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神秘的巨额财富，备受争议的发家轨迹，奢华的悍马汽车，屡见报端的惨痛矿难……在世人的眼中，这是代表煤矿老板的关键词。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些日进斗金的煤老板们，很多仅仅是靠区区几千元入行起家！
2007年5月，山西一个与北方农村看似别无二致的普通小镇。当记者从镇外的省道走上旁边年久失修的简易公路时，越往前走，眼前的景象越是让人不得不感到震惊。本应是欣欣向荣的农田中寸草不生，一个个裸露的废弃井口，像是虫豸的洞穴，阴森地窥探着人间的世界。到处是废弃的小工棚，到处是灰黑的煤矸石，到处是坑洼的简易公路，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繁华。
在线人的带领下，记者在镇里的集市旁找到了曾经在这里开矿的煤老板严华国。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百般游说，在记者保证隐瞒其真实姓名和地名的前提下，这个如今已经转战他乡的煤老板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一条寄生于开矿这一产业上的惊人利益链，在他的讲述下渐渐浮出水面。
矿主靠3000元起家
八年之前，严华国只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农民，一家四口挤在农村的两间老房中。
八年之后，严华国坐拥千万身家，在县城甚至省会拥有三套高级商品房。
这一切的转变，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
1999年春天一个阴雨的夜晚，堂兄带着他的一位朋友——镇上的大货车司机吴长青找上门来。关上房门，吴长青神秘地问严华国：“有一条发财的路子，不知道你干不干？”他们所说的“发财路子”，就是让严华国拿出钱来入股煤矿。
山西地表之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从1999年起，随着国家基础建设的加速发展，各地上马了大批钢铁厂、火电厂、水泥厂，煤炭作为主要能源，需求随之一路大幅增长。严华国并不知道这些宏观政策和形势的变化，然而他却清楚地看到，煤炭的价格每天都在上涨，身边的小煤矿越来越多，有些外地人甚至手捧现金在井口排队等着拉煤。开煤矿赚钱是明摆的事情，然而一家年产3万吨的小煤矿，投资在30万元左右，当时在严华国看来，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一切就在那天晚上发生变化。镇上准备新开一家小煤矿，整个投资共分为16股，每股2万元，每年年底按持股比例分红。吴长青近几年一直在帮煤老板运煤，深知其中的利润，准备入2股，但手中的资金不够，于是找到严华国，想把自己手中的2股再分成小股，请他加入。
那天晚上，严华国把多年积蓄的3000元钱小心翼翼地交到吴长青手里，1999年底，吴长青便给他带来了整整2万元的分红。这是严华国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吴长青趁机说，自己准备开煤矿，看严华国要不要单独入一股，他告诉严华国，入一大股就是煤矿的大股东，可以参与煤矿的经营管理，除了年底分红之外，还有工资奖金和其他“不好说”的收入。
严华国向记者介绍，现在一般人总是将“煤老板”与“矿主”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凡是投资煤矿者，无论所持的是大股还是股东们分出的小股，都算是煤老板，但只有在一家煤矿中持股最多的大股东，或者至少是大股东，才能被称为“矿主”。小煤矿经营方式大多很简单，日常事务由大股东投票决定，或由大股东直接管理，或是聘请一个信得过的人负责日常管理，但会计、出纳、采购、保管一般都由不同的股东或其亲友担任，除了保障资金安全，还由此形成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制衡。严华国说，没有哪个大股东不从煤矿拿钱的，因为那个时候，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也实在太快了，一年上千万的销售额，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这点小钱。
2000年，严华国将2万元钱全部交给了吴长青，完成了从煤老板到矿主的转变。
在煤炭生意开始火暴的最初两年中，个人有实力单独开矿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煤矿都采用了这种入股的方式，按煤矿的大小将所需资金分成若干大股，大股东可以再将自己手中的一股分成小股，小镇上居住的都是附近的乡邻，每家的经济情况几乎透明，矿主们为了筹资，知道谁家有钱就上门邀请入股。投资入股，不论资金多少，当煤老板就是这么简单。
