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典型报道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它不仅是一种新闻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长期以来，典型报道直接为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服务，典型的选择标准首先要看是否符合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需要，写作上只注重宣传需要而缺失新闻性，语言上过度宣传化甚至带有说教的意味，报道模式平面化、脸谱化，出现了很多让人生厌的刻板印象。在改革开放前“总体性社会”的背景下，人们文化需求、价值取向单一，典型报道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需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媒介环境也日益复杂，典型报道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典型报道如何突围，如何提高典型报道的舆论引导能力，就成为了一个时代话题。
在这方面，央视于2008年4月份开播的专栏《身边的感动》可以说为新时期典型报道探索了一条成功之道。片中展现的人物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有学生，还有企业家……他们不分年龄，有勇于承担责任的中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臂膀稚嫩的少年。但是，他们有着一样的孝道与坚持，勇气与责任，良心与真情。他们在平凡中书写不一样的人生，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传统孝道的当代意义。他们每一个都是新时期孝老爱亲的道德典范，是市场化和老龄化时代背景下社会良知的代表，具有重大的社会教育意义。我们可以从他们不同的故事中体会到什么是真情、大孝、博爱、感恩，以他们为榜样来指引自己的行动。
逆向反哺代际和谐
传统孝道中，孝首先表现为父代对子代的“亲爱”，包括对子代的抚养、呵护和教育。然而，在孝文化传播方面，却淡化了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和义务，偏重于子代对父代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诚然，这样一种理念的倡导，应追究到封建专制体制的政治需要和对道德文化传播的制约和影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天的典型报道依然把这一理念作为主旋律，就落入了俗套，容易招致年轻人的反感，舆论引导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在宣扬子代对父代的责任和义务时，多强调和突出父代对子代的爱护和关爱，则更能打动人心。
在《身边的感动》电视专栏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安徽出版集团的金编审——一位只为感恩的老人。10岁那年，父母双双去世，吃着百家饭，靠着自己的勤奋，他走出了大山，成为了城里人。但是，退休之后，当看到家乡依然贫穷落后，他毅然拿出8万元积蓄和所有藏书，为家乡的孩子和农民建起了作家书屋和农民阅览室，用知识改变着山里人的命运。江苏盐城的张忠泉，一位八旬老人，省吃俭用，常年生活在不足12平方米的小屋里，却一次性向当地慈善会捐出自己20多年来靠着微薄退休工资和捡废品积攒下来的10万元巨款。在他看来，只有为社会多做点好事，心里才舒服些。浙江永康的章礼金老人，年近耄耋，却想着开发村里的旅游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他和老伴肩扛手挑，硬是把1038块、每块重达120公斤的巨大条石铺在了1000多米高的山路上……
这些老人可亲可敬，感恩、豁达、坚韧、执着，用实际行动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报道没有宣教的色彩，没有刻意的煽情，平实朴素的叙述中却分明渗透着撼人心魄的力量。
陌生人之间的精神交往
“孝”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代际之爱，血缘关系是孝道得以存续的前提。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村中国》当中也提到了“熟人社会”和“差序社会”这样的概念。在中国乡村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以与自己的血缘亲疏作为决定与人态度的标准。对于自己的亲友、熟人是一个态度，对于陌生人则是另外一个态度。这样一种观念显然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急剧陌生化所带来的交往需要。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人口流动加剧，以血缘关系作为生存纽带的熟人社会正逐渐过渡到以契约关系来维系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物质化、货币化，每个人都在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人与人之间本应存在的精神交往却难觅踪迹。因此，在熟人社会解体的同时，社会也呼唤一种基于非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爱，这也是典型报道应该担当起的舆论引导之责。
可喜的是，在《身边的感动》中，栏目为观众奉献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如山东省莱芜市的哥陈玉矿，与尿毒症患者田金荣素不相识，在得知患者实际困难后，五年如一日，义务接送田金荣往返于山村和医院之间，接送的士司机也从一人发展到50多人。在京务工青年张仁杰，把自己的博客改成感恩中国网，用手中的相机和纸笔四处寻访并记录下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在网络世界中义务搭建起爱心人士和困难群体沟通的桥梁。天津画家尹升，30年间义务收养了17位素昧平生的孤寡老人，侍奉老人穿衣、饮食、喂药、洗漱，无微不至，让老人们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武警湖北总队医院年轻护士方雅倩，不惜增肥、给孩子断奶，只为捐献骨髓，挽救一个陌生的年轻生命。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江西籍农民工曾庆香、女记者刘薇，在一次车祸中本已脱离生命危险，但为了救助同样遭遇险情的陌生人，结果双双遇难，两个年轻的生命用勇敢和善良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页……
