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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是一部讲述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成长变化的影片。人在社会中成长，面临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理想或梦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由向往、自我主宰命运的愿望与现实中各种无形的限制力量之间的矛盾。而编剧将影片大背景设置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闭塞的、单元化的压抑的年代，强化突显了这种矛盾。我们不会在物质文化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的今天找不到放飞梦想的窗口。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本片的主要矛盾，在三个主人公身上，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三个主人公中，有的对此有知觉却很无奈，有的对此无知觉，任由岁月雕刻。
姐姐是个活得“理想化、精神化”的人物。她是个天生有慧根的人，她意识到身处的社会是多么教条死气，她心中一直有个朦胧的梦——这个梦是形而上学的,超越了现实中恼人的平庸。寻求精神自由，以超脱于乏味闭塞的社会，是支撑姐姐的思想。因为姐姐一直在主动追求精神自由，可见她对于自已与社会的矛盾是有知觉的。
形而上学的“精神自由”会有许多表现形式，导演是这样表现它的。首先，音乐是个突破口。手风琴，那个年代最熟悉的乐器使姐姐暂且超脱于尘世。拉琴的姐姐是多么地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片头，倘佯于舒缓旋律的姐姐神态陶醉，和风摇动柔软的树枝，树叶哗啦啦响，姐姐此时正乘着歌声的翅膀游于物外——水壶响了，水开始往外扑，音乐依旧悠扬……这个镜头想告诉观众,姐姐在家是不管琐事的，洗衣烧饭、洒扫喂鹅这些琐碎之事与她的精神世界太格格不入。之后妈妈数落姐姐的一句话：“总比让你去刷瓶子好，什么都看不上眼！”让我们看到了姐姐的心高气傲。姐姐的这种生存状态总会让我想起张爱玲在《天才梦》里的自述。张爱玲从小怀有天才梦，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精神领域她自认是难得的天才，但一到现实生活中却完全是弱智。姐姐在托儿所摔伤了孩子等一些有失水准的行为也被人觉得低能，但事实上，她也是不屑于关注现实生活的。
姐姐在露台上收衣服、干家务时，天空中都有飞机飞过的声音，这种声音是生活中不常有的，它属于蓝天，是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新奇的偶遇，每个曾生在偏远山区，曾在山头上仰头等飞机的孩子都明白这种感受。飞机声乘载着被禁锢在狭小世界里的人们心中的悸动，以及他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姐姐爱上伞兵也是因为这一点，伞兵不一定比局长的司机更懂她的内心世界，但这个伞兵从天而降，穿着绿军装，操一口正宗的北京话——这一切与她所处的平凡的小镇不容；与她所经历的哄小孩、刷瓶子、捣蜂窝煤一日三餐一成不变的日子不容；在那个处处回荡“消灭阶级差别，宣扬平等”的年代，其实“无产阶级”就是最大的资本和光环：伞兵身上“政治因素”（军装、北京口音）的优势更使他脱离于庸常。有人认为姐姐在对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屡屡挫败,因此放弃了对精神的追求,转而投身入庸常。但我觉得姐姐的心气儿其实一直没有灭，她与司机结婚是想脱离平庸：“我不想和那一帮子女人待在一块儿”。姐姐对于环境的粗鄙丑陋无法忍受，但没想到抽身出来却又陷入到另一个粗鄙的环境中。矛盾明朗化的一幕是在琉璃场：姐姐于工作外又饶有情致地烧制了许多晶莹剔透的玻璃白菜，这些艺术化身被丈夫不经意地呼啦啦地打碎在地，无知的丈夫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做完了就快回去，等着你吃饭呢。”没有大吵大闹轰轰烈烈的冲突，世俗平庸的力量扬起一阵飞尘，不由分说地带着轻描淡写的神情盖灭了艺术的灵光。我们看到姐姐脸上欲哭无泪的表情。反抗是最令人痛苦的悲剧。
姐姐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存状态，使她成了镇上的异类。她与社会的矛盾衍化为家庭矛盾。她的不服规矩，与她妈妈的谨小慎微产生激烈碰撞。作为医生的妈妈硬是压着女儿扎了一针，这又让我想起了《雷雨》中周朴园逼繁漪吃药的一节，体制的创造者、维护者或遵从者看待体制的破坏者、反抗者，因为不了解，多少觉得他们精神上病了。又因一家人常以暴力解决执迷的姐姐的“精神问题”，姐姐找到了一位“知音”。不幸的是，街坊邻居这回成了世俗力量的代言人，“干爸”和高卫红都遭到了误会打击。
弟弟高卫强是对于这种矛盾无知觉的一个人，哥哥的被岐视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造就了他的沉默。他较为精神的超出世俗的“梦”是那个有麻花辫的小姑娘。纯洁的爱和艺术一样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如果说这个遭到打击的爱慕是“灵”的话，他与后来歌女的爱便是“俗”的爱。前后两位女性一个是清丽纯洁的学生，一个是浓妆艳抹的歌女，对比很明显。弟弟就不知觉地被岁月雕刻了，然而造成他从一个羞涩纯情的男孩变成一个混世青年的，不是岁月，而是社会歧视、等级观念、家庭教育。哥哥的伤残对弟弟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非常大的，弟弟本就怯懦内向，自尊心强，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心理不健康。高卫强挤进人群抄起雨伞奋力刺向哥哥，大吼一声：“他不是我哥哥”，观众先是大吃一惊，之后沉痛，妈妈将他买回的鼠药灌进鹅肚里，哥哥的大白鹅仰天长啸时，观众的心再一次被撕碎。穿警服的假哥哥使他两颊生光，这是等级观念作崇。暗恋对象的裸体画被发现后，爸爸不用心开导他，反而对街坊露丑，把高卫强逼上了绝路。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系英语播音主持专业。
