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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的九部抗战话剧，谱绘了三类人：一是作为正面人物被歌颂的，他们为群众学习提供了榜样;二是作为反面人物被鞭笞的，他们为群众规避错误路线提供了镜鉴;三是借助奔走“在路上”的人向民众传达希望和信心，他们提供了壮大抗战队伍的可能性。佰川纳海，殊途同归，三种路径或明或暗地向民众传递了坚定的抗战信念。
关键词：老舍;抗战;话剧;人物
1937年11月15日，老舍抛妻弃子奔赴抗战中心武汉，从此积极地投入到抗战文艺的书写当中。老舍“以文艺为工具”，不再顾得上是否“叫文艺受损”，是否使“文艺成为奴性的”。这种文艺观念的转变使老舍从五四时期的“言志观”过渡到抗战时期的“载道观”。究其原因，是老舍认为“国家至上”，文艺在特殊时期是可以协助抗战的。他说“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起，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念，老舍舍弃了在略带弊端的抗战小说创作，而将精力投入到了宣传性和时效性更强的话剧创作。以往学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老舍的话剧中的两类人物，一类是被批判的消极颓废者，另一类是被赞扬的英雄，实际上，处于“在路上”的人是不能被忽视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三类人的形象设置释说老舍抗战话剧的宣传效果。
一、暴露黑暗：消极者的凄惨下场
老舍笔下抗战的消极者或是沉迷于金钱、权力，如《残雾》中的洗局长，《面子问题》佟景铭、于建峰;或是不敢抵抗、悲观软弱的传统文人，如《张子忠》中墨子庄;更有沦为汉奸奴隶的走狗，如《国家至上》中的金四把。考察这些人的最终的命运安排，洗局长面临着丢官被审的危险，佟景铭、于建峰官职不保，佟景铭甚至惨到吃安眠药，墨子庄差点被“结果了”：显然，并非完美。
消极者的塑造实则是老舍对现实社会中丑恶现象的一种揭示与再现，好比曝露官员的腐败，当时就被许多人反对，认为是“破坏抗战”。实际上，社会上必然有着黑暗的一面，老舍将其摄入到话剧之中，是借助“批判现实”，警醒国人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抗战。正是在这一初衷之下，其笔下的反派人物的结局大多是悲惨的，这也暗示了老舍对于这类人群的憎恶，并直接有力地向读者宣告：消极抗战这条路不能走。
二、歌咏榜样：英雄的光明之路
与消极者相对的是老舍满怀激情塑造的英雄或是一些正义理念携带者形象。《张自忠》中的张自忠、《谁先到了重庆》中的吴家兄弟、《桃李春风》中的辛永年、《残雾》中的洗仲文等。以洗仲文为例，作为剧中“理念”的化身的洗仲文，是个爱国正义、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年轻人，在其意识中，服务抗战甚是重要。他虽然不曾亲历战场，但在生活中所展现出的坚毅果决的抗战精神是很能打动读者并影响读者的。在最后一幕末尾，他还在劝服局长哥哥：“承认你的罪恶，别在欺骗你的良心！把良心拿出来，你就是个囚犯，还能带罪图功，为抗战尽力！……国法，公理，是不受欺骗与戏弄的！”他是坚定的爱国者。
这种“榜样”式的正面人物，总是会在言辞行动中传递一些抗战的理念，表达抗战的决心，成为直接引领民众走上抗战的领导者，是寄予了作者价值观念的一类人。当然由于他们在抗战文艺中必不可少的地位也就形成了严重的人物模式化，但是抛开艺术性不言，这种写法对于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战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总之，这类英雄的感化作用是比较直接的。
三、在路上：以抗战为趋附的觉醒者
