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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
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国共党争和中国内战中发挥了明白作用和潜在影响，硬币的另一面，苏联对中共或隐或显的支持及挖国民党的墙脚，在今天看来，已是得到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
责任编辑/万晶琳
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恳求者，是一个被打垮了的国家，等待着美国和英国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拯救出来。德黑兰会议，三巨头为战后世界格局定下基调：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强国手中，也就是英、苏、美三个国家。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
山穷水尽之时，中国得到盟友
1940年春，中国的形势更加恶化。6月，湖北城市宜昌在日军新一轮的进攻中陷落，该城是从四川通往全国各地的中转站，它的失守意味着蒋介石将更加孤立无援。1940年夏，零式战斗机在空战中摧毁了保卫重庆的所有战机，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脆弱。
与此同时，8000公里之外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让蒋介石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德国与英法两国开战，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意料之外的是德国竟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仇敌苏联缔结了和平条约。后一事件以1939年8月23日莫斯科和柏林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这恐怕是20世纪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意识形态的倒戈了。一周之后的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转眼之间，欧洲各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本国的救亡图存之上，东亚的战事已不再是它们头疼关切的国际事件。
不过，大洋彼岸发生的事件倒是给国民政府带来了一丝希望。1940年末，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我不会把你们的儿子送上外国战场”，罗斯福在与对手的辩论中这样声称。但罗斯福及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都意识到，欧洲的纳粹统治已经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由于日本的占领，中国的“门户开放”贸易也被切断，美国越来越清楚，简单的中立可能再也无法成为一种选择了。
1941年12月7日清晨，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停泊。两批日军轰炸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突袭了美国军舰和舰上熟睡的船员。袭击造成大约2400名美国人死亡，另有1100人受伤。一天之内，日本的侵略势力就攻击了当时尚为独立国家的暹罗，以及马来亚和菲律宾。
蒋介石在凌晨1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口授了一封信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支持，誓言与美国一起进行新的“共同战斗”。
“让中国继续处在战争中”是美国的迫切需要
蒋介石在回顾1941年12月结盟之初时，记录了他的驻美大使胡适与罗斯福会谈的细节：美国总统要求中国对结盟表示支持，但不要大张旗鼓地庆祝。这位美国领导人对于国内会如何对待新同盟仍感到紧张，也不愿让他的选民看到中国重庆市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蒋介石认为这个要求显示了美、英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即使罗斯福也不能摆脱这种旧观念。“珍珠港事件”爆发3周后，当中国在军需物资供应问题上不得不服从美英优先的原则时，蒋介石在第一次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后写道，美英两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令中国受尽“侮辱”。
有不少人曾谈论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那么重视中国。罗斯福的对华认识基本还停留在19世纪。罗斯福从未到过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他所喜谈论的都是祖父辈的旧事，借以显示自己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并掩饰其东方知识的严重不足。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接触到即将赴华的美国人，就鼓励其向自己直接报告所见所闻。他告诉左派作家斯诺说“必须对东方人有信心，他们有自治的能力”;他多次提及不要把蒋介石当作“摩洛哥苏丹”或者“蛮族头领”。然而，这也恰恰暗示他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这种倾向。罗斯福凭借对东方的想象力，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在战后可以同化日本。对美国改造中国这一点，罗斯福有着不甚可靠的自信。这种自信是隐约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实力和白人的优越感之上的。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曾如此评价罗斯福的这种天真乐观：“他们以中国的戈登、华尔来看待‘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码事。”罗斯福与丘吉尔相比，好处在于他反对殖民主义，然而二人又都是强权政治的拥趸。罗斯福积极干涉中国，但派来的人却往往不敷之用。
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宫并不相信中国人。尽管战略上，它力图把中国装点成四大国之一，但是作为盟军核心决策机构的联合参谋部却拒绝中国人参加。它必须重视苏联，却可以怠慢中国。对蒋介石，它就美英于缅甸的战略部署进行了隐瞒，就苏联将对日作战进行了隐瞒，就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进行了隐瞒，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中国人会泄密。更不消说原子弹研发和轰炸这样的机密。斯大林有其强大的谍报系统可以侦知内幕，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在德黑兰也及时通报了新式武器试验成功，唯独蒋介石对这些情报两眼一抹黑，以致日本突然投降时慌了手脚。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恳求者，是一个被打垮了的国家，等待着美国和英国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拯救出来。
美国知道，如果中国失败，那么原本受到国共两军牵制的60多万日军将会投入太平洋战场。因此，“让中国继续处在战争中”是美国的迫切需要。
罗斯福对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
与英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保持着更为开放、友好的态度。但从整体上看，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把蒋介石当作真正的平等伙伴，也没有把中国大陆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场。与之相反的是，苏联对于英美来说并非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盟友，但苏联的谈判筹码和重要性意味着英美不得不在大多数关键事务上将苏联作为全面的战略和情报伙伴来对待。 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这是自有民国以来，他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今中国历六年抗战，山河破碎，但他竭力争取与“盟邦”地位相称的权利，“大国”领袖的头衔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至上荣耀，毋宁说是巨大讽刺。
中国自1942年以来，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支撑至今。更早之前，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然而经新疆的陆上交通线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就中断了。随着1942年春天缅甸被日军占领，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几乎断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此时距离中国全面抗战已是2300余昼夜。国民政府毫无疑问起着主要的对日牵制作用。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应罗斯福的邀请，来到位于开罗西郊的美国大使官邸赴宴，从这里可以远眺著名的胡夫大金字塔。餐后，两人进行了第一次私下长谈。罗斯福的挚友、亲苏的霍普金斯在侧，由麻省卫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宋美龄充当翻译。没有谈话记录，两位元首留下了各自不同版本的记载。
从蒋介石的叙述来看，他完全被罗斯福的魅力征服而赞不绝口。他很快就发现这位健康状况欠佳的美国总统颇具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彼此对战后安排达成了不少共识，包括日本未来之国体、日本对华赔偿、新疆投资、朝鲜独立、安南（越南）问题等。罗斯福甚至坚持战后盟国对日占领应“由中国为主体”。蒋介石盛赞美国的对苏政策，罗斯福则表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为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战后可以归还中国。两人“直谈至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
与之恰恰相反，罗斯福则对这位国民政府的统帅印象欠佳。当他的儿子于次日晨询问观感时，罗斯福耸耸肩，随后说道“（蒋）知道他要什么，也知道他不可兼得”。接着，罗斯福说了一句后来为不少人引来证明其对蒋介石正面印象的话，所谓“一席之对谈，胜于联合参谋团四小时之会议”。可是在儿子的继续追问下，罗斯福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
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界上。
