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记者俱乐部是日本媒体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国内外学界关心的一个问题。该制度导致日本主流媒体报道的雷同，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信息时代，也使媒体成为政府控制舆论的工具。虽然取消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日本的新闻自由度不容否认。政府与媒体也不是单纯的控制与被控制，而更多是合作互利的关系，有着存在的合理性。记者俱乐部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动摇，但长远看来还是有被改进的空间。
关键词：日本 记者俱乐部 新闻自由
记者俱乐部是日本媒体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国内外学界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少中国学者对日本记者俱乐部作过比较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其历史沿革、制度内容和作用评价等。 [1]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该制度导致了日本主流媒体报道的雷同，正在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信息时代； [2]也有学者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中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认为记者俱乐部使媒体成为政府控制舆论的工具 [3]……总之，引起了各界诸多非议，取消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笔者认为，虽然此制度缺点颇多，却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弊端
最早，日本政府对于采访持排斥态度，记者俱乐部以记者向政府争取采访自由的集体谈判组织形式出现，“代替国民行使其享有的知情权，促使公共机构提交不想公开的信息。” [4]如今却变成了政府赖以控制信息发放渠道的机制。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等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公安等部门，都内设记者俱乐部。它主要由日本几家大的主流媒体的记者组成，通常由日本新闻协会进行监管。
在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下，记者见面会需由记者俱乐部来主办。没有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道机构和自由撰稿人，几乎不可能出席正式记者会见。而中小媒体加盟记者俱乐部难于上青天，外国记者更是常常被排斥在外。常驻各部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可以出席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举办的共同记者会后的恳谈会（吹风会）。在恳谈会上，官员们会不正式地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予以暗示，借以诱导舆论方向。 [5]
翻开近年来的日本几大全国性报纸，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报纸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无论是版面设置，还是文字内容，甚至在表达语气上都趋向于统一化和范式化，在相同的新闻素材上缺乏独特分析，出现了报道视角和立场的雷同现象，许多全国性报纸甚至在新闻报道的结构和标题上都如出一辙。 [6]
2002年，英国少女露西·布莱克曼（Lucie Blackman）在日本失踪、遇害事件曝光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外国记者无缘出席日本警察厅方面的新闻发布会，理由是“未加盟记者俱乐部”。9月平壤举行的朝日首脑峰会期间，日本派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报道阵容，但众多外国新闻媒体的参与照例被拒斥。正是因为“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12月10日，总部设在巴黎、以维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为宗旨的国际NGO组织--"无国境记者团"向日本政府发出声明，呼吁废止其记者俱乐部制度，认为记者俱乐部 "已成为信息自由流通的重大障碍"。同一个月，欧盟也要求日本政府对其记者俱乐部制度进行改革，给外国新闻记者和除了大媒体以外的一般日本媒体以及独立撰稿人以与日本大媒体同等的权利。 [7]
二、日本的新闻自由不容否定
在法律上，战后日本的新宪法第21条第二款明文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此不得进行检查。”政府不得以行政手段来干涉和限制传播媒介的言论，新闻自由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日本政府也标榜新闻自由——战后没有再设新闻审查机构，承认新闻界和政权的相互独立关系。一位访日公务员在访日随感中说：“有两件事让我觉得日本确实有它的新闻自由。一是，在东京的第二天，当地一居民家中的热水器因为产品质量发生燃气泄露，致人死亡。当晚，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此消息，并批评严厉。我在想，这点破事发生在中国，最多是报纸的边角料。更意外的是，次日便在电视上看到了，该热水器厂商的高层，一字排开在新闻发布会上低头谢罪，并有人引咎辞职。乱哄哄的场面里，可以听得见新闻记者咄咄逼人的质问，那些肇事者低头敛目，一言不发，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像是犯错的小孩，正受家长呵斥。第二件事，是在外务省的大厅，我们从中国课出来，便见一大群长枪短炮围着两个西装革履的官员，同样是低头敛目的摸样，很温顺地回答着各路抛来的问题，脸上看不出一丝跋扈或倨傲的神情。翻译告诉我，这两个地方长官因为出台一项有争议的措施，被外务省专门拎来，回应媒体的质疑。” [8]像这样的监督性新闻，日本几乎每天都在报道。
对被称为传媒社会的日本而言，新闻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单纯的旁观者、报道者和评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游戏的参与者。从几年前，《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针对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罔顾对中韩外交的失政、恶化，一再偏执于靖国参拜的问题，与《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Yoshibumi Wakamiya)长篇对话，指小泉作为政治家“没有教养”，到两年前做局，撮合前首相、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和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实现峰会，动议朝野两党保守联合，日本媒体大力介入现实政治操作，以舆论本身来诱导、酿造舆论主动投球的激进姿态令人印象深刻。 [9]
