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8年8月，围绕《时务报》的“汪梁之争”以报纸奉旨改为官办告终，《时务报》由此而止，汪康年于8月17日另名续办《昌言报》，接续《时务报》出版10册止。《昌言报》保留了《时务报》的体例，在以译报为主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译编而淡化政论，表现出“不论不议”的译报风格，但本文对其来源为外报的118篇外文译编的分析，却表明其在“不论不议”之中表达着鲜明的政见，这一意图通过多种编辑手法得以实现。
一 “不论不议”之中的编辑意图
作为《时务报》的延续，《昌言报》仍然沿用了之前的栏目设置，设立“论说、谕旨、公牍、英文译编、法文译编、东文译编、附编”等栏目，但政论的数量明显减少，10册之中总共发表政论6篇，但几乎全都不直接涉及时政，对中外瞩目的戊戌政变也未置一字评论。与之相比，《昌言报》外文译编的内容则非常丰富，10册中译报总数为175篇，其中外文译编138篇，占有近80％的比例。在138篇外文译编中，来源于外报的译报又有118篇，占67.4％。
作为以摘译外来报道为主的译报，《昌言报》在形式上极具“不论不议”的客观性特征，但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其并不注重政见表达?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报刊思想一方面以内容直接体现，一方面则从稿件的选择、组织中体现出来，对于作为译报的《昌言报》来说，对其编辑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探讨蕴含于其中的办报思想。以下就围绕稿件选择与组织两方面，以译报的来源、主题、逻辑关系、倾向性为考察点，对其编辑特征逐一分析。
(一)以译报来源的丰富保证时事传播的全面透彻
《昌言报》的译报按语种分为“英文译编”“法文译编”“东文译编”，选择范围包括英、法、日三种语言的外文报道，其中英文65篇，法文37篇，日文16篇，篇末标明的报刊来源为35种，来源及篇数如下表所示：
据相关研究，《时务报》的译报来源为92种，与《时务报》相比，《昌言报》译报数量与来源的绝对数虽大为减少，但其篇数与期数的比例并未下降，其新闻来源依然保持了多样化特色，这就为同一新闻多种来源提供了保证，从而使新闻内容的全面性得以体现。以铁路问题为例，1898年正处于列强对中国新一轮瓜分之际，铁路修造成为一个新的瓜分目标，《昌言报》译载了多篇关于“中国铁路”的外报内容，如标题为“中国铁路”的稿件就分别来自《伦敦中国报》《泰晤士报》与《中法新汇报》，题为“论中国铁路”的稿件来自《泰晤士报》与《英国富报》，此外还有译自《抛尔冒耳报》的《英人论中国铁路情形》等，这些稿件围绕着“铁路问题”，译介了西方政界与媒体的不同声音，尽管出于不同利益目的，各国政界媒体有着不同的立场，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看到，其总的意图可以集中为一点，即为如何夺取中国铁路修造权。
(二)以译报主题的集中体现对国事的关注
《昌言报》译报的另一特点在于其主题内容的集中。在所有118篇外报译编中，仅有5篇(《天下最大观星镜》《美国新枪》《美国修改德律风》《妇女寿长于男子说》《杜绝逼醮善法》)为科技、社会等“软新闻”，其余全部属于时政新闻，其中包括英、俄、法、德、美、意、日、朝、西、奥等多国外交事务报道，中英、中俄、英德、英俄、英法、英日、美日等多对国际关系，中外铁路(20篇)与通商(13篇)等事务。由此可见，《昌言报》编者将译报的主题集中在重大时政事件，而这一特征显然构成了编辑活动中的一种“强化意图”，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强调，更易唤起读者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注与思考，这一点与《时务报》筹办初期所提出的“译报亦当分数类，而先以时政为主”的译报思想完全相合。