他对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罗斯福又谈道：“我已经告诉他，（蒋的政府）并非如观念上理应的那样是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我还跟他说，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他同意了。有条件地同意了。”这是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第一次被提出，而且是由美国总统本人。蒋介石的条件总结起来是两个，一是美国“保证苏联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边界”，二是美国“支持他主张英国和其他国家于香港、上海和广州不再享有帝国特权”。“当听到委员长答应在实行选举之前就邀请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我特别高兴”，罗斯福自信地说道：“事实上，就他来说，他唯一希望我们能够竭诚做到的就是当日本屈膝投降的时候，我们确保英国军舰不会驶进中国的港口。唯独美国的军舰。对此，我已作个人担保。”
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进行了六七次会谈，讨论了缅甸两栖作战的必要性。这本是盟军在太平洋地区进入反攻之后的基本共识，也是蒋介石和史迪威难得的共识，即打通缅甸补给线并在中国东南海岸线上会师。1943年初的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以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为条件换取了丘吉尔增加对缅甸战场投入的表态。然后，由于英国的不断抵制和食言，第二次缅甸战役一拖再拖，实施规模也不断缩水，到了年末的开罗会议就只局限于缅甸北部。罗斯福一再保证促使英国尽早实行缅甸登陆作战。另外，宋美龄报告说罗斯福基本答应给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以解决中国因战争而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蒋介石对罗斯福的态度不但满意而且感激。11月28日，蒋介石怀着愉悦的心情登机回国，他认为开罗会议是其“革命事业”的“重要成就”，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在归国途中，蒋介石还顺道印度东北蓝伽视察了史迪威训练的部队。然而，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严峻的国内形势、罗斯福的食言和史迪威的挑衅彻底冲散，变得荡然无存。
罗斯福于11月27日飞抵近东的另一个文明古国——伊朗，去和苏联总理斯大林会面，主要讨论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实施。斯大林和丘吉尔就意大利战役的必要性问题有着很大分歧，因为地中海作战会牵制英军将原本有限的登陆艇调往北大西洋。11月30日，是英国首相的69岁生日，这一天他得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午餐前，丘吉尔私下约谈斯大林，暗示他问题的关键就在倒霉的缅甸战场，如果不是美国人迁就中国人而实施缅甸战役的话，英国就能及时满足意大利和法国两个战场的需求。这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苏联将在德国投降之后转向对日作战。在稍后用餐的时候，丘吉尔不断向斯大林示好，斯大林继而暗示将在对日作战之后对中国有所要求。罗斯福随即表示可以把大连作为自由港，还代替蒋介石表了态。斯大林更暗示苏联还想要旅顺作为军港。罗斯福没有接话。丘吉尔和斯大林一唱一和地鼓动：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强国手中，也就是英、苏、美三个国家。
德黑兰会议持续6天后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回开罗。此时，丘吉尔已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罗斯福放弃对蒋介石的承诺：既然斯大林自告奋勇地要对日作战，整个战略形势将随之改变，无须再在中国建空军基地，可以经由阿拉斯加使用苏联滨海现成的基地，进而轰炸日本本土的工业中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缅甸战役延期至1944年11月。
12月6日午后，罗斯福就在几天前对蒋介石做出许诺来年春天即开始缅甸两栖作战的同一房间里，再次召见了史迪威，目的却是让他去收回这个许诺。谈话主要在总统、史迪威及戴维斯间展开。根据史迪威的私人笔记，罗斯福先是东拉西扯了其祖父在中国经商的历史，被他拉回现实，继而表示美国不大可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总统说：“我告诉过他们（蒋氏夫妇）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还有难度。现在，我可不是一个金融专家！”当戴维斯从旁提及中国人无法打开交通线的后果时，罗斯福转向史迪威：“你认为蒋还能撑多久？” 史迪威：形势严峻，5月份的攻击再来一次就可能摧毁他。
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继续下去。
在罗斯福的未来构想中，美国与苏联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主宰世界，没落的大英帝国会听美国的，而落后的中国更要依赖美国的支援，蒋介石不过是战略棋局上的一枚棋子罢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更换。事实上，罗斯福乃至杜鲁门执政前期也都是这样做的。
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民选总统的义务当然是要讨好选民，他会把政府摆在国家的前面;然而，到了斯大林那里，基本价值恰恰相反。绝对的权力也会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国觉得过大的领土象征着过多的义务，而苏联则认为领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远不会满足于苏联现有的广袤土地，他要波罗的海，要波兰，要伊朗，要新疆，要蒙古，要满洲，要朝鲜……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愿见到的。
开罗—德黑兰会议标志着美国在苏英压力下降低国民政府的开始。由于成本高昂的“驼峰”运输不可能给重庆以持续有力的援助，美国逐渐放弃了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设想，这当然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历史表明，美国为绥靖苏联而不惜牺牲中国权益从此时开始。
美国人的介入
远在美国正式提出希望介入国共两党谈判之前，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们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其政府提交过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报告。
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在重复一个近似的话题，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正在导致一场内战，就其相互关系而言，日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敌人。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封锁、孤立乃至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迫于压迫也只好先保存实力，暂不与国民党为敌。由于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失去人民拥护，而共产党享有民众的支持，并且廉洁奉公，两强相争的结果必定使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把美国拖入一场新的战争泥沼，从而把共产党完全推向苏联一边，并最终导致美苏之间的严重冲突。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最好从现在起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以阻止其倒向苏联，同时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以谋求中国政治民主化。因此，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把中国推上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美国这时的内心深处不能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满腹狐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你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美国将不会情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与中共的频繁交往要从1938年的汉口说起。那时国民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随之内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相当活跃，对美英在汉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副领事戴维斯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窦恩、戴维斯组合再次奉派赴华。史迪威升为中将，名义上是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但他主要还是指挥中国人。
戴维斯是自己要求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专门负责替将军打通与华盛顿或者延安各方面的关系。如此在重庆，史迪威指挥部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私下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自觉主动”地与中共合作。
1943年12月31日，开罗归来的戴维斯直接写信给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议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并准备支持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新“联合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利用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建立的联系，直接以罗斯福为对象，把建议写在一页纸上，寄给霍普金斯，甚至附了一封代总统拟给蒋介石的电稿，明确要求向陕西和山西北部派出美军观察组搜集情报。
随后这份简洁明了的备忘录被总统转给了他的参谋长和马歇尔，而戴维斯的电稿则稍加改动后经总统签署发给了蒋介石。美国总统命现役军人与国民政府的武装反对派建立官方直接联系，这是正式干涉中国政治的开始。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
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共党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愈演愈烈。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这种干涉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变得尤为急迫：一方面，中国几乎独力抵抗日本长达七年，国将不国，一旦崩溃就会增大美国反攻的阻力，必然增加美军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日本必然战败，无论国民政府能否支撑到那一天，一个内战的中国既不符合美国长期对华政策，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对远东的设计。1944年，对美国来说，是干涉权力独享的一年：欧洲列强无暇也无力东顾，包括苏联在内——在这一年里，莫斯科与东京的中立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而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组织上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
