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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天的重庆谈判结束了，虽然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维持了表面的局势稳定，但蒋介石“剿共”的计划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双方的战局也在不断升温。周恩来继此后又投入到漫长而艰巨的国共谈判中，他将为赢得新中国胜利的曙光进行最后的奋力一搏。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举行茶话会，向重庆各界人士告别。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他已度过十年谈判生涯。48岁的周恩来不无伤感地对在座人士说道：“重庆是一座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马歇尔评价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责任编辑/杨思琪
43天的重庆谈判结束了，中国该何去何从？周恩来将为赢得胜利在谈判桌上进行最后奋力一搏。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许多记者问周恩来几时回来，他说“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茶话会，向重庆各界人士告别。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为了便于谈判和统战，中共代表团也将离开驻扎近八年的重庆，迁至南京，上海马思南路还将开辟新的“周公馆”作为办事处。
两三百人注视着周恩来踏进会场，他刚刚结束与马歇尔长达三小时的谈判，看上去并无倦容。《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描述了周恩来出现时的样子：“穿着派利士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貌看，他显得英姿焕发。”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周恩来已度过十年谈判生涯。“重庆是一座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48岁的周恩来不无伤感地对在座人士说道。
周恩来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和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评价，“当你离开他时，会带着这样一种印象：他对谈判进程每一步发展的感动人的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充满信心的人……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恩来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43天的重庆谈判。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尖锐而复杂的谈判结束了，毛泽东在临走前就预见了国共谈判诸多的不稳定性，他留下周恩来负责后续与国民政府的政治谈判。《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马歇尔称周恩来为“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局部内战爆发，东北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国共对开战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双方都有骑虎难下之感。3个月后，1945年底，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都做出积极姿态，和谈重启。
中共方面谈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来肩上。
对于马歇尔，两党心里都没底。蒋介石表现出热情态度，试探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周恩来也加紧与马歇尔接触，希望他了解中共，争取得到他的支持。1945年12月22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歇尔的到来，23日登门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周恩来娴熟地运用让马歇尔感到亲切的语言体系，努力填平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随后的接触中，马歇尔发现，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尽管美国的立场必然是防止中国“赤化”，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遇到困难时，甚至会诚意询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中共一度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比较公正的，马歇尔也自认为取得了中共的信任。
从1945年12月27日开始，经过十几天反复磋商，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周恩来和张群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当天上午10时，举国瞩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会上斗争最激烈的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政协作出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的规定。与此同时，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周恩来说：“军队应‘属于整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属于人民’。只有改组了政府，有一个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有个民主的国防部，国民党把军队交出来，人民的军队也就交给这样的政府。那种希望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由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来管理军队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日返回重庆赶着参加31日的政协闭幕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过22天的斗争，会议于1月31日通过和平建国纲领和根据民主原则改组政府、编整军队、修改宪法和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协议虽然与我党提出的主张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协议明确规定的“党派平等合法”、“结束国民党训政”、“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等符合全国人民愿望，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在会议闭幕式上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这次会议得到很大成功。我们愿为其全部实现而努力奋斗。因此，谁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31日一早，他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中共愿意在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说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今天还不打算也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我们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
