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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虽不是官员，但其编织的大网中却笼络了数以百计的公职人员。2011年7月23日下午，结束了长达12年外逃之旅的赖昌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他上一次来京，是在1999年春节后，和他一起抵京的还有5000万人民币现金——他试图赴京“灭火”
共和国走私第一案
1958年，赖昌星出生于烧厝。这里是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
赖昌星少年时家境很不好，八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七。因为家里穷，赖昌星直到10岁才背着哥哥用过的破书包开始上学。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子地，随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的水井，之后又去泉州挖了一段时间防空洞。
赖昌星很早就显露出他的商业天分，以及对时代变迁的领悟力。早在1979年，他就和四个朋友集资了约1500元，开办了一家小工厂，制造汽车螺帽和一些简单配件。他因此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5年，赖昌星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开展庞大的服装出口贸易，他当机立断，用20000块从一个国企工人那里，买到了一种纺织机器的设计图纸，又从宁波聘请师傅，开始生产纺织机。赖昌星很快成为服装市场的领先者。
目前，并无公开资料显示赖昌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走私。《远华大案》一书的作者、远华案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冯鹭告诉媒体，80年代中期，两岸的渔民们会有一些物物交换。在海上，大陆的渔民拿中草药、海产品换台湾渔民的电子手表、邓丽君卡带。但赖昌星是否涉及过，并无相关证据。
有媒体报道，赖昌星在石狮市的业务曾受到当地税务人员查处，工厂最终被查封。赖昌星索性把这边的业务丢给了自己的兄弟，带着3000万资产前往距石狮两个小时车程的厦门寻找商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91年，赖昌星进入香港房地产界。两年后，赖昌星回到内地，当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房地产将是中国未来的财富核心。他名下的远华国际公司在厦门多个重要地段都囤积起土地，他很快成为了厦门的地产之王。
彼时的赖昌星，已将自己的财富帝国与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层砖红色小楼，这就是后来名闻全国的“红楼”，由赖昌星1996年投入上亿元资金兴建。此楼外表普通，内部却极尽奢华。有全国最好的鱼翅、燕窝、鲍鱼和进口洋酒，有来自全国最年轻美丽的女孩，各种享乐设施一应俱全，并全部免费向这里的“客人”提供。因为远华案落马的官员，几乎都在此处玩乐过。因此案逃亡海外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曾多次到红楼向赖昌星索贿。这里俨然是赖昌星庞大帝国极尽奢华的后宫。
“赖昌星本人很少享受红楼提供的服务。他会在频频举办的宴会上呷一口啤酒，然后溜回自己的办公室要碗粥喝。”有媒体提及这个细节。
在红楼的夜夜笙歌以及福建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下，隐藏着赖昌星真正的业务。
1999年，赖昌星被指控涉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在其走私高峰期，平均3天就有一艘万吨油轮闯关卸油;每天有20多个集装箱的走私香烟落地;8000多台走私汽车从港口流向全国;专为走私服务的地下钱庄每年换汇数以亿计。
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到1999年案发，赖昌星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5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远华一案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大经济犯罪案件。
有人把远华在厦门大搞走私的日子形容为“厦门的沦陷”，在赖昌星团伙金钱美色的“攻势”之下，成批官员应声倒下。
74页的举报信
1999年4月，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中南海被一封74页的举报信震惊了。
这封举报信的抬头是“致：江总书记、朱总理”。被检举人一是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远华国际集团的董事长赖昌星;一是厦门开元外贸（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陈光辉。举报信的主要内容是揭露远华集团疯狂走私的事实。
举报信还随附了60余页的证据材料，重点举报赖昌星疯狂走私“两油”（植物油、原油）、香烟等商品牟取暴利的事实，声称赖昌星通过控制通关渠道成了整个厦门岛的走私霸主。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信中列举了赖昌星走私关系网内20余个重要人物。职位最高者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厅局级干部有时任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等6人。举报信声称：20余人只是该网中一小部分网虫，还有不少在网上活动的蜘蛛、苍蝇就不一一列举。
写举报信的人署名“一群伸张正义的人”，事后查证正是远华集团内部某位核心成员。
4月20日，中央下令成立专案组严查，整个厦门市顿时山雨欲来。
事实上，早在收到举报信之前，公安部已经注意到远华集团走私的犯罪行为。“4·20”专案组工作人员冯鹭告诉过媒体一个细节：1999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牟新生调任新成立的中国缉私警察部队政委时，有老领导提醒他：“到厦门后，你将会碰到一个强劲的对手——赖昌星。”
1999年春节，赖昌星已经收到消息，有人将举报信递交到了国家最高层。像以往一样，赖昌星仍然坚信金钱的力量。这一次，他携带5000万现金来到北京。赖昌星相信自己用金钱建立的庞大保护网。从厦门沿海夜幕下的渔船到公安部副部长威严的办公室，这张网每一刻都在拉扯着。