责任编辑；万燕萍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本片的主要矛盾，在三个主人公身上，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三个主人公中，有的对此有知觉却很无奈，有的对此无知觉，任由岁月雕刻。
姐姐是个活得“理想化、精神化”的人物。她是个天生有慧根的人，她意识到身处的社会是多么教条死气，她心中一直有个朦胧的梦——这个梦是形而上学的,超越了现实中恼人的平庸。寻求精神自由，以超脱于乏味闭塞的社会，是支撑姐姐的思想。因为姐姐一直在主动追求精神自由，可见她对于自已与社会的矛盾是有知觉的。
形而上学的“精神自由”会有许多表现形式，导演是这样表现它的。首先，音乐是个突破口。手风琴，那个年代最熟悉的乐器使姐姐暂且超脱于尘世。拉琴的姐姐是多么地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片头，倘佯于舒缓旋律的姐姐神态陶醉，和风摇动柔软的树枝，树叶哗啦啦响，姐姐此时正乘着歌声的翅膀游于物外——水壶响了，水开始往外扑，音乐依旧悠扬……这个镜头想告诉观众,姐姐在家是不管琐事的，洗衣烧饭、洒扫喂鹅这些琐碎之事与她的精神世界太格格不入。之后妈妈数落姐姐的一句话：“总比让你去刷瓶子好，什么都看不上眼！”让我们看到了姐姐的心高气傲。姐姐的这种生存状态总会让我想起张爱玲在《天才梦》里的自述。张爱玲从小怀有天才梦，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精神领域她自认是难得的天才，但一到现实生活中却完全是弱智。姐姐在托儿所摔伤了孩子等一些有失水准的行为也被人觉得低能，但事实上，她也是不屑于关注现实生活的。
姐姐在露台上收衣服、干家务时，天空中都有飞机飞过的声音，这种声音是生活中不常有的，它属于蓝天，是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新奇的偶遇，每个曾生在偏远山区，曾在山头上仰头等飞机的孩子都明白这种感受。飞机声乘载着被禁锢在狭小世界里的人们心中的悸动，以及他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姐姐爱上伞兵也是因为这一点，伞兵不一定比局长的司机更懂她的内心世界，但这个伞兵从天而降，穿着绿军装，操一口正宗的北京话——这一切与她所处的平凡的小镇不容；与她所经历的哄小孩、刷瓶子、捣蜂窝煤一日三餐一成不变的日子不容；在那个处处回荡“消灭阶级差别，宣扬平等”的年代，其实“无产阶级”就是最大的资本和光环：伞兵身上“政治因素”（军装、北京口音）的优势更使他脱离于庸常。有人认为姐姐在对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屡屡挫败,因此放弃了对精神的追求,转而投身入庸常。但我觉得姐姐的心气儿其实一直没有灭，她与司机结婚是想脱离平庸：“我不想和那一帮子女人待在一块儿”。姐姐对于环境的粗鄙丑陋无法忍受，但没想到抽身出来却又陷入到另一个粗鄙的环境中。矛盾明朗化的一幕是在琉璃场：姐姐于工作外又饶有情致地烧制了许多晶莹剔透的玻璃白菜，这些艺术化身被丈夫不经意地呼啦啦地打碎在地，无知的丈夫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做完了就快回去，等着你吃饭呢。”没有大吵大闹轰轰烈烈的冲突，世俗平庸的力量扬起一阵飞尘，不由分说地带着轻描淡写的神情盖灭了艺术的灵光。我们看到姐姐脸上欲哭无泪的表情。反抗是最令人痛苦的悲剧。
姐姐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存状态，使她成了镇上的异类。她与社会的矛盾衍化为家庭矛盾。她的不服规矩，与她妈妈的谨小慎微产生激烈碰撞。作为医生的妈妈硬是压着女儿扎了一针，这又让我想起了《雷雨》中周朴园逼繁漪吃药的一节，体制的创造者、维护者或遵从者看待体制的破坏者、反抗者，因为不了解，多少觉得他们精神上病了。又因一家人常以暴力解决执迷的姐姐的“精神问题”，姐姐找到了一位“知音”。不幸的是，街坊邻居这回成了世俗力量的代言人，“干爸”和高卫红都遭到了误会打击。
弟弟高卫强是对于这种矛盾无知觉的一个人，哥哥的被岐视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造就了他的沉默。他较为精神的超出世俗的“梦”是那个有麻花辫的小姑娘。纯洁的爱和艺术一样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如果说这个遭到打击的爱慕是“灵”的话，他与后来歌女的爱便是“俗”的爱。前后两位女性一个是清丽纯洁的学生，一个是浓妆艳抹的歌女，对比很明显。弟弟就不知觉地被岁月雕刻了，然而造成他从一个羞涩纯情的男孩变成一个混世青年的，不是岁月，而是社会歧视、等级观念、家庭教育。哥哥的伤残对弟弟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非常大的，弟弟本就怯懦内向，自尊心强，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心理不健康。高卫强挤进人群抄起雨伞奋力刺向哥哥，大吼一声：“他不是我哥哥”，观众先是大吃一惊，之后沉痛，妈妈将他买回的鼠药灌进鹅肚里，哥哥的大白鹅仰天长啸时，观众的心再一次被撕碎。穿警服的假哥哥使他两颊生光，这是等级观念作崇。暗恋对象的裸体画被发现后，爸爸不用心开导他，反而对街坊露丑，把高卫强逼上了绝路。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系英语播音主持专业。
责任编辑；万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