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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简称北大华媒研究中心) 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第六次学术研讨活动在北大临湖轩东厅举行。本次茶座由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凤凰卫视总编辑、也是北大华媒研究中心顾问的阮次山先生主讲，题目为《专访国际政要的苦与乐》。阮次山先生通过诙谐的语言与大家分享了诸多政要专访的轶闻趣事，介绍了人物采访的经验及体会。
“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需要技巧 ”
问：面对国际政要，记者怎样才能调动起采访对象的表达欲望，让其畅所欲言呢？
答：面对采访对象，尤其是国际政要，记者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打开其心扉。打开了采访对象的心扉，新闻采访也就成功了一半。
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都能打开，关键是如何找到打开心理防线的技巧。我认为，察言观色、判知对方的心理活动是第一步。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期间曾经辅修了一门刑警问案的课，对心理学及肢体语言都有所了解，这段学习经历对36年前专访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老先生以及后来的新闻工作很有帮助。
2008年7月，我采访时任蒙古总统恩赫巴雅尔，通过观察，发现恩赫巴雅尔总统有些紧张。面对3台摄像机，他总是不自觉地盯着镜头，然后我先讲笑话、改变提问方式、转换到轻松的话题等方式，成功化解了对方的紧张情绪。
问：“话不投机三句多”，与国际政要首次见面，如何打破沉默，怎样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答：聊天话题以及第一个提问往往是打开采访对象心扉的“敲门砖”。
举几个例子吧。
采访印尼时任总统梅加瓦蒂时，我事先了解到梅加瓦蒂是一个有些拘谨、木讷、保守的人，又非常有政治权威，于是趁着自己的助手调试麦克风的机会夸赞她：“您的样子比照片漂亮多了。” 梅加瓦蒂哈哈大笑，作为回应，以表感谢。我随后又说：“今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居然能够听到您如此爽朗的笑声，看到您璀璨的笑容。”采访尚未开始，一来一往，两个回合的对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梅加瓦蒂之间的距离。
采访开始时，我首先问道：“听说您1996年当选为印尼民主党主席时，曾要求找回您父亲当年的办公桌，办公室也装修成当年的样子。那么当您第一次坐在桌前，有没有‘公主复仇记’的感觉？”梅加瓦蒂为20世纪60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长女，1967年苏加诺被发动军事政变的苏哈托赶下台。第一个问题一下子就触发了梅加瓦蒂的情感深处，打开了她的心扉，最终采访也水到渠成。
在2010年6月中旬，伊朗总统内贾德访华期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当时恰逢南非世界杯，一见面，我先跟内贾德谈起了前一天晚上伊朗队的比赛以及世界杯上伊朗队的表现，近乎两个球迷之间的对话氛围就此铺就，随后的专访就从足球再延展到政治时也就顺理成章。
采访之前要做一些功课，除了做功课之外，我也会打一些电话问他身边的人。这很重要，第一、二个问题要从他身边的人敲门，把他心里的门打开，如果你不会敲门，他这扇门永远关着，永远回答官话。尤其是亚洲这些政客更是如此。对西方政客，只需两句话我就把他们的门打开了，比如他喜欢足球，最重要那一刻，他别麦克风坐下来整理的时候，那种互动非常重要。
采访是一个系统工程，新闻工作者要做足功课
问：“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能否介绍一下您这么多年能够如此自如地采访这么多国际政要的最宝贵的经验吗？
答：要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除了技巧，更需要新闻记者做足功课，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时候访问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的领导人，就需要好几天的准备。我要了解这个人是怎么起家的，他的个人理念如何、喜好是什么。网上资料太多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资料都超多。越是大国，资料越多。像法国总统萨科齐这样的首脑，根本看不过来。如果是小国，反而会比较容易。
我每一次专访前，都要让助手搜集厚厚的一摞材料，对采访对象的个人经历、对方国家的基本情况作很深入、细致的研究。访问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简单地举着话筒说“你说几句吧”。我记得很清楚，采访梅加瓦蒂前，我准备了70多个问题。
就在采访老挝总理沃拉吉刚开始时，我发现沃拉吉有念稿的倾向。于是，我决定不严格按照预定的采访大纲进行，以“沃拉吉1985年首次来华去海南、自己又是海南人，谈海南印象”为切入口，同总理先生拉起了家常，对方兴致很高，回忆海南之旅，彻底摆脱了讲稿，顺利地完成了专访。事后，沃拉吉总理称，“这是这辈子最愉快的一次访谈。”
我采访前，自己都会将所有的步骤、流程在脑中回想、设计好几遍。发达国家的元首思维复杂一些，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元首思维稍稍纯朴。也有一些国家元首不善言辞，习惯于简单地用“Yes或No”回答问题。