在严华国看来，那是一个赚钱比吃饭还容易的年代，只要投资煤矿，每年至少能拿到投资额5倍以上的分红，大股东的年收益，甚至可以达到投资额的10倍以上。2000年底，严华国拿到了12万元分红，加上一年的工资奖金和“隐性收入”，年获利达20万元以上。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数字。据严华国介绍，当地有一家1999年开始开采的煤矿，每股2万元，共18股，2000~2003年，每股每年分红20万元，2003年一位老板收购这家煤矿时，每股的价格已经达到140万元！入股分红，几年后转让股权，那几年里是部分煤老板的另外一种赢利方式，一般来说，开采3年左右的煤矿，根据探明资源储量的大小和煤炭质量的高低，转让时每股的价格最高可达最初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在这样的暴利的诱惑下，2001年，手里有了近20万资金的严华国决定自己开煤矿。入股，分红，再入股或开矿，如此循环，利润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这是煤老板们共同的发家轨迹。
串起暴利的关系网
在采访中，严华国一直反复强调，很多人认为煤老板“黑心”，惟利是图，其实在煤老板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庞大的依附于这个行业的利益群体。
2001年初，严华国通过勘探选定了一片煤层，将所需的资金按每股2万元分为20股，自己占10股，其余10股出售给吴长青和其他一些煤老板。资金很快到位，然而开矿的相关手续却迟迟没有办理下来。新开煤矿需要办理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等一系列繁杂的手续，而修建井口、运煤所需的简易公路需要征地，开矿所需的炸药也要经过公安部门的审批，严华国第一次开矿，各种材料本身就不完备，好在他是当地人，发动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花了十余万元“打点”，终于才办齐了采矿所需的相关手续。
严华国说，当地相关部门的官员是采矿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在他的身边，几乎没有哪个煤老板没给这些人送过“好处”。一来，办理审批手续要他们说了算；二来，采矿过程中会发生种种意想不到的纠纷，如果这些关系“打点”得好，到时候也能请对方出面帮忙“摆平”。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还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如在相邻煤矿划界时可以多划一些，水电等生产资源上可以得到特殊照顾，征地时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拿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价格等。以严华国的煤矿为例，煤矿的生产用电，电费就按农业生产用电的标准来计算，电费支出节约了60%以上。
送礼特别是送现金虽然是最普遍的“疏通关系”的形式，但有些矿主和官员更倾向于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干股。所谓干股，是指矿主赠送给利益相关人员的免费股份，每年按持股金额分红。干股将相关政府官员与煤矿之间用共同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在审批、开采、安全检查中遇到问题时为矿主撑起一把保护伞。
严华国后来才知道，其实自己在办理审批的过程中还是走了弯路。2001年，严华国的一位朋友准备新开一家煤矿，但因规划不合理，加上那块煤层已经有几家煤矿在开采，影响了国有煤矿的生产，按要求采矿许可证不可能办得下来。通过一位中间人，这个矿主花了15万元，两个月之内办好了所有手续，这件事情引起了严华国的注意。
私营小煤矿的发展催生了一类新的人群，他们与办理采矿相关手续的各部门官员有着各种关系，活动在煤老板和相关部门之间，不但可以代办审批手续，还能帮煤老板“摆平”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检查、炸药审批等几乎所有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问题。2003年，严华国的煤矿在一次安全检查中被查出存在安全隐患，按要求整改要花60万元。此时严华国想起这些“掮客”。“当时对煤矿安全的要求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通过一位‘中间人’，花了不到10万元就解决了问题。”
除了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外，当地村民也是矿主们要“打点”的对象之一。带严华国入行的吴长青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2002年，他从别人手中收购一家煤矿，这家煤矿的井口开在一处农田中，由于没有弄清楚原矿主是否与农户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吴长青买下煤矿后，土地主人提出井口开在他的农田中，要吴长青每年补偿他5万元钱，不然就将井口迁走。吴长青经过协商，最终以每年2万元的价格保住了井口。除了井口的问题外，煤矿排水、排污以及修路时征地，都需要和当地农民进行一场利益分配，利益的关系网，在这一行业内无处不在。
