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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翻译研究出现的一种趋势是更多地把其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这是从翻译实践中引发的一种理论模式,而就近年的西方新派翻译理论和中国的翻译走向来说,我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文化已经作为一种手段来阐释翻译理论。另一方面,在翻译领域研究文化是必要的,但文化作为一个庞大体系,也可作为主体研究对象,使我们从另一主从层面来探讨文化与翻译二者关系。
关键词:文化 翻译 定式
一、从文化视角对翻译概念及其批评标准的新界定
第一重定式即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找寻到翻译与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钻入了探讨翻译概念的文化解释这一定式循环圈子。而在现今中国翻译理论转型以及西方翻译新理论兴起的语境下,在对翻译批评理论的界定上,文化又派上了新的用场。翻译工作者往往忽视了系统阐释这一倾向,而只在旧路上徘徊。所以本文首先谈一下从文化视角对翻译概念的界定,再说明其对翻译理论的指导意义。
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文(target text)中再现源文(source text)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能有意义。”笔者认为,对于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来说,熟悉两种文化至少跟掌握两种语言同等重要。译者在分析源文时必须考虑每个翻译单位可能包含的文化意蕴。
无论从翻译本身来看,还是从翻译理论家的评述来说,主客观两方面都在说明翻译总是和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中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的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移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Christiane Nord(1991)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代替翻译这一术语;Holz-Manttari (1984)甚至用“跨文化合作”来代替“翻译”。Andre Lefevere (1992)则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而R.Daniel Shaw (1988)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
现在,我们把握了翻译的文化内涵,那么,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说我们也就从最高的层次上把握了翻译实践的性质,就有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最明智的具体选择。这就是我们理解翻译的文化内涵的实际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同的译者即使有大体相当的语言文化素质,对同一材料仍然可以做出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译文。这虽然有一个翻译技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总体意识,以此根据翻译的性质与功能来进行选择和判断。这是指导译者选择技巧的技巧,这种技巧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力,是根据翻译的目标确定翻译的度。而翻译的目的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译者本人对翻译的文化含义的意识或潜意识,反映他翻译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或立场。如果译者能够通过技巧的选择始终如一地为其明确的文化姿态或立场服务,而这种姿态或立场又能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并有可能为其读者对象所接受理解。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提出这样的尺度,不仅有助于理解翻译广阔的研究范围,而且也扩大了翻译学的视野。从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概念不仅有此裨益,而且也为翻译批评标准的提出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从翻译研究的走向来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我国的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段快速发展的道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从语文学的研究模式到结构主义的现代语言学模式,在九十年代后期又发展到解构主义的阶段。在这一后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阶段,翻译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逐渐走出文本中心的藩篱,开始突破这一结构,并从文化学,思维学,社会符号学等多元角度探讨翻译活动的规律。这实质上是在打破结构的同时产生了多元性。而西方翻译学派的新理论,都是在打破结构之后,让它原有的要素与外部要素结合的结果。就文化学而言,文化学派把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介入翻译研究中。这种多元性的研究虽然难以建立翻译学的主框架,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其中以“多元体系论”为代表的翻译文化批评学派和以目的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在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新的视角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以I.Even-Zohar、 G.Toury、 T.Hermans、 S.Bassnett等人为代表的翻译文化批评学派认为:文学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相互联系的文学及超文学整体结构(即多元体系),其内部各因素之间彼此作用,因此翻译始终处于社会文化诸要素的制约之中,翻译于是成为一种操纵或重写。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特别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但也存在适用范围问题,如泛文化倾向,与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的解决策略联系不大,较为宏观,但是,它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很有效而且符合实际的角度。这一点是肯定的。