问：除了技巧之外，怎样才能赢得采访对象的尊重，以便争取到平等的对话空间？
答：新闻记者必须具备较为专业的知识，才能具备和采访对象对话的空间，并赢得对方的尊重。我此前采访美国前总统卡特，探讨巴勒斯坦问题，事后卡特对我说：“我没有想到我到中国会碰到对以巴如此了解的人，你问的问题很好。”
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缺乏，是当前不少新闻记者采访时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在美国有一位著名新闻记者，采访风格咄咄逼人，常常把采访对象逼到“角落”里，甚至要迫使对方简单地用“Yes或No”直接回答问题，这大概就是不懂“外交语言”的表现。
法拉奇、华莱士咄咄逼人，这种采访风格，我并不提倡。举一个例子，我成功采访了内贾德，后来有一个著名记者去访问他，问了一句，你只要告诉我是或者不是。内贾德马上拂袖而去，他说，对不起，我祈祷的时间到了。我不觉得这名记者比我更高明。
同样的问题别人不回答你，我可以让他回答我。跟我风云对话的外国元首，百分之六七十都会跟我说，你问得很好。穆沙拉夫有一次对我说：“你每次都问敏感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放过我？”但马上话锋一转：“我很享受跟你的谈话”。
记者必须要照顾到采访节奏、采访对象的情绪，才能得到真诚的回答。面对国际政要，他们都有一套外交辞令，记者需要拨开“外交辞令”领会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比如，我常常听到媒体说“两国领导人会晤，就某一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会谈”，那么“建设性会谈”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新闻记者必须明白，这就意味着“有分歧、未达成共识”。国家元首会说一些外交辞令，人家点到为止，你没有必要把人家逼到死角，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人家不愿意，结果闹得双方都很难堪。
就比如我采访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时，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美国人在争取您，中国人跟您的友谊那么悠久了，您觉得，中巴关系可靠还是美巴关系可靠？”穆沙拉夫总统的回答是：“我是巴基斯坦人选出的总统，我必须尊重巴基斯坦人民的看法，如果你到过巴基斯坦，你自己会得到答案。在巴基斯坦，中国人被奉为上宾。”
问：那么您认为，当前的中国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或评论时，较存在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答：新闻记者或者评论员不作功课，或者功课作的不到家，因而在镜头前出洋相的例子不少。不久前，某电视台邀请3个嘉宾讨论伊拉克一场普通的婚礼，主持人和嘉宾竟然共同讨论婚礼“为什么只有男宾、没有女宾”等问题。其实，这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婚礼“男女宾”分开举行的习俗而已，并没有什么讨论价值，新闻工作者调研不够，闹出笑话的例子举不胜举，“内行人不能说外行话”，全国几亿观众总会有内行人，新闻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调研，否则就误导了观众。
争取每一次专访都要挖出宝
问：您专访过那么多国际政要，哪一次专访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答：每一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无论其国大小，都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就看你怎么去翻阅它，能否或者怎样去挖掘内容。我的每一次专访都是一次独特的体验，有着很多令人难忘的台前幕后故事。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专访是2004年10月25日，我对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那次访谈。
由于诸事繁忙，那次访谈准备得非常仓促，在10月22日鲍威尔离开美国前往日本东京时，我才从新闻报道中知道他的行程安排，慌忙和美国国务院取得联系，没想到鲍威尔23号在前往日本的专机上就同意了接受采访，但是在24日下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官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他问我准备问什么问题，我只好很笼统地提出采访将围绕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朝核问题，也没有向美国方面提出具体的问题。
专访那天，当我问到对“台独”的看法，“台湾方面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时，”鲍威尔不假思索，立即答复：“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的政策，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
