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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记者：詹总，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看过贵企业的企业文化内刊，内容丰富多彩，极有文化底蕴，说明东洋炭素是一家注重企业文化的企业，先请詹总讲一下贵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贵企业都举办过哪些跟文化有关的活动？
詹国彬：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我们东洋炭素的企业价值观就是三个满意：客户满意、老板满意、员工满意。我们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三个满意展开，它们是并行不悖、三位一体的，并没有先后之分。我对企业的理解是：企业是人类最理想的集体活动场所，在其中一系列理性地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中，人类能够增进对自身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理解，并通过这种集体劳动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说，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表现。有些企业一提文化，就是搞个活动，搞个福利，这是把企业文化理解偏了，文化是基于一个核心价值观而延伸出来的。
记者：我看过詹总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传统文化究竟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詹国彬：第一，民族认同感。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来，但是由于文化向心力的影响，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比较强烈。第二，人性本善的道德判断。《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来本性善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习性产生差异。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讲类似的道理。佛家讲自性圆满、我即是佛；孟子讲 “求放心”，是指人的善良本心生来俱在，由于被环境污染了就逃逸掉了，人的一生是把放逸的心再追求回归的过程。这与西方思想讲的人性本恶截然不同。西方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临的，人的一生要通过赎罪的行为获得救赎。第三，内圣外王的道德追求。所谓内圣就是指通过体验天道和自身的道德修炼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其表现形式可以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十个字概括。外王是内圣的自然结果，不是通过强权而获得的，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应该就是加冕的王者。历史上尊称孔子为“素王”就是这个道理。第四，“天人合一”的认知观。自然界、人体和人类社会都是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而交织的体系中存在的，天和人是在同一个道理的支配下而交感存在的。这也是中医基础。第五，思维缺陷。中国文化中缺乏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外在对象进行研究的科学思维。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的泰勒士、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早期自然哲学伊始，就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来研究，可以说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维截然不同。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
记者：醒狮国学院有一个观点“儒西释道”文化大融合，和您所提倡的“回归传统文化中对于本真良知的追求，又要尊崇科学的创新精神”可谓异曲同工，您觉得东、西方文化应如何交融、平衡？
詹国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话题。有一门学科叫做“东西方文化比较”，就是专门研究这些东西的。总体上，我认为中国人是内向、内省的，而西方人是外向的。中国人内向，所以才会每日三省其身，每天都会反省自己的道德良知，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心性之学。西方不能说排斥这些东西，但西方人总体上是外向，倾向于把外部的世界，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一直是存在的，譬如中国制造业就是一个融合。制造业本身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人引进来，这就是一种融合。再往深里挖，制造业里有中国文化的体现吗？有，就是稻盛哲学，又讲良知，又讲利润，又讲制造，又讲创新。另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譬如它的语言一部分来自汉语，还有外来语。几乎现代语言、科技用语都是外来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制造业
记者：您觉得当前中国的制造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詹国彬：中国人善于学习，善于“拿来”，模仿能力强，但是如果只靠模仿，而忽略了现代制造业背后的科学精神，缺乏创造精神，那会出很大的问题。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自有的东西、创造的东西很少。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持续表现出来的是中国人原创价值的缺失与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价值的理解承传而来的“敬天爱人”的价值观也遭受唾弃。相对而言，邻居日本在高举西方科学主义大旗的同时，也不忘弘扬承传自古老中国的东方价值观，并据此傲然立足于世界之林。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日本老师也曾经感叹，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很优秀，但在他们身上很难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反而在日本还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深思。我有时在想，也许现代日本比现代中国更 “中国”，或者说，更“唐朝”！所以，高举“敬天爱人”大旗又创立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先生诞生在日本，而非中国。
记者：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詹国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格追求，譬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样一些东西，因为各种原因，政治的，历史的，从知识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实践上不存在了，丢失掉了。但是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若隐若现，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留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更多的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而内心深处所遗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优良的东西，本来是可以平衡这种物欲的，却被丢掉了。
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虚张声势的民族主义于事无补，回归对人的本真理解以及基于此而建立的全面教育体系（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倾听“天道”的指引和“天命”的召唤，崇尚科学才是今后发展的根本。既要回归传统文化中对于本真良知的追求，又要尊崇科学的创新精神，而不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科学结论拿过来，这样只能制造更多的模仿。
记者：制造业中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同一企业中人员的文化素质差距很大，您觉得在制造企业中如何才能更好的将企业文化从高层透彻的落实到基层？请您结合案例介绍一两点具体的成功经验。
詹国彬：关于这一点，稻盛哲学是很有用的，一定要从管理者自我做起。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领导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企业乃至企业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一定要从自我做起，领导者做好了，大家都会跟着做。
我们企业文化的三个满意，有一个是员工满意。我们一年有两次员工满意度调查，都是员工最关注问题的调查。像薪金待遇、工作环境、福利涨薪、培训学习等问题都用问卷的形式让员工作答，听取员工的心声，每年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都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我们企业还给员工提供广阔的晋升空间，一共有四种晋升渠道：管理层、技术层、事务层、操作层。每个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特点选择符合自己的晋升渠道，这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詹国彬 上海东洋炭素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日本东洋炭素号称全球最大的EDM用石墨生产商，年产11000吨，其产品线覆盖高、中端市场，广泛应用于汽车、模具、压铸、塑料、压铸、锻造等模具行业。
上海东洋炭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工业区，是日本东洋炭素株式会社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生产、加工、销售各种电刷、电炭产品和特种石墨制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冶金、有色金属、家电、机械、模具、汽车、石油、化工、造纸、玻璃、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