“煤老板们一天到晚在外请客吃饭都是在处理这些关系。”严华国说，“越小的地方小鬼越多，要走的门道越多。”
开矿吗？我帮你
如果说官员、掮客、农民与矿主之间是一张暴利织就的关系网，那么顺着这张网的脉络延伸，每一根蛛丝上都串连着一个因开矿产生的利益群体。每一个矿主都不可避免地利用着这些人，也被这些人所利用。
开矿的第一年，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严华国面前。首先便是矿井施工和招聘矿工。严华国说，在开矿的所有风险中，勘测不准是最致命的。从打石头挖土到挖到煤层的整个过程称为掘进，掘进方向不对就有可能挖不到煤。矿工的招聘也让很多煤老板头疼。谁都知道下井挖煤有多大的风险，因此不是生活所迫，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一职业。而对矿主而言，招工时又希望最好是外地人，因为外地人在本地人单势孤，不会闹事，万一出了事故也比本地矿工更好处理。
在“前辈”吴长青的建议下，严华国请了一名包工头，将煤矿的掘进和前期开采交给他负责。包工头是开矿产业链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己不是矿主，却有掘进和开采的经验，能够带来矿工或垫付资金。包工头为严华国带来了最早的一批矿工，严华国与其约定，掘进时按掘进速度，开采后按产量支付报酬。2001年下半年，他的煤矿挖到了煤层，开始开采，那一年，包工头从严华国那里得到了60万元工程款。
从包工头的口中，严华国得知，招聘矿工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专门的矿工中介人。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煤矿上打工的外地矿工，由于经常帮矿主介绍老乡来当矿工，慢慢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每介绍一个矿工，中介人可以从矿主处得到500元左右的介绍费，为防止新来的矿工逃跑，这笔钱一般要等矿工在矿上工作三个月以后才会支付。
严华国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距小镇不远的另一个镇上，有个外地人在一家金矿当矿工。那是家“黑矿”，经常发生塌方、进水等事故，伤亡率高。这个矿工就骗一些外地人到那家金矿，对矿主说是自己的亲戚。矿上出了事故，他带来的一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他就以亲人的名义领了死者的赔偿金不知去向。“当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大部分矿主对工人其实都还很人道，至少工资会按时发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矿主密切相关的群体就是铁路方面的中间人。山西的煤多经铁路运输，因此铁路的车皮常年紧张，煤老板们经常要拿着钱排队等车皮。一些在车站有关系的人便从中提供中介服务，中介费虽然高，但对于严华国这样在铁路上没有关系的矿主来说，这些中介却是惟一可以信任的选择。
2003年，严华国早已收回了投资，每年利润在百万元以上。摸清了行业内潜在的利益关系网，他将利润投入别的煤矿入股，到2004年已经拥有了400万以上财产。而在这一年，比严华国更为大胆的吴长青已经远走贵州，开起了石膏矿。临走之时，吴长青忠告严华国，要和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搞好关系，严华国当时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然而不久之后，他就真切体会到了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疯狂年代的背面
对于任何一家合法经营的煤矿，安全事故都是随时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视，一旦发生重大矿难，整改已经是从轻处罚，严重者会被直接关停。即使是后果较轻的矿难，对矿主而言同样是大麻烦，因为仅是赔偿就够他们受的。
2005年，严华国的矿上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事故，一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在与死者家属协商的过程中，严华国提出除按当地政策标准赔偿20万之外，由于死者是本地矿工，矿里再多赔偿10万元。在当地，这是本地矿工死亡的平均赔偿价格。然而死者家属不同意这个数额，提出赔偿60万元，严华国没有答应，他们就一连几天抬着棺材堵在严华国的煤矿里。