在“时政”主题之下，《昌言报》译报又分为“中国时务”与“外国时务”两大类，分别报道中外时政，并在英文译编中设以相应栏目涵括。65篇英文译报中，中国时政35篇，外国时政30篇；37篇法文译报中，中国时政13篇，外国时政24篇；16篇东文译报中，中国时政3篇，外国时政13篇；总共118篇译报中，中国时政51篇，占43.2％，外国时政67篇，占56.8％。但这并不是说《昌言报》更关注外国新闻，因为在67篇“外国时务”中，有26篇的内容为西方报刊对各国谋取在华利益的计划、交涉的报道，由此进一步说明，《昌言报》译报主题实际上以中国时政为主，展示外报对中国时政的分析评论并获取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动向，表达出编者对国事的高度关注。
(三)以稿件组织的逻辑关系表达对时政的见解
《昌言报》译报的具体内容很明显地围绕着几个主要议题。总体118篇译稿中，18篇关于中国铁路事务，13篇围绕租界问题，13篇关于通商问题，16篇指向国际关系，这些议题所包含稿件共计60篇，在篇目总数中占一半还多，这显然表现出编者所关注的时政热点，并且，分析这些稿件的组织，还可看出其可形成相互解释的因果逻辑，如《德贞医生论中俄交涉事》：中俄密约之后俄国在华势力急速扩张，引发了英国危机感；
《扬子江一带推广英国商务论》：英国将注意扬子江流域，欲重新开辟势力范围；
《论俄国并不干预芦汉铁路事》：俄国加入这一区域争夺，芦汉铁路等问题引起英俄摩擦；
《英议员论力保长江各口岸商务书》《英相沙侯答伯爵金盘里议论外交事宜》《英俄交涉》《英俄交涉始末》：英国一面新据威海作为租界与俄国获得旅顺抗衡，一面与俄国交涉，试图巩固在华势力；
《英俄息争论》：利益均沾之后，英俄重获在华势力平衡才可能平息争端，而英俄相争也使德、法、日等国的对华外交随之变化。
《昌言报》所刊载的时政译稿，有不少是外报对于本国政治计划的真实分析，而非“抑中扬外、黑白颠倒”之辞，如第一册《中国南方铁路》一文直接表露英国拟通过修筑印度直达扬子江上游的铁路来确保在南方的商业利益不受他国侵夺，第四册《伯爵金盘里在议院论英国外交事宜》一文则说明英国占据威海的目的，即在此驻扎海军，一旦发生利益纷争，则便于以兵力保证利益不受损失。编辑并未对相关新闻发表一字评论，但通过稿件的组织，实际上已表达出对事件背景、原因甚至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判断。
(四)以倾向性的观点选择展现政治立场
《昌言报》对时政事件保持“不论不议”，并不表明编辑不欲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以震动中外的“戊戌政变”来说，当时国内报刊普遍对此避而不谈，但《昌言报》的译稿内容却对此多有论及，其第六、八、九、十册都有涉及这一事件的译稿。
第六册《伊藤侯与总理衙门堂官会晤述略》(《泰晤士报》)中记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变法维新的看法：“维新之事，最不易言，全在如何下手，如何举行之法。”
第八册有两篇稿件涉及变法：《伊 侯觐见时问答》(《日本梅尔报》)载伊藤觐见光绪时对变法的肯定，称变法为“力图振作”之举，可使中国富强之业指日可待，称之为“东方盛事”；《李傅相与日本伊侯问答》(《日本梅尔报》)记载了伊藤会晤李鸿章的情形，其中李鸿章说，康有为可能逃往日本，若果有此事，请“执获送回敝国惩办”，而伊藤当即拒绝，理由是，假如康氏所犯之法非关政务，则可照此办理，但若“干涉国政”，据万国公法并不能如此照办。伊氏随从伍加亦表示，康有为的所为之事，无非是“扩充贵爵未竞之功”，所以与其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扶植，借以振兴中国。
第九册刊载法文译编《中国究竟能否变法答问》(《中法新汇报》)，其中引用旅华法人的观点发表对维新事件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并非不知变法的必要性，但因为思想过于保守，行为过于守旧，其中说，中国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非常成熟且传统稳固的国家，华人“亦知国因变法而强”，尽管一时不能完成这一政治变革，但在政治局势决定下，变法亦是大势所趋，即“将来中国，定有外国以势力迫使变法之日”。
第十册法文译编《中国必将变法论》(《生光报》)再次发表外国人对维新变法的看法，其观点与前文类似，认为中国上下都明白此举的重要性，但施行上却只是流于形式，并未有实质性的效果，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已相当落后，所以即使维新变法一时不能成功，也是必然趋势。
