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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冠外交”注定将是标志性的历史时段。几乎没有哪个单一事件，能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全方位地“测出”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整体外部环境。通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变化此前大多已初露端倪甚至非常明显，但新冠肺炎疫情使其更加凸显。中国“新冠外交”的成效，取决于能否快速、灵活地应对环境之变，继续为国家崛起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尤为重要的是对欧美的外交。中国的对外开放，起步时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开放，未来的开放也不得不直面西方。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已经步入了调整期，这也是中国外部战略环境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冠肺炎疫情让这种调整呈现加速度的态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点与契合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疫情结束后，中国与欧美国家外交关系的调整，方向会更清晰，力度也会更大。这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巨大考验。
新冠冲击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典型的“黑天鹅”事件，造成的冲击始料未及。作为首个遭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的战疫过程，不得不说带有某种悲壮感。突如其来且原因不明的病毒，使中国的战疫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应对模板。另一方面，“危机下自保”的心态，客观上给中国战疫造成了“孤独感”—那时中国是唯一的疫情重灾区。试想一下，1978年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以来，何曾遇到过疫情期间那种规模的停飞断航与人员隔离？
对比中国融入世界的心态和历程，就不难想象那种“隔离”造成的心理冲击。那时，中国的铁腕封城被西方舆论指责为反应过度，西方国家的“隔离”被中国视为反应过度。回过头来看，哪种“反应过度”更站得住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是非判断上升到了外交层面，进而演变成中国外交的压力。中国还在苦战疫情，欧美国家还风平浪静时，围绕疫情的争议就是中国战疫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欧美之后，中国曾经采用的居家隔离、封城等措施，在西方舆论中成了不带贬义的中性词，但对中国战疫的评价却没有变得更“中性”。中国从疫情震中到援助他国抗疫的角色转变，也没有为西方舆论注入相对客观、理性的动机。不仅如此，欧美疫情恶化衍生出的政治“甩锅”，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外交层面的交鋒，升级为对中国的调查、追责甚至经济索赔。
特朗普政府是领头者。但值得深思的是，在外交上向来“美国独行”的特朗普政府，为何在西方国家中能有呼应者甚至追随者？这绝不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也不是因为美国的领导威信。这无可争议地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映射出的，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中国直面的是整个西方世界，这也是中国“新冠外交”的突出特点。上一次出现较为类似的局面，还是冷战末期欧美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封锁中国。但这一次，问题要复杂、深刻得多。
中国直面的是整个西方世界，这也是中国“新冠外交”的突出特点。
中国“新冠外交”的压力，首先表现在话语权上。中国认为西方的指责是在通过转移焦点推卸责任，西方觉得中国强势的外交表态、频繁的援助国际抗疫，是想以改变“新冠叙事”来逃避追责。不得不承认，西方媒体、学界、政界构建的中国认知的稳定性，客观上转变成了西方针对中国的话语权优势。即便这种认知已经与现实背离，“叙事的权力”还在发挥作用。话语权弱势，是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叙事之争”体现的不只是话语权问题，甚至不能简单地视为西方的政治操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中国战疫表现优秀的看法是幼稚的，在中国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个表态，某种程度上说反映的是西方政治人物的集体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战疫成功的“韩国模式”不足为虑，中国战疫成功的论断就是问题。通过批评中国“胜之不武”，来反衬西方体制光环依然闪耀。新冠危机凸显了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意识形态涉及立国之本，一旦尖锐对立就有滑向新冷战的可能。历史地看，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实现的。那也是一段世界秩序相对“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新冠危机引发的西方意识形态焦虑，无疑会反映到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上。对世界依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欧美国家，在秩序塑造上肯定会加入更多防范中国的因素。对于中国来说，新冠冲击是双重的，既冲击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冲击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
重塑契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西方媒体、政客对中国搞“有罪推定”，中国遭遇疫情时臆测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倒台，援助他国抗疫时猜测中国搞“慷慨政治”，借机扩大国际影响力。新冠危机引发的意识形态焦虑，本质上是西方内部的问题，但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国内行为越来越具有国际效应。正如中国前副外长傅莹所说，现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仅关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也关注不断发展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