就在严华国准备妥协的时候，一个地痞头子主动找上门，提出可以出面帮严华国“摆平”这件事，当然严华国要付给他报酬。如果严华国给他干股，以后矿上出事他都可以免费出面。严华国当时正面临另一个难题，他的煤矿和另一个煤矿开采的竟然是同一块煤层，经过几年的开采，两个煤矿的巷道随时可能挖通，这种事情在当地时有发生，为此起冲突、在井下打群架的事也不在少数。想到这件事，严华国答应了对方的要求，给了他4万元的干股。经过此人的干预，严华国和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对方35万元。记者问起这些人会不会到矿里要钱找麻烦时，严华国表示一般不会，他们吃这一行饭，“都比较守信用”。
与这些地痞流氓相比，另一类人更让矿主们痛恨。2005年后，各地对煤矿安全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越来越大，严华国经常接到一些所谓媒体记者的传真，邀请他参加某次活动，称“如果合作愉快，可在安全检查时为他提供方便”，如果拒绝参加，在接下来的安全检查中就会有麻烦。当然，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会是免费的，需要他交纳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会务费”、“活动经费”。严华国一开始还对此充满热情，但随着这些所谓的记者越来越多，后来又出现了“安监局有关人员”等新名目，交够了学费的他终于长了经验。“安全检查是煤老板最关心的大事，几千块钱对他们又不是大数目，这些假冒记者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人就是吃准了煤老板们的这种心理来骗钱。”严华国说，每个煤矿都有或多或少见不得光的内幕，煤老板即使明知受骗，也不敢声张。
别了，煤老板
从1999年至2005年，在那个煤老板最疯狂的年代里，严华国迅速积累起上千万元财富。然而他说自己还是“胆子小的”，第一个煤矿开起来后，总是不舍得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新的煤矿。而同时起家的吴长青在这方面就不同，最初的几年中，他不但把所有的利润拿去开矿入股，还到贵州等地开矿，此时的身家已达4000万元以上。严华国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小镇发生的变化，煤老板们盖起了楼，买车也成为一股热潮。“有家煤矿在年底分红时，每个股东直接发了一辆‘宝马’。”那时，大家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像头上那灰蒙蒙的天空一样没有尽头。
然而形势终于从2005年开始发生变化，各地一连串的矿难事故，让私营小煤矿一时成了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提高对煤矿安全的要求，加大安全检查的力度。严华国的日子开始不那么好过起来。在政策和舆论的压力下，关系网失灵了，保护伞没用了，一次检查就意味着一次整改，那一年，严华国煤矿的成本大幅上升，利润率下降到100%，这也代表了所有小煤矿的处境。
如果说利润率的下降让煤老板们还勉强可以接受，那么各地从2005年开始的关停小煤矿工作则让严华国坐立不安。2005年7月，山西省政府出台政策，两年内关闭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矿井1400个。关停的过程采取分阶段分指标的办法，为了顺利完成关停工作，镇政府出台办法，每一阶段按关停指标，对全镇符合关停条件的小煤矿以产量、安全水平为标准进行评诂，确定关停名单，其余没被关停的煤矿每家拿出100万，作为对关停煤矿的补偿。一年的时间里，全镇共3次关停小煤矿，严华国虽然暂时逃过了关停的命运，但300万的补偿金，同样让他“很受伤”。
让严华国不愿去想的那一天终于到来。2006年10月，他的煤矿终于被列入了关停名单，矿主严华国就这样突然告别了他的煤老板时代。
失去了煤矿的严华国并没有沮丧很久，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条靠煤矿赚钱的新门路，那就是销售矿山机械。中国的煤炭机械市场尚不成熟，生产厂家少，实力品牌少，价格信息不透明。而煤矿中负责采购机械的又往往不是煤矿的所有者，或者只是所有者之一，因此回扣的多少成为决定购买的主要因素。严华国2005年就曾试水煤机市场，他代理一个厂家的产品，出厂价2万元的机器，他以10万元的价格卖出，拿出2万给对方回扣，自己还能赚6万元，机器售出后，出售零配件又能赚上3~4万元。一年的时间里，就获利近百万元。
做矿山机械销售的同时，严华国的内心，当矿主的念头仍然在蠢蠢欲动。“小煤矿不能开了，还有其他的矿。”他把目标投向了贵州，那里的石膏、锰、磷、铝土、黄金等资源都非常丰富。“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所有的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煤矿现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已。” 严华国告诉记者，玩转了煤矿，再去开其他的矿一样轻车熟路。
