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 兄弟回国“拯救”贪官哥哥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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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盘真相的帷幕刚被撩开一角,交通厅副厅长神秘失踪。作为利益同盟,“二胡”在逃亡路上上演“兄弟同心”戏码,双双金蝉脱壳。异国追逃,中国警方眼睁睁看着逃犯就在眼前,还买好了飞机票,怎么办?“去找胡星谈,劝他跟我们回去”
  同胞兄弟越洋助兄外逃
  2007年1月19日凌晨,一辆银灰色轿车悄悄驶出昆明,车灯刺破夜幕,往滇南方向疾行。车上坐着一对同胞兄弟,哥哥是当时的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弟弟胡波则已移民加拿大。
  时年49岁的胡星祖籍湖北,之前曾任昆明市副市长,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这次出逃一直在他谋划之中,始于“倾城名筑”项目被调查。
  2005年,一个名为“倾城名筑”的高层楼盘兀然出现在昆明黄金地段的金碧路上,一时间议论纷纷。早些时候,云南省高层曾经作过一个决定,昆明市二环路以内不得再兴建高楼,以保证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建筑生态。这个决定成为地产开发商难以逾越的政策壁垒。
   “倾城名筑”的拔地而起打破了禁令,开发商们愤愤不平:不让我们建高楼,这个项目是怎么冒出来的?很快就有传言说,“倾城名筑”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招呼才网开一面的,该项目开发商与这位领导关系密切。类似的负面消息广为流传,甚至反映到中央。随后,中央巡视组和昆明市纪委接到举报后展开了调查。
  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中得知,“倾城名筑”的开发商是金城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该公司的真正老板名叫李彬。检察官们通过侦查发现,李彬有一个女儿姓胡,继而确认李彬原名胡彬,是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三弟。而金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却是另外一个名字:刘伊萍(化名)。办案人员试图联系刘伊萍,打通电话后接听的是一名男性,自称人在香港,但侦查发现这个电话在昆明。
  2007年1月1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采取行动,传讯了胡彬和金城公司的几名管理人员,同时被传讯的还有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汤姓负责人。在短暂的否认后汤某承认,金碧路的项目是胡星专门交代他运作的。
  综合分析了纷繁复杂的侦查情况,检察官基本勾画出这样一幅权力寻租图:2003年4月3日,昆明市政府着手对金碧路的一幅地块进行拆迁,建成开放式公园,时任昆明市副市长胡星提出,拆迁和建设经费的缺口很大,建议把其中的6.69亩拍卖开发,收益可弥补经费不足。促成此议后,胡星又以时间紧迫为由,提出采取邀标方式拍卖土地,嘱咐汤某选定12家开发商,其中4家是胡星指定的。汤某即授意经办人员对电脑程序进行了设定,保证最终拍卖只有这4家开发商获准参与。其中有两家由胡彬控制,另外两家对胡星言听计从,确保金城公司拿到了土地。
  在整个“操盘”过程中,胡氏兄弟为防止事情败露,筑起了堪称坚固的“防火墙”:金城公司名义上的老板刘伊萍一直藏而不露,实际控制公司的胡彬则隐身幕后,出面打理公司事务的是另一名经理人;购买土地的近2700万元资金全部使用现金,以防止银行转账暴露痕迹。检察官们查阅了上万份银行票据,终于找到了一家关联公司,该公司属于胡彬的家人。
  种种迹象表明,胡星与金城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位副市长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牟取私利的嫌疑。