但这一次赖昌星面临的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指控，他伤害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赖昌星已经站在了当时国务院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国企改革。
“1998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推进国企改革，但赖昌星肆无忌惮地走私洋货，冲击国内市场，直接增大了国企改革的难度。”冯鹭说。她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300多个生产胶合板的企业老板联合给中央写信，控诉走私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包括一汽等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的利润，都受到了赖昌星走私汽车的冲击。 中国政府打击走私的愿望，前所未有的强烈。1998年7月，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随后，中央要求部队以及权力部门不能经商。1998年底，广东的梁耀华走私案案发，牵进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
1999年1月1日，一个新的专门针对走私的新警种——缉私警察部队正式成立。为了显示决心，中央电视台前所未有地播出了缉私艇开炮击沉走私船只的画面。
1999年6月13日，一支由2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悄悄进入厦门。他们从北京出发时触动了赖昌星编织了多年的“权力网”。得知调查组所有计划后，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外逃。调查组随即撤回北京，重新组织调查。
调查组这一次撤回，实际上是一种麻痹赖昌星的策略。8月9日，赖昌星刚一回到厦门，便接到了庄如顺、杨前线的警告：调查人员知道他回来了，正准备逮捕他。
8月13日，赖昌星乘坐一辆普通轿车抵达深圳，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船。次日，赖昌星和他的妻子曾明娜、三个孩子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赖昌星逃脱了，但他身后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应声落马。据统计，共有600多人涉案被审查，3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厅级及以上干部就达20多人。其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总参二部原副部长姬胜德（无期徒刑）;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有期徒刑13年）;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死刑）;陕西省安全厅原厅长张永辉（有期徒刑15年）等。
软禁期间，赖昌星必须自雇保安看管，“以防潜逃”
1999年春节过后，紧张的气氛从城市蔓延到农村。那年刚入夏，莲屿村就时有警车掠过，里面的人神情严肃。
7月的一天，村里人突然看见赖昌星徘徊在其岳父曾传章家门外，憔悴暴瘦，身边仅跟着一名司机。有村人问赖昌星怎么了，他摇摇头，问他岳父去哪儿了。这时刚好有两个乞丐走上前，赖昌星让司机代为打发，看见司机抽出两张10元时，他突然大喝——“我赖昌星从来没这样的。”司机慌忙换成两张100元的。赖昌星叹了口气，挥挥手，转身走了。
那是赖昌星最后一次出现在莲屿村。其后，赖昌星和家人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亡命生涯。
1999年8月14日，赖昌星一家五口乘坐的飞机抵达温哥华，他们怀里揣着香港游客的旅游签证。
接机的是赖昌星在香港结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在温哥华西有一栋约280平方米的独立洋房，赖昌星与家人入住不久，便以130万加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洋房。
赖昌星起初对此地是非常满意的。温哥华西区是加拿大人所共知的富人区，不仅面朝大海，而且拥有知名学府。香港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到加拿大置业的中国富豪均对该区青睐有加。
住在这里的头一年，为了排遣恐慌，赖昌星白天基本上泡在赌场，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一年后，他决定卖掉这套豪宅，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许多银行账户被冻结，还要支付巨额的律师费用，手头变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4·20”专案组知道了他的住处，令赖昌星一家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2000年11月13日，赖昌星一家搬进了本拿比市丽晶大厦的一套公寓。据一位曾登门采访过赖昌星的女记者回忆，大厦的安全措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楼下有24小时保安，电梯要有密码磁卡才可以开启。所以，外人要随便进入并不容易，但警察例外。”
即便如此，戒备森严的丽晶大厦仍未给赖昌星一家带来真正的安全。
2000年3月，赖氏一家旅游签证到期，加拿大官方发出有条件离境令。8个月后，曾明娜在家中被拘捕;随后，赖昌星在赌场附近的酒店被加拿大皇家骑警以“违反移民法”拘捕。
庭审期间，赖昌星和曾明娜在狱中被关押了3个月，一家五口只能通过电话共叙天伦。
2001年3月9日，赖氏夫妇得以暂时离开监狱。但是，温哥华移民法庭规定，回家软禁期间，赖昌星必须自雇保安看管，“以防潜逃”。回家软禁虽然可以与妻儿团聚，但是代价高昂：每星期必须支付2万加元的保安费。
截至当年5月20日，赖昌星夫妇在家软禁11个星期，仅支付给保安公司的费用就高达20万加元，还有律师天天来催账。迫于经济压力，赖昌星夫妻俩决定重返监狱。5月24日，两人带上衣物和生活用品，回到了各自的监狱。
一年后，赖昌星夫妇获保释出狱，丽晶大厦又成了赖昌星夫妇的软禁之所：被禁止去赌场，每日可外出5小时，外出须向当局报告。
丽晶大厦是赖昌星被遣返前住的最久的一个“家”，有港媒报道说，逃亡加拿大期间，赖昌星前后至少搬过十几次家。
加拿大历史上审理时间最长、耗资最大的难民案件
