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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江苏兴化的毕飞宇兼有城市与乡村生活的经验，个人生活经验的丰富性令毕飞宇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充满了反思与辩证的意味，毕飞宇自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至1994年间，其创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历史的质疑、对家族种姓的想象以及先锋文学的实验性写作方面。但是，《卖胡琴的乡下人》《8床》《是谁在黑夜说话》等作品的发表，代表着毕飞宇文学创作对象以及创作风格的转变。毕飞宇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我沉迷于自己的玄思与想象之中。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是形而上、历史、终极，总之，那时候我是‘闭着眼睛’写作的。”[1]当毕飞宇“睁开眼睛”时，现实生活成为了他关注的对象，这其中包括现实生活中的空间变化，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空间变化成为了毕飞宇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而空间变化之内被都市文明囚困的人类精神，则是毕飞宇进行文学创作以来时刻关注的对象。
都市中的每个群体都可能成为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本文将简要分析《家事》中的高中生群体及《推拿》中的盲人群像，简析毕飞宇笔下的人类精神困境。
《家事》将关注的对象集中在学校高中生身上，学校作为学生成长、接受教育的场所，其本身就具有了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的意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认为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等空间，隐喻着绝对的权力关系与政治关系，但是毕飞宇在学校这个空间中，却发现了20世纪末独生子女与父辈之间的关系。以小艾、乔伟、田满为代表的高中生，在原本关系单纯的学校里开展“新生活运动”，建立起一种口头上的母子、夫妻、父子、姐弟、弟妹、弟媳等关系，他们以家族关系做掩护，借助于手机这样一种现代通讯设备，互相表达对彼此的“爱”，以此完成对于家庭温馨的想象，他们将学校称之为“单位”。在“单位”里，他们恢复人际关系，“既然未来的人生注定了清汤寡水，那么，现在就必须让它七荤八素。”[2]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恋爱、相互喜欢，而是对原有家庭模式的“戏仿”，“它是一代人对我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次集体性戏仿。为什么要戏仿？因为‘家’消失了，说得文气一点，只剩下一个背影。”[3]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生活的重心，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对家族、宗族甚至亲戚的观念、意识越来越淡薄，毕飞宇在中学生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于“关系”的向往，以及他们内心的处境，家族的延续本是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但却成为了城市人的精神隐疾。
2008年《推拿》的出版让一度沉潜的毕飞宇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推拿》是关于盲人尊严、日常生活的小说。但在这部小說中盲人推拿中心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也成为了毕飞宇展示盲人内心孤寂、人际关系低温的平面。在南京，沙宗琪推拿中心因其盲人群体的特殊性，成为城市中盲人相互取暖的“孤岛”，狭小的空间内包含着王大夫与小孔、金嫣与泰来的爱情；小马对小孔、沙复明对都红的爱慕；都红与高唯、沙复明与张宗琪的友情。推拿中心在外部看起来是城市中盲人聚集的一隅，与外界形成一种陌生、隔离的关系，但实际上其内部的个体之间也常常保持着心灵上的距离，“文学赋予盲人太多的意义，他们因此在文学的世界里反而失去了自我。”盲人推拿师的“自我”成为毕飞宇侧重书写的对象。《推拿》中，沙复明为了与正常人建立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作出各种努力，读书时的他就忍着胃疼学习英语、日语，阅读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并能依靠出色的记忆力背诵唐诗宋词，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正常人将他当做“正常人”而非盲人看待，沙复明对正常人际关系的渴望让他做出各种努力和牺牲，但换来的却是少年时向天纵对他情感的利用，沙复明深陷在与自我的抗争中。王大夫是《推拿》中另一主要人物，王大夫十岁离家，此后一直生活在盲人学校和打工的地方，家庭、父母、亲情对于眼盲的王大夫来说既是一种牵挂又是一种负累，所以当王大夫因心疼自己的血汗钱而以在自己胸部划两刀的方式偿还弟弟的赌债时，他极度害怕父母认为他是一个不体面的人，他害怕自己的此种行为“对不起”父母，害怕流氓、可耻、地痞、人渣、龌龊这些词和自己划等号，当他为此道歉时，父母迷茫而不知所措，父母、兄弟与王大夫之间低温的亲情关系换来的是王大夫胸前的一百一六针。