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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如何看我们当前所讲的“文化复兴”，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和价值？
葛剑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物质文明一般总是更新换代的，现代的总比过去的好，但精神文明却未必，我们今天人的精神境界未必比春秋战国时人的精神境界更高。所以，我们谈文化复兴更主要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重建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文化复兴需要我们学会正确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但不要企图用自己的文化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和价值观。我们对外的文化传播，只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输出。费孝通老先生有句话讲得非常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种文化都要欣赏自己美的地方，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识、有自信，发现自身之美，然后欣赏、包容其他文化。
“近者悦，远者来”，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文化真的复兴了，世界上也自然会有人来向我们学习。
记者：您觉得目前影响中国人价值观的主要是哪种文化？据此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吴祚来：（著名文化学者）
中国人一直没有形成普世的价值观。主要原因是与世界没有真正对话过，百年来与世界文明的对话，都是通过热战与冷战的方式，现在冷战结束了没有？似乎没有，主流社会仍然在反对普世价值，如果人类没有普世价值，那么，各自以自己的特色为价值，人类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了，也就没有价值共识了，在价值观念上，达不成一致，人类如何共同发展，如何和平共处？
中国人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传统儒道文化，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等等，这些价值体系互相之间没有完成充分的对话与交流，没有真正兼容，这也是造成现在社会乱象丛生的原因。
文化复兴，首先要有自由与宽容，文化如果没有自由精神与宽容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繁荣。网络上稍有一定的自由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繁荣。个人表达与创造性的博客、微博、播客文化正在成为新的文化生态，草根或草地一样，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传统文化讲文以载道，道是道德，也是正义，是规则，也是良知，文化内核中应该有道德精神，有信仰，有底线，有价值追求，中国文化在复兴，离开这些精神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
记者：对于文化复兴您有哪些更为具体的建议？
叶匡政：（著名文化学者）
文化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需要准确定位政府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职能与价值，让文化真正获得它自由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让文化复兴流于口号。文化只要有自由、有空间，就会有发展，重要的是权力不能给它套上各种紧箍咒。
我们需要更多满足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目前市场上的文化产品种类很多、数量也很大，但重要的是，这些文化产品是否是民众真正需要的，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文化管理机构所能做的，不过是提高稿酬、降低税金，这是文化创作者真正需要管理者去做的。只有获得了和劳动相应的收益，文化创作者不为生计发愁、不疲于奔命，创作出好作品可能性才越大。目前文联、作协等文学创作团体的管理体制也极需改革，所设立的文艺创作基金，应该引入更权威的评价机制，而不是由官员作家们说了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作家的创作动力，鼓励作家创作出好作品。
在文化产业方面提供各种文化扶持基金，特别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同时要警惕地方政府假借发展文化产业变相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把文化当做圈地、圈钱的招牌。
记者：您觉得旧的意识形态终结以后，何种“价值观”将成为主流，我们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夏国忠：（学者社会学博士后）
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能够脱离其信仰根基而存在和发展，基督信仰孕育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却破坏了基督信仰。今天，世俗化的西方，正在一步步背弃自己的信仰根基，他们赢得了世界，却迷失了自己。
一百多年前，积弱积贫的中国，与西方不期而遇，为求“科学与民主”，反“封建与专制”，从太平天国摧毁“孔庙”算起，“五四”声讨、“文革”扫荡、“乌托邦”幻灭、“权力”败坏、“市场”腐蚀，折腾了一个多世纪，从形式到内容，祖宗留下来的那点东西被彻底的“破除了”，自己创造的东西却始终没有“立起来”。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
遥想当年，英国的一帮“新教徒”，逃离欧洲，来到美洲“蛮荒”之地。正是这帮基督徒，凭借着对上帝的敬虔信仰，内生出超然的力量，以开放、务实的态度，消化、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起步于“蛮夷”，却超过了欧洲，终成世界文明一极！“超越”始于“否定”，“摧毁”有待“重建”，中国是否应该用“基督信仰”来整合传统文化，提升坍塌的价值体系，像美国那样，立“荒蛮”而崛起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出一个经济变革的“中国奇迹”；中国的基督徒，则从改革前的70万人，增长到现今的8000万，如此大的信仰变革，却没有出现大的“排异反应”，不能不赞佩中国文化超强的“包容性”。事实上，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乃一个缺失信仰的民族对于信仰的“渴慕”，源自“文化成分”之“不完备”，实则为“供需结构”之“耦合”。历史表明，中国每一次吸纳新的“信仰元素”，每一次文化大融合，都将圆却一回“大国崛起”之梦。