“戊戌政变”发生在《昌言报》第四册出版之前，在政变发生之后刊载这些译稿，其所代表的应是编者未可明言的意见，这可以说是“以译代论”，以选稿的政治倾向性表达编者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昌言报》第七册所刊译论《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虽署名日本西狩祝予，实则出自主笔章炳麟之手，篇中历数汉唐以来变法失败所兴大狱，表达对牺牲者的同情和敬意，以及对剿杀者的抗议。这一假借译论发表政治批评之举，更是《昌言报》编者“以译代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二 “以译代论”：特殊舆论环境下编辑的发声方式
《时务报》超过一半的内容来自“译报”，但通常却被看做“政论报刊”，缘于政论在所有内容中所占比例虽不大，但观点突出、立场鲜明，影响广泛，接续出版的《昌言报》在政论方面却不仅篇目减少，且显得委婉曲折，成为一份典型的译报报刊，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舆论环境的变化。
《昌言报》时期权力中心加强了舆论控制。《时务报》创办于维新思想高潮时期，甲午战争之后，统治阶层被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羞辱感所刺痛，维新变法获得政治空间，舆论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时务报》纵论政体改革一呼百应，这种舆论影响力也引起了权力中心的顾忌，反过来开始强化对报刊舆论的控制。《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中表达了几种意思：其一，强化报刊管理：“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悖谬者均一录呈”；其二，控制报刊言论：“时务报……今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不得辞其咎”；其三，限制报刊发行：“各处报纸送到，臣仍督饬书局办事人员详慎选择，不得滥为印送”。
这些内容明显传达出舆论环境紧张的意味。“戊戌政变”之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学堂更纷纷遭到查禁，《湘报》停刊，《国闻报》售与日本人，更多报刊选择自动停刊，《昌言报》在这种舆论环境中维持出版也只有突出译报而极度弱化政论了。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昌言报》这种“以译代论”的编辑方式并非绝无仅有，创办于上海“孤岛”时期的《译报》与《译报周刊》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表达政治主张。《译报》1937年12月创刊于上海租界，1938年1月更名为《每日译报》，由夏衍任总编辑，所刊内容全部译自外国报刊。当时的上海报界处于日本侵略者的传播控制之下，抗日舆论被严厉禁绝，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但也设立日伪的新闻检查所。这种舆论环境下，《译报》以有目的地利用编译外报消息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摘要及美国记者所著《中国西北的新社会》，直到1939年5月日本与汪伪政权封闭报馆，该报共出版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译报周刊》为《每日译报》的时政周刊，创刊于1938年10月，终刊于1939年6月。《译报周刊》主要译载英、美通讯社电讯及外报新闻稿，还刊登特约记者史沫特莱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报道，发行量达两万多份，同样借助译载外报信息起到了促进国内读者了解国际形势的作用，表达了提倡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译报》《译报周刊》等报刊在政见表达方式上与《昌言报》有类同之处，这类报刊的相继出现，表明在中国报刊发展的特殊舆论环境中“以译代论”成为报刊表达政见的一种间接选择。