盲人的内心脆弱、孤寂，他们不敢向他人吐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这其中既有盲人群体的特殊性，又有城市发展的积弊所在，所以即使是在盲人推拿中心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将自己内心的某些想法束之高阁。对推拿中心低温状态人际关系的书写，在小说的结尾到达顶峰。当沙复明胃部大出血被送往医院后，推拿中心包括高唯、杜莉、金大姐三位健全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在沙复明的身体怎么了，“门外正站着他的同事们。但是，没有人开口。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大夫的心窝子里头突然就是一阵凉，是井水一样的凉。自己和复明，自己和他人，他人和复明，天天都在一起，可彼此之间是多么的遥远。说到底，他们谁也不知道谁。”“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堕落的洞。也许，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向着无底的、幽暗的深处疯狂地呼啸。”每天吃、睡、工作都在一起的盲人们，对彼此的陌生往往被日常的嬉笑打闹所掩盖，浓烈、炽诚的情感不再属于他们，这种源自都市人心灵的苦痛，对盲人心里现实的深刻揭露，让读者通过他的作品透视到城市生活的现状。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对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做出如下评价：“毕飞宇的小说优雅而锐利地分析了人生满布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人的激情和勇气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他的文学探索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风格：精悍、准确、具有反讽张力的语言，丰盈的细节，生动的、具有性格魅力的人物，对生活内在戏剧性的发现和想象，他的写作由此回归到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理想。作为一位能力均衡的青年小说家，他有可能走向宏大、浑厚的艺术境界，但这有待于他對生命和生活更广博、更奔放的感受和把握。”[4]毕飞宇以空间变化之中人类精神的变化作为展示城市、现实发展之点，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毕飞宇所关注的对象，而对历史的质疑、对城市发展、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对都市人心灵的关怀贯穿了毕飞宇文学创作的整个历程，他感受着生活提供给他的养料，在文学的世界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贾梦玮：《“睁开眼睛”与“保护嗓子”——毕飞宇访谈录》，武汉：《语文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6期
[2]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3] 毕飞宇、张莉：《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北京：《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第77页。
[4] 黄佰春：第二届冯牧文学奖获奖评语[N].文学报.2001-3-1（B2）
都市中的每个群体都可能成为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本文将简要分析《家事》中的高中生群体及《推拿》中的盲人群像，简析毕飞宇笔下的人类精神困境。
《家事》将关注的对象集中在学校高中生身上，学校作为学生成长、接受教育的场所，其本身就具有了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的意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认为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等空间，隐喻着绝对的权力关系与政治关系，但是毕飞宇在学校这个空间中，却发现了20世纪末独生子女与父辈之间的关系。以小艾、乔伟、田满为代表的高中生，在原本关系单纯的学校里开展“新生活运动”，建立起一种口头上的母子、夫妻、父子、姐弟、弟妹、弟媳等关系，他们以家族关系做掩护，借助于手机这样一种现代通讯设备，互相表达对彼此的“爱”，以此完成对于家庭温馨的想象，他们将学校称之为“单位”。在“单位”里，他们恢复人际关系，“既然未来的人生注定了清汤寡水，那么，现在就必须让它七荤八素。”[2]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恋爱、相互喜欢，而是对原有家庭模式的“戏仿”，“它是一代人对我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次集体性戏仿。为什么要戏仿？因为‘家’消失了，说得文气一点，只剩下一个背影。”[3]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生活的重心，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对家族、宗族甚至亲戚的观念、意识越来越淡薄，毕飞宇在中学生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于“关系”的向往，以及他们内心的处境，家族的延续本是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但却成为了城市人的精神隐疾。