1946年2月28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月4日，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调500名相貌端正的战士紧急训练成仪仗队，在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检阅了这支队伍。当晚，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招待他们看文艺演出，马歇尔坐在毛泽东和江青中间。陕北天气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和谐的画面定格在这个夜晚。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解决东北问题再走，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刚走，国民党进占沈阳，东北战事迅速升温。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要求中共让步，周恩来与国、美代表激烈争吵，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4月下旬，马歇尔述职归来，中共已经在东北取得优势。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歇尔来华以来，往往是他长篇大论，周恩来认真倾听，而这一次，周恩来强势反攻，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周恩来的翻译章文晋回忆，全程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对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如退出苏北，我对不起淮安父老”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至南京。董必武带队在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搭乘美军飞机，结果飞机有些故障，起飞两次都是在空中转了几圈就降落。董必武怀疑飞机被人动了手脚。就在不久前的4月8日，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遭遇空难无一生还。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他的出狱是周恩来在漫长谈判中争取到的成果，孰料一代将星就这样陨落。董必武对随行人员说，我们现在不能说“四八”空难是有人搞鬼，但这是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防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大家商量决定，向国民党提出，飞机不能只载共产党人员，必须国共双方人员共同乘坐。几天后，董必武带着30余人分两次乘机，每架飞机都有到南京复员的国民党官员同行。
周恩来要求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分别划拨房屋，供中共办公。当局批了南京梅园新村三栋小楼，拒绝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先期到达上海的乔冠华、龚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租下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别墅，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公馆，其实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
周恩来5月3日飞抵南京入住梅园新村，当晚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建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方式择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
抗战胜利后苏北成为解放区，土改工作全面推开，中共改变抗战期间团结各阶级抗日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地主乡绅。1946年上半年，数千名地主拖儿带女从苏北逃到上海南京，形成难民潮。难民组成请愿团致电蒋介石，要求政府保护还乡，街头常有难民游行，甚至一度传言难民团要冲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苏北难民问题忧虑，呼吁共产党应履行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
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周恩来通过谈判，使国民党于1946年6月6日与中共签署了停火15天的协议，6月7日起生效。这对东北战局是一个历史性转机。东北停战刚刚达成协议，苏北又成为焦点。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一再坚持中共退出苏北，难民问题是撒手锏之一。周恩来说：“也有大量难民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中间党派也劝说中共让步。”周恩来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同意蒋介石的要求，我对不起淮安父老。”
1946年6月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上层人物赴南京请愿，并组织群众在欢送代表团后举行游行示威。周恩来亲自动员马叙伦，马叙伦又发动了胡厥文、雷洁琼等人。代表团在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有几名自称苏北难民的人挤上前来，不满代表团为中共做说客，交谈几句突然翻脸，“难民”蜂拥而至大打出手，其中混杂特务，马叙伦、雷洁琼等被打伤住院。这个事件被称为“下关惨案”，国共借此事件互相攻讦，舆论哗然。
1946年7月，连续发生的“李闻惨案”，让国民党声誉扫地，《新华日报》发表抗议书和唁电，在国统区产生巨大反响。闻一多被暗杀之后11天，在朋友家躲避迫害的陶行知突发脑溢血逝世。周恩来当时正从周公馆出门准备乘飞机去南京，中共上海工委财经委书记许涤新回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热泪几乎滴满了他的办公桌。7月17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此时最严重最迫切的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 7月19日，中共中央才回复周恩来关于苏北土改的意见：“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为国家民主化、工业化打下巩固基础……过火行为是个别现象，是难免的。请向民盟说明中共的土地政策。”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苏北可能是国民党军进攻方向，要积极做好准备。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当时是新华社的年轻编辑，每天负责往周恩来办公室送电讯稿，有一天傍晚周恩来接过电讯稿，看到头条消息是解放军在苏北打了大胜仗，说：“像这样的消息以后要早一点儿告诉我。我下午去和他们谈判，要是知道这条消息，就好说话了。”中共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又得到了东北部队从苏联方面取得的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大增，1946年七八月间在苏北七战七捷。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至1946年7月，内战既成事实，国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没有多少意义了，但是双方都在坚持谈，都在想办法让对方先“掀桌儿”，承担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责任。用马歇尔的话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在1946年底撤回延安后说，说马歇尔“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张家口是国民党在历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同意中共军队占有的地区。周恩来反应激烈，愤而退出谈判，于9月16日乘飞机去了上海，在周公馆住了36天，在中间党派反复劝说下，为了表示中共仍有和平诚意，才返回南京。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内战的责任应该由国民党负，他向社会各界强调，攻张家口就是蒋介石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政府负之。他和邓颖超出席上海各界5000余人举行的追悼李闻大会，在悼词中写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有了军事底牌，蒋介石公开宣布国民大会将定期召开。诚如梁漱溟当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周恩来开始有序布置南京上海两地中共人员疏散，有的转入国统区地下，有的到香港做海外工作，有的回解放区。他在周公馆邀请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见面，说道：“1931年冬天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何时再回来，觉得渺茫，现在可就不同了，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快则一二年，迟则三五载。”
眼见国共破裂，第三方人士很着急，梁漱溟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等，一式三份，分送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粱漱溟、李璜、莫德惠等民主人士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周恩来脸色变了，他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国民党军队刚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对国民党有利。周恩来激动地说：“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关照”指的是几天前中共与民盟达成协议，凡有重大行动之前要互相通知。见周恩来大怒，粱漱溟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决定将送出的方案收回。到马歇尔处，发现他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拆开，赶紧原样拿回来了。到孙科处，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也拿回来了。此事不了了之。
