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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共摩擦是贯穿于抗战始终的。抗战初期，国共关系总体上比较融洽，几乎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冲突。抗战中期，面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壮大，国民党反复挑起冲突与摩擦。至抗战胜利前夕，国共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而对日受降问题更是两党矛盾的中心点。在此背景之下，美军脚踏两只船的对华政策促使其帮助国共双方调兵遣将，被视作中国内战的开端。此后，由于重庆谈判并未解决国共双方存在的主要分歧，双方仍以占领更多实地、尽最大可能争取并确立自己未来的优势地位为基本战略方针，并辅以谈判桌和宣传战的争斗，以争取民众及社会舆论支持，时局呈现出打打谈谈的复杂局面，而在关键的军事战线，国共双方的冲突不仅没有停止，反有越打越大之势……
责任编辑/黄梦怡
蒋介石的军事决心
抗战中期，在日军攻势减弱、中共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势下，蒋介石千方百计防共限共，不惜挑起一系列激烈的军事摩擦：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还曾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蒋介石的军事决心可见一斑
局部“剿共”致生皖南事变
1940年初，在日军攻势减弱的情况下，国民党内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蒋介石也跃跃欲试，自信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只是，在一番审时度势后，他明白此时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
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占优势，国民党难有作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华中地区（主要指江苏和安徽两省）。该区位于中国心脏地带，又系交通枢纽，为国民党历来所重之地。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新四军在这一带迅猛发展，到1940年底，主力部队已近9万人，相较于刚组建时的1.03万人，增长至8倍以上。国民党人深为恐慌，从1940年春天起就加紧制造军事磨擦，继而在苏北苏中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局面。
为避免在华中重蹈华北覆辙，国民党想出了一个方案，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并据此拟订了与中共谈判的《中央提示案》。在国民党看来，这一方案既可保住华中地区，又可免去与中共军队杂处致生磨擦，还迫使中共军队与日伪军直接交锋而消耗其实力，可谓一石多鸟。1940年7月，国共两党展开了以划分作战区域为中心议题的谈判，国民党态度强硬地要求中共接受《中央提示案》。中共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却不能接受国民党划定的狭小区域。但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作了一些让步，答应皖南新四军“遵令北移”，但对国民党其他要求毫不让步，谈判在秋天陷入僵局。
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也就是通过政治途径兵不血刃地将八路军、新四军赶过黄河去。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准备军事行动。在他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后，第三战区顾祝同军开始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为武力驱赶新四军北渡作准备。由于担心受到日寇和国民党军的阻击，新四军没有直接向北渡江，而是选择了先向南再伺机向东向北的迂回路线。这条路线与北渡命令在方向上南辕北辙，所以顾祝同想当然地认定“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而是“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于是“决予进剿”，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中共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蒋介石不得不设法处置应对。国民党高层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于1941年1月17日傍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军委会发言人同时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这里，蒋介石采取了一种两面手法，一方面刻意表现强硬，撤销新四军番号，打压中共;一方面又不涉及八路军，对事态加以控制，以避免全盘破裂。应该说，这一处置展现了蒋介石老谋深算的政治手腕。
中共坚决不接受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置。但为抗战大局，中共选择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策略，发动了政治大反攻，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与重庆针锋相对的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并向国民党提出以“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为核心的“十二条”，同时，揭露事变真相，发动舆论攻势，组织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很快奏效。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下，中共的宣传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但在国民党内部、民主党派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来自各方的不满与压力汇集到一起，令蒋介石陷入到“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的狼狈境地，加之日军也在事变后突然发动豫南战役，向汤恩伯部队发起进攻，客观上牵制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只得设法尽快了结，确保国共合作不破裂。
此外，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3月1日）在即，因会期恰逢皖南事变后的政治敏感期而具备了检验国共关系的特殊功能。蒋介石希望“求得个妥协办法”将国共裂痕敷衍过去，以期就此顺利收场。