同时，日本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从2002到2008年，日本新闻自由度的世界排名分别是28、45、43、37、51、37、29，除06、07年落后于台湾外均是亚洲第一。 [10]日本报纸的公信力也很高——爱德曼信任度调查表明，在日本，报纸是意见领袖首选的可信信息和新闻来源。“地方媒体的正面报道”在赢得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排名中排在第一位。
三、日本俱乐部制度存在的必然性
1、带给媒体的益处
在反对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行动中，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记者俱乐部迄今的几次局部改革，大多数是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国家内部的制度挑战者。而挑战者的身份都不是媒体从业人员而是政治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单纯的媒体运作，而是这种保守的大媒体与中央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同盟对地方和在野党政治利益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报业首先是商业，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到经济利益的制约。现代媒体是理性的经营者，有适应市场的本能。受众关注什么样的信息，媒体就要努力为民代言，帮助受众搜集相关信息，以保住已有受众，并努力争取新受众。媒体从业人员不对记者俱乐部制度提出异议，证明了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首先，记者俱乐部往往就设在信息源头，在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与信息源头的工作人员通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便利地获取信息。政府等信息源的信息会在第一时间传到记者俱乐部，从而通过媒体快速让受众知晓。任何报纸只要有常驻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就不会漏掉来自官方的任何信息。有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正式记者会见时无法发表的信息，更可以此为起点，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报道。这样，报纸内容的时效性、丰富性和严密性就得到了维护，增强了报纸的市场竞争力。记者俱乐部制度赋予其成员排他性的特权，使他们独占正规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而这就意味着俱乐部成员媒体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了优势。日本绝大部分的大众媒体资源被日本广播协会（NHK）和五大全国性报纸及其附属的电视网络——读卖新闻（日本电视台）、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每日新闻（TBS电视台）、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和日本经济新闻（东京电视台）所控制。而为了维护这些主流媒体对市场的垄断，记者俱乐部就显得非常必要。可以说，垄断商业利益，排斥经营方式更为灵活的期刊媒体、网络等新媒体和外国资本参与竞争，构成了当代主流媒体维护记者俱乐部的基本动机。
其次，日本的记者俱乐部都会定期组织记者见面会，进行新闻发布。如“社团法人·日本记者俱乐部”主要接待作为国宾或政府贵宾到日本的各国政要以及国内焦点人物，面向会员媒体举行记者招待会、研究会等活动。自1969年成立以来，已经接待了大量国际政要，仅中国领导人就有邓小平、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等。可见记者俱乐部在国际交流和新闻发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采访过程中，各家媒体如果“单独作战”，必定会对采访对象“狂轰乱炸”，无所不用其极。记者俱乐部则可以通过其统一采访、发稿内容及时间上的协调功能，协调处理新闻报道活动。
2、带给政府的益处
日本媒体在各种报道中，都惯用批判的方式。日本电视、报纸上的本国的负面新闻、灾难报道、批判报道数量巨大，火灾、车祸、水灾、地震，以及杀人、诱骗、盗窃，官员腐败、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不当决策等负面新闻，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与日本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和日本民众关注的信息密切相关。媒体要努力吸引住观众的、读者的眼球，才能获得商业上的利润。
日本政府对待报纸采访活动，起初采取的是拒绝的态度，但当他们看到报纸的威力显现出来后，就逐渐作出让步，并且从中悟出了一些有利于自己行政的道理：通过记者俱乐部有利于对进出官厅采访的记者实行统一管理，可以更好地利用报纸进行政府的宣传公关活动，从而为政府树立良好形象。
这些记者俱乐部的主办机构利用对新闻消息的垄断优势，统一国内报道口径，给国内主流媒体定下报道调子。据统计，《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这5家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对记者俱乐部都有着很大的依赖度。其中，政治新闻相关报道的依赖度较高，最高值接近80%，最低值也在30%以上。政府通过为媒体提供特定的信息，达到影响媒体内容、间接管理媒体的目的。如果哪家媒体唱反调，则有可能失去以后参加该记者俱乐部的资格，也就失去了获知该领域信息的主要渠道。如果有媒体敢于出格批评政府，揭露政府的深层负面情况，不仅会为记者俱乐部所不容，今后在采访等事宜上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记者俱乐部制度成了日本政府对新闻媒介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
二战后，日本能有如此长期超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密不可分，除了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拥有一整套比较科学合理的、系统性的大众媒体管理和引导模式，“记者俱乐部制度”就是其核心内容，功不可没。