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大胸怀来整体把握，让“思想”跟着“问题”走，围绕“解决问题”来进行文化整合与创新，实现“基督信仰”与“儒释道”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明基石，进而实现复兴之梦。
葛剑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物质文明一般总是更新换代的，现代的总比过去的好，但精神文明却未必，我们今天人的精神境界未必比春秋战国时人的精神境界更高。所以，我们谈文化复兴更主要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重建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文化复兴需要我们学会正确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但不要企图用自己的文化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和价值观。我们对外的文化传播，只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输出。费孝通老先生有句话讲得非常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种文化都要欣赏自己美的地方，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识、有自信，发现自身之美，然后欣赏、包容其他文化。
“近者悦，远者来”，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文化真的复兴了，世界上也自然会有人来向我们学习。
记者：您觉得目前影响中国人价值观的主要是哪种文化？据此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吴祚来：（著名文化学者）
中国人一直没有形成普世的价值观。主要原因是与世界没有真正对话过，百年来与世界文明的对话，都是通过热战与冷战的方式，现在冷战结束了没有？似乎没有，主流社会仍然在反对普世价值，如果人类没有普世价值，那么，各自以自己的特色为价值，人类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了，也就没有价值共识了，在价值观念上，达不成一致，人类如何共同发展，如何和平共处？
中国人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传统儒道文化，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等等，这些价值体系互相之间没有完成充分的对话与交流，没有真正兼容，这也是造成现在社会乱象丛生的原因。
文化复兴，首先要有自由与宽容，文化如果没有自由精神与宽容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繁荣。网络上稍有一定的自由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繁荣。个人表达与创造性的博客、微博、播客文化正在成为新的文化生态，草根或草地一样，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传统文化讲文以载道，道是道德，也是正义，是规则，也是良知，文化内核中应该有道德精神，有信仰，有底线，有价值追求，中国文化在复兴，离开这些精神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
记者：对于文化复兴您有哪些更为具体的建议？
叶匡政：（著名文化学者）
文化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需要准确定位政府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职能与价值，让文化真正获得它自由发展的空间，否则只能让文化复兴流于口号。文化只要有自由、有空间，就会有发展，重要的是权力不能给它套上各种紧箍咒。
我们需要更多满足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目前市场上的文化产品种类很多、数量也很大，但重要的是，这些文化产品是否是民众真正需要的，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文化管理机构所能做的，不过是提高稿酬、降低税金，这是文化创作者真正需要管理者去做的。只有获得了和劳动相应的收益，文化创作者不为生计发愁、不疲于奔命，创作出好作品可能性才越大。目前文联、作协等文学创作团体的管理体制也极需改革，所设立的文艺创作基金，应该引入更权威的评价机制，而不是由官员作家们说了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作家的创作动力，鼓励作家创作出好作品。
在文化产业方面提供各种文化扶持基金，特别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同时要警惕地方政府假借发展文化产业变相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把文化当做圈地、圈钱的招牌。
记者：您觉得旧的意识形态终结以后，何种“价值观”将成为主流，我们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夏国忠：（学者社会学博士后）
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能够脱离其信仰根基而存在和发展，基督信仰孕育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却破坏了基督信仰。今天，世俗化的西方，正在一步步背弃自己的信仰根基，他们赢得了世界，却迷失了自己。
一百多年前，积弱积贫的中国，与西方不期而遇，为求“科学与民主”，反“封建与专制”，从太平天国摧毁“孔庙”算起，“五四”声讨、“文革”扫荡、“乌托邦”幻灭、“权力”败坏、“市场”腐蚀，折腾了一个多世纪，从形式到内容，祖宗留下来的那点东西被彻底的“破除了”，自己创造的东西却始终没有“立起来”。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
遥想当年，英国的一帮“新教徒”，逃离欧洲，来到美洲“蛮荒”之地。正是这帮基督徒，凭借着对上帝的敬虔信仰，内生出超然的力量，以开放、务实的态度，消化、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起步于“蛮夷”，却超过了欧洲，终成世界文明一极！“超越”始于“否定”，“摧毁”有待“重建”，中国是否应该用“基督信仰”来整合传统文化，提升坍塌的价值体系，像美国那样，立“荒蛮”而崛起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出一个经济变革的“中国奇迹”；中国的基督徒，则从改革前的70万人，增长到现今的8000万，如此大的信仰变革，却没有出现大的“排异反应”，不能不赞佩中国文化超强的“包容性”。事实上，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乃一个缺失信仰的民族对于信仰的“渴慕”，源自“文化成分”之“不完备”，实则为“供需结构”之“耦合”。历史表明，中国每一次吸纳新的“信仰元素”，每一次文化大融合，都将圆却一回“大国崛起”之梦。
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大胸怀来整体把握，让“思想”跟着“问题”走，围绕“解决问题”来进行文化整合与创新，实现“基督信仰”与“儒释道”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明基石，进而实现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