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目前的工作在揭穿美蒋的欺骗，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几天再回延安。”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大会，确立法统，中共表示如不停战，不退回到政协停战协议时的状态，决不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周恩来后来解释道：“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中共和民盟缺席，这次大会被中共称为“伪国大”，中共认为这标志着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总结：“这是八年抗战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946年11月16日下午2时，周恩来在南京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新闻界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国统区见到周恩来，很多记者吃过午饭就赶来占座，有的报馆派了近10名记者，还有总编辑亲自出动。仿佛为故意引起人们对和平时代的回忆，周恩来穿着政协会议时穿过的黑呢中山装入场。半年多之前，他刚在重庆举行了伤感友好的告别会，这次在南京的告别会则有几分火药味。会场墙上挂着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工作人员给记者散发中共的书面声明，谴责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大违反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中共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国大。
在座记者立场不同，抛出不少尖锐问题。有记者责问周恩来，报纸上常常登载中共屠杀农民的事，苏北逃来的农民都骂中共，这是为什么。周恩来说，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些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至于说中共屠杀农民，如是事实，就无劳蒋主席派兵去打，中共早就自取灭亡了。有记者提出外界传闻中共与苏联有密约关系。周恩来说，中共和苏联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和苏联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鸡尾酒会之类的外交场合。两个小时的记者会，周恩来没有被任何问题难住。
许多记者问周恩来几时回来，他说“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1月19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李维汉等人撤回延安。终于暂时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周恩来脱下西装，披上毛泽东迎接他时送给他的大衣。
南京中共代表团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留下少部分工作人员，由董必武任主任。
1947年2月28日，南京卫戍司令部通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限令5日内撤走，梅园新村整条街道被警车和武装特务封锁，不许与外界联络。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委托无党派的《南京人报》记者设法伪装混入梅园，交给他一份中共代表团的告别声明，并塞下30万元广告费，一则是感谢，二则是以登广告之名发布可避免报社承担罪责。3月7日清晨，随着报童的呼喊，南京大街小巷传遍“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及京沪两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全体人员启事”，声明中共人员被强令限期撤返。 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70多人乘5架美国飞机回延安，每个人的名字都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单上，既不能多走一个人，也不能漏下一个人。有两名中央大学的学生此前冲破封锁闯入梅园新村，要求去延安。共产党不可能在宪兵“护送”之下多带两个人登机，只好让他们藏在《南京人报》记者的汽车里送回学校去了。登机人员做好了“被制造”事故的思想准备，当飞机平安地到达延安时，他们都高兴极了。
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做报告，总结一年来的谈判情况。他说道：“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周恩来传》、《人民日报》、新华网等;作者：李响、力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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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与周恩来：亦敌亦友真兄弟
张治中在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虽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在桌下却把酒言欢。
周张一见如故，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长达十年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和中共几位党员的关系非常好。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张治中还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并密商于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很高兴，但请示组织后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甚为激烈，张治中一方面为蒋介石所重用，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治中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
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从此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长达十年。作为“军事教育家”的十年间，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际，张治中才出马带兵。
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一起吃饭时则高声谈笑，轻松自然
抗日战争时期，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联共”，以致有一次，蒋介石勃然大怒，说：“我是在和共产党代表讲话吗？”但蒋介石也从中看出了一点儿门路：一、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二、张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领袖如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三、张治中还是能够把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
1945年，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到重庆开始准备工作，张治中不仅让出住所，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张治中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当晚，周恩来在桂园摆酒席感谢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与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园做客时，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有时留在桂园吃饭，周恩来也会高声谈笑，神情轻松自然。