这些小人物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一些助人为乐的小事，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在市场化浪潮中，在陌生人社会中，在物质利益至上的今天，却显得如此可贵。
穷亦兼济天下
孝有赡养父母之孝，也有为国立功之孝。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仕子文人大多以此作为孝行范围划分的重要依据。这样一种传统孝道观念也与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同时也需要来自民间、特别是来自底层群体的谅解和支持。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广大的基层群众同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身边的感动》中，我们看到，在厦门务工10年的洗脚妹刘丽，社会地位低微，工作非常辛苦，工资也不高，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每个月拿出800元资助贫困孩子，并成立网络爱心QQ群，团结爱心人士一起来帮扶贫困家庭。吉林伊通县在校大学生张爽，有感于城乡英语教育的巨大差异，每周往返200多公里，倒三趟车，从学校赶回大湾村为孩子们上英语课。湖南永新县马恭志，虽双腿残疾，但十多年来，他靠着一杆扁担，一个放映机，把电影和欢乐送到了老百姓的炕头上。四川省剑阁县杨村镇左慎宗，一位残疾老人，苦于村里十年九旱恶劣的自然条件，他带领家人耗费30年的时间，硬是在坚硬的山崖上一点一点打凿出四口水井。青丝变成了白发，但他始终无怨无悔……
生活中，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支撑起社会这座大厦。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们同样乐于奉献，以仁爱之心回报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综上所述，可以说，孝的实质就是“仁爱”，仁爱是人的内在本质，是孝的人性基础，而传统的孝道只是仁爱的外在表现。在“孝”的基础上升华而起的“博爱”精神，才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和民族的族性标志。新形势下，基于“博爱”精神的新孝道实践及其传播能够唤起人性的复苏，激活生命的情感，增强生命个体对家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感，从而增强人们对商业文化负面影响的抗拒能力，使社会风气不断好转，最终造就和谐社会，这也是新时期典型报道有待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
作者：黄 钦，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硕士。
彭爱萍,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责编：江小萍
在这方面，央视于2008年4月份开播的专栏《身边的感动》可以说为新时期典型报道探索了一条成功之道。片中展现的人物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有学生，还有企业家……他们不分年龄，有勇于承担责任的中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臂膀稚嫩的少年。但是，他们有着一样的孝道与坚持，勇气与责任，良心与真情。他们在平凡中书写不一样的人生，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传统孝道的当代意义。他们每一个都是新时期孝老爱亲的道德典范，是市场化和老龄化时代背景下社会良知的代表，具有重大的社会教育意义。我们可以从他们不同的故事中体会到什么是真情、大孝、博爱、感恩，以他们为榜样来指引自己的行动。
逆向反哺代际和谐
传统孝道中，孝首先表现为父代对子代的“亲爱”，包括对子代的抚养、呵护和教育。然而，在孝文化传播方面，却淡化了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和义务，偏重于子代对父代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诚然，这样一种理念的倡导，应追究到封建专制体制的政治需要和对道德文化传播的制约和影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天的典型报道依然把这一理念作为主旋律，就落入了俗套，容易招致年轻人的反感，舆论引导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在宣扬子代对父代的责任和义务时，多强调和突出父代对子代的爱护和关爱，则更能打动人心。
在《身边的感动》电视专栏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安徽出版集团的金编审——一位只为感恩的老人。10岁那年，父母双双去世，吃着百家饭，靠着自己的勤奋，他走出了大山，成为了城里人。但是，退休之后，当看到家乡依然贫穷落后，他毅然拿出8万元积蓄和所有藏书，为家乡的孩子和农民建起了作家书屋和农民阅览室，用知识改变着山里人的命运。江苏盐城的张忠泉，一位八旬老人，省吃俭用，常年生活在不足12平方米的小屋里，却一次性向当地慈善会捐出自己20多年来靠着微薄退休工资和捡废品积攒下来的10万元巨款。在他看来，只有为社会多做点好事，心里才舒服些。浙江永康的章礼金老人，年近耄耋，却想着开发村里的旅游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他和老伴肩扛手挑，硬是把1038块、每块重达120公斤的巨大条石铺在了1000多米高的山路上……
