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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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男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 炎热的七月，最让我们感到焦灼的或许不是持续的高温与暴雨，而是教育。如果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在上个世纪还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现今它基本上是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如实描述。不过在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大量物质投入下资本逻辑对于教育领域的侵蚀。概略来说，两者的差异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资本的增值是可量化、可估计的。在一个良好的经济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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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男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
炎热的七月，最让我们感到焦灼的或许不是持续的高温与暴雨，而是教育。如果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在上个世纪还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现今它基本上是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如实描述。不过在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大量物质投入下资本逻辑对于教育领域的侵蚀。概略来说，两者的差异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资本的增值是可量化、可估计的。在一个良好的经济周期内，无论我们选择何种投资方式，我们不仅可以比较确定自己会获得收益，也能大致估算自己会获得多少收益。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公司今年利润以一定比率提升，明年又以一定比率提升。但这个逻辑在教育领域未必成立。教育与科研同样要求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可当我们期待学者每人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获得某个级别领导批示乃至对社会实践有所改善时，这是不切合实际的。盲目提升教育领域中教师和学者的考核指标，忽视了如下这一朴素的道理，即资本的增值源自其流通中的经济规律，但教育领域中并没有这样的铁律。如果我们承认教育和科研是创造性的事业，那么伴随创造性的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许多科研项目在消耗无数人力与物力后，研究者既无法发表漂亮的文章，也没有推动实践的改善，一切投入只是说明了“此路不通”，我们需要另寻他法。
资本从不吝惜投入，但投入是以有所回报、追求效益为前提的。资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如同我們站在自动售货机前一样，它需要确保一分钱进去就至少有一分钱的货物出来。但教育与科研领域却与之不同。一方面我们无法单纯以金钱和时间来估量教育与科研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量化其产出与回报。无论教师培养学生，还是学者申报科研项目，我们似乎可以根据经验和胆量估算出大致所需的时间与金钱，也能够通过直觉对培养或科研结果有某种冥冥中的期许。但我们很难将这一切用宋体五号字按规定、成体系、有条理地写在表格中，供评审人审阅这个学生该不该培养、这个项目值不值得上马。
然而在现实中，各个级别科研项目的立项与审批几乎都要求申请者在开展研究前列出研究的（可能）成果与贡献。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这不仅使得教育及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处理风险小、见效快、投入少但却可能根本不重要的问题，而且有使得知识分子化性起伪之忧。此外，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受到严苛把控，正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儿上。教育与科研当然也不例外。但这是否意味着学者报销一顿便饭、几本貌似与项目无关的资料、领域内专家的讲座，都要受到层层审批签字和把关？细致总是没有错的，但是否应当将严控经费流出的每一丝印记，等同于让无数学者与其研究生的学术的起点是开发票，终点是报销发票，以至于一纸发票扭曲了设立科研项目的本意？
资本讲求的是抢占先机、占领风口、寻找蓝海，在不同的领域中对比投资见效的快慢，它的短视甚至很难允许它对诸如苹果这样的巨头公司的战略转型保持耐心。但教育一定是宽为限又紧用功，讲求事急则缓事缓则圆的。这正如任正非先生在访谈中谈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生存发展时，并没有执着于华为公司当下的得失，反而一再强调我们应当重视基础教育以及教师待遇的问题。身为一名企业家，显然他也意识到我们不能以对教育的投入取代对教育的关注，不能以资本的逻辑取代教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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