2007年5月，山西一个与北方农村看似别无二致的普通小镇。当记者从镇外的省道走上旁边年久失修的简易公路时，越往前走，眼前的景象越是让人不得不感到震惊。本应是欣欣向荣的农田中寸草不生，一个个裸露的废弃井口，像是虫豸的洞穴，阴森地窥探着人间的世界。到处是废弃的小工棚，到处是灰黑的煤矸石，到处是坑洼的简易公路，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繁华。
在线人的带领下，记者在镇里的集市旁找到了曾经在这里开矿的煤老板严华国。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百般游说，在记者保证隐瞒其真实姓名和地名的前提下，这个如今已经转战他乡的煤老板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一条寄生于开矿这一产业上的惊人利益链，在他的讲述下渐渐浮出水面。
矿主靠3000元起家
八年之前，严华国只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农民，一家四口挤在农村的两间老房中。
八年之后，严华国坐拥千万身家，在县城甚至省会拥有三套高级商品房。
这一切的转变，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
1999年春天一个阴雨的夜晚，堂兄带着他的一位朋友——镇上的大货车司机吴长青找上门来。关上房门，吴长青神秘地问严华国：“有一条发财的路子，不知道你干不干？”他们所说的“发财路子”，就是让严华国拿出钱来入股煤矿。
山西地表之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从1999年起，随着国家基础建设的加速发展，各地上马了大批钢铁厂、火电厂、水泥厂，煤炭作为主要能源，需求随之一路大幅增长。严华国并不知道这些宏观政策和形势的变化，然而他却清楚地看到，煤炭的价格每天都在上涨，身边的小煤矿越来越多，有些外地人甚至手捧现金在井口排队等着拉煤。开煤矿赚钱是明摆的事情，然而一家年产3万吨的小煤矿，投资在30万元左右，当时在严华国看来，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一切就在那天晚上发生变化。镇上准备新开一家小煤矿，整个投资共分为16股，每股2万元，每年年底按持股比例分红。吴长青近几年一直在帮煤老板运煤，深知其中的利润，准备入2股，但手中的资金不够，于是找到严华国，想把自己手中的2股再分成小股，请他加入。
那天晚上，严华国把多年积蓄的3000元钱小心翼翼地交到吴长青手里，1999年底，吴长青便给他带来了整整2万元的分红。这是严华国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吴长青趁机说，自己准备开煤矿，看严华国要不要单独入一股，他告诉严华国，入一大股就是煤矿的大股东，可以参与煤矿的经营管理，除了年底分红之外，还有工资奖金和其他“不好说”的收入。
严华国向记者介绍，现在一般人总是将“煤老板”与“矿主”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凡是投资煤矿者，无论所持的是大股还是股东们分出的小股，都算是煤老板，但只有在一家煤矿中持股最多的大股东，或者至少是大股东，才能被称为“矿主”。小煤矿经营方式大多很简单，日常事务由大股东投票决定，或由大股东直接管理，或是聘请一个信得过的人负责日常管理，但会计、出纳、采购、保管一般都由不同的股东或其亲友担任，除了保障资金安全，还由此形成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制衡。严华国说，没有哪个大股东不从煤矿拿钱的，因为那个时候，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也实在太快了，一年上千万的销售额，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这点小钱。
2000年，严华国将2万元钱全部交给了吴长青，完成了从煤老板到矿主的转变。
在煤炭生意开始火暴的最初两年中，个人有实力单独开矿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煤矿都采用了这种入股的方式，按煤矿的大小将所需资金分成若干大股，大股东可以再将自己手中的一股分成小股，小镇上居住的都是附近的乡邻，每家的经济情况几乎透明，矿主们为了筹资，知道谁家有钱就上门邀请入股。投资入股，不论资金多少，当煤老板就是这么简单。