1944年，美国政府正式介入中国内政，就如美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对中国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之深远是始料未及的。诚如谢伟思后来在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所承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美国官方人员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便利了中共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换，更使得共产党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与国民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鼓励了他们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人介入，使得国共关系成为“最受关心的一件大事”，使过去不平等的地位变得平等。毛泽东则在当年9月22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表示“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并大胆宣称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官员，尤其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天然的不安，反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倾向于以民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形象，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价值需求，使他们觉得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告，既是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而非共产党。这一观点是经过卡尔逊、史沫特莱、斯诺、史迪威、拉铁摩尔、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反复灌输，最终变成罗斯福的观点，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也就反过来变成了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等企图联合国共的任务。罗斯福相信只要莫斯科不再援助中共，这些装备简陋又士气高昂的农民战士就极有可能接过美国递出的橄榄枝，服从美国指挥来打击华北和华东的日军。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信斯大林关于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人的言辞，而否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这种深刻的不信任背后，有事实也有偏见。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是大抵加上“所谓”的前缀或者引号，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驻渝使馆宁愿相信东京和延安的宣传，而不信任重庆的任何言辞，国务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国共不和完全是“重庆的过错”。副总统曾代表总统明确表态，美国要求介入国共谈判，但拒绝斡旋中苏关系。罗斯福本人亦暗示美国斡旋中苏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让步。但这恰恰是与蒋介石同意美国干涉的初衷相悖。此种“共产党有国界”或者“中共非共”的逻辑亦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们所继承。白宫自负地认为美国人能够促使蒋介石低头，并要让国共两派中国人统一于联合政府之下。因此，罗斯福在年初就向国民党方面亲自施压，迫使蒋介石最终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以建立与中共初步的直接联系。
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介石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为了使中国最终成为同盟国的一员，蒋介石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
美中结盟不久，新晋美军中将史迪威接受命令，赴任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这项任务虽然只持续了4年，但他在任期间的影响却塑造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蒋介石因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渴望：在世界的决策桌上争得一席之地，使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为了使中国最终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他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他不顾一切地依赖着新盟友，但接受这个同盟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又将威胁到他统治的根基。
战时，中美两个盟国关系紧张，而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积怨则是这一时期最鲜明、最具代表的显著事件。
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不久，驻华大使高思就请辞了。史迪威和高思两人都对蒋介石充满了敌意，尽管他们并不支持共产党的目标，但对于其已知的方面赞不绝口。赫尔利从总统特使升任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到任终结了由谢伟思提倡，高思默许的亲共产党政策，并助了蒋介石一臂之力。赫尔利过分相信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他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是国民党政权的有力竞争者。而洞悉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政治局势，对避免在当下爆发国共两党内战尤为关键。“迪克西使团”是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试图利用此举与美国重归于好，并说服使团成员相信共产党能够为美军进入中国海岸提供后方支持。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擅自进行了自己的迪克西之旅。双方达成了“五点计划”，允许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并保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然而，当赫尔利返回重庆后，蒋介石断然驳回了此提议。他认为除非共产党的部队直接听令于国民党，否则在新政权内将不会有它的位置。
于是，赫尔利改变策略，表示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首选——共产党必须先把军队并入国民革命军，然后才能加入联合政府。此举一出，指责之声开始满天飞。赫尔利在给代理国务卿的电报中已经表明立场：“在我和共产党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我一直坚称美国无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资或者其他援助，无论它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反国民政府的政权。”其他美国官员则强烈反对。
1945年3月，谢伟思汇报了他与毛泽东的对话，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蒋介石是愚蠢的一步。毛泽东断言，共产党是唯一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而农民在中国的人口中占比最大。而且毛泽东再次强调赫尔利凭借“五点计划”获得了与共产党的亲善关系。他抱怨道：“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了好的开头，美国的政策却好像要动摇了。”
赫尔利和谢伟思的分析都不完全错误。根据谢伟思的分析，就算共产党的部队可以援助抗日，蒋介石仍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其被视为独立的政权。尽管这是两种迥异的观点，但可以理解他们都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能尽快结束抗日战争。总的来看，这当然对目前疲于应战的盟军来说是最好的结果。然而，中国将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迅速爆发一场内战。
靠不住的条约
1945年初，一切似乎变得明朗了，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将于数月内完结。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目光转向亚洲，盼望战争尽快结束。1943年11月在德黑兰，斯大林承诺当欧洲战场形势逆转后，会带领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此时罗斯福希望确认该承诺已经付诸行动。开始于1945年2月4日的雅尔塔会议将决定大部分欧洲和亚洲战场的命运。
同盟国联合参谋部坚信，直到1947年中旬，胜利才会到来。他们告知罗斯福和丘吉尔，给二者施加压力以确保斯大林会出兵亚洲。
然而，斯大林的参与是有条件的。他要求控制千岛，还要求控制位于苏联海岸边的库页岛的南部，另外，苏联还希望获得在中国东北的各项军事和交通特许权，以及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而当时国民党仍宣称对整个蒙古拥有主权。斯大林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的最高统治权，但同时也需要承认苏联在该地的势力。斯大林希望同盟国其他领导人不要事先同中国有任何磋商，直接同意这些要求。作为交换，苏联将在欧洲战场结束90天内出兵参与打击日本。这笔交易由一系列机密协议提出，而这批协议均补充在此次会议的官方记录里。 得闻此事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与此同时，赫尔利返回华盛顿。他也同样关注那些有关苏联特权的谣言，一段时间后，罗斯福准许他查看雅尔塔协议的细则。所读内容令赫尔利备感震惊，因为他所看到的这份国务院文件上提出，假使美国登陆中国沿海，它可能会武装共产党。罗斯福警告赫尔利不要公开发表任何会导致国共和解更为困难的内容。然而4月2日，赫尔利于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承诺不再和共产党进一步接触。
纵使罗斯福想要缓和赫尔利所提出的鲜明立场也为时已晚。这位疾病缠身的总统为了二战耗尽了最后精力。1945年4月12日，距离赫尔利的发言仅过去10天，罗斯福在家中死于脑溢血。