记者：詹总，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看过贵企业的企业文化内刊，内容丰富多彩，极有文化底蕴，说明东洋炭素是一家注重企业文化的企业，先请詹总讲一下贵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贵企业都举办过哪些跟文化有关的活动？
詹国彬：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我们东洋炭素的企业价值观就是三个满意：客户满意、老板满意、员工满意。我们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三个满意展开，它们是并行不悖、三位一体的，并没有先后之分。我对企业的理解是：企业是人类最理想的集体活动场所，在其中一系列理性地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中，人类能够增进对自身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理解，并通过这种集体劳动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说，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表现。有些企业一提文化，就是搞个活动，搞个福利，这是把企业文化理解偏了，文化是基于一个核心价值观而延伸出来的。
记者：我看过詹总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传统文化究竟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詹国彬：第一，民族认同感。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来，但是由于文化向心力的影响，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比较强烈。第二，人性本善的道德判断。《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来本性善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习性产生差异。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讲类似的道理。佛家讲自性圆满、我即是佛；孟子讲 “求放心”，是指人的善良本心生来俱在，由于被环境污染了就逃逸掉了，人的一生是把放逸的心再追求回归的过程。这与西方思想讲的人性本恶截然不同。西方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临的，人的一生要通过赎罪的行为获得救赎。第三，内圣外王的道德追求。所谓内圣就是指通过体验天道和自身的道德修炼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其表现形式可以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十个字概括。外王是内圣的自然结果，不是通过强权而获得的，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应该就是加冕的王者。历史上尊称孔子为“素王”就是这个道理。第四，“天人合一”的认知观。自然界、人体和人类社会都是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而交织的体系中存在的，天和人是在同一个道理的支配下而交感存在的。这也是中医基础。第五，思维缺陷。中国文化中缺乏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外在对象进行研究的科学思维。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的泰勒士、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早期自然哲学伊始，就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来研究，可以说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维截然不同。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
记者：醒狮国学院有一个观点“儒西释道”文化大融合，和您所提倡的“回归传统文化中对于本真良知的追求，又要尊崇科学的创新精神”可谓异曲同工，您觉得东、西方文化应如何交融、平衡？
詹国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话题。有一门学科叫做“东西方文化比较”，就是专门研究这些东西的。总体上，我认为中国人是内向、内省的，而西方人是外向的。中国人内向，所以才会每日三省其身，每天都会反省自己的道德良知，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心性之学。西方不能说排斥这些东西，但西方人总体上是外向，倾向于把外部的世界，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一直是存在的，譬如中国制造业就是一个融合。制造业本身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人引进来，这就是一种融合。再往深里挖，制造业里有中国文化的体现吗？有，就是稻盛哲学，又讲良知，又讲利润，又讲制造，又讲创新。另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譬如它的语言一部分来自汉语，还有外来语。几乎现代语言、科技用语都是外来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制造业
记者：您觉得当前中国的制造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詹国彬：中国人善于学习，善于“拿来”，模仿能力强，但是如果只靠模仿，而忽略了现代制造业背后的科学精神，缺乏创造精神，那会出很大的问题。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自有的东西、创造的东西很少。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持续表现出来的是中国人原创价值的缺失与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价值的理解承传而来的“敬天爱人”的价值观也遭受唾弃。相对而言，邻居日本在高举西方科学主义大旗的同时，也不忘弘扬承传自古老中国的东方价值观，并据此傲然立足于世界之林。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日本老师也曾经感叹，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很优秀，但在他们身上很难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反而在日本还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深思。我有时在想，也许现代日本比现代中国更 “中国”，或者说，更“唐朝”！所以，高举“敬天爱人”大旗又创立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先生诞生在日本，而非中国。
记者：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詹国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格追求，譬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样一些东西，因为各种原因，政治的，历史的，从知识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实践上不存在了，丢失掉了。但是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若隐若现，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留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更多的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而内心深处所遗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优良的东西，本来是可以平衡这种物欲的，却被丢掉了。
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虚张声势的民族主义于事无补，回归对人的本真理解以及基于此而建立的全面教育体系（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倾听“天道”的指引和“天命”的召唤，崇尚科学才是今后发展的根本。既要回归传统文化中对于本真良知的追求，又要尊崇科学的创新精神，而不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科学结论拿过来，这样只能制造更多的模仿。
记者：制造业中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同一企业中人员的文化素质差距很大，您觉得在制造企业中如何才能更好的将企业文化从高层透彻的落实到基层？请您结合案例介绍一两点具体的成功经验。
詹国彬：关于这一点，稻盛哲学是很有用的，一定要从管理者自我做起。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领导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企业乃至企业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一定要从自我做起，领导者做好了，大家都会跟着做。
我们企业文化的三个满意，有一个是员工满意。我们一年有两次员工满意度调查，都是员工最关注问题的调查。像薪金待遇、工作环境、福利涨薪、培训学习等问题都用问卷的形式让员工作答，听取员工的心声，每年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都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我们企业还给员工提供广阔的晋升空间，一共有四种晋升渠道：管理层、技术层、事务层、操作层。每个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特点选择符合自己的晋升渠道，这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詹国彬 上海东洋炭素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日本东洋炭素号称全球最大的EDM用石墨生产商，年产11000吨，其产品线覆盖高、中端市场，广泛应用于汽车、模具、压铸、塑料、压铸、锻造等模具行业。
上海东洋炭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工业区，是日本东洋炭素株式会社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生产、加工、销售各种电刷、电炭产品和特种石墨制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冶金、有色金属、家电、机械、模具、汽车、石油、化工、造纸、玻璃、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