“以译代论”现象的出现与两大因素直接相关，即中国报人的参政意识与编辑活动的思想表达传统。在中国报刊发展的不同阶段，报人群体的构成也发生变化。报刊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并不受重视的漫长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报人群体从无到有，成为知识阶层的一种职业选择。在“士志于道”的思想传统下，中国知识阶层自古就有着“参政议政”的自我要求，通过科举制度的层层选拔进入权力系统是“参政”的主要途径，而在被淘汰的那部分知识阶层中，“议政”则成为实现其“道”的另一选择。近代报刊发展时期，报人群体由具有高度参政意识与能力的、受到权力集团认可的知识群体替代了被排斥于权力系统之外的“末路文人”，报刊成为文人论政的舞台，报刊遂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舆论功能。从这一点来看，“参政议政”是知识阶层群体办报的动因所在，无论选择何种报刊形式，选择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这一动因都存在于其报刊思想之中，因此，译报“不论不议”形式之下必然潜藏着“政见表达”的实质目的。
另一方面，“述而不著”是我国编辑活动固有的传统，注书、编选、集成等编辑活动是中国文化构造的特征之一，不过，在编辑活动史上，所谓“述而不著”更多地带有无奈为之的“避祸”色彩。但是，就编者来说，其意见表达的愿望虽因“恐罹文网”而压抑，却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歇，“述而不著”更成为编者政治意见表达的遮蔽。越是在政治环境紧张的条件下，权力中心对舆论的控制越是严厉，隐藏在这种遮蔽下的表达意愿就越是突出。
近代国人办报活动兴起之时，正处于晚清政局动荡时期，学会与报刊都为清政府所限制，《时务报》创办之前，就有强学会与《中外纪闻》遭到查封的事件发生，以“译报”为主的内容定位是适应当时情势的选择。不过，单纯地“译”报并非《时务报》同人的办报初衷，通过译报来“辨别同异”“指陈弊病”才是这份报刊的真正用意，正如后 人研究所指出：“即使借着异域之眼反观自身，亦屡屡表达它自己独特的观照。”至《昌言报》时期，维新运动渐入高潮，随之而来的则是权力集团斗争的白热化，政治环境也因此而愈加复杂，报刊所处的舆论环境又进入到紧张时期，《昌言报》对《时务报》译报内容的接续与强化，可以说是对前人编辑活动中“述而不著”传统的承继与发展。
创办者汪康年对政治风险的考虑是较为周全的。《时务报》筹办之时，以汪康年的思路，就主张办成一份“译报”，所以友人金兆蕃与汪通信中说：“《译报》之议，闳愿克酬。神州风气，列邦情势，流布愈广，裨益愈大。”其堂兄汪大燮也曾提到“申中译报能成否”“穰卿初意名为《译报》”。这一思路是出于对“政治风险”的考虑，也表明汪康年等人对当时权力控制下舆论空间的担忧，而强学会与《中外纪闻》在京被封的先例，也证明这种担忧并不多余。对于报刊创办者来说，报刊生存应是最根本、最首要的问题，汪康年办报的“译报”定位也不难理解。
不过，汪康年的“译报”定位，并不意味着失去“政见”。在《时务报》时期，尽管他有着“译报”的思路，但对政论也未曾忽视，《时务报》中仅他本人即亲撰政论文章13篇，笔锋尖锐。然而，《时务报》因纵论政治招来恶评，张之洞等大吏屡次干预报纸内容，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政论的不满，这种来自权力集团的反对声音正说明《时务报》并非处于一个舆论宽松的环境，始终是政治权力的掌中物，对这种处境的认识使汪康年等人无法对政治表达建立起足够的信心，这种情况下，对言论的自觉控制就成为一种自保方式，如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将矛头直指朝廷，瞿鸿机、张之洞等朝廷要员立即出面干预，汪康年即做出了“暂勿派报”的配合。尽管“控制论政”引来了甘受权力操控之讥，却是汪康年及其友人的共识，如友人高凤谦劝其“议论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其实就是恐其因言贾祸。