2008年《推拿》的出版让一度沉潜的毕飞宇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推拿》是关于盲人尊严、日常生活的小说。但在这部小說中盲人推拿中心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也成为了毕飞宇展示盲人内心孤寂、人际关系低温的平面。在南京，沙宗琪推拿中心因其盲人群体的特殊性，成为城市中盲人相互取暖的“孤岛”，狭小的空间内包含着王大夫与小孔、金嫣与泰来的爱情；小马对小孔、沙复明对都红的爱慕；都红与高唯、沙复明与张宗琪的友情。推拿中心在外部看起来是城市中盲人聚集的一隅，与外界形成一种陌生、隔离的关系，但实际上其内部的个体之间也常常保持着心灵上的距离，“文学赋予盲人太多的意义，他们因此在文学的世界里反而失去了自我。”盲人推拿师的“自我”成为毕飞宇侧重书写的对象。《推拿》中，沙复明为了与正常人建立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作出各种努力，读书时的他就忍着胃疼学习英语、日语，阅读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并能依靠出色的记忆力背诵唐诗宋词，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正常人将他当做“正常人”而非盲人看待，沙复明对正常人际关系的渴望让他做出各种努力和牺牲，但换来的却是少年时向天纵对他情感的利用，沙复明深陷在与自我的抗争中。王大夫是《推拿》中另一主要人物，王大夫十岁离家，此后一直生活在盲人学校和打工的地方，家庭、父母、亲情对于眼盲的王大夫来说既是一种牵挂又是一种负累，所以当王大夫因心疼自己的血汗钱而以在自己胸部划两刀的方式偿还弟弟的赌债时，他极度害怕父母认为他是一个不体面的人，他害怕自己的此种行为“对不起”父母，害怕流氓、可耻、地痞、人渣、龌龊这些词和自己划等号，当他为此道歉时，父母迷茫而不知所措，父母、兄弟与王大夫之间低温的亲情关系换来的是王大夫胸前的一百一六针。盲人的内心脆弱、孤寂，他们不敢向他人吐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这其中既有盲人群体的特殊性，又有城市发展的积弊所在，所以即使是在盲人推拿中心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将自己内心的某些想法束之高阁。对推拿中心低温状态人际关系的书写，在小说的结尾到达顶峰。当沙复明胃部大出血被送往医院后，推拿中心包括高唯、杜莉、金大姐三位健全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在沙复明的身体怎么了，“门外正站着他的同事们。但是，没有人开口。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大夫的心窝子里头突然就是一阵凉，是井水一样的凉。自己和复明，自己和他人，他人和复明，天天都在一起，可彼此之间是多么的遥远。说到底，他们谁也不知道谁。”“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堕落的洞。也许，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向着无底的、幽暗的深处疯狂地呼啸。”每天吃、睡、工作都在一起的盲人们，对彼此的陌生往往被日常的嬉笑打闹所掩盖，浓烈、炽诚的情感不再属于他们，这种源自都市人心灵的苦痛，对盲人心里现实的深刻揭露，让读者通过他的作品透视到城市生活的现状。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对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做出如下评价：“毕飞宇的小说优雅而锐利地分析了人生满布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人的激情和勇气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他的文学探索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风格：精悍、准确、具有反讽张力的语言，丰盈的细节，生动的、具有性格魅力的人物，对生活内在戏剧性的发现和想象，他的写作由此回归到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理想。作为一位能力均衡的青年小说家，他有可能走向宏大、浑厚的艺术境界，但这有待于他對生命和生活更广博、更奔放的感受和把握。”[4]毕飞宇以空间变化之中人类精神的变化作为展示城市、现实发展之点，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毕飞宇所关注的对象，而对历史的质疑、对城市发展、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对都市人心灵的关怀贯穿了毕飞宇文学创作的整个历程，他感受着生活提供给他的养料，在文学的世界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贾梦玮：《“睁开眼睛”与“保护嗓子”——毕飞宇访谈录》，武汉：《语文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6期
[2]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3] 毕飞宇、张莉：《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北京：《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第77页。
[4] 黄佰春：第二届冯牧文学奖获奖评语[N].文学报.2001-3-1（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