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和报业各有所得。鉴于法律所规定的新闻媒介的社会独立性，即政府无权干涉新闻报道的内容，笔者认为不应把记者俱乐部制度看作是政治对媒体的单方面控制，而应将其视为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与主流媒体相互利用的一个空间。记者俱乐部制度固然缺点很多，但是，只要这种双赢的模式保持下去，它的存在就有其必然性。
四、总结
确实，记者俱乐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新闻自由，它限制了新闻采访和报道的自由权利。然而，记者俱乐部制度给日本媒体和政府带来的利益更为根本。真实固然是新闻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但任何国家的新闻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 [11]“国家的作用若真是为国家、为国民整体的利益而着想，在这种情况下，在消息报道中剔除、歪曲和夸张某些事实，应被认为是合理的。” [12]国家需要对舆论进行引导。不然，基于受众的猎奇心理，媒体势必会大肆报道社会的阴暗面，导致国民信心的下降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政府对于舆论进行适当约束是必要的。
国外团体对于记者俱乐部的批判，更多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他们希望获得更多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国外挑战者主要是在经济金融领域施加强硬压力——记者俱乐部的信息垄断阻碍了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了解日本企业的动向，美国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消息的滞后受到损害。无国界记者团提出抗议的前提是，当时一些重大国际事件排斥外国记者参与报道。然而这恰恰能帮助日本媒体维护自身利益。
在记者俱乐部给国内主流媒体发布官方新闻、定下基调的同时，中小媒体才得以在竞争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进行多角度报道，从而赢得生存空间。因此，记者俱乐部在日本国内目前处于一个比较稳固的局面中，短时间内不可能被动摇。
注释
[1] 参见张旦旦：《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历史与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0期
[2] 参见马吟秋：《记者俱乐部：日本新闻界的怪胎》，《传媒观察》2003年第4期；张放：《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存在——试析日本记者俱乐部》，《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
[3] 参见李波、冯焕丽：《浅议日本媒体的“保守化”——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为例》，《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4][5] 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下的舆论引导方式——尹良富 黄小雄
[6] 从日本记者俱乐部看日本报纸——王波
[7] 人民网 日本"记者俱乐部"是是非非.2003.2.17
[8] 和讯网 访日随感：日本的新闻自由2007.9.17
[9] 21世纪网 渡边恒雄：“只想做一名新闻记者”——刘柠2009.3.28
[10] 维基百科 无国界记者——全球新闻自由指数
[11]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
[12] [日]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
作者：杨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傅先萍
关键词：日本 记者俱乐部 新闻自由
记者俱乐部是日本媒体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国内外学界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少中国学者对日本记者俱乐部作过比较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其历史沿革、制度内容和作用评价等。 [1]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该制度导致了日本主流媒体报道的雷同，正在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信息时代； [2]也有学者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中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认为记者俱乐部使媒体成为政府控制舆论的工具 [3]……总之，引起了各界诸多非议，取消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笔者认为，虽然此制度缺点颇多，却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弊端
最早，日本政府对于采访持排斥态度，记者俱乐部以记者向政府争取采访自由的集体谈判组织形式出现，“代替国民行使其享有的知情权，促使公共机构提交不想公开的信息。” [4]如今却变成了政府赖以控制信息发放渠道的机制。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等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公安等部门，都内设记者俱乐部。它主要由日本几家大的主流媒体的记者组成，通常由日本新闻协会进行监管。
在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下，记者见面会需由记者俱乐部来主办。没有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道机构和自由撰稿人，几乎不可能出席正式记者会见。而中小媒体加盟记者俱乐部难于上青天，外国记者更是常常被排斥在外。常驻各部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可以出席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举办的共同记者会后的恳谈会（吹风会）。在恳谈会上，官员们会不正式地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予以暗示，借以诱导舆论方向。 [5]
翻开近年来的日本几大全国性报纸，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报纸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无论是版面设置，还是文字内容，甚至在表达语气上都趋向于统一化和范式化，在相同的新闻素材上缺乏独特分析，出现了报道视角和立场的雷同现象，许多全国性报纸甚至在新闻报道的结构和标题上都如出一辙。 [6]