相对于卷起声潮的《时务报》政论，《昌言报》的译报在“不论不议”之中深寓解读与评析的特色，令人看到报刊内容与作用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形式，或可为政论主潮下清末国人办报活动及思想特征的研究提供一条特殊的线索。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一 “不论不议”之中的编辑意图
作为《时务报》的延续，《昌言报》仍然沿用了之前的栏目设置，设立“论说、谕旨、公牍、英文译编、法文译编、东文译编、附编”等栏目，但政论的数量明显减少，10册之中总共发表政论6篇，但几乎全都不直接涉及时政，对中外瞩目的戊戌政变也未置一字评论。与之相比，《昌言报》外文译编的内容则非常丰富，10册中译报总数为175篇，其中外文译编138篇，占有近80％的比例。在138篇外文译编中，来源于外报的译报又有118篇，占67.4％。
作为以摘译外来报道为主的译报，《昌言报》在形式上极具“不论不议”的客观性特征，但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其并不注重政见表达?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报刊思想一方面以内容直接体现，一方面则从稿件的选择、组织中体现出来，对于作为译报的《昌言报》来说，对其编辑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探讨蕴含于其中的办报思想。以下就围绕稿件选择与组织两方面，以译报的来源、主题、逻辑关系、倾向性为考察点，对其编辑特征逐一分析。
(一)以译报来源的丰富保证时事传播的全面透彻
《昌言报》的译报按语种分为“英文译编”“法文译编”“东文译编”，选择范围包括英、法、日三种语言的外文报道，其中英文65篇，法文37篇，日文16篇，篇末标明的报刊来源为35种，来源及篇数如下表所示：
据相关研究，《时务报》的译报来源为92种，与《时务报》相比，《昌言报》译报数量与来源的绝对数虽大为减少，但其篇数与期数的比例并未下降，其新闻来源依然保持了多样化特色，这就为同一新闻多种来源提供了保证，从而使新闻内容的全面性得以体现。以铁路问题为例，1898年正处于列强对中国新一轮瓜分之际，铁路修造成为一个新的瓜分目标，《昌言报》译载了多篇关于“中国铁路”的外报内容，如标题为“中国铁路”的稿件就分别来自《伦敦中国报》《泰晤士报》与《中法新汇报》，题为“论中国铁路”的稿件来自《泰晤士报》与《英国富报》，此外还有译自《抛尔冒耳报》的《英人论中国铁路情形》等，这些稿件围绕着“铁路问题”，译介了西方政界与媒体的不同声音，尽管出于不同利益目的，各国政界媒体有着不同的立场，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看到，其总的意图可以集中为一点，即为如何夺取中国铁路修造权。
(二)以译报主题的集中体现对国事的关注
《昌言报》译报的另一特点在于其主题内容的集中。在所有118篇外报译编中，仅有5篇(《天下最大观星镜》《美国新枪》《美国修改德律风》《妇女寿长于男子说》《杜绝逼醮善法》)为科技、社会等“软新闻”，其余全部属于时政新闻，其中包括英、俄、法、德、美、意、日、朝、西、奥等多国外交事务报道，中英、中俄、英德、英俄、英法、英日、美日等多对国际关系，中外铁路(20篇)与通商(13篇)等事务。由此可见，《昌言报》编者将译报的主题集中在重大时政事件，而这一特征显然构成了编辑活动中的一种“强化意图”，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强调，更易唤起读者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注与思考，这一点与《时务报》筹办初期所提出的“译报亦当分数类，而先以时政为主”的译报思想完全相合。
在“时政”主题之下，《昌言报》译报又分为“中国时务”与“外国时务”两大类，分别报道中外时政，并在英文译编中设以相应栏目涵括。65篇英文译报中，中国时政35篇，外国时政30篇；37篇法文译报中，中国时政13篇，外国时政24篇；16篇东文译报中，中国时政3篇，外国时政13篇；总共118篇译报中，中国时政51篇，占43.2％，外国时政67篇，占56.8％。但这并不是说《昌言报》更关注外国新闻，因为在67篇“外国时务”中，有26篇的内容为西方报刊对各国谋取在华利益的计划、交涉的报道，由此进一步说明，《昌言报》译报主题实际上以中国时政为主，展示外报对中国时政的分析评论并获取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动向，表达出编者对国事的高度关注。