   在出逃前一段时间,胡星预感到检察机关的侦查触角正在迅速向他包围过来。
  2006年11月,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刚刚出国考察回来,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随后被捕。
   2007年1月18日,胡彬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同一天,胡彬名下公司的一名涉案男子被检察官带走。当时该男子遵照胡星的指示,到一家酒店接胡星并给他送来160万元,未及见面就出事了。
   胡星不想坐以待毙。随着金城公司违规开发地产事件的败露,他这个幕后主使面前几乎只剩一层薄纱了。
  情势危急之中,大洋彼岸的胡波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和胡星不仅是手足,还是利益盟友,唇亡齿寒。胡波很快飞回昆明,“拯救”处于险境中的胡星。他带来了胡星出逃的关键工具——一本瑙鲁国的护照。
  尽管是仓皇出逃,但二人选择驾车出逃颇费心机,避开了乘飞机可能出现的风险。
  追捕失去目标
  2007年1月18日,胡星代表交通厅参加了省里的一次会议。
   2007年1月19日,周五,云南省纪委准备找胡星谈话,胡星却不在省交通厅,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交通厅的同事说,平时周末胡星的手机也经常关闭。因此一时无法确定胡星的去向。次日,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对胡星立案,省公安厅立即实行边控,防止胡星外逃。
  1月22日星期一,胡星仍没有来办公室。突然潜逃更加证明了他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追缉迫在眉睫。
  1月23日下午3时,省纪委向时任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蒋平下达指令:迅速找回胡星!同时成立以蒋平为组长的追捕工作组,由省纪委专案组直接领导。追捕组面临的难题是,没有任何关于胡星踪迹的情报,一时不知从何入手。
  一筹莫展之际,昆明市检察院传来的一条信息引起了追捕组的高度关注:1月20日,也就是办案人员搜查金城公司所在东来大厦的第二天,胡星停放在大厦地下停车场的一辆轿车车窗突然被砸破,砸窗者是与胡星有密切联系的陆立民(化名)。陆立民砸完车窗后并未隐藏车辆、转移财产,而是修理后又将车停放回来,这个举动令人费解。
  蒋平听说“砸车事件”后,迅速组织抓捕陆立民,并突击审讯。1月24日凌晨,陆立民放弃狡辩,道出真相:原来,昆明市检察院搜查东来大厦的消息惊动了胡星,他不敢贸然前去查看。在东来大厦,胡星拥有三套房产,其中藏匿着他为出逃准备的重要物品。
   1月19日凌晨,“二胡”星夜驾车离开昆明。仓促上路,他们没来得及到东来大厦取走为出逃预备的东西。20日上午,陆立民接到“二胡”的电话,指示他进入东来大厦停车场,砸开车窗(陆立民没有车钥匙),拿出23层D座的钥匙,进入胡星的居室取出护照、笔记本电脑,以及一个装着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下楼交给早已等候在此的王某。在广州,“二胡”与陆立民、王某完成了所有物品的交接。   1月25日,蒋平带领追捕组一行5人抵达广州,但查验了广州所有宾馆饭店住宿登记、边防出境记录,均没有收获。
   “二胡”是驾车来的,追捕组请求广州警方配合,查找这辆车的下落,然而广州车多如蚁,短时间几乎不可能找到。追捕失去目标。
  通过情妇重获侦查方向
  昆明的侦查这时有了重大突破。专案组在东来大厦胡星的秘密居室中查获702万元现金。1月26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通缉胡星。
  远在广州追捕组的蒋平突然回想起,胡星平时周末经常飞往深圳,会不会在那里有情人?而且,金城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刘伊萍的户口就在深圳,胡波也在深圳住过酒店。根据这一思路,追捕组决定到深圳去调查。
  在深圳的调查果然颇有收获。追捕组不仅查出胡波1月16日至18日入住过华侨城酒店,更重要的是通过户籍资料查实了刘伊萍确有其人,在深圳拥有别墅和铺面,而且可以断定她是胡星的情妇。侦查发现,刘伊萍经常往来于港深两地,有一个叫“李力”的人常与刘伊萍一同前往,而“李力”港澳通行证上的照片就是胡星!
