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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企业家中的硬汉人物。
青年时代就读工科，创业之后，始终和通讯设备打交道。伴随着华为成为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巨头，他的故事更被看作是科技兴邦、理工救国的典型。
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广为人知。而今，在“力挺华为”“芯片自主”的呼声不断涌动的背景之下，过去的熟悉口号似乎又开始在中国人的耳畔回响。
但这并非任正非的本意。在2019年5月的密集受访过程中，他早已公开对媒体表示，希望青少年不要单纯学习“数理化”，应该有全面的素质发展，有广阔的文化基础。
任正非早已不是那个曾经的理工科热血青年，他是世界顶级的企业家，指挥华为的18万员工在全球和同行短兵相接，血战亚非拉，以及欧洲大陆。
他是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人，他懂得这个世界的竞争法则，更懂得中国人如果要胜出，被长期忽略的凭借到底是什么。
创新也是一种协作
5月21日，任正非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之前，他还明确表示：“我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我们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任正非的观点可以说犀利，而且无情，但他是对的。在很多领域，技术进步太快，重复别人的研究，既不经济也不现实，不断做这种“无用功”，必然永远落后于别人。
在任正非看来，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的协作，闭门造车的模式只属于“小农生产”。他说，下属报告美国供应商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还在努力备货，并且和美国政府不断沟通审批的事情时，自己“流泪了”。
任正非對全球协作的笃定，既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利益、实力现有格局的实情，也一定程度来自他自己的故事。
过去，任正非和华为长期被外国媒体认为有“军队背景”，而且牵涉颇深。这些年来，猜测逐渐淡化，华为的民企定位开始被广泛承认。不过，任正非青年时代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的确和军队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可选项并不多。
任正非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目前这所学校已并入重庆大学。但在那个时候，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一所广义上的“军校”，该校和基建工程兵部队有着深厚渊源。毕业之后，任正非参了军，并一直做到了技术副团级干部，无军衔。最后，在百万大裁军的时候，任正非退伍，南下深圳。
当兵的历程，塑造了任正非。直到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也颇为军事化，并影响了华为的管理风格。更重要的是，曾经的工程兵背景，也让他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着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理解。因为在任何时代，军工竞争必然对民用技术竞争产生外溢—一是技术，二是理念。
曾经的工程兵背景，也让他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着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理解。因为在任何时代，军工竞争必然对民用技术竞争产生外溢—一是技术，二是理念。
军事技术的竞争，是世界技术竞争的巅峰对决。民用技术的竞争关乎利润，但军事技术竞争关乎生命和国家运势，因此其投入往往更加不计成本。20世纪那些最顶级的原创性技术都和军事有关。比如，互联网的发明即是出于军事通讯的需要，液晶屏的发明不过是为了节约坦克内部的空间，而人造卫星的升空也同样是出于军事用途。
在二战之前，军事技术的研发往往各国各自为政，那些旨在争霸全球的强权国家，形成了地球上一个个分散的、彼此缺乏协作的武器研发中心。在这个时代，唯一的联系或者说“协作”，是窃取武器信息的间谍们的故事。
但二战之后，特别是两大阵营的对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军事技术研发的地理分布模式，分散的点状研发开始朝着协作的网状研发演进。更重要的是，协作开始突破国界，同一阵营的国家之间开始实现技术的共享和产业链的整合。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军迷”很容易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时期，美军直升机已轻盈如蜻蜓，而苏联80年代在阿富汗使用的直升飞机却异常笨重，体积也大。
为什么有这种差异？一种理解是，美苏两军的作战风格不同、作战地理条件不同，所以装备有差异。但另一种解读也非常流行，即美国技术更好，能做出“更小”的直升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越是顶级的电子系统，往往效率越高，能耗越低，而且体积越小，这使得美军直升机能缩小体积和自重，增强防护，保护乘员。但苏联没有强大的电子工业产业链，所以只能做得很大。