2009年1月底，从加拿大温哥华传来一个震惊华人世界的新闻：赖昌星获得了工作签证！
拥有工作签证后，赖昌星每月上交54加元的保险，就可获得全面的医疗保障。同时，他也可以全天24小时离开住所，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这是否意味着赖昌星从此“洗白上岸”？一时间舆论哗然。加拿大政府方面立即表示：签发工作签证，并不意味着赖昌星身份的转变，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考虑。
在过去的12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努力促成赖昌星的遣返。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并已在2007年向加方作出承诺：如果引渡赖昌星回国，将不会对其处以死刑。但来自加拿大高层官员的回应也颇无奈：“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
早在2000年7月，赖昌星就以“中国政府迫害商人”为由，向加国提出难民申请。加拿大的移民法律体系以其宽容、人道著称，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过：不管你是从海里游过来、坐飞机飞过来，还是从陆地上越境过来，只要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就有权利申请难民。 一年后，赖昌星一家的难民听证会开始。这场难民资格甄别，已成为加拿大移民听证史上耗时最久、花费最多、也最引起公众关注的案件。听证会涉及证人多达25个，据称花费近1000万加币（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左右）。
2002年6月21日，加拿大难民委员会用长达294页的裁决书，拒绝了赖昌星一家五口的难民申请。并称赖昌星犯有“严重的非政治性犯罪”。但这只是移民部和赖昌星律师之间，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攻防大战的开始。
赖昌星的律师是加籍移民律师、“金牌大状”马塔斯，他帮助赖昌星利用加拿大刻板却又宽容的司法审核程序，巧妙地进入评估—上诉—再评估—再上诉的循环。
漫长的攻防战无休无止，赖昌星夫妇虽然没有被移民部遣返回国，但日子却极不好过。赖昌星每天烦躁不安，曾明娜抑郁不堪，不得不依靠精神疾患药品缓解。她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孩子跟着自己软禁受苦，无法正常入学，心中更是无语伤感。终于，2004年5月底，曾明娜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申请与赖昌星离婚。2005年6月21日，曾明娜离婚申请获法庭裁决批准。
外界有猜测称，他们离婚是为了转移财产。赖昌星则对记者们表示，分开是曾明娜想远离他这个聚焦点，夫妻感情其实还在，为了孩子他们还经常见面或通话。
2006年5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认定赖昌星被遣返回中国后并无生命危险，决定启动遣返程序。然而，就在赖昌星被带往机场，面临遣返的千钧一发之际，赖昌星一头撞向柱子，工作人员不得不终止这次遣返。
这个不轻易放弃的赌徒险中求活，为自己赢得了喘息之机。
2007年4月，联邦法官裁定将风险评估报告发回重做。此后，赖昌星终于在流亡生活中过上了一段安逸日子。他不仅在卑诗省通过了5级驾照考试，还在2009年初获得了工作许可。
2009年2月，他接受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的采访，披露自己的生活状况：上网“斗地主”、看电视。当年年末，他又向媒体放风，称自传《赖昌星说赖昌星》已经脱稿，书稿是由他本人口述，一名来自台湾的剧作家代笔完成。他还透露，新书会附送一张DVD光碟，会披露一些远华案的内幕。
与此同时，同中国相关部门几经交涉之后，2009年5月3日，与祖国阔别十年的曾明娜带着小女儿回到了厦门。
政府遵守诺言，没有限制曾明娜的自由，还在厦门大学附近为她提供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所。曾明娜只需要履行监视居住的汇报程序，可以在无他人陪同的情况下自由出行。
曾明娜的回国，被视为赖昌星的投石问路之举。一年后，赖昌星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回国。家人回国后，赖昌星刻意保持了低调，预计要出版的自传也搁置了。
“逃亡12年，赖昌星也有倦意，他自己多次对我说，回去总要回去的。”曾经多次采访过赖昌星的加拿大华人学者丁果向媒体透露。
2011年7月21日下午6时，这场持久战总算等来了结局，加拿大联邦法庭法官作出了终审判决，不接受赖昌星提出的延缓遣返申请。
12年险中求活，到头来终被遣返
“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2009年底，回首十年逃亡路，赖昌星曾对人如此感慨。
漫长的逃亡生涯，无休止的上诉显然已经消磨了赖昌星的锐气，他甚至表示，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这一次，赖昌星没有撞向机场的柱子。
加拿大西部时间2011年7月22日中午，温哥华国际机场，全部乘客登机完毕后，赖昌星在两名边境服务局官员押送下，直接登上加航AC029的特等舱。
据知情人士透露，赖昌星全程铐着手铐，虽在特等舱，但吃的是普通舱的食品，食物全部预先切割成小块，用塑料勺进食;加方押送官员配有“强迫入睡”药物，如果赖昌星情绪不稳定，会让他一路睡回北京。
北京时间2011年7月23日下午4时28分，尾翼喷涂着枫叶图案的AC029次航班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其时，在T3国际楼B口，长枪短炮架了一排，至少有200家媒体的记者在此等候，但他们都扑了空。
这次航班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滑向T3航站楼，它在贵宾楼和T2航站楼之间停止了滑行。
赖昌星从机舱走下悬梯，神情既紧张又坦然。停机坪上，由14部警车组成的车队驶向机场贵宾楼。在那里，警察向赖昌星宣读了逮捕令。
12年后，这个曾经呼风唤雨的福建人，中国最著名的通缉犯在媒体、司法与中加关系的缝隙中，借势助力，见风使舵，在大洋彼岸过够了心惊肉跳的日子，终于归国沦为阶下囚。
一个半月审理“共和国走私第一案”
2012年4月6日，赖昌星一案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当日，有媒体记者在厦门法院网上查到，赖昌星一案案号为“（2012）厦刑初字第26号”，承办部门为“刑二庭”，承办人黄冬阳，案由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由于“名人效应”，4月6日开庭时，大批媒体记者聚拢在厦门中院门前。法院外，警察拉起警戒线。