在举国哀悼中，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这位精明的新任总统需要应付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危机。由于战情局和中美合作所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导致美国在华情报力量被削弱，因此国务院内不断传来不同声音。赫尔利一直力挺蒋介石。谢伟思和戴维斯则继续毫无保留地赞成扶植其他党派以防止蒋介石不听话或者倒台。
毛泽东愤怒地谴责美国。“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吹得像煞有介事，”他怒斥道，“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毛泽东信心倍增，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确信苏联的加入将会使权力天平向共产党倾斜，但他还是低估了斯大林变化多端的实用主义思想。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向斯大林归还了苏联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亚控制权。罗斯福也获得了苏联的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共产党打击国民党。他将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但斯大林却没有向毛泽东提及。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
随着雅尔塔密约的解密，中国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苏运动。这反而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莫斯科自觉东北是块已经咬在嘴里的肉脯，要它再吐出来实在心有不甘，这种不甘化作对美国乃至国民政府的深深怨恨。2月23日，苏军再次鼓励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中共中央积极利用了国内的反苏浪潮。毛泽东准确估计到“苏军在东北似乎又暂时可放手一些”。3月5日，延安指示东北局“趁此时机”，要求苏军配合迅速剿匪，并尽可能将中小城市尤其是“南满南段、中东西段某些城市”交予中共。当苏联从抚顺、铁岭乃至沈阳撤退的时候，他们只通知中共东北局去接收，并针对国民政府的反苏言行指出“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获得解放。但是当时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党员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中共的依靠力量，尽管莫斯科战时予以延安的援助较给重庆的为少。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态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当远方（莫斯科）势弱的时候，他会积极主动;而当远方强势时，他就会暂时顺从。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在晚年回忆这两年往事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怀着“紧张、沉重的心情”，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经常发表社论，每天都有苏德战场情况的报道。苏联欧洲战场的分量远远超越美国的亚太战场。胡乔木进一步说：“毛主席在苏德战争期间，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指导国内斗争，开展对英美的工作”。在中共的天平上，苏联和美国的重量向来就不是对等的。莫斯科决定着中共的对美政策。这一点更在随后的十年间被多次证实。经过延安整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不是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疏远了，反而变得更加密切。当重庆还在思索中外如何如何的时候，延安已经开始考虑苏美怎样怎样。两党思想维度的不同决定了政策体现的差异，也影响了外交关系和国际形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体认：“每当国民党要求苏联政府给予一项重要援助时，不久就会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种新要求，如果国民党试图拖延答复，那么就会遇到苏联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马上对中共让步，那么苏联政府也会立刻给予满意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美苏二战时的对华政策有如下论述：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
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国共党争和中国内战中发挥了明白作用和潜在影响，硬币的另一面，苏联对中共或隐或显的支持及挖国民党的墙脚，在今天看来，已是得到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所要做的仅是在历史的细节处放慢脚步。
（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北京日报》等;作者：李响、王炳南、黄加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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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没有直接介入国共内战
美国在援助国民党打内战时态度并不积极。其原因何在？不少人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抗战时期的美械装备所致;还有一些声音认为，美国小瞧了中国共产党势力，提供援助时自然有些“手软”。一份刚刚公开的绝密档案推翻了所有这一切推断。
美国政府眼中的国共军事力量
一份当时标署为“秘密”的文件《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1947年6月25日）》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共两方的军事实力方面，掌握了相当翔实的一手数据，将全盘局势尽收眼底。
美国比国民政府更早意识到了中共军队扩张的程度，1945、1946两年的关键性扩张，使得中共从1947年开始采取全面攻势。美国政府认为，在人口密集的中国，“不是可以募集到的人力资源，而是可以得到的军火和供应是共产党军队扩充的支配性因素。”与此同时，美国还预计，1947年7月到1948年7月期间，可预见的扩张可能不会超过目前近100万军队的三分之一。因为中共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弹药存货消耗殆尽之后，获得弹药补给将变成一个难题，华北的粮食短缺也会成为制约因素。 上述结论意味着：尽管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军队在数量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扩张已经结束，枪声已经打响，一场全国性的、决定生死的战争已经展开，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你死或者我活。该报告还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扩充与国民党军力的下降有着直接关联。”
苏联会参战吗？
美国关心的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因此会引发的世界局势的变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使其一度做出了支援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美国意识到国民党政府打不赢这场仗的时候，改变了一贯的姿态，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更具体地说，促使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除了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之外，关键性的因素只有一个：苏联会不会冒着极大风险支援中国共产党打赢这场内战？
对于美国来说，能够促使其重新掂量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问题，就是苏联对共军的大规模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一旦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支持以改变中国内战形势，它必须要冒苏联这个风险。
此外，有一件事加重了美国当局的不安：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底，由于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苏联暂时占领了满洲。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调动军队进驻满洲，却遭到这一地区的地方志愿军以及苏联占领当局的阻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军队进驻满洲得到了自由行动的许可，并且缴获大量日军武器。
苏联的这一举动，促使美国政府加强情报力量，对苏联在华的一切行动给予监控，并研究其深藏其后的动机。
美国认为，苏联希望中国继续混乱
此后，美国又得知了苏联的一些举动：苏联在工业发达的“满洲国”拆除了大批工厂设备，而这些被拆下来的机器大部分被运往苏联;满洲的苏联共产党控制区域内，大量的大豆、谷物和煤炭输入了西伯利亚。对此，美国认为“苏联旨在将满洲变成为其远东提供粮食和原材料的非工业化渠道”，拆走满洲的机器，除了供给苏联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满洲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程度大大降低。
而美国最为关心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一些证据表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确有其事，但并不是如一开始预想的“无私援助”那么简单。一条哈尔滨和苏联之间的铁路已被恢复，源源不断地向苏联运送大豆、小麦、牛肉、猪肉以及皮毛，用来交换煤炭、柴油、香水、火柴、香烟和军事补给品。美军因此绷紧了神经。此外，苏联训练出了一支北朝鲜共产主义军队，协助东北共军进行战斗。为这支军队提供的粮食，事实上跟苏联将粮食从北朝鲜地区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连的行为有关。
偷窃机器、有偿提供军火、在支援中共战斗方面倚重第三方，这些迹象表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缺乏诚意。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苏联实际上倾向于中国混乱局面的继续以及中国地区主义的发展。“苏联可能理所当然地以为，一旦取得中国中央权力的中共，将会表露出与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所具备的、同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而“共产主义中国”一旦成立，它将不会成为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傀儡。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世界博览》;作者：刘丽朵）