但美军军工技术的强大，并不只是靠美国一家的“自主研发”，而是它整合当时全球最顶级的电子工业产业链。
军工与民用的世界
美国军工系统拥有全球最具开放性的产业链，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即是日本的工业体系也被深度纳入其中。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曾一度希望和美国展开产业竞争，但由于科研实力、市场容量和企业管理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败下阵来。但善于汲取教训的日本人，找到了一条“次优”路径，即避免和美国的正面产业冲突，而是专心做另外两件事。
一是对美国的技术进行应用深化，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也拥有最具竞争力的芯片公司，但在苹果横空出世之前，世界上最好用的电子消费品几乎都是日本制造。日本做的另一件事，是利用日本独特的“工匠优势”，发展那些并不绝对依靠实验室基础研发的产业，比如碳纤维、精密加工等偏重于工艺流程的创新。 这两件事构建了日本工业融入美国军工体系的基础。比如，經过长期发展，日本的电子工业拥有了众多顶级的航空电子方案供应商，在流程制造领域，则拥有最好的碳纤维供应商和精密加工机械的制造企业，而它们正是现代顶级军工不可或缺的“产业链配套”。事实上，美苏争霸期间，苏联也多次向属于美国阵营的日本购买机床等设备。
冷战之中，美苏并未爆发直接热战，因此双方真正的军工水准并没有面对面较量的机会。但从一些局部冲突比如海湾战争来看，美国军工的水准的确比苏联更胜一筹。一些人甚至认为，双方存在代差。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苹果是最典型的民用产品全球产业链整合者，那么美国的军工企业则是军用领域的“整合之王”。华为是一家民用公司，而任正非早已不在部队，但作为曾经的“技术副团级干部”，并长期浸润于通讯设备这一特殊产业，任正非对包括军工在内的英美工业体系，必然有着超出常人的理解和洞察。
这将影响他的世界观。
作为企业掌门，任正非当然需要对国产芯片技术的创新表达乐观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不忘表示，如果美国人允许，华为永远需要美国芯片。“日本媒体整理稿子时有一点偏激，我们能做和美国一样的芯片，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买了。”
军工和民用的产业逻辑既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部分在于都必须“产业链为王”，最成功的整合者，才能成为最顶级的玩家。但不同点在于，军品的采购者是政府，市场竞争程度并不高，而民用品必须面向消费者，竞争空前激烈。华为早期做交换机、基站，这些业务和军品市场的逻辑有几分类似。但到了消费品阶段，这个逻辑就无法继续运转。
根据数据机构IDC发布的中国市场手机跟踪报告，2018年中国前五大手机品牌为华为、OPPO、vivo、小米和苹果，五大厂商瓜分了87.5%的市场份额。其中，华为一家的出货量超过1亿台，份额由2017年的20.4%扩大到26.4%，国内市场“老大”的地位越发无人可以撼动。
从2B向2C的转型，早已锻炼了华为在消费者领域的市场意识，而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任正非对“芯片自主”的真实看法。
华为财报显示，从业务板块看，2018年，华为传统的优势领域—运营商业务实现了2940亿元的收入，企业业务实现销售收入744亿元，而消费者业务（手机和平板为主）越发成为主力，实现了销售收入3488亿元。按比例计算，消费者业务占比约为49%，而在2017年，消费者业务占比不过 40%，再回到消费者业务发力的2013年，彼时占比只有25%。
显然，消费者业务早已成为华为的绝对支柱，而如果要维持增长，要保证特殊股权模式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这一业务的战略核心地位还需要不断加强，它是未来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从2B向2C的转型，早已锻炼了华为在消费者领域的市场意识，而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任正非对“芯片自主”的真实看法。
是技术，还是管理？
从近20年的IT硬件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对一家移动设备生产企业来说，大规模进军上游，把外部贸易内部化，最终实现“芯片自主”，其实是一种有点危险的战略。因为，下游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会给上游的某些战略调整留出足够空间。
对移动终端，消费者的要求本质上在于两点，一是性价比，二是性能。芯片是手机成本的大头，芯片成本事关性价比。同时，芯片是驱动硬体的核心，也是跑动软件的中枢，它事关性能。但作为芯片领域的后来者，华为旗下的芯片企业要同时降低成本，并保持质量来抢占份额，改变业已固化的市场格局，并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企业做芯片的难度，要远远高于搞大飞机的难度。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用飞机采购商，国产大飞机不愁市场，只要销售在，那么利润和资金又会不断反哺大飞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但芯片下游的手机企业，它们有着非常多的替代方案。很难想象，三星、苹果、小米等企业，会像国有三大航空公司支持大飞机企业那样支持华为的“芯片自主”计划。实际上，在电子消费品领域的纵向一体化，早已被证明缺乏经济性，苹果、小米等企业的崛起故事正是“反纵向一体化”的典型。显然，任正非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另外，“操作系统自主”也是一个可选项，但和公用安卓系统相比，并非毫无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不开放的苹果和开放的安卓两大系统一直都在不断成熟。以安卓为例，可以说全球的上百万软件开发爱好者们每天都在合力完善这个系统。另起炉灶，在产品中推广新操作系统，无疑是一种商业冒险。几年前，台湾知名手机制造商HTC曾与微软合作推广微软自己的手机系统，最后，HTC在移动时代兵败如山倒。