不料毛泽东早已洞穿蒋介石心机而抢先一步，展开新一轮更强大的政治攻势。2月25日，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之“十二条”，声言“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为表“仁至义尽”，中共作出重大让步，于3月2日又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中共这一击恰中国民党要害，因为中共如不出席参政会，不但不能如蒋介石所愿弥合国共关系，反而将国共裂痕昭示天下，国民党将承受更大压力。国民党立即行动起来，动用一切力量，软硬兼施，压中共参政员出席。蒋介石一面厉言中共如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一面开出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这一“往时求之不得”的“优厚”条件，还请出第三方面名流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等充当说客往返斡旋。
但中共顶住了压力，终未出席。因为，中共的“目的不在蒋介石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蒋介石也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蒋介石于3月6日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表示他“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而且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参政会还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其为驻会委员。蒋介石终于无计可施，无奈“退兵”了。 参政会闭幕不几日，3月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不再提及中共军队北移问题，只是表示“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以缓和对立空气。随后，中共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不久，双方恢复对日协同作战，中共也参加了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国共两党因皖南事变而剑拔弩张的关系终于逐渐缓和下来了。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欲“闪击延安”迫中共就范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已无可能。还在二届一次参政会期间，蒋介石就曾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训话，言明“国共总要分裂，不必惧怕”，“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只能“政治防御”。此后，蒋介石开始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试图阻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限制其发展，而对早已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更是构筑碉堡，以为将来推进之准备。
1943年5月，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已然到来。蒋介石也随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他还特别指示，“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军事上，蒋介石也部署起来，于6月29日指示早已准备伺机夺取囊形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胡宗南“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孰料事机不密，“闪击延安”军事行动计划在7月初被中共侦知。中共当即予以揭穿，在政治上“迎头痛击”。短短几天时间，中共几番电报质问、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还借助美英苏等国际力量施压，全国上下、国内国际很快形成“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压力。这一切，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烦恼异常，不得不“竭力否认，尽量敷衍”，改变计划，7月10日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中共谓无意进攻，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
对中共中央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蒋介石自然十分恼怒，怀疑共产党此举是有意要激成内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猖獗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我如被激怒，而向匪进攻”，一旦“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争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目的达矣！”既然相信共产党别有阴谋，他只好改变策略，决定“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面方法以制之，万不宜用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他随后更进一步总结道：“处置共匪只有待时，时间未到，只有十分隐忍。”
蒋介石又按捺不住，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
然而，中共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稍示和缓”，它决不会就此轻易罢手，“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乃决定加大政治火力，以蒋介石新作《中国之命运》为靶子，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大批判运动。
面对共产党方面对其呕心策划之作毫不留情的抨击，蒋介石的心情可谓复杂至极。其8月1日日记称：“本周心气平和，对横逆与诬陷之来，皆能克己强忍，思虑亦较能深入，应益勉之！”6日，蒋介石得知董必武竟当着美国人的面批评自己，当即大怒，日记称：“共匪与美国陆军代表以及美国军事评论家福温等对余侮蔑异甚，殊非人所能忍受。”而后，蒋介石得宋子文自美国来电，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急电劝告国民党，不应在此战争期间对中共动武，又见延安报纸接二连三发发表长篇批判文章，蒋介石的内心难免再受刺激。
23日，蒋介石思前想后，仍不得不暗自劝告自己：“对于共匪解决之决心与计划，不敢出以孟浪”。
但8月25日，蒋介石还是按捺不住，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蒋介石给自己的理由是：“中共问题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至于行动时间，蒋介石其实并未考虑周全，只是认为必须在德苏战争未了之前。而具体的行动办法，蒋介石亦无一定之法，再三讲要“宣传重于军事”，要“力争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自己方面一加压力，对方就会分化瓦解。说到底，蒋介石因“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气恼至极，断言“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竞垒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有“冒大险，赌存亡”之心，实际上却依旧下不了决心。
