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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钟琦其人
钟琦，字泊农，嘉州(今四川乐山)人。民国《乐山县志·人物志》小传记载：“钟琦，字泊农，祖籍江西，寄籍乐山。琦生而聪颖，喜词翰，工笔扎。应童试不售，学计然术。由是起家蓝、李之乱，奉宪札，总理军饷运谋筹划，卒赖敉平，以功保知县。年八十七卒，自为撰墓志铭。所撰《凭花馆随笔》《亦嚣嚣堂稿》《皇朝琐屑录》《丛书杂义》俱梓行。”小传未载明钟琦生卒年，其《皇朝琐屑录》(下简称《琐屑录》)自序末言：“光绪丁酉夏钟琦自序于亦嚣嚣堂时年八十。”光绪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此上推八十年，则钟琦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又据“年八十七卒”，可知其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
钟琦长于辞章，得到了时人的认可。时任成绵道上的何亮清在《琐屑录序》中给予他极高评价：“语言富则文章杂，议论逞则事实失。凡沈雄工丽光怪陆离而句涉新奇意鲜惩劝，有识者弗尚也。若广搜博采阐扬幽光潜德，并悉谟烈相承垓埏化洽之典故，有未可以稗官野乘例视者，唯钟君泊农庶乎近之。泊农天性真挚品高洁，诗文衍畅炳蔚，骆文忠(骆秉章)、丁文诚(丁宝桢)两公闻其名，奏办差务，以劳绩保知县，加运同衔。”何亮清，贵州贵筑人，生于道光八年(1828)，咸丰十年(1860)进士，历任成都知县、嘉定知府、署成绵道。据何亮清序言中称，二人相交于咸丰十一年(1861)，到光绪十五年(1889)何亮清去世前，一直有来往。
上文《乐山县志》小传中提到钟琦的著作四种，并且说都已刊行，但《亦嚣嚣堂稿》和《丛书杂义》不见于他书著录，未知是否尚有传本在世。下面简单说一说现在能够见到的《琐屑录》和《凭花馆琐笔》(下简称《琐笔》)两种。
二 《琐屑录》的内容与价值
《琐屑录》一书传本稀少，曾先后被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中华野史集成续编》影印出版。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八《史部·政书类·掌故》著录：“《皇朝琐屑录》四十四卷，嘉州钟琦辑，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盂春刊。”钟琦自序云：“共计八十卷……自赭寇云扰，黄旗氛屯，予襄劳局务，奔走于关山戎马，其稿倩人分缮，散亡六七。”由此可见，原稿本为八十卷，因为战乱，散佚颇多，最后付梓时厘为四十四卷。其中掌故十卷六百七十六则、轶事六卷二百三十四则、学校二卷八十七则、科第二卷六十三则、兵制二卷五十八则、武功二卷三十六则、忠义一卷二十九则、刚直一卷二十则、征粮附杂赋一卷三十三则、权税附抽厘一卷二十一则、漕运附屯田一卷十八则、河防附工式一卷二十则、盐政附茶课一卷四十六则、钱法附矿务一卷二十二则、仓储附赈济十八则、国计附筹饷一卷三十三则、法例一卷二十四则、边陲一卷三十六则、驿站一卷六十九则、风俗一卷四十四则、祥异一卷五十三则、物产一卷一百则、外藩二卷五十八则、异域二卷一百二十三则，总共二十四类一千九百二十一则。这些内容涉及了清朝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法律、军事、教育、边政的方方面面，其来源主要是正史文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钟琦自序说：“唯阅国史、邸钞、皇朝通志、通考诸书以资消遣。凡治平之道、拊循之方、教养之政、柔远之术、功烈以及列祖之成宪、睿虑之周详，酝酿太和涵濡化美者，摘其要采其略而录之，一二年裒然成集。”除了提要钩玄、实事求是的摘抄，其间还有钟琦的考证或评语，反映出作者对待历史史料的严谨和对时务的观点态度。
编辑这部书的目的，钟琦在自序中也有说明：“非妄臆传世，不过俾子孙开其心思、广其见闻耳。”可见，作者本意是让子孙阅读，增广见闻的。后来“因友朋谬奖，且代雇梓工”，所以得以梓行于世。这当然是钟琦的谦虚之词。从涉及内容和后世学者诸多征引来看，其学术价值颇大，是一部难得的文献辑评著作。何亮清在序言中评价道：“予读毕，喟然而叹日，是诚琐屑也与哉?入元圃者，所见皆夜光；游蕊珠者，所遇皆火齐。得是而珍之，了然皇朝治平之源，根本之计，天威震乎遐荒，圣武超乎前代。噫!其文显，其旨微已。……至于《琐屑录》以实事求是为主，并无支离渺茫，况其中所评又令人增智益慧发聩振聋，诚匡时之圭臬、济世之舟航也。虽欲不存，其可得乎!”具体说来，这部书的价值起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浓缩了有清一代历史、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小百科全书，方便今人便捷全面地了解清代历史文化知识。钟琦是将《清实录》《邸钞》《皇朝续文献通考》《皇朝续通志》等正史类书中的零散芜杂的史料记载，选择有益于增广见闻的重要资料，按照官修史志的大致类别，分别辑录为24四类。通过与征引文献原文的对照阅读，我们发现他注意到了材料的全面性可靠性，力求实事求是；同时又照顾到了文字的简洁性可读性，将一个个零珠碎玉串在一起，毫无支离破碎之感。虽然《清实录》等官修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但是以其部头硕大、内容繁冗使非清史专业读者望而生畏，不得门径；而这部《琐屑录》则堪称了解清代社会生活的绝佳文本。正如钟琦在