K. Reiss、H.J. Vermeer和C. Nord的翻译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受翻译目的所控制的。这一派重视的是译语文本在译语环境中的功能,并且提出了基于目的论的翻译原则。翻译既然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而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原语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制约,一些学者因此提出翻译与其说是语言交流不如说是文化交流。
不言而喻,这两个学派都重视译者的作用,译者要根据译作在译语文化中将要发挥的预期功能来制定翻译策略。同时也体现了近年来新翻译理论的特征之一:翻译的重心从“意义”转移到产生意义的“场所”,翻译成为一种“文化消化”。翻译标准因此而摆脱“唯一”和“最高”,成为一种多向度的动态系统,翻译批评也因此而摆脱桎梏,得以在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对翻译文本做出准确而合理的解释与评价。
二、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又存在另一重定式。即中国一些翻译工作者主要从事文学文本的翻译,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文化因素经常造成翻译的困难。于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和体悟,侧重某一方面具体来谈文化导致的翻译障碍。这就为我们初学翻译的人造成这样一个误区,似乎一谈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就是考虑实践层面上的意义。文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统摄着一切思想活动。因此,我们也应从整体视野来看待其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1. 理论层面上: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多源头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在经过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以后,归入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思想领域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互补,以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的中国化的渗入。祖先崇拜,伦理政治,诗品文心融为一体的人生方式和思想方式,构成中国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往的大背景。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便奠基于这样一种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人文教化传统上。因此,译论的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精确性。定性的而非定量的理论探究方法。理论意识不强:发表理论见解的人基于个人直接经验者多而进行抽象理论思辩者少,内省式的知识多而演绎式的论证式的理论展开少。学术基础的薄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缺陷,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不发达,演绎思维不发达,形式逻辑不发达,形式语法不发达,缺乏西学的治学传统和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因此译论的实践理性为其主要思维导向并且学术规范不严谨。
2. 实践层面上:
在谈及文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时,实际上就是谈文化构成因素在翻译实践中的介入和作用。《中国翻译》或其他的社科杂志或学报上一些谈及文化与翻译关系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从文化构成不同的角度来探析误译原因,翻译补偿或变形。典型的例子,比如《中国翻译》97、98年第五期的两篇文章:一篇《从误译看文化知识在翻译中的作用》,文章的三部分分别为民俗文化问题,物质文化问题以及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另一篇《谈翻译中的文化介入》,从审美干涉,政治干涉和伦理干涉三方面论述。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例子这里就不赘述了。因此,我们认识一下文化构成分类的不同划分是有实践意义的。下面谈几种划分标准: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划分:
1.生态文化 2.语言文化 3.宗教文化 4.物质文化 5.社会文化
理论家彼得•纽马克的文化划分:
1.生态文化 (植被和自然景观) 2.物质文化(食物,服饰,房屋和交通) 3.社会文化(工作和娱乐) 4.组织,习俗,活动,观念(政治管理,宗教和艺术) 5.体式和习惯
通常意义上文化的四个分支体系:
1.技术经济体系( 生态,生产方式、产品的分配与交换——这一点与翻译的关系不大,技艺,技术和科学,人造物)
2.社会体系(社会阶层,宗族系统,政治和法律,教育,体育和娱乐,习俗,通史)
3.概念体系(宇宙观,宗教,魔术和巫术,民歌,艺术创造的形象,道德价值和艺术价值,认知焦点及思维模式,意识形态)
4.语言学体系(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
人们往往把文化分成不同的层次:表层文化,又称器物文化,指的是有形的,可以感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的产品,如饮食、服饰、器具等;中层文化,又称制度文化,指的是人际关系中的礼仪风俗,行为准则等;深层文化,又称观念文化,指的是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
这四种分类方法虽有重合之处,但分类的视角是不同的。每一个分支体系的深入和具体化,都会使翻译研究向某一方向进一步拓展。语言文化内容的界定的另外一种意义是给译者划定了必备的知识框架,使译者把翻译看成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觉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
三、结论
本文从宏观上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作了一翻探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此项关系研究范畴通常意义理解上的误区,确切的说,就是我们容易犯的思维定式。第一,谈及文化与翻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给翻译下定义,但也不要忽略现代翻译理论已经从文化学等多元角度界定其批评标准。第二,我们不要总是以翻译工作者的身份来审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要以一个文化人的角度考察文化及其翻译的关系。这样,在我们以权衡两者或两方面的二元辩证思维基础上来审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才不至于失之偏颇,对这一问题才会有全面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文化与翻译