2002年，英国少女露西·布莱克曼（Lucie Blackman）在日本失踪、遇害事件曝光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外国记者无缘出席日本警察厅方面的新闻发布会，理由是“未加盟记者俱乐部”。9月平壤举行的朝日首脑峰会期间，日本派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报道阵容，但众多外国新闻媒体的参与照例被拒斥。正是因为“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12月10日，总部设在巴黎、以维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为宗旨的国际NGO组织--"无国境记者团"向日本政府发出声明，呼吁废止其记者俱乐部制度，认为记者俱乐部 "已成为信息自由流通的重大障碍"。同一个月，欧盟也要求日本政府对其记者俱乐部制度进行改革，给外国新闻记者和除了大媒体以外的一般日本媒体以及独立撰稿人以与日本大媒体同等的权利。 [7]
二、日本的新闻自由不容否定
在法律上，战后日本的新宪法第21条第二款明文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此不得进行检查。”政府不得以行政手段来干涉和限制传播媒介的言论，新闻自由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日本政府也标榜新闻自由——战后没有再设新闻审查机构，承认新闻界和政权的相互独立关系。一位访日公务员在访日随感中说：“有两件事让我觉得日本确实有它的新闻自由。一是，在东京的第二天，当地一居民家中的热水器因为产品质量发生燃气泄露，致人死亡。当晚，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此消息，并批评严厉。我在想，这点破事发生在中国，最多是报纸的边角料。更意外的是，次日便在电视上看到了，该热水器厂商的高层，一字排开在新闻发布会上低头谢罪，并有人引咎辞职。乱哄哄的场面里，可以听得见新闻记者咄咄逼人的质问，那些肇事者低头敛目，一言不发，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像是犯错的小孩，正受家长呵斥。第二件事，是在外务省的大厅，我们从中国课出来，便见一大群长枪短炮围着两个西装革履的官员，同样是低头敛目的摸样，很温顺地回答着各路抛来的问题，脸上看不出一丝跋扈或倨傲的神情。翻译告诉我，这两个地方长官因为出台一项有争议的措施，被外务省专门拎来，回应媒体的质疑。” [8]像这样的监督性新闻，日本几乎每天都在报道。
对被称为传媒社会的日本而言，新闻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单纯的旁观者、报道者和评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游戏的参与者。从几年前，《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针对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罔顾对中韩外交的失政、恶化，一再偏执于靖国参拜的问题，与《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Yoshibumi Wakamiya)长篇对话，指小泉作为政治家“没有教养”，到两年前做局，撮合前首相、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和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实现峰会，动议朝野两党保守联合，日本媒体大力介入现实政治操作，以舆论本身来诱导、酿造舆论主动投球的激进姿态令人印象深刻。 [9]
同时，日本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从2002到2008年，日本新闻自由度的世界排名分别是28、45、43、37、51、37、29，除06、07年落后于台湾外均是亚洲第一。 [10]日本报纸的公信力也很高——爱德曼信任度调查表明，在日本，报纸是意见领袖首选的可信信息和新闻来源。“地方媒体的正面报道”在赢得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排名中排在第一位。
三、日本俱乐部制度存在的必然性
1、带给媒体的益处
在反对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行动中，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记者俱乐部迄今的几次局部改革，大多数是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国家内部的制度挑战者。而挑战者的身份都不是媒体从业人员而是政治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单纯的媒体运作，而是这种保守的大媒体与中央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同盟对地方和在野党政治利益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报业首先是商业，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到经济利益的制约。现代媒体是理性的经营者，有适应市场的本能。受众关注什么样的信息，媒体就要努力为民代言，帮助受众搜集相关信息，以保住已有受众，并努力争取新受众。媒体从业人员不对记者俱乐部制度提出异议，证明了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首先，记者俱乐部往往就设在信息源头，在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与信息源头的工作人员通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便利地获取信息。政府等信息源的信息会在第一时间传到记者俱乐部，从而通过媒体快速让受众知晓。任何报纸只要有常驻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就不会漏掉来自官方的任何信息。有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正式记者会见时无法发表的信息，更可以此为起点，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报道。这样，报纸内容的时效性、丰富性和严密性就得到了维护，增强了报纸的市场竞争力。记者俱乐部制度赋予其成员排他性的特权，使他们独占正规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而这就意味着俱乐部成员媒体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了优势。日本绝大部分的大众媒体资源被日本广播协会（NHK）和五大全国性报纸及其附属的电视网络——读卖新闻（日本电视台）、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每日新闻（TBS电视台）、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和日本经济新闻（东京电视台）所控制。而为了维护这些主流媒体对市场的垄断，记者俱乐部就显得非常必要。可以说，垄断商业利益，排斥经营方式更为灵活的期刊媒体、网络等新媒体和外国资本参与竞争，构成了当代主流媒体维护记者俱乐部的基本动机。
