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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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 对于新冠疾病的经济影响，基本上人人都同意这些：首先，发达世界眼看就要陷入严重衰退;其次，不会有自动的V型复苏;第三，政府将因此需要无限期“支持”国家经济。 尽管有这样的共识，对于私人企业长期依赖政府支持给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并没有多少人深思熟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国家不应该干预长期资本配置。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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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
对于新冠疾病的经济影响，基本上人人都同意这些：首先，发达世界眼看就要陷入严重衰退;其次，不会有自动的V型复苏;第三，政府将因此需要无限期“支持”国家经济。
尽管有这样的共识，对于私人企业长期依赖政府支持给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并没有多少人深思熟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国家不应该干预长期资本配置。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必然比私人资本效率更低，如果国家要用自己的选择代替理性市场配置，就会“挤出”价值更高的活动，“挑选输家”，从而妨碍增长。
但“挤出理论”不尽正确。首先，它假设经济中的所有资源都得到了利用。事实上，大部分市场经济往往存在失业和闲置产能，这意味着公共投资可以将原本会闲置的资源“驱入”市场。这是凯恩斯的关键論点，应该反复强调。由金融寡头主导的繁荣﹣萧条私人投资体系效率高超，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在现实中，国家总是在资本配置中扮演主要角色，要么通过自身的直接投资（包括大部分19世纪的铁路建设），要么通过有意鼓励某种类型的私人投资。
比如，丰田原本是纺织机制造商，它成为领先的全球汽车生产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关税保护和国家补贴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硅谷的成功，也绝非因为国家没有阻挡冒险的风险资本家和车库投资者的道路。从互联网到纳米科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重大科技进步，都有政府机构的融资因素。私人企业只有在回报近在眼前时，才会加入游戏。接着是中国，它的经济上扬之路被视为当今国家领导的发展的神迹。
国家也常常干预、救助规模庞大但摇摇欲坠的私人企业，使之免遭自身错误或意外冲击所带来的后果，2008年援助银行体系便是最新的例子。但这些操作很少是长期化的;相反，政府会在它们能够重新盈利之后，尽快让被救助企业恢复私人所有。
当然，我们永远无法证明，如果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插手，能让国家的投资更加合理。此外，许多国家缺少让公共投资运转起来所需的国家能力。但国家投资于工业企业的一个历史案例，即意大利控股公司（IRI），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成功所需条件的洞见。
IRI成立于1933年，它是救助大萧条发生后濒临倒闭的意大利三家最大银行的意外结果。通过IRI，国家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工业复合体的所有者。在法西斯制度下，分肥政治不允许干预IRI的投资决定。而IRI这一技术官僚传统，在二战后继续将政治影响拒之门外，并领导了意大利的战后复兴和经济奇迹。
巅峰时期，IRI公司占意大利钢铁产量的大约50%，旗下的船运企业振兴了它所拥有的船坞。到60年代，IRI还建设了意大利的高速公路和电话网络，以及意大利航空（Alitalia）。此外，它还成为宇航、微电子、复杂系统工程和通讯技术的国家龙头，常常也是欧洲龙头。
所谓的“IRI模式”，包括了某些公司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但故事的结局并不令人愉快。到了70年代，由于重金投资于夕阳产业尤其是钢铁，IRI亏损增加。它的资产被逐渐出售以偿还巨额债务，最终在2002年被分解。
IRI最初数十年的成功，是基于在实现国家目标的同时，不让政治干预影响商业决策。说易行难，但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思考，而不是全盘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第一性原理。市场驱动的经济体系，如果缺少政治问责并且周期性地崩溃，一定会变得过于危险。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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