2.中国翻译
3.中国翻译简史
4.翻译教程
5.语言、翻译与文化
关键词:文化 翻译 定式
一、从文化视角对翻译概念及其批评标准的新界定
第一重定式即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找寻到翻译与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钻入了探讨翻译概念的文化解释这一定式循环圈子。而在现今中国翻译理论转型以及西方翻译新理论兴起的语境下,在对翻译批评理论的界定上,文化又派上了新的用场。翻译工作者往往忽视了系统阐释这一倾向,而只在旧路上徘徊。所以本文首先谈一下从文化视角对翻译概念的界定,再说明其对翻译理论的指导意义。
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文(target text)中再现源文(source text)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能有意义。”笔者认为,对于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来说,熟悉两种文化至少跟掌握两种语言同等重要。译者在分析源文时必须考虑每个翻译单位可能包含的文化意蕴。
无论从翻译本身来看,还是从翻译理论家的评述来说,主客观两方面都在说明翻译总是和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中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的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移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Christiane Nord(1991)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代替翻译这一术语;Holz-Manttari (1984)甚至用“跨文化合作”来代替“翻译”。Andre Lefevere (1992)则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而R.Daniel Shaw (1988)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
现在,我们把握了翻译的文化内涵,那么,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说我们也就从最高的层次上把握了翻译实践的性质,就有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最明智的具体选择。这就是我们理解翻译的文化内涵的实际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同的译者即使有大体相当的语言文化素质,对同一材料仍然可以做出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译文。这虽然有一个翻译技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总体意识,以此根据翻译的性质与功能来进行选择和判断。这是指导译者选择技巧的技巧,这种技巧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力,是根据翻译的目标确定翻译的度。而翻译的目的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译者本人对翻译的文化含义的意识或潜意识,反映他翻译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或立场。如果译者能够通过技巧的选择始终如一地为其明确的文化姿态或立场服务,而这种姿态或立场又能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并有可能为其读者对象所接受理解。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提出这样的尺度,不仅有助于理解翻译广阔的研究范围,而且也扩大了翻译学的视野。从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概念不仅有此裨益,而且也为翻译批评标准的提出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从翻译研究的走向来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我国的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段快速发展的道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从语文学的研究模式到结构主义的现代语言学模式,在九十年代后期又发展到解构主义的阶段。在这一后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阶段,翻译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逐渐走出文本中心的藩篱,开始突破这一结构,并从文化学,思维学,社会符号学等多元角度探讨翻译活动的规律。这实质上是在打破结构的同时产生了多元性。而西方翻译学派的新理论,都是在打破结构之后,让它原有的要素与外部要素结合的结果。就文化学而言,文化学派把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介入翻译研究中。这种多元性的研究虽然难以建立翻译学的主框架,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其中以“多元体系论”为代表的翻译文化批评学派和以目的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在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新的视角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以I.Even-Zohar、 G.Toury、 T.Hermans、 S.Bassnett等人为代表的翻译文化批评学派认为:文学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相互联系的文学及超文学整体结构(即多元体系),其内部各因素之间彼此作用,因此翻译始终处于社会文化诸要素的制约之中,翻译于是成为一种操纵或重写。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特别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但也存在适用范围问题,如泛文化倾向,与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的解决策略联系不大,较为宏观,但是,它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很有效而且符合实际的角度。这一点是肯定的。
K. Reiss、H.J. Vermeer和C. Nord的翻译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受翻译目的所控制的。这一派重视的是译语文本在译语环境中的功能,并且提出了基于目的论的翻译原则。翻译既然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而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原语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制约,一些学者因此提出翻译与其说是语言交流不如说是文化交流。