这时，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的苦恼，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也有直率的袒露。电称：“关于中共最近悖乱挑战、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之态度，实为从来任何时期所未有，令人百思莫解。以共党今日之势力，决不足以对抗中央也。”他认为中共如此嚣张，怕是“仍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其用意一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则以后中国完全为其所操纵;二在此四强协商未成之前，必使中国发生内乱，借此以延宕协商讨期之理由，而达成其防制中美合作之阴谋;三在利用美国强制中国政府对中共勿用武力制裁，同时借助美国之同情而大事宣传，鼓惑民众。蒋介石要宋子文向美国当局口头密告：中共“目前各种叛逆与侮蔑行踪，已暴露无遗。中央如不加以制裁，则国家纪律与民族精神完全丧失，中央对军民之威信甚难保全，以后再不能行使职权，如此抗战亦等于失败。故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但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一以容忍感化为怀”。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9月）前后，蒋介石对中共问题决定不用武力，而是“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他在全会上正式表态：“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强调“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中共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这样，双方逐渐恢复接触，重启谈判。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谈判桌之上，再也没有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和磨擦。 国共调兵遣将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抗战胜利后，美国不仅为国民党运兵，同时也为共产党运将，两党的部队都在乘坐美机抵达目的地后展开武装冲突。美国如此矛盾的做法亦被视为中国内战的开端
美国脚踏两条船的对华政策
1944年，盟军虽已胜券在握，但东西方的两大轴心国仍在负隅顽抗，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对华政策的动机是比较纯粹的，即“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后来检讨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时所言：“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国内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1944年却充斥着不幸和凶险。春季，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势之强在日本陆军史上空前所未有。这场战役在我方被称为“豫湘桂战役”。7月21日，美国海军攻克关岛，这意味着“盟军太平洋战场已明显优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中国军队必须加大进攻的态势”。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盟国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时，负责远东战场的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崩盘的危机。
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日记中记录了一次他与罗斯福的对话，戴维斯询问罗斯福：“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罗斯福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中国虽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基地，但他们并不认为蒋介石是唯一的选择，而他们的目光也很快转移到中国陕北的一座山城——延安。
1944年七八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这次访问，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共的印象，正如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吕讯所言：“中共给美国观察者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们拥有比国民党军更强的战斗力，只要为他们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
当延安与美军观察组处于蜜月期之时，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史蒋之争”以史迪威回国而告终，但也大大降低了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美援减少。据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回忆：“史案之后，美方军援日渐减少，不仅品质不佳，许多弹药及零件居然和武器尺寸不合，影响战力很大。”
当然，美方此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国民政府。例如梅乐斯来华与戴笠的军统局组建“中美合作所”，武装忠义救国军等政策都是为了日后以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而实行，但美方对国军的武装有严格控制，即只允许用于对日作战。例如抗战胜利后，在得知由中美合作所训练的10万游击队正准备参与内战时，美国军方立即停发中美合作所在东南地区游击队的子弹。战争结束时，中国向美国提出延长中美情报合作的要求也遭到美国最高当局的拒绝。可见美国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的对华政策完全是脚踏两只船，它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国民党一家独大。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突然结束让国共双方在接收问题上都遇到了各自的难题。国民党方面，由于在1944年受到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创，国军主力都布防于西南地区，对日占区鞭长莫及。共产党方面，虽有在华北、华南、皖江等根据地发展了大量的游击队，但将领都集中在延安，“有兵无将”同样无法解决接收的问题。因此，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军强大的空运力量之上。