和谈破裂，张治中“不能不回去复命”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负责和谈。4月1日，北平和谈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在会上，张治中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而周恩来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蒋介石多年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张治中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责任编辑：杨思琪;参考资料：《小康》、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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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天的重庆谈判结束了，中国该何去何从？周恩来将为赢得胜利在谈判桌上进行最后奋力一搏。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许多记者问周恩来几时回来，他说“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茶话会，向重庆各界人士告别。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为了便于谈判和统战，中共代表团也将离开驻扎近八年的重庆，迁至南京，上海马思南路还将开辟新的“周公馆”作为办事处。
两三百人注视着周恩来踏进会场，他刚刚结束与马歇尔长达三小时的谈判，看上去并无倦容。《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描述了周恩来出现时的样子：“穿着派利士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貌看，他显得英姿焕发。”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周恩来已度过十年谈判生涯。“重庆是一座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48岁的周恩来不无伤感地对在座人士说道。
周恩来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和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评价，“当你离开他时，会带着这样一种印象：他对谈判进程每一步发展的感动人的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充满信心的人……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恩来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43天的重庆谈判。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尖锐而复杂的谈判结束了，毛泽东在临走前就预见了国共谈判诸多的不稳定性，他留下周恩来负责后续与国民政府的政治谈判。《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马歇尔称周恩来为“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局部内战爆发，东北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国共对开战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双方都有骑虎难下之感。3个月后，1945年底，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都做出积极姿态，和谈重启。
中共方面谈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来肩上。
对于马歇尔，两党心里都没底。蒋介石表现出热情态度，试探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周恩来也加紧与马歇尔接触，希望他了解中共，争取得到他的支持。1945年12月22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歇尔的到来，23日登门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周恩来娴熟地运用让马歇尔感到亲切的语言体系，努力填平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随后的接触中，马歇尔发现，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尽管美国的立场必然是防止中国“赤化”，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遇到困难时，甚至会诚意询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中共一度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比较公正的，马歇尔也自认为取得了中共的信任。
从1945年12月27日开始，经过十几天反复磋商，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周恩来和张群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当天上午10时，举国瞩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会上斗争最激烈的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政协作出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的规定。与此同时，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周恩来说：“军队应‘属于整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属于人民’。只有改组了政府，有一个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有个民主的国防部，国民党把军队交出来，人民的军队也就交给这样的政府。那种希望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由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来管理军队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日返回重庆赶着参加31日的政协闭幕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过22天的斗争，会议于1月31日通过和平建国纲领和根据民主原则改组政府、编整军队、修改宪法和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协议虽然与我党提出的主张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协议明确规定的“党派平等合法”、“结束国民党训政”、“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等符合全国人民愿望，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在会议闭幕式上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这次会议得到很大成功。我们愿为其全部实现而努力奋斗。因此，谁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31日一早，他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中共愿意在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说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今天还不打算也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我们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
1946年2月28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月4日，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调500名相貌端正的战士紧急训练成仪仗队，在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检阅了这支队伍。当晚，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招待他们看文艺演出，马歇尔坐在毛泽东和江青中间。陕北天气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和谐的画面定格在这个夜晚。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解决东北问题再走，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刚走，国民党进占沈阳，东北战事迅速升温。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要求中共让步，周恩来与国、美代表激烈争吵，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4月下旬，马歇尔述职归来，中共已经在东北取得优势。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歇尔来华以来，往往是他长篇大论，周恩来认真倾听，而这一次，周恩来强势反攻，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周恩来的翻译章文晋回忆，全程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对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如退出苏北，我对不起淮安父老”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至南京。董必武带队在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搭乘美军飞机，结果飞机有些故障，起飞两次都是在空中转了几圈就降落。董必武怀疑飞机被人动了手脚。就在不久前的4月8日，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遭遇空难无一生还。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他的出狱是周恩来在漫长谈判中争取到的成果，孰料一代将星就这样陨落。董必武对随行人员说，我们现在不能说“四八”空难是有人搞鬼，但这是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防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大家商量决定，向国民党提出，飞机不能只载共产党人员，必须国共双方人员共同乘坐。几天后，董必武带着30余人分两次乘机，每架飞机都有到南京复员的国民党官员同行。
