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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技术价值的分析以及对技术异化的出现所带来价值观的重新审视，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以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并提出了消除技术异化的解决方法和意见。
关键词：技术价值；技术异化；伦理价值
一、技术中立论与价值论
技术价值问题是目前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技术是否负荷了价值，学术界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价值中立，又称技术中立论；二是技术价值负荷，又称技术价值论。
(一)技术价值中立是指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是中性的，没有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分，即技术本身不包括任何价值判断。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立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学者都支持这种观点，如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恶的，只有人赋予技术以意义；萨克塞认为技术只是方法和工具，技术行为目的问题总是存在于技术之外；有学者认为，之所以讲技术是中性的，是因为任何情况下的某一技术，都是以起相同的效应标准来体现它的本质。
技术中立论提出了四个论据来支持其观点：(1)技术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可以被应用于任何目的。技术的中立性是指技术作为工具手段的中立性，它与它所服务的价值目的只具有或然相关性。(2)技术与政治之间并无关联，无论是对于那种社会形态来讲都是这样。(3)技术的社会一政治的中立性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和它所表现出来的真理的普遍性。因此，技术可以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发挥其作用。(4)技术的普遍性意味着同一标准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并且对于任何过程的应用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应用的某一技术，都是以其相同的效应标准来体现其本质的。
(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中立论受到了技术价值论的挑战。技术价值论强调技术并不是一种中性方法和手段，技术本身负荷着特殊的社会中的人的价值。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不是中性的，即任何技术都内含着一定的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分为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囿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技术活动受到技术主体的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利格局等社会因素所决定，技术演替由群众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利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也就是说，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是具有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的具体人群，不同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他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因此技术是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建构的产物，在其与社会的互动中了形成了技术的价值负载。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决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所以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它依据自己的逻辑发展，并且使技术规则成为社会普遍的规则，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状况。所以，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价值的独立性，把技术视为一种控制人类的自主的力量。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立的，而游离在善恶的价值之间，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每项技术都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F·拉普认为，技术非中立性体现在技术过程的非中立性、技术心理的非中立性、技术条件的非中立性这三个方面。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有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有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而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技术已经制约了人本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求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反对态度。
虽然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1)技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2)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
二、技术异化的价值审视
异化概念来自拉丁文aienation，具有让渡、转让、分离、疏远、差异、精神错乱之义。异化的含义具有多义性和不明确性，一般是指在主题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对立面(客体)，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转过来反对本身。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首次明确地将异化作为哲学术语在哲学范畴内使用。
在技术哲学领域中，技术异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术语，人们一般将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给人类带来危害、技术成为异己的敌对力量的现象，称之为技术异化。
人们对技术异化的理解同样具有多义性。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异化就是人类在利用技术改造控制自然而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技术以响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而更多学者则是从技术对人类生存危害方面来阐述技术异化的，例如，在客观方面技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等，在主观方面所造成的道德败坏、人本性的压抑、主体地位的缺失、自由的丧失等。总之，技术正在成为人类可怕的异己力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是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技术的重新认识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经常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
通过对技术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认定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技术的价值又通常以其二重性表现出来，例如，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等，那么我们从二重性来考虑技术异化就是客观的态度。所以，我们将技术异化纳入到技术价值论领域来审视：一方面，技术异化是伴随着技术价值产生而产生的技术现象，技术异化是技术内在价值的负向现实造成的，这是技术异化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技术的生成和应用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价值的创造和技术价值的升值的过程，而这种技术价值的实现呈现出两个自然取向：正价值取向和负价值取向，所以只要技术被应用，则必然存在着技术异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技术异化体现在自然、社会、人本三个层面的技术价值之中，而且，在技术被应用过程中，由于方法和手段的失误也可以导致技术价值在自然、社会、人本三个层面的负向实现。
