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毛泽东：“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结论是两句话：一、原子弹一定要搞；二、既然要搞，那就早搞。” 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铀矿床； 1958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新中国首个核工业基地筹建报告； 1958年2月，新中国首个导弹试验基地成立； 1959年6月，马兰核实验基地成立；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双方不欢而散；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结论是两句话：一、原子弹一定要搞；二、既然要搞，那就早搞。”
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铀矿床；
1958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新中国首个核工业基地筹建报告；
1958年2月，新中国首个导弹试验基地成立；
1959年6月，马兰核实验基地成立；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双方不欢而散；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顾问；
1963年，蒋经国访美，肯尼迪询问：是否有可能將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
大饥荒，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嘱咐：“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两弹上马下马激烈之争，开会时桌子拍得啪啪响；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四氟化铀；
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完成；
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铀—235浓缩铀，预示着“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我们可以做饭了”；
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的核部件；
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海晏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
1964年春天，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在新疆罗布泊拔地而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其他文献
2013年，近2000张海报出现在德国柏林、科隆和汉堡的街头以及橱窗、地铁站等处，“通缉”在世纳粹战犯并悬赏征求线索。 几十年来，围绕漏网者的清算从未停止。在很多人眼里，对“百岁纳粹战犯”的追捕意义非凡。“要记住，时间无法冲刷刽子手的罪恶，年迈也不是凶手们的挡箭牌”。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锲而不舍的追捕——不论多远，不论多久，不论生死。 “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2014年底，中央纪委
2001年，赖昌星和他的律师，在加拿大移民局的小房间里面对裁判官，“猫抓老鼠”的游戏一玩就是11年，结局仍是遣返;2007年，同一个房间，同一个裁判官，高山决定回国“过正常人的生活”;2015年，程慕阳聘请赖昌星的原律师，帮他争取一个无望的难民身份，困兽犹斗。 这是一份沉重的黑名单，每一个故事都是罪恶与公义之间长久的博弈。贪官们为了逃避惩罚，挖空心思，垂死挣扎。但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走向全面紧张和全面对抗，陷入历史最低点。但随之而来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美、英和苏联结成战时同盟。毛泽东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战后来自国际的压力势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为了争取最好的妥协条件，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拜会蒋介石的提议。尽管由于党内的反对，毛泽东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出于多方考虑，最后中共还是派出林彪，前往重庆去与蒋介石联络感情。这意味着如果一切
十八大后，反腐高压层层传导，巨网拉紧时“大鱼飞小鱼跳”，贪官外逃现象迅速加剧！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究竟有多少官员逃往海外？他们卷走了多少资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在“理想国”里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问题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们择取此20余年的时间跨度，梳理外逃现象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对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以及海外追逃之紧迫性。 贪官外逃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账目上出现了4.83亿美元亏空，曾先后在该行任职的余振东等三人携巨款外逃，引发当地恐慌性提款。为了外逃，他们让各自妻子带着孩子先“嫁”到美国，但到美国后他们发现，这里绝非天堂。穷途末路中，余氏夫妻俩平分了仅剩的600美元，打算分头逃离 首次联网监控惊现巨额亏空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为了规范行业系统管理，首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将全国1000多
作为公安局局长，王振忠本应保一方太平，守一方安宁，而他不仅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更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刑事大案。东窗事发，他与情妇携巨款逃往美国。这个当代案例像所有讲述报应不爽的传统故事一样，主人公落了个疾病缠身、孤苦寂寞、客死异乡的下场 财富随职位上升急剧增长 王振忠1953年出生于福州，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73年，王振忠考入福州市交警支队，因为头脑灵活，一路被提升。1979年，王振忠被提拔为福
43天的重庆谈判结束了，虽然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维持了表面的局势稳定，但蒋介石“剿共”的计划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双方的战局也在不断升温。周恩来继此后又投入到漫长而艰巨的国共谈判中，他将为赢得新中国胜利的曙光进行最后的奋力一搏。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举行茶话会，向重庆各界人士告别。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他已度过十年谈判生涯。48岁的周恩来不无伤感地对在座人士说道：“重庆是一座谈判的城市！差
先生，你好！一声再平常不过的问候，一次意义非凡的握手，却是跨越了66年漫长的等候。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地方，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终于面对面来会面、握手。 2015年11月7日下午3点，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直接会面。在数百名中外媒体记者的瞩目下，两岸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间长达81秒。这历史性的一握，冲破了两岸交流形式的最后束缚，翻开了两岸
陈嘉庚在商海中重新扬帆起航，是从30岁开始的。当略有积蓄时，便拿出几万元替父还债。他的一诺千金迅速传遍东南亚华侨社会。毋庸置疑，陈嘉庚是一位杰出且成功的实业家，但这仅仅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篇。 陈嘉庚，1874年出生在福建泉州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他出生這年，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悍然出兵进犯台湾，虽未得逞，但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要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赖昌星虽不是官员，但其编织的大网中却笼络了数以百计的公职人员。2011年7月23日下午，结束了长达12年外逃之旅的赖昌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他上一次来京，是在1999年春节后，和他一起抵京的还有5000万人民币现金——他试图赴京“灭火” 共和国走私第一案 1958年，赖昌星出生于烧厝。这里是福建省临海丘陵中的一个落后农村。 赖昌星少年时家境很不好，八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七。因为家里穷，赖昌星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