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国共党争和中国内战中发挥了明白作用和潜在影响，硬币的另一面，苏联对中共或隐或显的支持及挖国民党的墙脚，在今天看来，已是得到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
责任编辑/万晶琳
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恳求者，是一个被打垮了的国家，等待着美国和英国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拯救出来。德黑兰会议，三巨头为战后世界格局定下基调：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强国手中，也就是英、苏、美三个国家。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
山穷水尽之时，中国得到盟友
1940年春，中国的形势更加恶化。6月，湖北城市宜昌在日军新一轮的进攻中陷落，该城是从四川通往全国各地的中转站，它的失守意味着蒋介石将更加孤立无援。1940年夏，零式战斗机在空战中摧毁了保卫重庆的所有战机，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脆弱。
与此同时，8000公里之外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让蒋介石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德国与英法两国开战，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意料之外的是德国竟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仇敌苏联缔结了和平条约。后一事件以1939年8月23日莫斯科和柏林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这恐怕是20世纪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意识形态的倒戈了。一周之后的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转眼之间，欧洲各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本国的救亡图存之上，东亚的战事已不再是它们头疼关切的国际事件。
不过，大洋彼岸发生的事件倒是给国民政府带来了一丝希望。1940年末，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我不会把你们的儿子送上外国战场”，罗斯福在与对手的辩论中这样声称。但罗斯福及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都意识到，欧洲的纳粹统治已经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由于日本的占领，中国的“门户开放”贸易也被切断，美国越来越清楚，简单的中立可能再也无法成为一种选择了。
1941年12月7日清晨，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停泊。两批日军轰炸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突袭了美国军舰和舰上熟睡的船员。袭击造成大约2400名美国人死亡，另有1100人受伤。一天之内，日本的侵略势力就攻击了当时尚为独立国家的暹罗，以及马来亚和菲律宾。
蒋介石在凌晨1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口授了一封信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支持，誓言与美国一起进行新的“共同战斗”。
“让中国继续处在战争中”是美国的迫切需要
蒋介石在回顾1941年12月结盟之初时，记录了他的驻美大使胡适与罗斯福会谈的细节：美国总统要求中国对结盟表示支持，但不要大张旗鼓地庆祝。这位美国领导人对于国内会如何对待新同盟仍感到紧张，也不愿让他的选民看到中国重庆市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蒋介石认为这个要求显示了美、英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即使罗斯福也不能摆脱这种旧观念。“珍珠港事件”爆发3周后，当中国在军需物资供应问题上不得不服从美英优先的原则时，蒋介石在第一次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后写道，美英两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令中国受尽“侮辱”。
有不少人曾谈论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那么重视中国。罗斯福的对华认识基本还停留在19世纪。罗斯福从未到过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他所喜谈论的都是祖父辈的旧事，借以显示自己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并掩饰其东方知识的严重不足。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接触到即将赴华的美国人，就鼓励其向自己直接报告所见所闻。他告诉左派作家斯诺说“必须对东方人有信心，他们有自治的能力”;他多次提及不要把蒋介石当作“摩洛哥苏丹”或者“蛮族头领”。然而，这也恰恰暗示他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这种倾向。罗斯福凭借对东方的想象力，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在战后可以同化日本。对美国改造中国这一点，罗斯福有着不甚可靠的自信。这种自信是隐约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实力和白人的优越感之上的。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曾如此评价罗斯福的这种天真乐观：“他们以中国的戈登、华尔来看待‘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码事。”罗斯福与丘吉尔相比，好处在于他反对殖民主义，然而二人又都是强权政治的拥趸。罗斯福积极干涉中国，但派来的人却往往不敷之用。
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宫并不相信中国人。尽管战略上，它力图把中国装点成四大国之一，但是作为盟军核心决策机构的联合参谋部却拒绝中国人参加。它必须重视苏联，却可以怠慢中国。对蒋介石，它就美英于缅甸的战略部署进行了隐瞒，就苏联将对日作战进行了隐瞒，就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进行了隐瞒，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中国人会泄密。更不消说原子弹研发和轰炸这样的机密。斯大林有其强大的谍报系统可以侦知内幕，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在德黑兰也及时通报了新式武器试验成功，唯独蒋介石对这些情报两眼一抹黑，以致日本突然投降时慌了手脚。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恳求者，是一个被打垮了的国家，等待着美国和英国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拯救出来。
美国知道，如果中国失败，那么原本受到国共两军牵制的60多万日军将会投入太平洋战场。因此，“让中国继续处在战争中”是美国的迫切需要。
罗斯福对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
与英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保持着更为开放、友好的态度。但从整体上看，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把蒋介石当作真正的平等伙伴，也没有把中国大陆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场。与之相反的是，苏联对于英美来说并非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盟友，但苏联的谈判筹码和重要性意味着英美不得不在大多数关键事务上将苏联作为全面的战略和情报伙伴来对待。 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这是自有民国以来，他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今中国历六年抗战，山河破碎，但他竭力争取与“盟邦”地位相称的权利，“大国”领袖的头衔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至上荣耀，毋宁说是巨大讽刺。
中国自1942年以来，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支撑至今。更早之前，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然而经新疆的陆上交通线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就中断了。随着1942年春天缅甸被日军占领，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几乎断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此时距离中国全面抗战已是2300余昼夜。国民政府毫无疑问起着主要的对日牵制作用。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应罗斯福的邀请，来到位于开罗西郊的美国大使官邸赴宴，从这里可以远眺著名的胡夫大金字塔。餐后，两人进行了第一次私下长谈。罗斯福的挚友、亲苏的霍普金斯在侧，由麻省卫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宋美龄充当翻译。没有谈话记录，两位元首留下了各自不同版本的记载。
从蒋介石的叙述来看，他完全被罗斯福的魅力征服而赞不绝口。他很快就发现这位健康状况欠佳的美国总统颇具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彼此对战后安排达成了不少共识，包括日本未来之国体、日本对华赔偿、新疆投资、朝鲜独立、安南（越南）问题等。罗斯福甚至坚持战后盟国对日占领应“由中国为主体”。蒋介石盛赞美国的对苏政策，罗斯福则表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为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战后可以归还中国。两人“直谈至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
与之恰恰相反，罗斯福则对这位国民政府的统帅印象欠佳。当他的儿子于次日晨询问观感时，罗斯福耸耸肩，随后说道“（蒋）知道他要什么，也知道他不可兼得”。接着，罗斯福说了一句后来为不少人引来证明其对蒋介石正面印象的话，所谓“一席之对谈，胜于联合参谋团四小时之会议”。可是在儿子的继续追问下，罗斯福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
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界上。
他对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罗斯福又谈道：“我已经告诉他，（蒋的政府）并非如观念上理应的那样是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我还跟他说，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他同意了。有条件地同意了。”这是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第一次被提出，而且是由美国总统本人。蒋介石的条件总结起来是两个，一是美国“保证苏联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边界”，二是美国“支持他主张英国和其他国家于香港、上海和广州不再享有帝国特权”。“当听到委员长答应在实行选举之前就邀请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我特别高兴”，罗斯福自信地说道：“事实上，就他来说，他唯一希望我们能够竭诚做到的就是当日本屈膝投降的时候，我们确保英国军舰不会驶进中国的港口。唯独美国的军舰。对此，我已作个人担保。”