(三)以稿件组织的逻辑关系表达对时政的见解
《昌言报》译报的具体内容很明显地围绕着几个主要议题。总体118篇译稿中，18篇关于中国铁路事务，13篇围绕租界问题，13篇关于通商问题，16篇指向国际关系，这些议题所包含稿件共计60篇，在篇目总数中占一半还多，这显然表现出编者所关注的时政热点，并且，分析这些稿件的组织，还可看出其可形成相互解释的因果逻辑，如《德贞医生论中俄交涉事》：中俄密约之后俄国在华势力急速扩张，引发了英国危机感；
《扬子江一带推广英国商务论》：英国将注意扬子江流域，欲重新开辟势力范围；
《论俄国并不干预芦汉铁路事》：俄国加入这一区域争夺，芦汉铁路等问题引起英俄摩擦；
《英议员论力保长江各口岸商务书》《英相沙侯答伯爵金盘里议论外交事宜》《英俄交涉》《英俄交涉始末》：英国一面新据威海作为租界与俄国获得旅顺抗衡，一面与俄国交涉，试图巩固在华势力；
《英俄息争论》：利益均沾之后，英俄重获在华势力平衡才可能平息争端，而英俄相争也使德、法、日等国的对华外交随之变化。
《昌言报》所刊载的时政译稿，有不少是外报对于本国政治计划的真实分析，而非“抑中扬外、黑白颠倒”之辞，如第一册《中国南方铁路》一文直接表露英国拟通过修筑印度直达扬子江上游的铁路来确保在南方的商业利益不受他国侵夺，第四册《伯爵金盘里在议院论英国外交事宜》一文则说明英国占据威海的目的，即在此驻扎海军，一旦发生利益纷争，则便于以兵力保证利益不受损失。编辑并未对相关新闻发表一字评论，但通过稿件的组织，实际上已表达出对事件背景、原因甚至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判断。
(四)以倾向性的观点选择展现政治立场
《昌言报》对时政事件保持“不论不议”，并不表明编辑不欲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以震动中外的“戊戌政变”来说，当时国内报刊普遍对此避而不谈，但《昌言报》的译稿内容却对此多有论及，其第六、八、九、十册都有涉及这一事件的译稿。
第六册《伊藤侯与总理衙门堂官会晤述略》(《泰晤士报》)中记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变法维新的看法：“维新之事，最不易言，全在如何下手，如何举行之法。”
第八册有两篇稿件涉及变法：《伊 侯觐见时问答》(《日本梅尔报》)载伊藤觐见光绪时对变法的肯定，称变法为“力图振作”之举，可使中国富强之业指日可待，称之为“东方盛事”；《李傅相与日本伊侯问答》(《日本梅尔报》)记载了伊藤会晤李鸿章的情形，其中李鸿章说，康有为可能逃往日本，若果有此事，请“执获送回敝国惩办”，而伊藤当即拒绝，理由是，假如康氏所犯之法非关政务，则可照此办理，但若“干涉国政”，据万国公法并不能如此照办。伊氏随从伍加亦表示，康有为的所为之事，无非是“扩充贵爵未竞之功”，所以与其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扶植，借以振兴中国。
第九册刊载法文译编《中国究竟能否变法答问》(《中法新汇报》)，其中引用旅华法人的观点发表对维新事件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并非不知变法的必要性，但因为思想过于保守，行为过于守旧，其中说，中国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非常成熟且传统稳固的国家，华人“亦知国因变法而强”，尽管一时不能完成这一政治变革，但在政治局势决定下，变法亦是大势所趋，即“将来中国，定有外国以势力迫使变法之日”。
第十册法文译编《中国必将变法论》(《生光报》)再次发表外国人对维新变法的看法，其观点与前文类似，认为中国上下都明白此举的重要性，但施行上却只是流于形式，并未有实质性的效果，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已相当落后，所以即使维新变法一时不能成功，也是必然趋势。