约8点半，赖昌星在两名法警的押送下迅速进入法院。
除公诉人和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外，部分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庭审现场旁听，赖昌星的部分亲友也参加了旁听。
此次庭审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加拿大政府依据中加双方达成的协议，特别派人到厦门出席庭审。
据目击者透露，4月7日，检方搬出一大箱证物进入法庭，有关卷宗超过700卷，证据逾1万条。
有消息称，赖昌星有家族心脏病史并伴有糖尿病，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前，病情就已“比较严重”。回国后关押北京期间，也一直进行特殊医疗护理。因此，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按照医生的建议，每日开庭时间最多3小时，而且现场安排120急救车全程陪护，以备不时之需。 2012年5月18日，在两名法警的押送下，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走进审判厅。经过一个半月的审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的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至此，“共和国走私第一案”主犯赖昌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参考资料：《南方周末》、《中华文摘》、《环球人物》、《南都周刊》等;作者：叶伟民、陈鸣、杨继斌、陈显玲、黄滢、季天琴等）
破帽遮颜，老总乔装买菜老汉
天津燃气原董事长金建平贪腐金额惊人。由于他将赃款大部分用于购置房产和理财，升值幅度不小，赃款得以全部追回。金建平被办案人员称之为“过日子型贪官”。作为带领企业从十几亿发展到几百亿的“能人”，这位特别会“过日子”的贪官出逃时也不走“寻常路”。
能人心里的“不平事”
1983年大学毕业后，金建平来到燃气集团，一干就是30年。从煤气厂技术员干起，一步步成为最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43岁时被任命为燃气集团总经理，成为整个城建系统最年轻的局级领导之一。
金建平确实踏实肯干，曾在夏天穿着厚厚的石棉服，钻进60度高温的车间工作;也曾为了处理生产事故，几天几夜不合眼。担任总经理之后，集团资产从十几个亿发展到几百亿，他本人也被授予“天津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然而，功成名就之后，金建平的心理却愈发不平衡。他自觉为工作付出太多，得到的却太少。“担任燃气集团总经理后，他的朋友圈非富即贵，给他强烈刺激。”办案人员告诉媒体。
一念错，步步错。随着内心欲望不断膨胀，金建平“捞一把”的念头越来越强。
肆无忌惮，把企业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
2005年7月，金建平有意购买南开区一处房产。此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将手伸向了公款。
为掩人耳目，金建平找到私营老板陈某，向其提供了一份燃气集团的空白合同，并提出以燃气集团名义，与陈某公司签订一份金额为260万元的虚假合同。同年8月，合同生效，金建平便要求陈某开具两张空白支票，并使用其中一张支付了250余万元购房款。
第一笔得手后，金建平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利用订立虚假合同的方式贪污公款，贪污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多万元，简直把燃气集团当成了提款机。
大肆贪污公款的同时，金建平还有索要、收受贿赂，设立小金库等违法违纪行为。一位下属因为得到金建平提拔，连续4年春节向金建平送红包，共计40万元。据查，金建平共索要、收受贿赂400多万元。
“他是‘过日子型贪官’，爱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金建平违纪违法所得赃款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于购置房产;二是用于理财;三是倒到国外。由于他将所得赃款的大部分用于购置房产和理财，升值幅度不小，赃款得以全部追回。
堵住出逃通路，贪官插翅难飞
2013年8月，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在对天津燃气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现金建平涉嫌违纪，很快便展开了对他的调查。
金建平察觉到风声不对，立即作了“最坏打算”——外逃出境。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务名义从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机场他被告知“限制出境”。
惊慌失措的金建平感觉自己“大祸”就要临头，他不敢留在机场，对机场工作人员谎称有东西忘拿了，匆匆逃离。慌乱之中，行李都忘了拿。在他的行李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他准备移民的相关材料。
金建平逃离机场后，惶惶不可终日，不敢留在天津，一路逃窜至河北省香河县，在那里用假名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避风头”。
金建平的出逃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抓捕行动第一时间展开。经过缜密侦查，很快，办案人员掌握了金建平的行踪，赶赴香河。然而，在出租房内并没有发现金建平，只发现了一些没有使用过的油盐酱醋。种种迹象表明，金建平没有逃远。他们决定，一方面继续加大追踪力度;一方面派人在出租房外蹲守。
工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9月3日一大早，一名办案人员在出租房附近发现一个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轮车”，像是去买菜。
办案人员觉得老汉形迹可疑，上前询问。老汉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办案人员一边询问，一边观察，发现老汉与金建平的相貌极为相似，而三轮车里还放着两个鼓鼓的旅行包，于是果断将其控制。
后来证实，这位“破帽遮颜”的老汉，正是金建平。而他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赫然放着150万元现金。