   这个“李力”已于2005年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并在澳门购置了房产。进一步调查显示,“刘伊萍”也是假名,两人的身份证明都是在深圳出钱托人制作的。
  随即,深圳警方截获一条信息:刘伊萍将从香港返回深圳。
   第二天中午,追捕组在罗湖口岸顺利等到刘伊萍,但她始终辩称没有见过胡星。经过再次调查,追捕组发现,使用“李力”通行证入港的并非胡星,而是胡波。
  经过广东警方协查,胡星1月21日早晨持瑙鲁国护照从新白云机场飞往上海,当天中午又飞往新加坡。
   胡波早在1999年就取得了瑙鲁国籍。护照上个人资料是胡波的,而照片却被胡波借更换新护照时换成胡星的,照片上的胡星没有戴眼镜,样貌介乎两兄弟之间,两人都可使用。
  胡星飞出国门后,胡波持胡星的港澳通行证以“李力”名义进入香港,随后把“李力”的港澳通行证扔进大海,身上只留下一本没有激活的加拿大护照——他本来企图用这本护照“闯关”澳门将其激活,但未遂。回到香港,移民官员审查未被激活的加拿大护照后将其扣留。根据相关规定,香港移民官员把胡波遣返回加拿大。
  胡星遂愿,胡波遂愿。弟兄俩南北分身,成功脱逃。
  “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
  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意味着中国警察即便到了新加坡也难以开展工作。
  2月13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向公安部发函,同意正式派员到新加坡处理胡星出逃的事件。2月15日,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众人决定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新加坡警方同意第二天上午就此事进行面谈。
  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胡星有要“动”的迹象。
  自从来到新加坡,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胡波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还是中国警察?还是黑社会来敲诈?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惊恐万分”。
  此时,专案组从昆明紧急通报:胡星已经买好机票,随时会离开新加坡。胡星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追捕组甚至还来不及去移民局请求办理边控手续!
   除非胡星被人举报其护照有问题,他就可被移民局暂扣48个小时接受调查,为追捕组赢得时间。举报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与蒋平相熟的新加坡华侨唐先生同意举报胡星。可是怎样让移民局马上受理、立即对胡星实施边控?唐先生请一位朋友直接找局长,先实行边控,再走程序。
  当天下午4时,胡星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彼时,追捕组已经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间号,并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此时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时机。
  2007年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昆明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蒋平认为,胡星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或是麻痹一下中国警方。蒋平在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后,决定“劝降”胡星,虽然此举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2月17日12时57分,蒋平拿起手机,拨通了胡星的电话。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我知道,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现在只要你离开房门,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据新加坡法律,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监禁,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蒋平在电话中告诉胡星,“如果你愿意跟我谈,跟我们回去,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可以不追究。”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胡星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胡星的电话,“我感觉他精神濒临崩溃,有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平喜形于色。
  蒋平等人跳上大使馆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胡星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
   黄勇公使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
   汽车正要开动时,吴冬梅总领事追上来:“要不要订机票?”那一刹那,蒋平陡生信心:“订!今晚就走,我有决心把他带回去!”
   来到胡星藏匿的酒店,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出逃!”
  等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   环视周围,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到了英国没能入境,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的案子是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待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还可以换取减刑。”