其次，日本的记者俱乐部都会定期组织记者见面会，进行新闻发布。如“社团法人·日本记者俱乐部”主要接待作为国宾或政府贵宾到日本的各国政要以及国内焦点人物，面向会员媒体举行记者招待会、研究会等活动。自1969年成立以来，已经接待了大量国际政要，仅中国领导人就有邓小平、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等。可见记者俱乐部在国际交流和新闻发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采访过程中，各家媒体如果“单独作战”，必定会对采访对象“狂轰乱炸”，无所不用其极。记者俱乐部则可以通过其统一采访、发稿内容及时间上的协调功能，协调处理新闻报道活动。
2、带给政府的益处
日本媒体在各种报道中，都惯用批判的方式。日本电视、报纸上的本国的负面新闻、灾难报道、批判报道数量巨大，火灾、车祸、水灾、地震，以及杀人、诱骗、盗窃，官员腐败、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不当决策等负面新闻，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与日本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和日本民众关注的信息密切相关。媒体要努力吸引住观众的、读者的眼球，才能获得商业上的利润。
日本政府对待报纸采访活动，起初采取的是拒绝的态度，但当他们看到报纸的威力显现出来后，就逐渐作出让步，并且从中悟出了一些有利于自己行政的道理：通过记者俱乐部有利于对进出官厅采访的记者实行统一管理，可以更好地利用报纸进行政府的宣传公关活动，从而为政府树立良好形象。
这些记者俱乐部的主办机构利用对新闻消息的垄断优势，统一国内报道口径，给国内主流媒体定下报道调子。据统计，《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这5家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对记者俱乐部都有着很大的依赖度。其中，政治新闻相关报道的依赖度较高，最高值接近80%，最低值也在30%以上。政府通过为媒体提供特定的信息，达到影响媒体内容、间接管理媒体的目的。如果哪家媒体唱反调，则有可能失去以后参加该记者俱乐部的资格，也就失去了获知该领域信息的主要渠道。如果有媒体敢于出格批评政府，揭露政府的深层负面情况，不仅会为记者俱乐部所不容，今后在采访等事宜上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记者俱乐部制度成了日本政府对新闻媒介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
二战后，日本能有如此长期超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密不可分，除了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拥有一整套比较科学合理的、系统性的大众媒体管理和引导模式，“记者俱乐部制度”就是其核心内容，功不可没。
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和报业各有所得。鉴于法律所规定的新闻媒介的社会独立性，即政府无权干涉新闻报道的内容，笔者认为不应把记者俱乐部制度看作是政治对媒体的单方面控制，而应将其视为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与主流媒体相互利用的一个空间。记者俱乐部制度固然缺点很多，但是，只要这种双赢的模式保持下去，它的存在就有其必然性。
四、总结
确实，记者俱乐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新闻自由，它限制了新闻采访和报道的自由权利。然而，记者俱乐部制度给日本媒体和政府带来的利益更为根本。真实固然是新闻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但任何国家的新闻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 [11]“国家的作用若真是为国家、为国民整体的利益而着想，在这种情况下，在消息报道中剔除、歪曲和夸张某些事实，应被认为是合理的。” [12]国家需要对舆论进行引导。不然，基于受众的猎奇心理，媒体势必会大肆报道社会的阴暗面，导致国民信心的下降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政府对于舆论进行适当约束是必要的。
国外团体对于记者俱乐部的批判，更多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他们希望获得更多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国外挑战者主要是在经济金融领域施加强硬压力——记者俱乐部的信息垄断阻碍了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了解日本企业的动向，美国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消息的滞后受到损害。无国界记者团提出抗议的前提是，当时一些重大国际事件排斥外国记者参与报道。然而这恰恰能帮助日本媒体维护自身利益。
在记者俱乐部给国内主流媒体发布官方新闻、定下基调的同时，中小媒体才得以在竞争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进行多角度报道，从而赢得生存空间。因此，记者俱乐部在日本国内目前处于一个比较稳固的局面中，短时间内不可能被动摇。
注释
[1] 参见张旦旦：《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历史与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0期
[2] 参见马吟秋：《记者俱乐部：日本新闻界的怪胎》，《传媒观察》2003年第4期；张放：《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存在——试析日本记者俱乐部》，《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
[3] 参见李波、冯焕丽：《浅议日本媒体的“保守化”——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为例》，《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4][5] 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下的舆论引导方式——尹良富 黄小雄
[6] 从日本记者俱乐部看日本报纸——王波
[7] 人民网 日本"记者俱乐部"是是非非.2003.2.17
[8] 和讯网 访日随感：日本的新闻自由2007.9.17
[9] 21世纪网 渡边恒雄：“只想做一名新闻记者”——刘柠2009.3.28
[10] 维基百科 无国界记者——全球新闻自由指数
[11]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
[12] [日]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
作者：杨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