“戊戌政变”发生在《昌言报》第四册出版之前，在政变发生之后刊载这些译稿，其所代表的应是编者未可明言的意见，这可以说是“以译代论”，以选稿的政治倾向性表达编者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昌言报》第七册所刊译论《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虽署名日本西狩祝予，实则出自主笔章炳麟之手，篇中历数汉唐以来变法失败所兴大狱，表达对牺牲者的同情和敬意，以及对剿杀者的抗议。这一假借译论发表政治批评之举，更是《昌言报》编者“以译代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二 “以译代论”：特殊舆论环境下编辑的发声方式
《时务报》超过一半的内容来自“译报”，但通常却被看做“政论报刊”，缘于政论在所有内容中所占比例虽不大，但观点突出、立场鲜明，影响广泛，接续出版的《昌言报》在政论方面却不仅篇目减少，且显得委婉曲折，成为一份典型的译报报刊，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舆论环境的变化。
《昌言报》时期权力中心加强了舆论控制。《时务报》创办于维新思想高潮时期，甲午战争之后，统治阶层被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羞辱感所刺痛，维新变法获得政治空间，舆论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时务报》纵论政体改革一呼百应，这种舆论影响力也引起了权力中心的顾忌，反过来开始强化对报刊舆论的控制。《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中表达了几种意思：其一，强化报刊管理：“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悖谬者均一录呈”；其二，控制报刊言论：“时务报……今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不得辞其咎”；其三，限制报刊发行：“各处报纸送到，臣仍督饬书局办事人员详慎选择，不得滥为印送”。
这些内容明显传达出舆论环境紧张的意味。“戊戌政变”之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学堂更纷纷遭到查禁，《湘报》停刊，《国闻报》售与日本人，更多报刊选择自动停刊，《昌言报》在这种舆论环境中维持出版也只有突出译报而极度弱化政论了。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昌言报》这种“以译代论”的编辑方式并非绝无仅有，创办于上海“孤岛”时期的《译报》与《译报周刊》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表达政治主张。《译报》1937年12月创刊于上海租界，1938年1月更名为《每日译报》，由夏衍任总编辑，所刊内容全部译自外国报刊。当时的上海报界处于日本侵略者的传播控制之下，抗日舆论被严厉禁绝，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但也设立日伪的新闻检查所。这种舆论环境下，《译报》以有目的地利用编译外报消息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摘要及美国记者所著《中国西北的新社会》，直到1939年5月日本与汪伪政权封闭报馆，该报共出版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译报周刊》为《每日译报》的时政周刊，创刊于1938年10月，终刊于1939年6月。《译报周刊》主要译载英、美通讯社电讯及外报新闻稿，还刊登特约记者史沫特莱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报道，发行量达两万多份，同样借助译载外报信息起到了促进国内读者了解国际形势的作用，表达了提倡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译报》《译报周刊》等报刊在政见表达方式上与《昌言报》有类同之处，这类报刊的相继出现，表明在中国报刊发展的特殊舆论环境中“以译代论”成为报刊表达政见的一种间接选择。