三、技术价值以及技术异化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技术应用又表现出正价值和负价值，从而在技术给我们提供物质帮助的时候，又产生了种种异化现象，这就使的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以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技术在社会应用过程中，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价值的二重性。一般来说，技术应用范围越广，技术产生的效益越大，那么技术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会越引人注意，人们对于技术的批判就会越强烈。所以，技术过程时刻体现着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善的和恶的等。技术的二重性表面，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并且技术价值的二重性使得技术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学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中立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人们对技术的评价是乐观的，对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技术进步就是社会的进步的观念广为流传，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在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环节的过程中，人们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说只注意到了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没有或从意识上忽略了技术的负面影响——技术异化的某种现象存在的客观事实。这样，人们就将技术仅仅视为一种可以为我们改善生活质量而提供巨大效能的有效的工具，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功劳均来自技术工具的帮助。人们对技术的态度是乐观的，这是因为从表面来看，技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物质产品。例如，我们举目可见的都是技术的结果——高大的建筑物、飞机、火车、汽车、手机、电脑等，这些被我们称之为人工自然存在的客观现实，无时无刻地不向我们展示着技术的巨大力量。
因此，人们一般只有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能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内涵。当技术异化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人们发现，人们对这些异化现象的伦理制约行为及过程常常是徒劳无功的，这不仅因为已经存在的技术异化现象早已渗透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以致于看上去我们都无法找到最合理、最有效的消除这些技术异化现象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当我们忙于对已经存在的种种技术负面现象进行消除的同时，又有新的技术异化现象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且伴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负面效应的危害程度也在不断地加强。例如，技术的使用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当时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有史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的挑战，而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想象能力，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无法比拟的。现在，随着更尖端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日益成熟，战争的威胁已经不再像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仅仅破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是更进一步，随时爆发的战争可能直接导致地球的毁灭，从而毁灭人类本身，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核武器的量能的威力已经可以无数次地将地球炸得粉碎。
面对着不断产生的新的技术的问题，我们的伦理价值体系似乎是一直都在被动地退让着，因为我们总是在一条路上寻找我们的伦理价值体现之处。例如，我们对核危机只能是“先制造，后销毁”，对于全球环境恶化问题，我们也是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道路。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曾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1)“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2)“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极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做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因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所以，消除技术异化的种种负面作用，我们应该从两个基本点人手：一是着手消除已经发生并仍然存在着的种种技术异化现象，通过对技术结果的合理的伦理约束，我们可以力争在最大范围内，尽量地降低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的影响，从而使技术真正体现着进步的内涵；二是要建立起来技术开发过程中的伦理价值追问制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技术开发活动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特别是要从技术的起始阶段，即技术的构想与设计阶段就要充分地考虑技术伦理内涵，并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技术主体责任机制。
关键词：技术价值；技术异化；伦理价值
一、技术中立论与价值论
技术价值问题是目前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技术是否负荷了价值，学术界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价值中立，又称技术中立论；二是技术价值负荷，又称技术价值论。
(一)技术价值中立是指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是中性的，没有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分，即技术本身不包括任何价值判断。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立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学者都支持这种观点，如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恶的，只有人赋予技术以意义；萨克塞认为技术只是方法和工具，技术行为目的问题总是存在于技术之外；有学者认为，之所以讲技术是中性的，是因为任何情况下的某一技术，都是以起相同的效应标准来体现它的本质。
技术中立论提出了四个论据来支持其观点：(1)技术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可以被应用于任何目的。技术的中立性是指技术作为工具手段的中立性，它与它所服务的价值目的只具有或然相关性。(2)技术与政治之间并无关联，无论是对于那种社会形态来讲都是这样。(3)技术的社会一政治的中立性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和它所表现出来的真理的普遍性。因此，技术可以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发挥其作用。(4)技术的普遍性意味着同一标准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并且对于任何过程的应用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应用的某一技术，都是以其相同的效应标准来体现其本质的。
(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中立论受到了技术价值论的挑战。技术价值论强调技术并不是一种中性方法和手段，技术本身负荷着特殊的社会中的人的价值。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不是中性的，即任何技术都内含着一定的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分为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囿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技术活动受到技术主体的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利格局等社会因素所决定，技术演替由群众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利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也就是说，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是具有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的具体人群，不同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他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因此技术是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建构的产物，在其与社会的互动中了形成了技术的价值负载。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决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所以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它依据自己的逻辑发展，并且使技术规则成为社会普遍的规则，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状况。所以，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价值的独立性，把技术视为一种控制人类的自主的力量。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立的，而游离在善恶的价值之间，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每项技术都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F·拉普认为，技术非中立性体现在技术过程的非中立性、技术心理的非中立性、技术条件的非中立性这三个方面。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有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有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而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技术已经制约了人本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求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反对态度。