在严华国看来，那是一个赚钱比吃饭还容易的年代，只要投资煤矿，每年至少能拿到投资额5倍以上的分红，大股东的年收益，甚至可以达到投资额的10倍以上。2000年底，严华国拿到了12万元分红，加上一年的工资奖金和“隐性收入”，年获利达20万元以上。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数字。据严华国介绍，当地有一家1999年开始开采的煤矿，每股2万元，共18股，2000~2003年，每股每年分红20万元，2003年一位老板收购这家煤矿时，每股的价格已经达到140万元！入股分红，几年后转让股权，那几年里是部分煤老板的另外一种赢利方式，一般来说，开采3年左右的煤矿，根据探明资源储量的大小和煤炭质量的高低，转让时每股的价格最高可达最初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在这样的暴利的诱惑下，2001年，手里有了近20万资金的严华国决定自己开煤矿。入股，分红，再入股或开矿，如此循环，利润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这是煤老板们共同的发家轨迹。
串起暴利的关系网
在采访中，严华国一直反复强调，很多人认为煤老板“黑心”，惟利是图，其实在煤老板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庞大的依附于这个行业的利益群体。
2001年初，严华国通过勘探选定了一片煤层，将所需的资金按每股2万元分为20股，自己占10股，其余10股出售给吴长青和其他一些煤老板。资金很快到位，然而开矿的相关手续却迟迟没有办理下来。新开煤矿需要办理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等一系列繁杂的手续，而修建井口、运煤所需的简易公路需要征地，开矿所需的炸药也要经过公安部门的审批，严华国第一次开矿，各种材料本身就不完备，好在他是当地人，发动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花了十余万元“打点”，终于才办齐了采矿所需的相关手续。
严华国说，当地相关部门的官员是采矿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在他的身边，几乎没有哪个煤老板没给这些人送过“好处”。一来，办理审批手续要他们说了算；二来，采矿过程中会发生种种意想不到的纠纷，如果这些关系“打点”得好，到时候也能请对方出面帮忙“摆平”。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还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如在相邻煤矿划界时可以多划一些，水电等生产资源上可以得到特殊照顾，征地时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拿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价格等。以严华国的煤矿为例，煤矿的生产用电，电费就按农业生产用电的标准来计算，电费支出节约了60%以上。
送礼特别是送现金虽然是最普遍的“疏通关系”的形式，但有些矿主和官员更倾向于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干股。所谓干股，是指矿主赠送给利益相关人员的免费股份，每年按持股金额分红。干股将相关政府官员与煤矿之间用共同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在审批、开采、安全检查中遇到问题时为矿主撑起一把保护伞。
严华国后来才知道，其实自己在办理审批的过程中还是走了弯路。2001年，严华国的一位朋友准备新开一家煤矿，但因规划不合理，加上那块煤层已经有几家煤矿在开采，影响了国有煤矿的生产，按要求采矿许可证不可能办得下来。通过一位中间人，这个矿主花了15万元，两个月之内办好了所有手续，这件事情引起了严华国的注意。
私营小煤矿的发展催生了一类新的人群，他们与办理采矿相关手续的各部门官员有着各种关系，活动在煤老板和相关部门之间，不但可以代办审批手续，还能帮煤老板“摆平”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检查、炸药审批等几乎所有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问题。2003年，严华国的煤矿在一次安全检查中被查出存在安全隐患，按要求整改要花60万元。此时严华国想起这些“掮客”。“当时对煤矿安全的要求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通过一位‘中间人’，花了不到10万元就解决了问题。”
除了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外，当地村民也是矿主们要“打点”的对象之一。带严华国入行的吴长青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2002年，他从别人手中收购一家煤矿，这家煤矿的井口开在一处农田中，由于没有弄清楚原矿主是否与农户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吴长青买下煤矿后，土地主人提出井口开在他的农田中，要吴长青每年补偿他5万元钱，不然就将井口迁走。吴长青经过协商，最终以每年2万元的价格保住了井口。除了井口的问题外，煤矿排水、排污以及修路时征地，都需要和当地农民进行一场利益分配，利益的关系网，在这一行业内无处不在。