这些老人可亲可敬，感恩、豁达、坚韧、执着，用实际行动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报道没有宣教的色彩，没有刻意的煽情，平实朴素的叙述中却分明渗透着撼人心魄的力量。
陌生人之间的精神交往
“孝”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代际之爱，血缘关系是孝道得以存续的前提。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村中国》当中也提到了“熟人社会”和“差序社会”这样的概念。在中国乡村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以与自己的血缘亲疏作为决定与人态度的标准。对于自己的亲友、熟人是一个态度，对于陌生人则是另外一个态度。这样一种观念显然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急剧陌生化所带来的交往需要。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人口流动加剧，以血缘关系作为生存纽带的熟人社会正逐渐过渡到以契约关系来维系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物质化、货币化，每个人都在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人与人之间本应存在的精神交往却难觅踪迹。因此，在熟人社会解体的同时，社会也呼唤一种基于非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爱，这也是典型报道应该担当起的舆论引导之责。
可喜的是，在《身边的感动》中，栏目为观众奉献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如山东省莱芜市的哥陈玉矿，与尿毒症患者田金荣素不相识，在得知患者实际困难后，五年如一日，义务接送田金荣往返于山村和医院之间，接送的士司机也从一人发展到50多人。在京务工青年张仁杰，把自己的博客改成感恩中国网，用手中的相机和纸笔四处寻访并记录下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在网络世界中义务搭建起爱心人士和困难群体沟通的桥梁。天津画家尹升，30年间义务收养了17位素昧平生的孤寡老人，侍奉老人穿衣、饮食、喂药、洗漱，无微不至，让老人们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武警湖北总队医院年轻护士方雅倩，不惜增肥、给孩子断奶，只为捐献骨髓，挽救一个陌生的年轻生命。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江西籍农民工曾庆香、女记者刘薇，在一次车祸中本已脱离生命危险，但为了救助同样遭遇险情的陌生人，结果双双遇难，两个年轻的生命用勇敢和善良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页……
这些小人物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一些助人为乐的小事，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在市场化浪潮中，在陌生人社会中，在物质利益至上的今天，却显得如此可贵。
穷亦兼济天下
孝有赡养父母之孝，也有为国立功之孝。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仕子文人大多以此作为孝行范围划分的重要依据。这样一种传统孝道观念也与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同时也需要来自民间、特别是来自底层群体的谅解和支持。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广大的基层群众同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身边的感动》中，我们看到，在厦门务工10年的洗脚妹刘丽，社会地位低微，工作非常辛苦，工资也不高，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每个月拿出800元资助贫困孩子，并成立网络爱心QQ群，团结爱心人士一起来帮扶贫困家庭。吉林伊通县在校大学生张爽，有感于城乡英语教育的巨大差异，每周往返200多公里，倒三趟车，从学校赶回大湾村为孩子们上英语课。湖南永新县马恭志，虽双腿残疾，但十多年来，他靠着一杆扁担，一个放映机，把电影和欢乐送到了老百姓的炕头上。四川省剑阁县杨村镇左慎宗，一位残疾老人，苦于村里十年九旱恶劣的自然条件，他带领家人耗费30年的时间，硬是在坚硬的山崖上一点一点打凿出四口水井。青丝变成了白发，但他始终无怨无悔……
生活中，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支撑起社会这座大厦。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们同样乐于奉献，以仁爱之心回报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综上所述，可以说，孝的实质就是“仁爱”，仁爱是人的内在本质，是孝的人性基础，而传统的孝道只是仁爱的外在表现。在“孝”的基础上升华而起的“博爱”精神，才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和民族的族性标志。新形势下，基于“博爱”精神的新孝道实践及其传播能够唤起人性的复苏，激活生命的情感，增强生命个体对家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感，从而增强人们对商业文化负面影响的抗拒能力，使社会风气不断好转，最终造就和谐社会，这也是新时期典型报道有待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
作者：黄 钦，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硕士。
彭爱萍,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责编：江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