不言而喻,这两个学派都重视译者的作用,译者要根据译作在译语文化中将要发挥的预期功能来制定翻译策略。同时也体现了近年来新翻译理论的特征之一:翻译的重心从“意义”转移到产生意义的“场所”,翻译成为一种“文化消化”。翻译标准因此而摆脱“唯一”和“最高”,成为一种多向度的动态系统,翻译批评也因此而摆脱桎梏,得以在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对翻译文本做出准确而合理的解释与评价。
二、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又存在另一重定式。即中国一些翻译工作者主要从事文学文本的翻译,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文化因素经常造成翻译的困难。于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和体悟,侧重某一方面具体来谈文化导致的翻译障碍。这就为我们初学翻译的人造成这样一个误区,似乎一谈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就是考虑实践层面上的意义。文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统摄着一切思想活动。因此,我们也应从整体视野来看待其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1. 理论层面上: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多源头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在经过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以后,归入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思想领域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互补,以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的中国化的渗入。祖先崇拜,伦理政治,诗品文心融为一体的人生方式和思想方式,构成中国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往的大背景。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便奠基于这样一种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人文教化传统上。因此,译论的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精确性。定性的而非定量的理论探究方法。理论意识不强:发表理论见解的人基于个人直接经验者多而进行抽象理论思辩者少,内省式的知识多而演绎式的论证式的理论展开少。学术基础的薄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缺陷,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不发达,演绎思维不发达,形式逻辑不发达,形式语法不发达,缺乏西学的治学传统和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因此译论的实践理性为其主要思维导向并且学术规范不严谨。
2. 实践层面上:
在谈及文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时,实际上就是谈文化构成因素在翻译实践中的介入和作用。《中国翻译》或其他的社科杂志或学报上一些谈及文化与翻译关系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从文化构成不同的角度来探析误译原因,翻译补偿或变形。典型的例子,比如《中国翻译》97、98年第五期的两篇文章:一篇《从误译看文化知识在翻译中的作用》,文章的三部分分别为民俗文化问题,物质文化问题以及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另一篇《谈翻译中的文化介入》,从审美干涉,政治干涉和伦理干涉三方面论述。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例子这里就不赘述了。因此,我们认识一下文化构成分类的不同划分是有实践意义的。下面谈几种划分标准: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划分:
1.生态文化 2.语言文化 3.宗教文化 4.物质文化 5.社会文化
理论家彼得•纽马克的文化划分:
1.生态文化 (植被和自然景观) 2.物质文化(食物,服饰,房屋和交通) 3.社会文化(工作和娱乐) 4.组织,习俗,活动,观念(政治管理,宗教和艺术) 5.体式和习惯
通常意义上文化的四个分支体系:
1.技术经济体系( 生态,生产方式、产品的分配与交换——这一点与翻译的关系不大,技艺,技术和科学,人造物)
2.社会体系(社会阶层,宗族系统,政治和法律,教育,体育和娱乐,习俗,通史)
3.概念体系(宇宙观,宗教,魔术和巫术,民歌,艺术创造的形象,道德价值和艺术价值,认知焦点及思维模式,意识形态)
4.语言学体系(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
人们往往把文化分成不同的层次:表层文化,又称器物文化,指的是有形的,可以感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的产品,如饮食、服饰、器具等;中层文化,又称制度文化,指的是人际关系中的礼仪风俗,行为准则等;深层文化,又称观念文化,指的是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
这四种分类方法虽有重合之处,但分类的视角是不同的。每一个分支体系的深入和具体化,都会使翻译研究向某一方向进一步拓展。语言文化内容的界定的另外一种意义是给译者划定了必备的知识框架,使译者把翻译看成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觉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
三、结论
本文从宏观上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作了一翻探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此项关系研究范畴通常意义理解上的误区,确切的说,就是我们容易犯的思维定式。第一,谈及文化与翻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给翻译下定义,但也不要忽略现代翻译理论已经从文化学等多元角度界定其批评标准。第二,我们不要总是以翻译工作者的身份来审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要以一个文化人的角度考察文化及其翻译的关系。这样,在我们以权衡两者或两方面的二元辩证思维基础上来审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才不至于失之偏颇,对这一问题才会有全面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文化与翻译
2.中国翻译
3.中国翻译简史
4.翻译教程
5.语言、翻译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