   胡星抬起头:“蒋总,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过,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看:“致新加坡警察局,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我在中国境内犯有经济犯罪,现自愿回国,请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笔尖颤抖:“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良久,胡星在文件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胡星。”
  2月18日凌晨0:05,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中国航班。
   4月27日,云南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决定,给予胡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据胡星供述,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省内多家房地产企业及来滇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收受贿赂高达4000余万元。
  2007年8月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胡星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整个宣判过程中,头发花白的胡星站在法庭上神情黯然,他一直安静地站着,听得很仔细。宣判结束后,胡星表示自己服法认罪不上诉。胡星说:“我只想向那些和我一样逃往国外的人说,你们应该早日回到祖国,面对组织、面对法律、认真认罪,争取从宽!”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报》、《检察风云》、《广州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作者:殷红、雷成、王翁阳、张浩林、魏文静等)
  铁哥们儿联手盗巨款,境外反目同室操戈
  谢炳峰、麦容辉贪污巨款潜逃,被“蛇头”层层盘剥,千辛万苦逃到国外。两人隐姓埋名、胆战心惊地生活,遭人勒索、诈骗甚至追杀也不敢报案。因为利益,二人最终反目……
  发小搭档作案结伴出逃
  1998年5月17日早上7时,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的储蓄员按惯例检查前一天的报表和账户资金的往来情况,发现竟有共计5250万元的资金对不上,这些资金流向了5个账户,员工操作代码均为“2807”——麦容辉。
  经办案机关调查显示,该办事处储蓄员麦容辉和信贷员谢炳峰有重大作案嫌疑。但谢、麦二人仿佛“人间蒸发”。中行南海支行迅速将这5个账户资金全部冻结,对5月16日提现的账户进行跟踪。
  同年出生的谢炳峰、麦容辉是中小学同学,1993年,又进入同一家银行工作,平日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谢炳峰父母早年移居香港,父亲是个小业主,家境殷实。麦容辉则家境贫寒。
  谢炳峰经常去澳门赌博,因此债台高筑。为了偿还赌债,谢炳峰多次通过麦容辉套取银行资金。结果套取的资金数额太大,二人根本无法还清,便决定卷款外逃。
   1998年5月初,具体的出逃方案定下。谢炳峰的父亲因为生意往来,结识了专门从事非法偷渡的“蛇头”吴树聪。由吴树聪负责把他们送到国外。
  万事俱备,只等出手的最佳机会。5月16日,麦容辉趁中午交班时,将5000多万元巨款转入5个账户。谢炳峰在外面疯狂提款、转账。
  两人携带着740多万元港币、90多万元人民币巨额现金,开着崭新的奔驰车踏上了逃亡之路。在深圳同乐边检站,他们和吴树聪会合。由于偷渡带不走巨额现金和豪车,两人将700万元港币和两辆奔驰车交给了吴树聪,要他将车变卖成现金和港币一起转给谢父。第四天,他们带着40万元港币上了另一“蛇头”刘某安排的小艇,从南澳岛偷渡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他们联系上了吴树聪,向他索要700多万元港币。吴树聪此时已完全知道他们的底细,想乘机大捞一把,于是扯了些理由,只给了谢父400万元,他自己留下了200万元和两辆奔驰。
  6月1日,二人花10万元美金拿到了去泰国的护照和机票,飞到了曼谷。
  昔日铁哥们儿反目成仇
   在泰国落脚后,谢炳峰、麦容辉二人对外自称是香港人梁经华、何伟康。几经周转,他们去了旅游胜地芭堤雅,在那里用带出来的钱先开了一间咖啡歌舞厅。
   由于人生地不熟,半年后歌舞厅亏本关门了。但谢炳峰打算再开一间歌舞厅。
  麦容辉不干了,他觉得拼命搞到的钱不应这样乱挥霍。此外,1999年8月,他的女友旅游到了泰国,并留了下来。麦容辉只想拿回自己“应得”的钱和女友踏实过日子。
  按当初的约定,带出来的钱,两人对半分,但谢炳峰不但不给钱,还雇了个“烂仔”追杀麦容辉。
   麦容辉知道来者不善,便给了“烂仔”一些钱和贴身的玉扣和手机,叫他拿这些去向谢炳峰交差。看到“烂仔”带回的贴身物件,谢炳峰相信麦容辉已经被“解决”了。
  以牙还牙协助抓捕
  钱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回想两年多的逃亡生涯,在女友的深情劝解下,麦容辉决定去自首。
   2000年8月,麦容辉分别打电话给广东省公安厅和中行南海支行行长,提出要回来投案自首,并愿协助抓获谢炳峰。9月21日,广东省公安厅派员到泰国,麦容辉向他们提供了谢炳峰的情况。9月28日,麦容辉被引渡回国。
  11月8日正是谢炳峰年满30岁的生日,他在曼谷街头散步时被泰国移民局抓获,送到了中国大使馆,3天之后,他被引渡回国。至此,潜逃泰国两年多、贪污公款5000多万元的两条大蛀虫都被缉拿回国。
  回国接受审判,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后悔”和“错”两个词。面对亲人,他们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2002年2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麦容辉犯罪后自首,协助抓捕谢炳峰,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判处谢炳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检察风云》;作者:李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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