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会上制定的受降方案中即有“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的内容，而负责空中运兵的主力就是美军第十、第十四航空队。说起来这两支航空队都与中国很有渊源，二战期间，两支航空队都在华参与对日作战，其中第十四航空队更是延续了“飞虎队”的血脉。尽管在抗战后期美国与国民政府已是貌合神离，但毕竟是名义上的盟邦，派遣航空队帮助运兵北上受降亦在情理之中。
1945年8月27日下午2时，一架来自湖南芷江的C—46美军运输机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的跑道上降落，这架运输机上载着的是在抗战中参与过印缅反攻、湘西血战，又在几天前亲历了芷江洽降的国军新编第六军官兵。随后，每隔10分钟就有一架运输机降落机场，机上的官兵都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参加南京受降。这就是在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口中“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之始。此后，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全力以赴为国民政府抢运了三个军的部队到日占区主要城市接防。新编第6六军经飞机陆续运抵南京，成为首批进驻首都的部队，并在9月9日的南京受降仪式上担任警备任务;刚接防武汉的第92军顺利空运至北平，担任北平城防警备任务，其军长侯镜如兼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第94军由广西柳州机场空运至上海，接受上海、苏州地区日军投降。同年11月，第94军又由上海空运北平，改隶北平行营，驻防天津、唐山等城市。
除了空运之外，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于9 月11日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杜鲁门总统于9月18日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10月至11月间，近10万国军在秦皇岛登陆，而此时已有大批八路军先他们一步进入东北。对于这些国军而言，等待他们的并非普通接防，而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恶战与最终全军覆没的命运。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美军航空队与海军为国民政府运兵人数共计50余万，其中多数为海运。早在新六军开始从芷江空运至南京的那天黄昏，美军运输机也带来了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准备给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的“8—13号备忘录”。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和另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有关——“命令所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不得有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所有日军占领的土地，不得有一尺一寸让共产党占领。如有共军前来接收，应断然拒绝或击退，坚决保持原有地域。” 美国帮助中共遣将
抗日战争烽火方熄，国共内战已箭在弦上。尽管在抗战前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关系，但这两支部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武装冲突一直未曾间断。到抗战后期，延安随处可见“反对国民党和加强整风运动”的标语。内战的爆发几乎已是必然，国共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唯独自信的美国人想以自身的介入来调停两党冲突，消弭这场战争。长期以来，美国用帮助国民政府运兵被视作“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依据，但若还原到当时的大背景下来看，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这次大空运在客观上让国民政府的部队接收了华东与华北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也抢占了不少战略要点，但空运的主要目的是受降。正如前文所言，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是盟邦关系，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又是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在“北运受降”这一问题上美国帮助的只可能是重庆，而不可能是延安。
不过在给国民政府运兵的同时，美军同样用飞机为共产党运输了大批将领赴根据地，正是他们将原本零散的游击力量迅速汇集成正规部队，让国军吃尽苦头。中共将领乘美机赴根据地对于在延安的中共而言，抗战胜利时，迅速将将领运至华北、华中、山东、晋绥、皖江等根据地，指挥当地部队接收失地是当务之急。为此，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指令，向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出动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到“800公里以外的太行山麓去同日本作最后一战”。美军观察组答应得很爽快，甚至没问运送的人是谁。
1944年底八路军在美军帮助下修建的长凝镇机场派上了大用场，而且美军为延安运将的时间比为重庆运兵还早一天。据时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的黄华回忆：“8月25日早上8点钟，我到东门外机场照料美国飞机起飞的事。我看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萧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得志、李天佑、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等二十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正忙着穿戴降落伞，他们是要乘坐这架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C—46运输机去前方的。”
这批将领抵达根据地后，很快在当地组成战略统帅部。以晋冀鲁豫战略区为例，“刘邓”抵达根据地后，迅速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四个野战总队，分别由同样是美国飞机运来的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陈赓担任司令员。该根据地地处华北战略要冲，是扼守国军北进的门户，直接可威胁津浦、平汉、正太、同浦四条铁路。1945年9月10日，刘、邓部队与前往上党地区受降的阎锡山部第19军发生武装冲突，继而打响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役国军被歼灭3.5万人，军长史泽波被俘。