（责任编辑：廖翼颖;参考资料：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作者：天纪）
共和国走私第一案
1958年，赖昌星出生于烧厝。这里是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
赖昌星少年时家境很不好，八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七。因为家里穷，赖昌星直到10岁才背着哥哥用过的破书包开始上学。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子地，随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的水井，之后又去泉州挖了一段时间防空洞。
赖昌星很早就显露出他的商业天分，以及对时代变迁的领悟力。早在1979年，他就和四个朋友集资了约1500元，开办了一家小工厂，制造汽车螺帽和一些简单配件。他因此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5年，赖昌星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开展庞大的服装出口贸易，他当机立断，用20000块从一个国企工人那里，买到了一种纺织机器的设计图纸，又从宁波聘请师傅，开始生产纺织机。赖昌星很快成为服装市场的领先者。
目前，并无公开资料显示赖昌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走私。《远华大案》一书的作者、远华案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冯鹭告诉媒体，80年代中期，两岸的渔民们会有一些物物交换。在海上，大陆的渔民拿中草药、海产品换台湾渔民的电子手表、邓丽君卡带。但赖昌星是否涉及过，并无相关证据。
有媒体报道，赖昌星在石狮市的业务曾受到当地税务人员查处，工厂最终被查封。赖昌星索性把这边的业务丢给了自己的兄弟，带着3000万资产前往距石狮两个小时车程的厦门寻找商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91年，赖昌星进入香港房地产界。两年后，赖昌星回到内地，当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房地产将是中国未来的财富核心。他名下的远华国际公司在厦门多个重要地段都囤积起土地，他很快成为了厦门的地产之王。
彼时的赖昌星，已将自己的财富帝国与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层砖红色小楼，这就是后来名闻全国的“红楼”，由赖昌星1996年投入上亿元资金兴建。此楼外表普通，内部却极尽奢华。有全国最好的鱼翅、燕窝、鲍鱼和进口洋酒，有来自全国最年轻美丽的女孩，各种享乐设施一应俱全，并全部免费向这里的“客人”提供。因为远华案落马的官员，几乎都在此处玩乐过。因此案逃亡海外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曾多次到红楼向赖昌星索贿。这里俨然是赖昌星庞大帝国极尽奢华的后宫。
“赖昌星本人很少享受红楼提供的服务。他会在频频举办的宴会上呷一口啤酒，然后溜回自己的办公室要碗粥喝。”有媒体提及这个细节。
在红楼的夜夜笙歌以及福建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下，隐藏着赖昌星真正的业务。
1999年，赖昌星被指控涉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私案。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在其走私高峰期，平均3天就有一艘万吨油轮闯关卸油;每天有20多个集装箱的走私香烟落地;8000多台走私汽车从港口流向全国;专为走私服务的地下钱庄每年换汇数以亿计。
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到1999年案发，赖昌星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5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远华一案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大经济犯罪案件。
有人把远华在厦门大搞走私的日子形容为“厦门的沦陷”，在赖昌星团伙金钱美色的“攻势”之下，成批官员应声倒下。
74页的举报信
1999年4月，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中南海被一封74页的举报信震惊了。
这封举报信的抬头是“致：江总书记、朱总理”。被检举人一是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远华国际集团的董事长赖昌星;一是厦门开元外贸（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陈光辉。举报信的主要内容是揭露远华集团疯狂走私的事实。
举报信还随附了60余页的证据材料，重点举报赖昌星疯狂走私“两油”（植物油、原油）、香烟等商品牟取暴利的事实，声称赖昌星通过控制通关渠道成了整个厦门岛的走私霸主。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信中列举了赖昌星走私关系网内20余个重要人物。职位最高者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厅局级干部有时任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等6人。举报信声称：20余人只是该网中一小部分网虫，还有不少在网上活动的蜘蛛、苍蝇就不一一列举。
写举报信的人署名“一群伸张正义的人”，事后查证正是远华集团内部某位核心成员。
4月20日，中央下令成立专案组严查，整个厦门市顿时山雨欲来。
事实上，早在收到举报信之前，公安部已经注意到远华集团走私的犯罪行为。“4·20”专案组工作人员冯鹭告诉过媒体一个细节：1999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牟新生调任新成立的中国缉私警察部队政委时，有老领导提醒他：“到厦门后，你将会碰到一个强劲的对手——赖昌星。”
1999年春节，赖昌星已经收到消息，有人将举报信递交到了国家最高层。像以往一样，赖昌星仍然坚信金钱的力量。这一次，他携带5000万现金来到北京。赖昌星相信自己用金钱建立的庞大保护网。从厦门沿海夜幕下的渔船到公安部副部长威严的办公室，这张网每一刻都在拉扯着。
但这一次赖昌星面临的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指控，他伤害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赖昌星已经站在了当时国务院主要经济工作的对立面：国企改革。