新冠危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较为极端的体现。比如，对于某些西方国家的“甩锅”，中国的外交回应，在西方媒体中的定性是“正面应战”，甚至被描述为“战狼外交”。美国前外交官杰夫·穆恩对此的看法是，发生变化的不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质与基调，而是因为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加，我们现在变得更加严肃地看待中国的官方宣传了。“新冠危机是最新，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例证，即中国的政策声明在如何影响国际事务。”
所以，在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关系有恶化可能性的同时，更应注意到关系重塑的一面。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事实，差异演化为矛盾也不全然取决于中国的主观意愿。但是，意识形态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必然体现为具体的政府政策、外交行为。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中国重演冷战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在不凸显差异的前提下，把着力点放在如何应对中国与欧美关系的重塑上。 对于中欧关系的重塑，中国或许不得不面对选择性脱钩的事实。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外来投资审查指南”，尤其提到了要加强对医疗行业、公共卫生领域外来投资的审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这份指南表示，我们需要保护欧洲的安全与经济主权，“欧盟现在和未来都会继续向外来投资开放市场，但这种开放不是无条件的”。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称，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控制开放的节奏，对于外来投资要问个为什么。这些表态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针对性不言而喻。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传统盟友美国倾向于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背景下，欧盟无疑会加大对战略自主的投入。菲尔·霍根表示，我们需要讨论战略自主意味着什么，其中就包括建立更加具有韧性和多元化的供应链。不难想象，这样的供应链会考虑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绕过”中国。对于欧盟来说，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还是一个战略问题。欧盟战略自主的参照，是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一个与中国全面脱钩的欧洲，不可能在战略上更加自主。
冷戰结束以来，共同的危机往往是中美合作的动力，如今的新冠危机却成了双方对撞的加速器。大的背景是战略竞争，但目前中美关系剧烈震荡，主要是因为美国进入了选举季。特朗普政府“甩锅”的影响不容小视。一旦特朗普成功连任，他会继续沿着战略竞争的路径走，即使拜登胜选，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会偏离“特朗普路线”太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重塑的难度要比中欧关系更大。
中美关系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通过重塑趋于相对稳定的空间。
中美关系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通过重塑趋于相对稳定的空间。中美已经谈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本质上就在遵循“互利”的互动逻辑，长远来看也是一种秩序重塑。如果美国铁了心与中国对抗到底，就根本没有谈的必要。美国的“再次伟大”必须以经济实力做依托，全世界90%以上的消费人口在美国之外，美国不可能绕开即将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与媒体聚焦的外交交锋相比，中美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更值得关注。
内外兼修
截至4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10万，在确诊病例总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六个是西方国家，确诊病例总数占比近60%，其中美国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中国的确诊病例总数世界占比仅为2.7%。战疫结果的巨大差异，很可能导致西方在疫情结束后掀起“问责浪潮”，而中国将是主要目标。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定力尤为重要，“新冠外交”理应着眼长远。
历史地看，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国家实力的崛起相比具有滞后性。一战前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国话语权优势在二战后才展现出来。傅莹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论述，“总体上看，‘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但她也指出，“改变他人的偏见不能只靠批驳和辩解。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国的意图和目标，把叙事重点更多放到展现中国与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行动上去。”
新冠危机凸显了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政治屏障。但傅莹认为，一个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扩大开放的中国，一个矢志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不愁没有好的国际口碑。在国际政治学上，这种内外兼修体现的是“道义政治”。伦敦政经学院学者金刻羽撰文称，通过行动而非言语，中国领导人可以基于道义责任而不是地缘政治利益来重建中国的国际形象。
关于道义与政治，美国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总结二战的教训后写道：“只有当我们意志坚定以及我们的道义目标与战略考虑相匹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得人类免于另一次灾难。”疫情结束后，无论欧美如何操弄政治，整个国际社会都势必思考如何“免于另一次灾难”。中国外交中道义与战略的结合，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