这句话在隔天震撼了台湾社会，股市在两天里掉了一百多点，市值蒸发了一千多亿“新台币”。因为，台湾当局过去常据以麻痹自己、混淆视听的所谓“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却被鲍威尔这番话批驳得体无完肤。
访谈播出后，有关方面立即打电话过来质问，这到底是鲍威尔事先知道我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答复，还是临时起意的回答。后来，我告诉他们实际情况，有关方面了解到鲍威尔之所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问题，因为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对台政策的底线，只不过，经我这么一问，才明确地阐释出来罢了。
我常常拿这次采访作为例子，告诉我的学生及我带过的记者，访问新闻人物时，重要的不是你曾经访问过什么样的名人、政要，重要的是在每一次访谈中，你挖出了什么内幕或具有重要新闻价值的内容，否则就会令你成为“猪八戒到此一游”的八戒和尚，入了宝地却只能留下模糊的个人记忆，白白浪费了一次访谈机会。因此，在每次对各界领袖进行访谈之前，我都得做大量的“功课”，对此人的个人背景，所涉及的国际事务，他和中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记者要有骨气
问：在中国记者和外国政要打交道或者联络采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误会甚至争议，面对这种问题如何处理？
答：采访国际政要时，中国媒体及中国记者要维护国家及个人尊严。
记者的言行举止要大方得体，面对外国政府及首脑不妥当的安排，还需要合理应对，体现出中国记者的骨气。因为外国政要对中国记者的轻视，就是对中国的藐视。
我曾经拒绝做越南总理的采访。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由于越南及相关方面安排失当，原定的25分钟的专访时间只能“缩水”为15分钟，在越南总理没有任何弥补措施的情况下，我断然拒绝了此次专访。
还有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原本预定我和陈鲁豫分别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当时双方达成共识，盖特纳的专访主要集中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希拉里的专访可以做得更感性、生活化一些。可是，后来美国国务院临时决定，两个专访放在同一场合同时举行。我认为，把两个主题、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物的专访拉扯在一块，不合适，并且美国方面临时擅自改变主意，对中国媒体不够尊重，在沟通无果后，我也拒绝了此次采访。
问：那么，您能否总结一下，您是如何做到让各国政要心甘情愿地回答你提出的敏感问题？
答：答案很简单，一是尊重对方，待之以诚，绝不咄咄逼人；二是了解问题核心，绝不提外行问题；三是越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态度要越谦和，有时候得故作结巴状，让对方“好为人师”的本能发挥出来。
作者：徐明，新华社记者
责编：傅先萍
“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需要技巧 ”
问：面对国际政要，记者怎样才能调动起采访对象的表达欲望，让其畅所欲言呢？
答：面对采访对象，尤其是国际政要，记者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打开其心扉。打开了采访对象的心扉，新闻采访也就成功了一半。
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都能打开，关键是如何找到打开心理防线的技巧。我认为，察言观色、判知对方的心理活动是第一步。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期间曾经辅修了一门刑警问案的课，对心理学及肢体语言都有所了解，这段学习经历对36年前专访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老先生以及后来的新闻工作很有帮助。
2008年7月，我采访时任蒙古总统恩赫巴雅尔，通过观察，发现恩赫巴雅尔总统有些紧张。面对3台摄像机，他总是不自觉地盯着镜头，然后我先讲笑话、改变提问方式、转换到轻松的话题等方式，成功化解了对方的紧张情绪。
问：“话不投机三句多”，与国际政要首次见面，如何打破沉默，怎样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答：聊天话题以及第一个提问往往是打开采访对象心扉的“敲门砖”。
举几个例子吧。
采访印尼时任总统梅加瓦蒂时，我事先了解到梅加瓦蒂是一个有些拘谨、木讷、保守的人，又非常有政治权威，于是趁着自己的助手调试麦克风的机会夸赞她：“您的样子比照片漂亮多了。” 梅加瓦蒂哈哈大笑，作为回应，以表感谢。我随后又说：“今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居然能够听到您如此爽朗的笑声，看到您璀璨的笑容。”采访尚未开始，一来一往，两个回合的对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梅加瓦蒂之间的距离。
采访开始时，我首先问道：“听说您1996年当选为印尼民主党主席时，曾要求找回您父亲当年的办公桌，办公室也装修成当年的样子。那么当您第一次坐在桌前，有没有‘公主复仇记’的感觉？”梅加瓦蒂为20世纪60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长女，1967年苏加诺被发动军事政变的苏哈托赶下台。第一个问题一下子就触发了梅加瓦蒂的情感深处，打开了她的心扉，最终采访也水到渠成。