“1998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推进国企改革，但赖昌星肆无忌惮地走私洋货，冲击国内市场，直接增大了国企改革的难度。”冯鹭说。她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300多个生产胶合板的企业老板联合给中央写信，控诉走私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包括一汽等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的利润，都受到了赖昌星走私汽车的冲击。 中国政府打击走私的愿望，前所未有的强烈。1998年7月，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随后，中央要求部队以及权力部门不能经商。1998年底，广东的梁耀华走私案案发，牵进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
1999年1月1日，一个新的专门针对走私的新警种——缉私警察部队正式成立。为了显示决心，中央电视台前所未有地播出了缉私艇开炮击沉走私船只的画面。
1999年6月13日，一支由2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悄悄进入厦门。他们从北京出发时触动了赖昌星编织了多年的“权力网”。得知调查组所有计划后，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外逃。调查组随即撤回北京，重新组织调查。
调查组这一次撤回，实际上是一种麻痹赖昌星的策略。8月9日，赖昌星刚一回到厦门，便接到了庄如顺、杨前线的警告：调查人员知道他回来了，正准备逮捕他。
8月13日，赖昌星乘坐一辆普通轿车抵达深圳，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船。次日，赖昌星和他的妻子曾明娜、三个孩子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赖昌星逃脱了，但他身后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应声落马。据统计，共有600多人涉案被审查，3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厅级及以上干部就达20多人。其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总参二部原副部长姬胜德（无期徒刑）;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有期徒刑13年）;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死刑）;陕西省安全厅原厅长张永辉（有期徒刑15年）等。
软禁期间，赖昌星必须自雇保安看管，“以防潜逃”
1999年春节过后，紧张的气氛从城市蔓延到农村。那年刚入夏，莲屿村就时有警车掠过，里面的人神情严肃。
7月的一天，村里人突然看见赖昌星徘徊在其岳父曾传章家门外，憔悴暴瘦，身边仅跟着一名司机。有村人问赖昌星怎么了，他摇摇头，问他岳父去哪儿了。这时刚好有两个乞丐走上前，赖昌星让司机代为打发，看见司机抽出两张10元时，他突然大喝——“我赖昌星从来没这样的。”司机慌忙换成两张100元的。赖昌星叹了口气，挥挥手，转身走了。
那是赖昌星最后一次出现在莲屿村。其后，赖昌星和家人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亡命生涯。
1999年8月14日，赖昌星一家五口乘坐的飞机抵达温哥华，他们怀里揣着香港游客的旅游签证。
接机的是赖昌星在香港结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在温哥华西有一栋约280平方米的独立洋房，赖昌星与家人入住不久，便以130万加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洋房。
赖昌星起初对此地是非常满意的。温哥华西区是加拿大人所共知的富人区，不仅面朝大海，而且拥有知名学府。香港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到加拿大置业的中国富豪均对该区青睐有加。
住在这里的头一年，为了排遣恐慌，赖昌星白天基本上泡在赌场，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一年后，他决定卖掉这套豪宅，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许多银行账户被冻结，还要支付巨额的律师费用，手头变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4·20”专案组知道了他的住处，令赖昌星一家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2000年11月13日，赖昌星一家搬进了本拿比市丽晶大厦的一套公寓。据一位曾登门采访过赖昌星的女记者回忆，大厦的安全措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楼下有24小时保安，电梯要有密码磁卡才可以开启。所以，外人要随便进入并不容易，但警察例外。”
即便如此，戒备森严的丽晶大厦仍未给赖昌星一家带来真正的安全。
2000年3月，赖氏一家旅游签证到期，加拿大官方发出有条件离境令。8个月后，曾明娜在家中被拘捕;随后，赖昌星在赌场附近的酒店被加拿大皇家骑警以“违反移民法”拘捕。
庭审期间，赖昌星和曾明娜在狱中被关押了3个月，一家五口只能通过电话共叙天伦。
2001年3月9日，赖氏夫妇得以暂时离开监狱。但是，温哥华移民法庭规定，回家软禁期间，赖昌星必须自雇保安看管，“以防潜逃”。回家软禁虽然可以与妻儿团聚，但是代价高昂：每星期必须支付2万加元的保安费。
截至当年5月20日，赖昌星夫妇在家软禁11个星期，仅支付给保安公司的费用就高达20万加元，还有律师天天来催账。迫于经济压力，赖昌星夫妻俩决定重返监狱。5月24日，两人带上衣物和生活用品，回到了各自的监狱。
一年后，赖昌星夫妇获保释出狱，丽晶大厦又成了赖昌星夫妇的软禁之所：被禁止去赌场，每日可外出5小时，外出须向当局报告。
丽晶大厦是赖昌星被遣返前住的最久的一个“家”，有港媒报道说，逃亡加拿大期间，赖昌星前后至少搬过十几次家。
加拿大历史上审理时间最长、耗资最大的难民案件
2009年1月底，从加拿大温哥华传来一个震惊华人世界的新闻：赖昌星获得了工作签证！
拥有工作签证后，赖昌星每月上交54加元的保险，就可获得全面的医疗保障。同时，他也可以全天24小时离开住所，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这是否意味着赖昌星从此“洗白上岸”？一时间舆论哗然。加拿大政府方面立即表示：签发工作签证，并不意味着赖昌星身份的转变，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考虑。