周恩来要求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分别划拨房屋，供中共办公。当局批了南京梅园新村三栋小楼，拒绝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先期到达上海的乔冠华、龚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租下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别墅，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公馆，其实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
周恩来5月3日飞抵南京入住梅园新村，当晚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建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方式择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
抗战胜利后苏北成为解放区，土改工作全面推开，中共改变抗战期间团结各阶级抗日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地主乡绅。1946年上半年，数千名地主拖儿带女从苏北逃到上海南京，形成难民潮。难民组成请愿团致电蒋介石，要求政府保护还乡，街头常有难民游行，甚至一度传言难民团要冲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苏北难民问题忧虑，呼吁共产党应履行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
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周恩来通过谈判，使国民党于1946年6月6日与中共签署了停火15天的协议，6月7日起生效。这对东北战局是一个历史性转机。东北停战刚刚达成协议，苏北又成为焦点。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一再坚持中共退出苏北，难民问题是撒手锏之一。周恩来说：“也有大量难民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中间党派也劝说中共让步。”周恩来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同意蒋介石的要求，我对不起淮安父老。”
1946年6月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上层人物赴南京请愿，并组织群众在欢送代表团后举行游行示威。周恩来亲自动员马叙伦，马叙伦又发动了胡厥文、雷洁琼等人。代表团在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有几名自称苏北难民的人挤上前来，不满代表团为中共做说客，交谈几句突然翻脸，“难民”蜂拥而至大打出手，其中混杂特务，马叙伦、雷洁琼等被打伤住院。这个事件被称为“下关惨案”，国共借此事件互相攻讦，舆论哗然。
1946年7月，连续发生的“李闻惨案”，让国民党声誉扫地，《新华日报》发表抗议书和唁电，在国统区产生巨大反响。闻一多被暗杀之后11天，在朋友家躲避迫害的陶行知突发脑溢血逝世。周恩来当时正从周公馆出门准备乘飞机去南京，中共上海工委财经委书记许涤新回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热泪几乎滴满了他的办公桌。7月17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此时最严重最迫切的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 7月19日，中共中央才回复周恩来关于苏北土改的意见：“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为国家民主化、工业化打下巩固基础……过火行为是个别现象，是难免的。请向民盟说明中共的土地政策。”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苏北可能是国民党军进攻方向，要积极做好准备。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当时是新华社的年轻编辑，每天负责往周恩来办公室送电讯稿，有一天傍晚周恩来接过电讯稿，看到头条消息是解放军在苏北打了大胜仗，说：“像这样的消息以后要早一点儿告诉我。我下午去和他们谈判，要是知道这条消息，就好说话了。”中共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又得到了东北部队从苏联方面取得的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大增，1946年七八月间在苏北七战七捷。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至1946年7月，内战既成事实，国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没有多少意义了，但是双方都在坚持谈，都在想办法让对方先“掀桌儿”，承担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责任。用马歇尔的话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在1946年底撤回延安后说，说马歇尔“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张家口是国民党在历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同意中共军队占有的地区。周恩来反应激烈，愤而退出谈判，于9月16日乘飞机去了上海，在周公馆住了36天，在中间党派反复劝说下，为了表示中共仍有和平诚意，才返回南京。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内战的责任应该由国民党负，他向社会各界强调，攻张家口就是蒋介石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政府负之。他和邓颖超出席上海各界5000余人举行的追悼李闻大会，在悼词中写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有了军事底牌，蒋介石公开宣布国民大会将定期召开。诚如梁漱溟当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周恩来开始有序布置南京上海两地中共人员疏散，有的转入国统区地下，有的到香港做海外工作，有的回解放区。他在周公馆邀请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见面，说道：“1931年冬天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何时再回来，觉得渺茫，现在可就不同了，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快则一二年，迟则三五载。”
眼见国共破裂，第三方人士很着急，梁漱溟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等，一式三份，分送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粱漱溟、李璜、莫德惠等民主人士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周恩来脸色变了，他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国民党军队刚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对国民党有利。周恩来激动地说：“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关照”指的是几天前中共与民盟达成协议，凡有重大行动之前要互相通知。见周恩来大怒，粱漱溟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决定将送出的方案收回。到马歇尔处，发现他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拆开，赶紧原样拿回来了。到孙科处，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也拿回来了。此事不了了之。