在2010年6月中旬，伊朗总统内贾德访华期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当时恰逢南非世界杯，一见面，我先跟内贾德谈起了前一天晚上伊朗队的比赛以及世界杯上伊朗队的表现，近乎两个球迷之间的对话氛围就此铺就，随后的专访就从足球再延展到政治时也就顺理成章。
采访之前要做一些功课，除了做功课之外，我也会打一些电话问他身边的人。这很重要，第一、二个问题要从他身边的人敲门，把他心里的门打开，如果你不会敲门，他这扇门永远关着，永远回答官话。尤其是亚洲这些政客更是如此。对西方政客，只需两句话我就把他们的门打开了，比如他喜欢足球，最重要那一刻，他别麦克风坐下来整理的时候，那种互动非常重要。
采访是一个系统工程，新闻工作者要做足功课
问：“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能否介绍一下您这么多年能够如此自如地采访这么多国际政要的最宝贵的经验吗？
答：要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除了技巧，更需要新闻记者做足功课，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时候访问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的领导人，就需要好几天的准备。我要了解这个人是怎么起家的，他的个人理念如何、喜好是什么。网上资料太多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资料都超多。越是大国，资料越多。像法国总统萨科齐这样的首脑，根本看不过来。如果是小国，反而会比较容易。
我每一次专访前，都要让助手搜集厚厚的一摞材料，对采访对象的个人经历、对方国家的基本情况作很深入、细致的研究。访问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简单地举着话筒说“你说几句吧”。我记得很清楚，采访梅加瓦蒂前，我准备了70多个问题。
就在采访老挝总理沃拉吉刚开始时，我发现沃拉吉有念稿的倾向。于是，我决定不严格按照预定的采访大纲进行，以“沃拉吉1985年首次来华去海南、自己又是海南人，谈海南印象”为切入口，同总理先生拉起了家常，对方兴致很高，回忆海南之旅，彻底摆脱了讲稿，顺利地完成了专访。事后，沃拉吉总理称，“这是这辈子最愉快的一次访谈。”
我采访前，自己都会将所有的步骤、流程在脑中回想、设计好几遍。发达国家的元首思维复杂一些，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元首思维稍稍纯朴。也有一些国家元首不善言辞，习惯于简单地用“Yes或No”回答问题。
问：除了技巧之外，怎样才能赢得采访对象的尊重，以便争取到平等的对话空间？
答：新闻记者必须具备较为专业的知识，才能具备和采访对象对话的空间，并赢得对方的尊重。我此前采访美国前总统卡特，探讨巴勒斯坦问题，事后卡特对我说：“我没有想到我到中国会碰到对以巴如此了解的人，你问的问题很好。”
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缺乏，是当前不少新闻记者采访时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在美国有一位著名新闻记者，采访风格咄咄逼人，常常把采访对象逼到“角落”里，甚至要迫使对方简单地用“Yes或No”直接回答问题，这大概就是不懂“外交语言”的表现。
法拉奇、华莱士咄咄逼人，这种采访风格，我并不提倡。举一个例子，我成功采访了内贾德，后来有一个著名记者去访问他，问了一句，你只要告诉我是或者不是。内贾德马上拂袖而去，他说，对不起，我祈祷的时间到了。我不觉得这名记者比我更高明。
同样的问题别人不回答你，我可以让他回答我。跟我风云对话的外国元首，百分之六七十都会跟我说，你问得很好。穆沙拉夫有一次对我说：“你每次都问敏感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放过我？”但马上话锋一转：“我很享受跟你的谈话”。
记者必须要照顾到采访节奏、采访对象的情绪，才能得到真诚的回答。面对国际政要，他们都有一套外交辞令，记者需要拨开“外交辞令”领会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比如，我常常听到媒体说“两国领导人会晤，就某一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会谈”，那么“建设性会谈”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新闻记者必须明白，这就意味着“有分歧、未达成共识”。国家元首会说一些外交辞令，人家点到为止，你没有必要把人家逼到死角，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人家不愿意，结果闹得双方都很难堪。
就比如我采访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时，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美国人在争取您，中国人跟您的友谊那么悠久了，您觉得，中巴关系可靠还是美巴关系可靠？”穆沙拉夫总统的回答是：“我是巴基斯坦人选出的总统，我必须尊重巴基斯坦人民的看法，如果你到过巴基斯坦，你自己会得到答案。在巴基斯坦，中国人被奉为上宾。”
问：那么您认为，当前的中国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或评论时，较存在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答：新闻记者或者评论员不作功课，或者功课作的不到家，因而在镜头前出洋相的例子不少。不久前，某电视台邀请3个嘉宾讨论伊拉克一场普通的婚礼，主持人和嘉宾竟然共同讨论婚礼“为什么只有男宾、没有女宾”等问题。其实，这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婚礼“男女宾”分开举行的习俗而已，并没有什么讨论价值，新闻工作者调研不够，闹出笑话的例子举不胜举，“内行人不能说外行话”，全国几亿观众总会有内行人，新闻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调研，否则就误导了观众。