在孟晚舟被捕之后，中美贸易谈判也几经周折，任正非罕见地密集接受了媒体采访。梳理他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一直都在努力保持着一种平衡。首先，作为华为的精神领袖，以及一家中国企业的掌门，他必须表明立场：不惧怕贸易战，自主芯片正在推进。
但作为世界级企业家，他也必须以身作则，要诠释一种更重要的现代理性价值：过去，华为的崛起是全球分工深化的产物；现在，华为要走得更远，更需要世界的认同，并需要和世界进行某些超出技术层面的“接轨”。
任正非是成长于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理工男”，但他的创业历程早已让他完成了蜕变，实现了世界观的丰富。
实际上，除了技术层面，华为在管理上也一直在努力与世界接轨。1998年，成立仅十年的华为引入IBM参与自己的信息化管理流程改革，5年共计花费4亿美元，这种决心绝非其他同行可以比拟。近20年来，除了IBM，华为还曾聘请过埃森哲、BCG、普华永道、美世等咨询公司为华为贡献管理智慧。 在普通人看来，通讯设备行业属于“高科技”，但这个行业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并没有那么高频。同时代的华为、西门子、思科各家企业的竞争，更多是成本和管理的竞争，并不存在技术的代差。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企业以性价比取胜，这背后既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有关，也和本土工程师红利对接世界管理技术有关。
对此，任正非了然于胸。因此，他才会说，希望中国的青少年不要单纯学习“数理化”。
任正非是成长于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理工男”，但他的创业历程早已让他完成了蜕变，实现了世界观的丰富。
正是这种丰富，才成就了卓越。
任正非：发展工业不是修房子，光砸钱很难成功
自美国政府宣布制裁华为以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次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梳理任正非在采访中的表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世界观。
生活所迫，创办华为
记者：回头看你个人的经历，我想让我们的观众了解你是怎样一个人，以及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创立了这家公司？
任正非：其实我的历史分为两段。第一，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生存。在大裁军之前，我在军队里服役，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里，我是副团职的工程师。但是突然大裁军，我们集体被裁了，被扔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那时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为何物，比如这个东西买进来10元，怎么卖出去12元给人家，这不是骗子吗？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禁锢中，在大海中一口口呛水，而且对人超级信任，我在一个小公司工作时，钱被人骗走了，然后我去追款，没有钱请律师，就自己学法律，自己当律师，把世界的法律书都读了一遍。
我悟出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就两个东西，一个是货源，一个是客户，两个之间的交易就是法律。我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能掌握的就是货源，我能遵守的就是法律。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动机，自己要研究商品，通过合法交易手段，从客户那里把钱赚过来。
在这个情况下，原来的公司也不要我了，我只好重新出来工作。正好中国开放改革之后，允许知识青年回城，政府没法给他们安排工作，就允许他们卖大碗茶、卖馒头。在深圳，允许一部分人做科技公司，我想试试看，就创办了华为。是生活所迫，无路可走，创办了华为。然后我就沿着这个思路，做好货源，合理卖给客户，赚客户的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建设这个公司，走到今天。
记者：你认为华为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任正非：华为没有哲学，我个人没有学过哲学，也没有认真读过哲学书。我认为，如果说华为公司有哲学，就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因为钱在客户口袋里，要让客户心甘情愿把钱给你，你必须要提供好的商品，为他提供需要的服务。
为人类服务
