴打随从使其掉了一颗牙、行事粗鲁，确有此事，晏殊也因此受到弹劾、被贬谪出京，但殴打仆从的行为并不是晏殊的策略，而是他脾气不好，做出了有失大臣体的丑事。《清平乐》做这样的因果关系调整，吴钩觉得“更加具有戏剧张力，也更能塑造人物善谋略、有想法的特点，是对历史的合理改编”。
同样也是因为类似的改编，吴钩觉得，剧中的晏殊比起历史中真实的晏殊，可谓是“严重拔高”了。
历史上的晏殊尽管是文学天才，但作为高官，表现得却没有《清平乐》剧中那般亮眼：他性格懦弱、因循守旧，依附着吕夷简，又有些“墙头草”；他提携过范仲淹，但作为受益者的范仲淹却不太瞧得起他；他是富弼的岳丈，却被富弼斥骂为奸邪；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但在《清平乐》中，晏殊被塑造成有谋略、有风骨的名臣，宋仁宗更是视其为人生导师，尊之敬之。
还是有些地方让热爱宋代、研究宋史的吴钩感到惋惜。《清平乐》播至此刻，又开始逐渐走入了古装剧的特定模式：后宫宫斗。
“电视剧要进行文学化处理，是自然的。这不是缺点，而是文学创作的必须。”吴钩认为，这个“文学化”的晏殊，应该糅合了另一位北宋政治人物张士逊的影子。但对公众来说，张士逊知名度不高，多个人物亦会让情节分散，“编剧将好看的戏码都送给更有名的晏殊，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还是有些地方让热爱宋代、研究宋史的吴钩感到惋惜。《清平乐》播至此刻，又开始逐渐走入了古装剧的特定模式：后宫宫斗。
大量的篇幅、笔墨放在后宫关系的缠斗中，固然也是看待历史的一个视角，但吴钩觉得，这确实有些“丢了西瓜捡芝麻”—如果想拍宫斗题材，随便哪个朝代都可以，但宋代的魅力如此丰厚，“依次登场的角色是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全是自带光环的人物，名字不但出现在历史书中，而且出现在语文课本里，人称背诵默写天团。这本身就是话题，就是流量，比什么宦官与公主的狗血之恋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意义。哪个朝代能聚集如此多的牛人？这么好的IP被浪费掉了，可惜。”
此外，宋夏之间的战争与和谈、宋辽之间的谈判，这些可以集中展现西部风光、战争谋略、充满戏剧张力的历史重头戏，《清平乐》中都简单地一笔带过了。放弃了这些戏剧冲突明显的历史转折，不仅是放弃了描绘波澜壮阔的故事，更让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的人物形象变得单薄，也说服不了观众韩琦与富弼这些年轻的官员经历了哪些节点、为什么会受到重用。
热播剧会是了解历史、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方式吗？
吴钩觉得，让虚构的电视剧来普及真实的历史知识，可能“担当不起”，影视剧的热点与特意设置的集中跌宕确实有助于吸引普通观众对宋朝产生兴趣，但“以剧识宋”还是充满遗憾与片面，亦容易掉入“换个朝代宫斗”的乏味中。
真正的历史依然藏在层叠的史料与古画间，需要严肃的历史书籍、历史纪录片来呈现—不过，能够提供一个探索的入口，倒也是一桩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