争取每一次专访都要挖出宝
问：您专访过那么多国际政要，哪一次专访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答：每一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无论其国大小，都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就看你怎么去翻阅它，能否或者怎样去挖掘内容。我的每一次专访都是一次独特的体验，有着很多令人难忘的台前幕后故事。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专访是2004年10月25日，我对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那次访谈。
由于诸事繁忙，那次访谈准备得非常仓促，在10月22日鲍威尔离开美国前往日本东京时，我才从新闻报道中知道他的行程安排，慌忙和美国国务院取得联系，没想到鲍威尔23号在前往日本的专机上就同意了接受采访，但是在24日下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官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他问我准备问什么问题，我只好很笼统地提出采访将围绕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朝核问题，也没有向美国方面提出具体的问题。
专访那天，当我问到对“台独”的看法，“台湾方面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时，”鲍威尔不假思索，立即答复：“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的政策，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
这句话在隔天震撼了台湾社会，股市在两天里掉了一百多点，市值蒸发了一千多亿“新台币”。因为，台湾当局过去常据以麻痹自己、混淆视听的所谓“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却被鲍威尔这番话批驳得体无完肤。
访谈播出后，有关方面立即打电话过来质问，这到底是鲍威尔事先知道我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答复，还是临时起意的回答。后来，我告诉他们实际情况，有关方面了解到鲍威尔之所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问题，因为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对台政策的底线，只不过，经我这么一问，才明确地阐释出来罢了。
我常常拿这次采访作为例子，告诉我的学生及我带过的记者，访问新闻人物时，重要的不是你曾经访问过什么样的名人、政要，重要的是在每一次访谈中，你挖出了什么内幕或具有重要新闻价值的内容，否则就会令你成为“猪八戒到此一游”的八戒和尚，入了宝地却只能留下模糊的个人记忆，白白浪费了一次访谈机会。因此，在每次对各界领袖进行访谈之前，我都得做大量的“功课”，对此人的个人背景，所涉及的国际事务，他和中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记者要有骨气
问：在中国记者和外国政要打交道或者联络采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误会甚至争议，面对这种问题如何处理？
答：采访国际政要时，中国媒体及中国记者要维护国家及个人尊严。
记者的言行举止要大方得体，面对外国政府及首脑不妥当的安排，还需要合理应对，体现出中国记者的骨气。因为外国政要对中国记者的轻视，就是对中国的藐视。
我曾经拒绝做越南总理的采访。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由于越南及相关方面安排失当，原定的25分钟的专访时间只能“缩水”为15分钟，在越南总理没有任何弥补措施的情况下，我断然拒绝了此次专访。
还有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原本预定我和陈鲁豫分别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当时双方达成共识，盖特纳的专访主要集中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希拉里的专访可以做得更感性、生活化一些。可是，后来美国国务院临时决定，两个专访放在同一场合同时举行。我认为，把两个主题、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物的专访拉扯在一块，不合适，并且美国方面临时擅自改变主意，对中国媒体不够尊重，在沟通无果后，我也拒绝了此次采访。
问：那么，您能否总结一下，您是如何做到让各国政要心甘情愿地回答你提出的敏感问题？
答：答案很简单，一是尊重对方，待之以诚，绝不咄咄逼人；二是了解问题核心，绝不提外行问题；三是越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态度要越谦和，有时候得故作结巴状，让对方“好为人师”的本能发挥出来。
作者：徐明，新华社记者
责编：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