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进行了六七次会谈，讨论了缅甸两栖作战的必要性。这本是盟军在太平洋地区进入反攻之后的基本共识，也是蒋介石和史迪威难得的共识，即打通缅甸补给线并在中国东南海岸线上会师。1943年初的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以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为条件换取了丘吉尔增加对缅甸战场投入的表态。然后，由于英国的不断抵制和食言，第二次缅甸战役一拖再拖，实施规模也不断缩水，到了年末的开罗会议就只局限于缅甸北部。罗斯福一再保证促使英国尽早实行缅甸登陆作战。另外，宋美龄报告说罗斯福基本答应给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以解决中国因战争而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蒋介石对罗斯福的态度不但满意而且感激。11月28日，蒋介石怀着愉悦的心情登机回国，他认为开罗会议是其“革命事业”的“重要成就”，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在归国途中，蒋介石还顺道印度东北蓝伽视察了史迪威训练的部队。然而，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严峻的国内形势、罗斯福的食言和史迪威的挑衅彻底冲散，变得荡然无存。
罗斯福于11月27日飞抵近东的另一个文明古国——伊朗，去和苏联总理斯大林会面，主要讨论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实施。斯大林和丘吉尔就意大利战役的必要性问题有着很大分歧，因为地中海作战会牵制英军将原本有限的登陆艇调往北大西洋。11月30日，是英国首相的69岁生日，这一天他得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午餐前，丘吉尔私下约谈斯大林，暗示他问题的关键就在倒霉的缅甸战场，如果不是美国人迁就中国人而实施缅甸战役的话，英国就能及时满足意大利和法国两个战场的需求。这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苏联将在德国投降之后转向对日作战。在稍后用餐的时候，丘吉尔不断向斯大林示好，斯大林继而暗示将在对日作战之后对中国有所要求。罗斯福随即表示可以把大连作为自由港，还代替蒋介石表了态。斯大林更暗示苏联还想要旅顺作为军港。罗斯福没有接话。丘吉尔和斯大林一唱一和地鼓动：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强国手中，也就是英、苏、美三个国家。
德黑兰会议持续6天后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回开罗。此时，丘吉尔已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罗斯福放弃对蒋介石的承诺：既然斯大林自告奋勇地要对日作战，整个战略形势将随之改变，无须再在中国建空军基地，可以经由阿拉斯加使用苏联滨海现成的基地，进而轰炸日本本土的工业中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缅甸战役延期至1944年11月。
12月6日午后，罗斯福就在几天前对蒋介石做出许诺来年春天即开始缅甸两栖作战的同一房间里，再次召见了史迪威，目的却是让他去收回这个许诺。谈话主要在总统、史迪威及戴维斯间展开。根据史迪威的私人笔记，罗斯福先是东拉西扯了其祖父在中国经商的历史，被他拉回现实，继而表示美国不大可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总统说：“我告诉过他们（蒋氏夫妇）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还有难度。现在，我可不是一个金融专家！”当戴维斯从旁提及中国人无法打开交通线的后果时，罗斯福转向史迪威：“你认为蒋还能撑多久？” 史迪威：形势严峻，5月份的攻击再来一次就可能摧毁他。
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继续下去。
在罗斯福的未来构想中，美国与苏联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主宰世界，没落的大英帝国会听美国的，而落后的中国更要依赖美国的支援，蒋介石不过是战略棋局上的一枚棋子罢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更换。事实上，罗斯福乃至杜鲁门执政前期也都是这样做的。
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民选总统的义务当然是要讨好选民，他会把政府摆在国家的前面;然而，到了斯大林那里，基本价值恰恰相反。绝对的权力也会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国觉得过大的领土象征着过多的义务，而苏联则认为领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远不会满足于苏联现有的广袤土地，他要波罗的海，要波兰，要伊朗，要新疆，要蒙古，要满洲，要朝鲜……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愿见到的。
开罗—德黑兰会议标志着美国在苏英压力下降低国民政府的开始。由于成本高昂的“驼峰”运输不可能给重庆以持续有力的援助，美国逐渐放弃了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设想，这当然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历史表明，美国为绥靖苏联而不惜牺牲中国权益从此时开始。
美国人的介入
远在美国正式提出希望介入国共两党谈判之前，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们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其政府提交过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报告。
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在重复一个近似的话题，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正在导致一场内战，就其相互关系而言，日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敌人。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封锁、孤立乃至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迫于压迫也只好先保存实力，暂不与国民党为敌。由于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失去人民拥护，而共产党享有民众的支持，并且廉洁奉公，两强相争的结果必定使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把美国拖入一场新的战争泥沼，从而把共产党完全推向苏联一边，并最终导致美苏之间的严重冲突。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最好从现在起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以阻止其倒向苏联，同时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以谋求中国政治民主化。因此，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把中国推上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美国这时的内心深处不能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满腹狐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你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美国将不会情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与中共的频繁交往要从1938年的汉口说起。那时国民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随之内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相当活跃，对美英在汉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副领事戴维斯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窦恩、戴维斯组合再次奉派赴华。史迪威升为中将，名义上是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但他主要还是指挥中国人。
戴维斯是自己要求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专门负责替将军打通与华盛顿或者延安各方面的关系。如此在重庆，史迪威指挥部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私下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自觉主动”地与中共合作。
1943年12月31日，开罗归来的戴维斯直接写信给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议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并准备支持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新“联合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利用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建立的联系，直接以罗斯福为对象，把建议写在一页纸上，寄给霍普金斯，甚至附了一封代总统拟给蒋介石的电稿，明确要求向陕西和山西北部派出美军观察组搜集情报。
随后这份简洁明了的备忘录被总统转给了他的参谋长和马歇尔，而戴维斯的电稿则稍加改动后经总统签署发给了蒋介石。美国总统命现役军人与国民政府的武装反对派建立官方直接联系，这是正式干涉中国政治的开始。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
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共党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愈演愈烈。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这种干涉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变得尤为急迫：一方面，中国几乎独力抵抗日本长达七年，国将不国，一旦崩溃就会增大美国反攻的阻力，必然增加美军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日本必然战败，无论国民政府能否支撑到那一天，一个内战的中国既不符合美国长期对华政策，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对远东的设计。1944年，对美国来说，是干涉权力独享的一年：欧洲列强无暇也无力东顾，包括苏联在内——在这一年里，莫斯科与东京的中立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而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组织上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