正如李卉在《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中认为：“因为过分强调宣传抗战，大多数人物被分为美丑分明的两大阵营，缺乏丰富性和复杂性，难以体现人性的深度。”诚然，因为是抗战文艺，需要在立场上设置成敌我双方二元对立的一种相抗的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只能是两种立场的对抗。实际上，在抗战语境下的情景人物应当具有更复杂的心态和更艰难的抉择。区别于前两类人的刻板形象，“在路上”的人的价值观念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中，并且多数是一种从“消极的”或“中立的”状态转向“积极的”立场转变，通过对为什么转变、如何转变的过程的揭橥，更能够引起读者的感动。比如《国家至上》中的回族拳师张子清从一开始只专注在个人的偏见中，到因抗战最后变为一个具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拳师。《归去来兮》乔绅最后放弃经商，允许儿子前去抗战。《大地龙蛇》中赵庠琛经过赵明德事件的刺激幡然醒悟，不再“明哲保身”，只顾一家，而是放眼中国，不仅支持儿子抗战，自己也力所能及的贡献力量，使读者在感动之余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王老虎》中的王老虎由呆萌的莽汉阴差阳错的当了兵，并成为爱国的连长。《谁先到了重庆》被逼当了特务的田雅禅和董志新在他的感召下逐渐觉醒，不再助纣为虐，重新焕发了爱国热情，这一过程最为令人动容。中国人的良知可以唤醒沉睡的国民意识，即便是已经走错了路，依然有着改过自新的余地，这样的刻画无疑为徘徊在臣服日军与坚决抗战的十字路口处做选择的人提供了示范。
职是之故，笔者以为“在路上”的人比起前两者，更加打动人、感染人，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处于黑暗中的人昭示了前行的方向：无论你现在处于何种立场，何种身份，只要真心抗战，仍旧为时不晚。
结语
老舍的九部抗战话剧，谱绘了三类人：一是作为正面人物被歌颂的，他们为群众学习提供了榜样;二是作为反面人物被鞭笞的，他们为群众规避错误路线提供了镜鉴;三是借助奔走“在路上”的人向民众传达希望和信心，他们提供了壮大抗战队伍的可能性。百川入海，殊途同归，三种路径或明或暗地向民众传递了坚定的抗战信念。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全集》[M].第9、10、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2]李卉：《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J].《四川戲剧》，2011年第1期。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SDYKC18045）。
作者简介：宋方成（1994—），男，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当文学专业。
关键词：老舍;抗战;话剧;人物
1937年11月15日，老舍抛妻弃子奔赴抗战中心武汉，从此积极地投入到抗战文艺的书写当中。老舍“以文艺为工具”，不再顾得上是否“叫文艺受损”，是否使“文艺成为奴性的”。这种文艺观念的转变使老舍从五四时期的“言志观”过渡到抗战时期的“载道观”。究其原因，是老舍认为“国家至上”，文艺在特殊时期是可以协助抗战的。他说“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起，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念，老舍舍弃了在略带弊端的抗战小说创作，而将精力投入到了宣传性和时效性更强的话剧创作。以往学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老舍的话剧中的两类人物，一类是被批判的消极颓废者，另一类是被赞扬的英雄，实际上，处于“在路上”的人是不能被忽视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三类人的形象设置释说老舍抗战话剧的宣传效果。
一、暴露黑暗：消极者的凄惨下场
老舍笔下抗战的消极者或是沉迷于金钱、权力，如《残雾》中的洗局长，《面子问题》佟景铭、于建峰;或是不敢抵抗、悲观软弱的传统文人，如《张子忠》中墨子庄;更有沦为汉奸奴隶的走狗，如《国家至上》中的金四把。考察这些人的最终的命运安排，洗局长面临着丢官被审的危险，佟景铭、于建峰官职不保，佟景铭甚至惨到吃安眠药，墨子庄差点被“结果了”：显然，并非完美。
消极者的塑造实则是老舍对现实社会中丑恶现象的一种揭示与再现，好比曝露官员的腐败，当时就被许多人反对，认为是“破坏抗战”。实际上，社会上必然有着黑暗的一面，老舍将其摄入到话剧之中，是借助“批判现实”，警醒国人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抗战。正是在这一初衷之下，其笔下的反派人物的结局大多是悲惨的，这也暗示了老舍对于这类人群的憎恶，并直接有力地向读者宣告：消极抗战这条路不能走。
二、歌咏榜样：英雄的光明之路