虽然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1)技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2)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
二、技术异化的价值审视
异化概念来自拉丁文aienation，具有让渡、转让、分离、疏远、差异、精神错乱之义。异化的含义具有多义性和不明确性，一般是指在主题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对立面(客体)，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转过来反对本身。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首次明确地将异化作为哲学术语在哲学范畴内使用。
在技术哲学领域中，技术异化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术语，人们一般将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给人类带来危害、技术成为异己的敌对力量的现象，称之为技术异化。
人们对技术异化的理解同样具有多义性。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异化就是人类在利用技术改造控制自然而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技术以响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而更多学者则是从技术对人类生存危害方面来阐述技术异化的，例如，在客观方面技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等，在主观方面所造成的道德败坏、人本性的压抑、主体地位的缺失、自由的丧失等。总之，技术正在成为人类可怕的异己力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是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技术的重新认识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经常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
通过对技术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认定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技术的价值又通常以其二重性表现出来，例如，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等，那么我们从二重性来考虑技术异化就是客观的态度。所以，我们将技术异化纳入到技术价值论领域来审视：一方面，技术异化是伴随着技术价值产生而产生的技术现象，技术异化是技术内在价值的负向现实造成的，这是技术异化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技术的生成和应用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价值的创造和技术价值的升值的过程，而这种技术价值的实现呈现出两个自然取向：正价值取向和负价值取向，所以只要技术被应用，则必然存在着技术异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技术异化体现在自然、社会、人本三个层面的技术价值之中，而且，在技术被应用过程中，由于方法和手段的失误也可以导致技术价值在自然、社会、人本三个层面的负向实现。
三、技术价值以及技术异化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技术应用又表现出正价值和负价值，从而在技术给我们提供物质帮助的时候，又产生了种种异化现象，这就使的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以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技术在社会应用过程中，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价值的二重性。一般来说，技术应用范围越广，技术产生的效益越大，那么技术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会越引人注意，人们对于技术的批判就会越强烈。所以，技术过程时刻体现着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善的和恶的等。技术的二重性表面，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并且技术价值的二重性使得技术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学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中立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人们对技术的评价是乐观的，对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技术进步就是社会的进步的观念广为流传，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在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环节的过程中，人们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说只注意到了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没有或从意识上忽略了技术的负面影响——技术异化的某种现象存在的客观事实。这样，人们就将技术仅仅视为一种可以为我们改善生活质量而提供巨大效能的有效的工具，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功劳均来自技术工具的帮助。人们对技术的态度是乐观的，这是因为从表面来看，技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物质产品。例如，我们举目可见的都是技术的结果——高大的建筑物、飞机、火车、汽车、手机、电脑等，这些被我们称之为人工自然存在的客观现实，无时无刻地不向我们展示着技术的巨大力量。
因此，人们一般只有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能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内涵。当技术异化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人们发现，人们对这些异化现象的伦理制约行为及过程常常是徒劳无功的，这不仅因为已经存在的技术异化现象早已渗透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以致于看上去我们都无法找到最合理、最有效的消除这些技术异化现象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当我们忙于对已经存在的种种技术负面现象进行消除的同时，又有新的技术异化现象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且伴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负面效应的危害程度也在不断地加强。例如，技术的使用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当时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有史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的挑战，而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想象能力，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无法比拟的。现在，随着更尖端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日益成熟，战争的威胁已经不再像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仅仅破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是更进一步，随时爆发的战争可能直接导致地球的毁灭，从而毁灭人类本身，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核武器的量能的威力已经可以无数次地将地球炸得粉碎。
面对着不断产生的新的技术的问题，我们的伦理价值体系似乎是一直都在被动地退让着，因为我们总是在一条路上寻找我们的伦理价值体现之处。例如，我们对核危机只能是“先制造，后销毁”，对于全球环境恶化问题，我们也是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道路。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曾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1)“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2)“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极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做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因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所以，消除技术异化的种种负面作用，我们应该从两个基本点人手：一是着手消除已经发生并仍然存在着的种种技术异化现象，通过对技术结果的合理的伦理约束，我们可以力争在最大范围内，尽量地降低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的影响，从而使技术真正体现着进步的内涵；二是要建立起来技术开发过程中的伦理价值追问制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技术开发活动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特别是要从技术的起始阶段，即技术的构想与设计阶段就要充分地考虑技术伦理内涵，并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技术主体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