“以译代论”现象的出现与两大因素直接相关，即中国报人的参政意识与编辑活动的思想表达传统。在中国报刊发展的不同阶段，报人群体的构成也发生变化。报刊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并不受重视的漫长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报人群体从无到有，成为知识阶层的一种职业选择。在“士志于道”的思想传统下，中国知识阶层自古就有着“参政议政”的自我要求，通过科举制度的层层选拔进入权力系统是“参政”的主要途径，而在被淘汰的那部分知识阶层中，“议政”则成为实现其“道”的另一选择。近代报刊发展时期，报人群体由具有高度参政意识与能力的、受到权力集团认可的知识群体替代了被排斥于权力系统之外的“末路文人”，报刊成为文人论政的舞台，报刊遂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舆论功能。从这一点来看，“参政议政”是知识阶层群体办报的动因所在，无论选择何种报刊形式，选择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这一动因都存在于其报刊思想之中，因此，译报“不论不议”形式之下必然潜藏着“政见表达”的实质目的。
另一方面，“述而不著”是我国编辑活动固有的传统，注书、编选、集成等编辑活动是中国文化构造的特征之一，不过，在编辑活动史上，所谓“述而不著”更多地带有无奈为之的“避祸”色彩。但是，就编者来说，其意见表达的愿望虽因“恐罹文网”而压抑，却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歇，“述而不著”更成为编者政治意见表达的遮蔽。越是在政治环境紧张的条件下，权力中心对舆论的控制越是严厉，隐藏在这种遮蔽下的表达意愿就越是突出。
近代国人办报活动兴起之时，正处于晚清政局动荡时期，学会与报刊都为清政府所限制，《时务报》创办之前，就有强学会与《中外纪闻》遭到查封的事件发生，以“译报”为主的内容定位是适应当时情势的选择。不过，单纯地“译”报并非《时务报》同人的办报初衷，通过译报来“辨别同异”“指陈弊病”才是这份报刊的真正用意，正如后 人研究所指出：“即使借着异域之眼反观自身，亦屡屡表达它自己独特的观照。”至《昌言报》时期，维新运动渐入高潮，随之而来的则是权力集团斗争的白热化，政治环境也因此而愈加复杂，报刊所处的舆论环境又进入到紧张时期，《昌言报》对《时务报》译报内容的接续与强化，可以说是对前人编辑活动中“述而不著”传统的承继与发展。
创办者汪康年对政治风险的考虑是较为周全的。《时务报》筹办之时，以汪康年的思路，就主张办成一份“译报”，所以友人金兆蕃与汪通信中说：“《译报》之议，闳愿克酬。神州风气，列邦情势，流布愈广，裨益愈大。”其堂兄汪大燮也曾提到“申中译报能成否”“穰卿初意名为《译报》”。这一思路是出于对“政治风险”的考虑，也表明汪康年等人对当时权力控制下舆论空间的担忧，而强学会与《中外纪闻》在京被封的先例，也证明这种担忧并不多余。对于报刊创办者来说，报刊生存应是最根本、最首要的问题，汪康年办报的“译报”定位也不难理解。
不过，汪康年的“译报”定位，并不意味着失去“政见”。在《时务报》时期，尽管他有着“译报”的思路，但对政论也未曾忽视，《时务报》中仅他本人即亲撰政论文章13篇，笔锋尖锐。然而，《时务报》因纵论政治招来恶评，张之洞等大吏屡次干预报纸内容，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政论的不满，这种来自权力集团的反对声音正说明《时务报》并非处于一个舆论宽松的环境，始终是政治权力的掌中物，对这种处境的认识使汪康年等人无法对政治表达建立起足够的信心，这种情况下，对言论的自觉控制就成为一种自保方式，如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将矛头直指朝廷，瞿鸿机、张之洞等朝廷要员立即出面干预，汪康年即做出了“暂勿派报”的配合。尽管“控制论政”引来了甘受权力操控之讥，却是汪康年及其友人的共识，如友人高凤谦劝其“议论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其实就是恐其因言贾祸。
相对于卷起声潮的《时务报》政论，《昌言报》的译报在“不论不议”之中深寓解读与评析的特色，令人看到报刊内容与作用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形式，或可为政论主潮下清末国人办报活动及思想特征的研究提供一条特殊的线索。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