与消极者相对的是老舍满怀激情塑造的英雄或是一些正义理念携带者形象。《张自忠》中的张自忠、《谁先到了重庆》中的吴家兄弟、《桃李春风》中的辛永年、《残雾》中的洗仲文等。以洗仲文为例，作为剧中“理念”的化身的洗仲文，是个爱国正义、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年轻人，在其意识中，服务抗战甚是重要。他虽然不曾亲历战场，但在生活中所展现出的坚毅果决的抗战精神是很能打动读者并影响读者的。在最后一幕末尾，他还在劝服局长哥哥：“承认你的罪恶，别在欺骗你的良心！把良心拿出来，你就是个囚犯，还能带罪图功，为抗战尽力！……国法，公理，是不受欺骗与戏弄的！”他是坚定的爱国者。
这种“榜样”式的正面人物，总是会在言辞行动中传递一些抗战的理念，表达抗战的决心，成为直接引领民众走上抗战的领导者，是寄予了作者价值观念的一类人。当然由于他们在抗战文艺中必不可少的地位也就形成了严重的人物模式化，但是抛开艺术性不言，这种写法对于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战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总之，这类英雄的感化作用是比较直接的。
三、在路上：以抗战为趋附的觉醒者
正如李卉在《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中认为：“因为过分强调宣传抗战，大多数人物被分为美丑分明的两大阵营，缺乏丰富性和复杂性，难以体现人性的深度。”诚然，因为是抗战文艺，需要在立场上设置成敌我双方二元对立的一种相抗的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只能是两种立场的对抗。实际上，在抗战语境下的情景人物应当具有更复杂的心态和更艰难的抉择。区别于前两类人的刻板形象，“在路上”的人的价值观念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中，并且多数是一种从“消极的”或“中立的”状态转向“积极的”立场转变，通过对为什么转变、如何转变的过程的揭橥，更能够引起读者的感动。比如《国家至上》中的回族拳师张子清从一开始只专注在个人的偏见中，到因抗战最后变为一个具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拳师。《归去来兮》乔绅最后放弃经商，允许儿子前去抗战。《大地龙蛇》中赵庠琛经过赵明德事件的刺激幡然醒悟，不再“明哲保身”，只顾一家，而是放眼中国，不仅支持儿子抗战，自己也力所能及的贡献力量，使读者在感动之余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王老虎》中的王老虎由呆萌的莽汉阴差阳错的当了兵，并成为爱国的连长。《谁先到了重庆》被逼当了特务的田雅禅和董志新在他的感召下逐渐觉醒，不再助纣为虐，重新焕发了爱国热情，这一过程最为令人动容。中国人的良知可以唤醒沉睡的国民意识，即便是已经走错了路，依然有着改过自新的余地，这样的刻画无疑为徘徊在臣服日军与坚决抗战的十字路口处做选择的人提供了示范。
职是之故，笔者以为“在路上”的人比起前两者，更加打动人、感染人，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处于黑暗中的人昭示了前行的方向：无论你现在处于何种立场，何种身份，只要真心抗战，仍旧为时不晚。
结语
老舍的九部抗战话剧，谱绘了三类人：一是作为正面人物被歌颂的，他们为群众学习提供了榜样;二是作为反面人物被鞭笞的，他们为群众规避错误路线提供了镜鉴;三是借助奔走“在路上”的人向民众传达希望和信心，他们提供了壮大抗战队伍的可能性。百川入海，殊途同归，三种路径或明或暗地向民众传递了坚定的抗战信念。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全集》[M].第9、10、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2]李卉：《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J].《四川戲剧》，2011年第1期。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SDYKC18045）。
作者简介：宋方成（1994—），男，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当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