在过去的12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努力促成赖昌星的遣返。中国政府给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遣送赖昌星回国。并已在2007年向加方作出承诺：如果引渡赖昌星回国，将不会对其处以死刑。但来自加拿大高层官员的回应也颇无奈：“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
早在2000年7月，赖昌星就以“中国政府迫害商人”为由，向加国提出难民申请。加拿大的移民法律体系以其宽容、人道著称，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过：不管你是从海里游过来、坐飞机飞过来，还是从陆地上越境过来，只要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就有权利申请难民。 一年后，赖昌星一家的难民听证会开始。这场难民资格甄别，已成为加拿大移民听证史上耗时最久、花费最多、也最引起公众关注的案件。听证会涉及证人多达25个，据称花费近1000万加币（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左右）。
2002年6月21日，加拿大难民委员会用长达294页的裁决书，拒绝了赖昌星一家五口的难民申请。并称赖昌星犯有“严重的非政治性犯罪”。但这只是移民部和赖昌星律师之间，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攻防大战的开始。
赖昌星的律师是加籍移民律师、“金牌大状”马塔斯，他帮助赖昌星利用加拿大刻板却又宽容的司法审核程序，巧妙地进入评估—上诉—再评估—再上诉的循环。
漫长的攻防战无休无止，赖昌星夫妇虽然没有被移民部遣返回国，但日子却极不好过。赖昌星每天烦躁不安，曾明娜抑郁不堪，不得不依靠精神疾患药品缓解。她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孩子跟着自己软禁受苦，无法正常入学，心中更是无语伤感。终于，2004年5月底，曾明娜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申请与赖昌星离婚。2005年6月21日，曾明娜离婚申请获法庭裁决批准。
外界有猜测称，他们离婚是为了转移财产。赖昌星则对记者们表示，分开是曾明娜想远离他这个聚焦点，夫妻感情其实还在，为了孩子他们还经常见面或通话。
2006年5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认定赖昌星被遣返回中国后并无生命危险，决定启动遣返程序。然而，就在赖昌星被带往机场，面临遣返的千钧一发之际，赖昌星一头撞向柱子，工作人员不得不终止这次遣返。
这个不轻易放弃的赌徒险中求活，为自己赢得了喘息之机。
2007年4月，联邦法官裁定将风险评估报告发回重做。此后，赖昌星终于在流亡生活中过上了一段安逸日子。他不仅在卑诗省通过了5级驾照考试，还在2009年初获得了工作许可。
2009年2月，他接受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的采访，披露自己的生活状况：上网“斗地主”、看电视。当年年末，他又向媒体放风，称自传《赖昌星说赖昌星》已经脱稿，书稿是由他本人口述，一名来自台湾的剧作家代笔完成。他还透露，新书会附送一张DVD光碟，会披露一些远华案的内幕。
与此同时，同中国相关部门几经交涉之后，2009年5月3日，与祖国阔别十年的曾明娜带着小女儿回到了厦门。
政府遵守诺言，没有限制曾明娜的自由，还在厦门大学附近为她提供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所。曾明娜只需要履行监视居住的汇报程序，可以在无他人陪同的情况下自由出行。
曾明娜的回国，被视为赖昌星的投石问路之举。一年后，赖昌星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回国。家人回国后，赖昌星刻意保持了低调，预计要出版的自传也搁置了。
“逃亡12年，赖昌星也有倦意，他自己多次对我说，回去总要回去的。”曾经多次采访过赖昌星的加拿大华人学者丁果向媒体透露。
2011年7月21日下午6时，这场持久战总算等来了结局，加拿大联邦法庭法官作出了终审判决，不接受赖昌星提出的延缓遣返申请。
12年险中求活，到头来终被遣返
“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2009年底，回首十年逃亡路，赖昌星曾对人如此感慨。
漫长的逃亡生涯，无休止的上诉显然已经消磨了赖昌星的锐气，他甚至表示，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这一次，赖昌星没有撞向机场的柱子。
加拿大西部时间2011年7月22日中午，温哥华国际机场，全部乘客登机完毕后，赖昌星在两名边境服务局官员押送下，直接登上加航AC029的特等舱。
据知情人士透露，赖昌星全程铐着手铐，虽在特等舱，但吃的是普通舱的食品，食物全部预先切割成小块，用塑料勺进食;加方押送官员配有“强迫入睡”药物，如果赖昌星情绪不稳定，会让他一路睡回北京。
北京时间2011年7月23日下午4时28分，尾翼喷涂着枫叶图案的AC029次航班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其时，在T3国际楼B口，长枪短炮架了一排，至少有200家媒体的记者在此等候，但他们都扑了空。
这次航班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滑向T3航站楼，它在贵宾楼和T2航站楼之间停止了滑行。
赖昌星从机舱走下悬梯，神情既紧张又坦然。停机坪上，由14部警车组成的车队驶向机场贵宾楼。在那里，警察向赖昌星宣读了逮捕令。
12年后，这个曾经呼风唤雨的福建人，中国最著名的通缉犯在媒体、司法与中加关系的缝隙中，借势助力，见风使舵，在大洋彼岸过够了心惊肉跳的日子，终于归国沦为阶下囚。
一个半月审理“共和国走私第一案”
2012年4月6日，赖昌星一案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当日，有媒体记者在厦门法院网上查到，赖昌星一案案号为“（2012）厦刑初字第26号”，承办部门为“刑二庭”，承办人黄冬阳，案由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由于“名人效应”，4月6日开庭时，大批媒体记者聚拢在厦门中院门前。法院外，警察拉起警戒线。
约8点半，赖昌星在两名法警的押送下迅速进入法院。
除公诉人和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外，部分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庭审现场旁听，赖昌星的部分亲友也参加了旁听。