1944年，美国政府正式介入中国内政，就如美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对中国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之深远是始料未及的。诚如谢伟思后来在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所承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美国官方人员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便利了中共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换，更使得共产党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与国民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鼓励了他们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人介入，使得国共关系成为“最受关心的一件大事”，使过去不平等的地位变得平等。毛泽东则在当年9月22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表示“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并大胆宣称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官员，尤其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天然的不安，反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倾向于以民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形象，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价值需求，使他们觉得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告，既是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而非共产党。这一观点是经过卡尔逊、史沫特莱、斯诺、史迪威、拉铁摩尔、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反复灌输，最终变成罗斯福的观点，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也就反过来变成了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等企图联合国共的任务。罗斯福相信只要莫斯科不再援助中共，这些装备简陋又士气高昂的农民战士就极有可能接过美国递出的橄榄枝，服从美国指挥来打击华北和华东的日军。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信斯大林关于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人的言辞，而否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这种深刻的不信任背后，有事实也有偏见。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是大抵加上“所谓”的前缀或者引号，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驻渝使馆宁愿相信东京和延安的宣传，而不信任重庆的任何言辞，国务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国共不和完全是“重庆的过错”。副总统曾代表总统明确表态，美国要求介入国共谈判，但拒绝斡旋中苏关系。罗斯福本人亦暗示美国斡旋中苏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让步。但这恰恰是与蒋介石同意美国干涉的初衷相悖。此种“共产党有国界”或者“中共非共”的逻辑亦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们所继承。白宫自负地认为美国人能够促使蒋介石低头，并要让国共两派中国人统一于联合政府之下。因此，罗斯福在年初就向国民党方面亲自施压，迫使蒋介石最终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以建立与中共初步的直接联系。
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介石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为了使中国最终成为同盟国的一员，蒋介石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
美中结盟不久，新晋美军中将史迪威接受命令，赴任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这项任务虽然只持续了4年，但他在任期间的影响却塑造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蒋介石因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渴望：在世界的决策桌上争得一席之地，使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为了使中国最终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他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他不顾一切地依赖着新盟友，但接受这个同盟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又将威胁到他统治的根基。
战时，中美两个盟国关系紧张，而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积怨则是这一时期最鲜明、最具代表的显著事件。
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不久，驻华大使高思就请辞了。史迪威和高思两人都对蒋介石充满了敌意，尽管他们并不支持共产党的目标，但对于其已知的方面赞不绝口。赫尔利从总统特使升任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到任终结了由谢伟思提倡，高思默许的亲共产党政策，并助了蒋介石一臂之力。赫尔利过分相信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他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是国民党政权的有力竞争者。而洞悉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政治局势，对避免在当下爆发国共两党内战尤为关键。“迪克西使团”是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试图利用此举与美国重归于好，并说服使团成员相信共产党能够为美军进入中国海岸提供后方支持。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擅自进行了自己的迪克西之旅。双方达成了“五点计划”，允许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并保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然而，当赫尔利返回重庆后，蒋介石断然驳回了此提议。他认为除非共产党的部队直接听令于国民党，否则在新政权内将不会有它的位置。
于是，赫尔利改变策略，表示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首选——共产党必须先把军队并入国民革命军，然后才能加入联合政府。此举一出，指责之声开始满天飞。赫尔利在给代理国务卿的电报中已经表明立场：“在我和共产党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我一直坚称美国无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资或者其他援助，无论它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反国民政府的政权。”其他美国官员则强烈反对。
1945年3月，谢伟思汇报了他与毛泽东的对话，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蒋介石是愚蠢的一步。毛泽东断言，共产党是唯一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而农民在中国的人口中占比最大。而且毛泽东再次强调赫尔利凭借“五点计划”获得了与共产党的亲善关系。他抱怨道：“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了好的开头，美国的政策却好像要动摇了。”
赫尔利和谢伟思的分析都不完全错误。根据谢伟思的分析，就算共产党的部队可以援助抗日，蒋介石仍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其被视为独立的政权。尽管这是两种迥异的观点，但可以理解他们都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能尽快结束抗日战争。总的来看，这当然对目前疲于应战的盟军来说是最好的结果。然而，中国将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迅速爆发一场内战。
靠不住的条约
1945年初，一切似乎变得明朗了，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将于数月内完结。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目光转向亚洲，盼望战争尽快结束。1943年11月在德黑兰，斯大林承诺当欧洲战场形势逆转后，会带领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此时罗斯福希望确认该承诺已经付诸行动。开始于1945年2月4日的雅尔塔会议将决定大部分欧洲和亚洲战场的命运。
同盟国联合参谋部坚信，直到1947年中旬，胜利才会到来。他们告知罗斯福和丘吉尔，给二者施加压力以确保斯大林会出兵亚洲。
然而，斯大林的参与是有条件的。他要求控制千岛，还要求控制位于苏联海岸边的库页岛的南部，另外，苏联还希望获得在中国东北的各项军事和交通特许权，以及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而当时国民党仍宣称对整个蒙古拥有主权。斯大林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的最高统治权，但同时也需要承认苏联在该地的势力。斯大林希望同盟国其他领导人不要事先同中国有任何磋商，直接同意这些要求。作为交换，苏联将在欧洲战场结束90天内出兵参与打击日本。这笔交易由一系列机密协议提出，而这批协议均补充在此次会议的官方记录里。 得闻此事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与此同时，赫尔利返回华盛顿。他也同样关注那些有关苏联特权的谣言，一段时间后，罗斯福准许他查看雅尔塔协议的细则。所读内容令赫尔利备感震惊，因为他所看到的这份国务院文件上提出，假使美国登陆中国沿海，它可能会武装共产党。罗斯福警告赫尔利不要公开发表任何会导致国共和解更为困难的内容。然而4月2日，赫尔利于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承诺不再和共产党进一步接触。
纵使罗斯福想要缓和赫尔利所提出的鲜明立场也为时已晚。这位疾病缠身的总统为了二战耗尽了最后精力。1945年4月12日，距离赫尔利的发言仅过去10天，罗斯福在家中死于脑溢血。