记者：近期特朗普总统有讲话，从安全角度、军事角度来说，他认为华为是一家危险的公司。你对此如何回应？
任正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理解为危险。我们为世界30亿人提供信息通信服务，帮助非洲等艰苦地区、其他地区都能沟通信息。我们就像过去“传教士”一样在深山老林中努力传播文化，我们的精神也有宗教般的虔诚，是为人类服务的，怎么会认为我们是危险的公司呢？5G不是原子弹，5G只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传播内容跟工具没关系。就像麦克风，不能说麦克风能够传递声音就是危险的，可能谁说了什么话、说话的人才是危险的。工具怎么会是危险的呢？
记者：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之后，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任正非：华为要在技术上努力达到很先进、为人类提供最尖端服务的目标。当然，美国公司也想達到这个目标，我们共同达到这个目标，共同为人类服务，有什么不好呢？
记者：目前来看，华为在5G上是领导者，美国对华为的行动会不会给竞争对手一些优势，给诺基亚、爱立信多一些优势？
任正非：挺好的，它们多赚一点钱也是为人类服务。诺基亚、爱立信都是很好的公司，当年在欧盟反倾销制裁华为公司的时候，第一个反对的是瑞典和芬兰，可能是爱立信和诺基亚做了工作。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很友好，没有视为敌人。因此，它们多拿一点市场份额，替我们为人类服务多担一些责任，有什么不好？
记者：有一些说法，中国北京方面可能会针对苹果采取一些报复性行动，你认为中国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
任正非：第一，绝对不会。第二，如果采取这个行动，我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为什么要限制苹果？苹果是伟大的世界领袖，没有苹果就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苹果给我们展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苹果是我们的老师，它在前面领着前进，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决不会反对老师。如果有这个行为，你来采访我，我会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封锁苹果的决定。
记者：有人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道路走，未来可能会出现两个技术生态系统：一个是由中国驱动，另外一个是由美国驱动的。你怎么看？
任正非：第一，世界走过了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工业化时代，我们有窄轨铁路、标准轨迹铁路、宽轨铁路，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流通。由于那个时候是一种慢速的工业社会流通，交通阻碍并没有这么大。交通的多制式方式演变到通信标准体系来，一直到4G都是多个标准体系，给人类带来的就是“成本贵”，使得人类不能简单地使用。到5G以后的带宽成本大幅下降，一个小体积的设备可以代替体积很大的4G设备，比 4G容量大20倍，比2G容量大10000倍，但是体积小很多，能耗只有1/10。
很多穷人在新时代可以很便宜用到宽带，使穷人更容易接受文化教育。将来信息社会传播时，非常偏僻地区的小孩子可以看到世界是什么样子，进步速度很快，就会种更多的粮食、创造更多的财富，来解决人们脱离贫困的问题，这是有益社会的。 技术是否可能分裂成两个标准系统，现在我不能肯定地回答。如果将来是两个标准，两个标准在交汇的时候，一个标准在南边爬坡，一个标准在北边爬坡，到山顶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对方“拼刺刀”，我们会拥抱对方，为人类信息化服务的胜利大会师。
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
要不要自主创新？
记者：有人说“如果备胎好用，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都用“备胎”，就是体现了你们所说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我们想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即使我们有调整，也要帮助。
记者：你觉得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大概会持续几年？这对于华为的发展历史会是转折点吗？
任正非：你应该问特朗普，问我就问错了。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
记者：我特别关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问题，很多人认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才是我们未来一条活路。你刚才讲海思作为备胎持久生存，就是有自主創新作为基础，但是你又讲“飞机”上非重要地方该放弃就放弃，不要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任正非：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内容整理自华为心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