“煤老板们一天到晚在外请客吃饭都是在处理这些关系。”严华国说，“越小的地方小鬼越多，要走的门道越多。”
开矿吗？我帮你
如果说官员、掮客、农民与矿主之间是一张暴利织就的关系网，那么顺着这张网的脉络延伸，每一根蛛丝上都串连着一个因开矿产生的利益群体。每一个矿主都不可避免地利用着这些人，也被这些人所利用。
开矿的第一年，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严华国面前。首先便是矿井施工和招聘矿工。严华国说，在开矿的所有风险中，勘测不准是最致命的。从打石头挖土到挖到煤层的整个过程称为掘进，掘进方向不对就有可能挖不到煤。矿工的招聘也让很多煤老板头疼。谁都知道下井挖煤有多大的风险，因此不是生活所迫，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一职业。而对矿主而言，招工时又希望最好是外地人，因为外地人在本地人单势孤，不会闹事，万一出了事故也比本地矿工更好处理。
在“前辈”吴长青的建议下，严华国请了一名包工头，将煤矿的掘进和前期开采交给他负责。包工头是开矿产业链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己不是矿主，却有掘进和开采的经验，能够带来矿工或垫付资金。包工头为严华国带来了最早的一批矿工，严华国与其约定，掘进时按掘进速度，开采后按产量支付报酬。2001年下半年，他的煤矿挖到了煤层，开始开采，那一年，包工头从严华国那里得到了60万元工程款。
从包工头的口中，严华国得知，招聘矿工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专门的矿工中介人。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煤矿上打工的外地矿工，由于经常帮矿主介绍老乡来当矿工，慢慢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每介绍一个矿工，中介人可以从矿主处得到500元左右的介绍费，为防止新来的矿工逃跑，这笔钱一般要等矿工在矿上工作三个月以后才会支付。
严华国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距小镇不远的另一个镇上，有个外地人在一家金矿当矿工。那是家“黑矿”，经常发生塌方、进水等事故，伤亡率高。这个矿工就骗一些外地人到那家金矿，对矿主说是自己的亲戚。矿上出了事故，他带来的一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他就以亲人的名义领了死者的赔偿金不知去向。“当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大部分矿主对工人其实都还很人道，至少工资会按时发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矿主密切相关的群体就是铁路方面的中间人。山西的煤多经铁路运输，因此铁路的车皮常年紧张，煤老板们经常要拿着钱排队等车皮。一些在车站有关系的人便从中提供中介服务，中介费虽然高，但对于严华国这样在铁路上没有关系的矿主来说，这些中介却是惟一可以信任的选择。
2003年，严华国早已收回了投资，每年利润在百万元以上。摸清了行业内潜在的利益关系网，他将利润投入别的煤矿入股，到2004年已经拥有了400万以上财产。而在这一年，比严华国更为大胆的吴长青已经远走贵州，开起了石膏矿。临走之时，吴长青忠告严华国，要和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搞好关系，严华国当时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然而不久之后，他就真切体会到了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疯狂年代的背面
对于任何一家合法经营的煤矿，安全事故都是随时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视，一旦发生重大矿难，整改已经是从轻处罚，严重者会被直接关停。即使是后果较轻的矿难，对矿主而言同样是大麻烦，因为仅是赔偿就够他们受的。
2005年，严华国的矿上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事故，一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在与死者家属协商的过程中，严华国提出除按当地政策标准赔偿20万之外，由于死者是本地矿工，矿里再多赔偿10万元。在当地，这是本地矿工死亡的平均赔偿价格。然而死者家属不同意这个数额，提出赔偿60万元，严华国没有答应，他们就一连几天抬着棺材堵在严华国的煤矿里。