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目前的工作在揭穿美蒋的欺骗，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几天再回延安。”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大会，确立法统，中共表示如不停战，不退回到政协停战协议时的状态，决不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周恩来后来解释道：“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中共和民盟缺席，这次大会被中共称为“伪国大”，中共认为这标志着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总结：“这是八年抗战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946年11月16日下午2时，周恩来在南京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新闻界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国统区见到周恩来，很多记者吃过午饭就赶来占座，有的报馆派了近10名记者，还有总编辑亲自出动。仿佛为故意引起人们对和平时代的回忆，周恩来穿着政协会议时穿过的黑呢中山装入场。半年多之前，他刚在重庆举行了伤感友好的告别会，这次在南京的告别会则有几分火药味。会场墙上挂着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工作人员给记者散发中共的书面声明，谴责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大违反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中共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国大。
在座记者立场不同，抛出不少尖锐问题。有记者责问周恩来，报纸上常常登载中共屠杀农民的事，苏北逃来的农民都骂中共，这是为什么。周恩来说，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些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至于说中共屠杀农民，如是事实，就无劳蒋主席派兵去打，中共早就自取灭亡了。有记者提出外界传闻中共与苏联有密约关系。周恩来说，中共和苏联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和苏联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鸡尾酒会之类的外交场合。两个小时的记者会，周恩来没有被任何问题难住。
许多记者问周恩来几时回来，他说“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1月19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李维汉等人撤回延安。终于暂时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周恩来脱下西装，披上毛泽东迎接他时送给他的大衣。
南京中共代表团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留下少部分工作人员，由董必武任主任。
1947年2月28日，南京卫戍司令部通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限令5日内撤走，梅园新村整条街道被警车和武装特务封锁，不许与外界联络。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委托无党派的《南京人报》记者设法伪装混入梅园，交给他一份中共代表团的告别声明，并塞下30万元广告费，一则是感谢，二则是以登广告之名发布可避免报社承担罪责。3月7日清晨，随着报童的呼喊，南京大街小巷传遍“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及京沪两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全体人员启事”，声明中共人员被强令限期撤返。 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70多人乘5架美国飞机回延安，每个人的名字都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单上，既不能多走一个人，也不能漏下一个人。有两名中央大学的学生此前冲破封锁闯入梅园新村，要求去延安。共产党不可能在宪兵“护送”之下多带两个人登机，只好让他们藏在《南京人报》记者的汽车里送回学校去了。登机人员做好了“被制造”事故的思想准备，当飞机平安地到达延安时，他们都高兴极了。
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做报告，总结一年来的谈判情况。他说道：“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周恩来传》、《人民日报》、新华网等;作者：李响、力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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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与周恩来：亦敌亦友真兄弟
张治中在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虽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在桌下却把酒言欢。
周张一见如故，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长达十年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和中共几位党员的关系非常好。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张治中还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并密商于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很高兴，但请示组织后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甚为激烈，张治中一方面为蒋介石所重用，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治中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
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从此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长达十年。作为“军事教育家”的十年间，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际，张治中才出马带兵。
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一起吃饭时则高声谈笑，轻松自然
抗日战争时期，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联共”，以致有一次，蒋介石勃然大怒，说：“我是在和共产党代表讲话吗？”但蒋介石也从中看出了一点儿门路：一、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二、张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领袖如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三、张治中还是能够把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
1945年，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到重庆开始准备工作，张治中不仅让出住所，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张治中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当晚，周恩来在桂园摆酒席感谢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与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园做客时，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有时留在桂园吃饭，周恩来也会高声谈笑，神情轻松自然。
和谈破裂，张治中“不能不回去复命”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负责和谈。4月1日，北平和谈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在会上，张治中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而周恩来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蒋介石多年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张治中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责任编辑：杨思琪;参考资料：《小康》、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