此次庭审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加拿大政府依据中加双方达成的协议，特别派人到厦门出席庭审。
据目击者透露，4月7日，检方搬出一大箱证物进入法庭，有关卷宗超过700卷，证据逾1万条。
有消息称，赖昌星有家族心脏病史并伴有糖尿病，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前，病情就已“比较严重”。回国后关押北京期间，也一直进行特殊医疗护理。因此，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按照医生的建议，每日开庭时间最多3小时，而且现场安排120急救车全程陪护，以备不时之需。 2012年5月18日，在两名法警的押送下，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走进审判厅。经过一个半月的审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的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至此，“共和国走私第一案”主犯赖昌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参考资料：《南方周末》、《中华文摘》、《环球人物》、《南都周刊》等;作者：叶伟民、陈鸣、杨继斌、陈显玲、黄滢、季天琴等）
破帽遮颜，老总乔装买菜老汉
天津燃气原董事长金建平贪腐金额惊人。由于他将赃款大部分用于购置房产和理财，升值幅度不小，赃款得以全部追回。金建平被办案人员称之为“过日子型贪官”。作为带领企业从十几亿发展到几百亿的“能人”，这位特别会“过日子”的贪官出逃时也不走“寻常路”。
能人心里的“不平事”
1983年大学毕业后，金建平来到燃气集团，一干就是30年。从煤气厂技术员干起，一步步成为最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43岁时被任命为燃气集团总经理，成为整个城建系统最年轻的局级领导之一。
金建平确实踏实肯干，曾在夏天穿着厚厚的石棉服，钻进60度高温的车间工作;也曾为了处理生产事故，几天几夜不合眼。担任总经理之后，集团资产从十几个亿发展到几百亿，他本人也被授予“天津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然而，功成名就之后，金建平的心理却愈发不平衡。他自觉为工作付出太多，得到的却太少。“担任燃气集团总经理后，他的朋友圈非富即贵，给他强烈刺激。”办案人员告诉媒体。
一念错，步步错。随着内心欲望不断膨胀，金建平“捞一把”的念头越来越强。
肆无忌惮，把企业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
2005年7月，金建平有意购买南开区一处房产。此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将手伸向了公款。
为掩人耳目，金建平找到私营老板陈某，向其提供了一份燃气集团的空白合同，并提出以燃气集团名义，与陈某公司签订一份金额为260万元的虚假合同。同年8月，合同生效，金建平便要求陈某开具两张空白支票，并使用其中一张支付了250余万元购房款。
第一笔得手后，金建平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利用订立虚假合同的方式贪污公款，贪污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多万元，简直把燃气集团当成了提款机。
大肆贪污公款的同时，金建平还有索要、收受贿赂，设立小金库等违法违纪行为。一位下属因为得到金建平提拔，连续4年春节向金建平送红包，共计40万元。据查，金建平共索要、收受贿赂400多万元。
“他是‘过日子型贪官’，爱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金建平违纪违法所得赃款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于购置房产;二是用于理财;三是倒到国外。由于他将所得赃款的大部分用于购置房产和理财，升值幅度不小，赃款得以全部追回。
堵住出逃通路，贪官插翅难飞
2013年8月，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在对天津燃气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现金建平涉嫌违纪，很快便展开了对他的调查。
金建平察觉到风声不对，立即作了“最坏打算”——外逃出境。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务名义从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机场他被告知“限制出境”。
惊慌失措的金建平感觉自己“大祸”就要临头，他不敢留在机场，对机场工作人员谎称有东西忘拿了，匆匆逃离。慌乱之中，行李都忘了拿。在他的行李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他准备移民的相关材料。
金建平逃离机场后，惶惶不可终日，不敢留在天津，一路逃窜至河北省香河县，在那里用假名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避风头”。
金建平的出逃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抓捕行动第一时间展开。经过缜密侦查，很快，办案人员掌握了金建平的行踪，赶赴香河。然而，在出租房内并没有发现金建平，只发现了一些没有使用过的油盐酱醋。种种迹象表明，金建平没有逃远。他们决定，一方面继续加大追踪力度;一方面派人在出租房外蹲守。
工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9月3日一大早，一名办案人员在出租房附近发现一个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轮车”，像是去买菜。
办案人员觉得老汉形迹可疑，上前询问。老汉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办案人员一边询问，一边观察，发现老汉与金建平的相貌极为相似，而三轮车里还放着两个鼓鼓的旅行包，于是果断将其控制。
后来证实，这位“破帽遮颜”的老汉，正是金建平。而他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赫然放着150万元现金。
（责任编辑：廖翼颖;参考资料：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作者：天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