就在严华国准备妥协的时候，一个地痞头子主动找上门，提出可以出面帮严华国“摆平”这件事，当然严华国要付给他报酬。如果严华国给他干股，以后矿上出事他都可以免费出面。严华国当时正面临另一个难题，他的煤矿和另一个煤矿开采的竟然是同一块煤层，经过几年的开采，两个煤矿的巷道随时可能挖通，这种事情在当地时有发生，为此起冲突、在井下打群架的事也不在少数。想到这件事，严华国答应了对方的要求，给了他4万元的干股。经过此人的干预，严华国和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对方35万元。记者问起这些人会不会到矿里要钱找麻烦时，严华国表示一般不会，他们吃这一行饭，“都比较守信用”。
与这些地痞流氓相比，另一类人更让矿主们痛恨。2005年后，各地对煤矿安全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越来越大，严华国经常接到一些所谓媒体记者的传真，邀请他参加某次活动，称“如果合作愉快，可在安全检查时为他提供方便”，如果拒绝参加，在接下来的安全检查中就会有麻烦。当然，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会是免费的，需要他交纳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会务费”、“活动经费”。严华国一开始还对此充满热情，但随着这些所谓的记者越来越多，后来又出现了“安监局有关人员”等新名目，交够了学费的他终于长了经验。“安全检查是煤老板最关心的大事，几千块钱对他们又不是大数目，这些假冒记者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人就是吃准了煤老板们的这种心理来骗钱。”严华国说，每个煤矿都有或多或少见不得光的内幕，煤老板即使明知受骗，也不敢声张。
别了，煤老板
从1999年至2005年，在那个煤老板最疯狂的年代里，严华国迅速积累起上千万元财富。然而他说自己还是“胆子小的”，第一个煤矿开起来后，总是不舍得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新的煤矿。而同时起家的吴长青在这方面就不同，最初的几年中，他不但把所有的利润拿去开矿入股，还到贵州等地开矿，此时的身家已达4000万元以上。严华国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小镇发生的变化，煤老板们盖起了楼，买车也成为一股热潮。“有家煤矿在年底分红时，每个股东直接发了一辆‘宝马’。”那时，大家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像头上那灰蒙蒙的天空一样没有尽头。
然而形势终于从2005年开始发生变化，各地一连串的矿难事故，让私营小煤矿一时成了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提高对煤矿安全的要求，加大安全检查的力度。严华国的日子开始不那么好过起来。在政策和舆论的压力下，关系网失灵了，保护伞没用了，一次检查就意味着一次整改，那一年，严华国煤矿的成本大幅上升，利润率下降到100%，这也代表了所有小煤矿的处境。
如果说利润率的下降让煤老板们还勉强可以接受，那么各地从2005年开始的关停小煤矿工作则让严华国坐立不安。2005年7月，山西省政府出台政策，两年内关闭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矿井1400个。关停的过程采取分阶段分指标的办法，为了顺利完成关停工作，镇政府出台办法，每一阶段按关停指标，对全镇符合关停条件的小煤矿以产量、安全水平为标准进行评诂，确定关停名单，其余没被关停的煤矿每家拿出100万，作为对关停煤矿的补偿。一年的时间里，全镇共3次关停小煤矿，严华国虽然暂时逃过了关停的命运，但300万的补偿金，同样让他“很受伤”。
让严华国不愿去想的那一天终于到来。2006年10月，他的煤矿终于被列入了关停名单，矿主严华国就这样突然告别了他的煤老板时代。
失去了煤矿的严华国并没有沮丧很久，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条靠煤矿赚钱的新门路，那就是销售矿山机械。中国的煤炭机械市场尚不成熟，生产厂家少，实力品牌少，价格信息不透明。而煤矿中负责采购机械的又往往不是煤矿的所有者，或者只是所有者之一，因此回扣的多少成为决定购买的主要因素。严华国2005年就曾试水煤机市场，他代理一个厂家的产品，出厂价2万元的机器，他以10万元的价格卖出，拿出2万给对方回扣，自己还能赚6万元，机器售出后，出售零配件又能赚上3~4万元。一年的时间里，就获利近百万元。
做矿山机械销售的同时，严华国的内心，当矿主的念头仍然在蠢蠢欲动。“小煤矿不能开了，还有其他的矿。”他把目标投向了贵州，那里的石膏、锰、磷、铝土、黄金等资源都非常丰富。“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所有的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煤矿现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已。” 严华国告诉记者，玩转了煤矿，再去开其他的矿一样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