在举国哀悼中，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这位精明的新任总统需要应付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危机。由于战情局和中美合作所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导致美国在华情报力量被削弱，因此国务院内不断传来不同声音。赫尔利一直力挺蒋介石。谢伟思和戴维斯则继续毫无保留地赞成扶植其他党派以防止蒋介石不听话或者倒台。
毛泽东愤怒地谴责美国。“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吹得像煞有介事，”他怒斥道，“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毛泽东信心倍增，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确信苏联的加入将会使权力天平向共产党倾斜，但他还是低估了斯大林变化多端的实用主义思想。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向斯大林归还了苏联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亚控制权。罗斯福也获得了苏联的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共产党打击国民党。他将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但斯大林却没有向毛泽东提及。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
随着雅尔塔密约的解密，中国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苏运动。这反而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莫斯科自觉东北是块已经咬在嘴里的肉脯，要它再吐出来实在心有不甘，这种不甘化作对美国乃至国民政府的深深怨恨。2月23日，苏军再次鼓励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中共中央积极利用了国内的反苏浪潮。毛泽东准确估计到“苏军在东北似乎又暂时可放手一些”。3月5日，延安指示东北局“趁此时机”，要求苏军配合迅速剿匪，并尽可能将中小城市尤其是“南满南段、中东西段某些城市”交予中共。当苏联从抚顺、铁岭乃至沈阳撤退的时候，他们只通知中共东北局去接收，并针对国民政府的反苏言行指出“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获得解放。但是当时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党员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中共的依靠力量，尽管莫斯科战时予以延安的援助较给重庆的为少。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态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当远方（莫斯科）势弱的时候，他会积极主动;而当远方强势时，他就会暂时顺从。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在晚年回忆这两年往事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怀着“紧张、沉重的心情”，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经常发表社论，每天都有苏德战场情况的报道。苏联欧洲战场的分量远远超越美国的亚太战场。胡乔木进一步说：“毛主席在苏德战争期间，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指导国内斗争，开展对英美的工作”。在中共的天平上，苏联和美国的重量向来就不是对等的。莫斯科决定着中共的对美政策。这一点更在随后的十年间被多次证实。经过延安整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不是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疏远了，反而变得更加密切。当重庆还在思索中外如何如何的时候，延安已经开始考虑苏美怎样怎样。两党思想维度的不同决定了政策体现的差异，也影响了外交关系和国际形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体认：“每当国民党要求苏联政府给予一项重要援助时，不久就会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种新要求，如果国民党试图拖延答复，那么就会遇到苏联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马上对中共让步，那么苏联政府也会立刻给予满意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美苏二战时的对华政策有如下论述：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
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国共党争和中国内战中发挥了明白作用和潜在影响，硬币的另一面，苏联对中共或隐或显的支持及挖国民党的墙脚，在今天看来，已是得到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所要做的仅是在历史的细节处放慢脚步。
（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北京日报》等;作者：李响、王炳南、黄加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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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没有直接介入国共内战
美国在援助国民党打内战时态度并不积极。其原因何在？不少人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抗战时期的美械装备所致;还有一些声音认为，美国小瞧了中国共产党势力，提供援助时自然有些“手软”。一份刚刚公开的绝密档案推翻了所有这一切推断。
美国政府眼中的国共军事力量
一份当时标署为“秘密”的文件《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1947年6月25日）》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共两方的军事实力方面，掌握了相当翔实的一手数据，将全盘局势尽收眼底。
美国比国民政府更早意识到了中共军队扩张的程度，1945、1946两年的关键性扩张，使得中共从1947年开始采取全面攻势。美国政府认为，在人口密集的中国，“不是可以募集到的人力资源，而是可以得到的军火和供应是共产党军队扩充的支配性因素。”与此同时，美国还预计，1947年7月到1948年7月期间，可预见的扩张可能不会超过目前近100万军队的三分之一。因为中共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弹药存货消耗殆尽之后，获得弹药补给将变成一个难题，华北的粮食短缺也会成为制约因素。 上述结论意味着：尽管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军队在数量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扩张已经结束，枪声已经打响，一场全国性的、决定生死的战争已经展开，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你死或者我活。该报告还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扩充与国民党军力的下降有着直接关联。”
苏联会参战吗？
美国关心的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因此会引发的世界局势的变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使其一度做出了支援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美国意识到国民党政府打不赢这场仗的时候，改变了一贯的姿态，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更具体地说，促使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除了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之外，关键性的因素只有一个：苏联会不会冒着极大风险支援中国共产党打赢这场内战？
对于美国来说，能够促使其重新掂量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问题，就是苏联对共军的大规模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一旦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支持以改变中国内战形势，它必须要冒苏联这个风险。
此外，有一件事加重了美国当局的不安：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底，由于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苏联暂时占领了满洲。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调动军队进驻满洲，却遭到这一地区的地方志愿军以及苏联占领当局的阻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军队进驻满洲得到了自由行动的许可，并且缴获大量日军武器。
苏联的这一举动，促使美国政府加强情报力量，对苏联在华的一切行动给予监控，并研究其深藏其后的动机。
美国认为，苏联希望中国继续混乱
此后，美国又得知了苏联的一些举动：苏联在工业发达的“满洲国”拆除了大批工厂设备，而这些被拆下来的机器大部分被运往苏联;满洲的苏联共产党控制区域内，大量的大豆、谷物和煤炭输入了西伯利亚。对此，美国认为“苏联旨在将满洲变成为其远东提供粮食和原材料的非工业化渠道”，拆走满洲的机器，除了供给苏联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满洲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程度大大降低。
而美国最为关心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一些证据表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确有其事，但并不是如一开始预想的“无私援助”那么简单。一条哈尔滨和苏联之间的铁路已被恢复，源源不断地向苏联运送大豆、小麦、牛肉、猪肉以及皮毛，用来交换煤炭、柴油、香水、火柴、香烟和军事补给品。美军因此绷紧了神经。此外，苏联训练出了一支北朝鲜共产主义军队，协助东北共军进行战斗。为这支军队提供的粮食，事实上跟苏联将粮食从北朝鲜地区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连的行为有关。
偷窃机器、有偿提供军火、在支援中共战斗方面倚重第三方，这些迹象表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缺乏诚意。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苏联实际上倾向于中国混乱局面的继续以及中国地区主义的发展。“苏联可能理所当然地以为，一旦取得中国中央权力的中共，将会表露出与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所具备的、同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而“共产主义中国”一旦成立，它将不会成为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傀儡。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世界博览》;作者：刘丽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