《凡例》中所说：“夫骅骝马录马耳，天下之骏乘也，而以之捕鼠，则不如狸鼬；璆琳琅玕，世间之珍贝也，而以之砺刃，则不如砥石。物有长短，唯以适用为贵。”
第二，保存了不少已经消亡的文献资料，可以补史志之缺，有利于今人深入研究。作者在《凡例》中说：“于未刻传世者，遂编纂之，以期阐发幽潜。若书肆刷卖为人共见者，遂缺略之，以免灾梨祸枣耳!”又说：“驿站、风俗……《通典》《通志》曾经详记，兹择其要者异者录之。”在这样的编纂思想下，钟琦在科第、武功、忠义、刚直、驿站、风俗、土产、祥异等卷次中，记载了很多珍稀文献资料，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利用价值。如卷三十八《风俗》：“宣化在北口外，土人生子每针腕臂作字，或花型，涂以靛蓝，恐有离异，可为识也。其意甚古。”又“宣化以每岁季春出郭外万柳踏青，男女杂坐，席地饮酒，堕珥遗簪，日帙不禁。解裙挂于树杪日挂红，遥望之红绿飞扬，殊有可观。又于五月十四至十六日，原为总戎晾甲之期，土人讹为晾脚会，故于此三日，无论贫富妇女，群坐于大门外，日必易著新鞋，其富厚者日凡四五易。游人指视赞其纤小，则以为荣，此俗尤陋。”前则又见于孙诗樵《余墨偶谈节录》，后则又见于王之春《椒生随笔》卷一。但是，清黄可润等纂修《宣化府志》(乾隆二十二年刻本)、清陈坦纂修《宣化县志》(乾隆间刻本)、陈继增等纂修《宣化县新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和谢恩承纂修《宣化县乡土志》(民国十二年油印本)均未记载这几条。又如同卷中记载嘉州婚俗：“嘉州新妇至门多以毡袋藉地，谓之传代。白香山《娶妇诗》‘青衣捧毡褥，锦绣一条斜。’元陶宗仪《辍耕录》：‘今新 妇至门，则传席以人，弗令履地。此礼自前代已行之。今则易以袋，取语吉尔。”清文良、陈尧采纂修《嘉定府志》(同治三年刻本)、民国《嘉定州志》(抄本)、清龚传黻纂修《乐山县志》(光绪十三年刻本)、唐受潘等纂修《乐山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均没有此条记录。这两处文字都可以为今人修志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提供难得的佐证。
三 关于《凭花馆琐笔》
《琐笔》现在传本极少，国家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此外未见其他著录，且至今未见重印。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中举例介绍了其内容和流传情况：“《凭花馆琐笔》十六卷，清嘉州钟琦泊农撰。是书为读书笔记之体，杂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军兴以来西南各地如川西蓝大顺、滇南杜文秀等农民起义及回族人民的起义，及清朝政府创设厘金，苛征暴敛，政治腐朽及外交失败的情况。……书中曾记天南遁叟王韬，因事过渝，与之为友，则此书的著书立说，受其影响可知。他讽刺当时买办资产阶级所谓洋商发财致富者，借明初高青丘(启)赠某巨公诗：‘贩盐多金买名倡，如何得似扬州商’的诗句，来讥笑他们的贪婪的情状。又赠资州刺史毛隆恩留别诗云：‘杨柳绿千行，相见各一乡；愁生春雨细，恨别暮云长。失意倾杯酒，雄心拂剑霜；饯筵滋味苦，此日又新尝。’亦可以见其志矣。……如此类书籍，在北京和上海书肆中，偶然可以遇到，可见这部书流传的绝少。”
国家图书馆所藏《琐笔》六册，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子双行。扉页、自序红印，内文墨印，光绪二十六年三月百花生日(指阴历二月十二日)刻本。据钟琦自序可知，此书原有四十卷，遗失过半，性质与《琐屑录》相似，“朱墨勾稽，旋得旋录，不类不次，间附鄙论于后”。翻阅每卷，果然是不类不次，没有按类分卷，各卷中内容杂糅，一仍笔录旧貌。细看内容，确实如谢国桢所言，十分丰富，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尚有不少有益于补充史志的资料。例如卷十四对于乐山当地数年间的一些祥异现象的记载，要比民国《乐山县志》所记翔实得多。又如卷十五对峨边丁长英贞烈事迹的描述，不见李宗锃、李仙根纂修《峨边县志》(民国四年大昌公司铅印本)，可补其缺，其他如犍为李烈女、定远姜贞女等人的详细记录，均不见载于这些地方方志，这些都是宝贵的地方史料，值得我们重视。
通过对两部作品的解读可知，钟琦无疑在清末民初之际的乐山文坛占有较高地位，得到时人盛赞，但是后人对其生平和著作情况了解并不太多，至今尚无专门介绍他或他作品的文章。文献资料的查找困难，从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钟琦生平及其著作价值的研究。现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要将这两部书影印初步，必将为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故撰此小文，以期抛砖引玉。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