与此同时，林彪、萧劲光、李天佑等将领转进东北，在其后几年的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陈毅、宋时轮、傅秋涛转赴华东，途中将津浦铁路彻底破坏，有效延迟了国军开进华东和华北的速度。抵达根据地后，“陈毅以德高望重的红军创始人身份，很快就把华东原来互不隶属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合成一股正规部队，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阻滞了国民党军北上，有效地使华北、山东共产党部队顺利开进东北。并创造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成为后来歼灭国民党军人数最多的地区。”
双方争抢地盘
日本投降，对于国共双方而言，胜利都来得太突然，华北、华东等地大片日占区随即成为两党争夺的重要目标。国共双方战场较量，中共较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沿铁路线向华北的推进，并进而打破了国民党在军事上全面控制华北的企图
中共迅速大反攻
1945年8月11日，重庆军令部向各战区发出电报，其中一份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前一天，朱德已经发布命令，要求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否则予以坚决消灭。受降比的是谁腿快，腿快比的是谁离沦陷区近。华南毫无疑问是国民政府占优势;过了淮河就未必了，基本上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根据地的辐射范围。
同样在8月11日，朱德发出延安总部命令，向前线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电报，指示各部赶紧向日军下最后通牒，要求其投降。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发电报给华中局，要求新四军各师，在津浦线、沪杭甬线乃至徐州、芜湖、信阳、武汉等广大地域出击，“津浦线至少集中十万到十五万人，沪宁线至少七万人”。不仅如此，还指示新四军军部发表地方政府人选，“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甚至新四军第5师师部就要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8月10日《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还要求各部“一面要有准备击退李品仙、何柱国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最主要还有东北，8月11日的2号命令要求，冀东的李运昌部1.3万人紧急出关。随后，冀辽热（河）特别是山东军区有超过10万人陆续出关，接收由苏联红军控制的东北三省广大地域。
对此，国民党政府方面当然不干了，便指责中共“企图对我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势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同时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受降合法性也不承认，“自称‘延安总部’及又称‘总司令朱德’而无番号，乃目无政府与统帅之表示，亦使中外人士看出野心”。
首先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一号》关于受降区域的划分，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有陆军的中国派遣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驻越南北部第38军，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五大单位。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事实上，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也是派员到芷江与国方洽降。其次说起盟军受降，又不得不说雅尔塔体系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前者划定了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包括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经营权，旅顺军港的租借等。而后者是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的条约，其中规定了日本投降后之三个月内，苏军完全撤出东北，国民政府依约派员接收。这就是日本投降之际，中国战区包括东北地区关于受降的安排。 具体情况并没那么简单，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八一五”后，要求六天之内把投降命令贯彻到基层部队。8月16日，一些交通干线已经发生了八路军、新四军要求日军小部队解除武装的情况。
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张家口，苏军和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的三个团兵力进攻张家口，日军驻守部队是第二混成旅团。这场战斗以苏军为主，以八路军为辅。虽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令，日军不许抵抗。但当地日军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守着张北铁路沿线，负隅顽抗，掩护从山西内蒙古撤下来的4万名日本侨民撤退。在所有侨民撤退后，第二混成旅团也撤往北京，张家口为八路军光复，这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占领的最大城市。
总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在1945年8月9日后的大反攻中，宣称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枪支24.3 万余支，机枪5000余挺，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以上城镇100余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门、芜湖等城市，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当毛泽东飞往重庆时，中央军委向晋冀鲁豫军区发出了这封电报。本来既然国共要重庆和谈，都提出在和谈期间，双方军队应停止军事行动，但在山西，国共双方抗战后第一场大战已经摆开了场面。
在长治上党地区，八路军是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三个纵队及地方武装3.1万人，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国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史泽波第19军，以及后来增援的第23军、第83军，全部11 个师人马。结果，八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将上党地区与增援之国军全部歼灭，取得了抗战结束后国共争端第一场胜利。对于这样一场战役，中共方面给予很高期待，甚至把它与重庆谈判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对部下说：“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国民党军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几乎在同一时刻，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双方主要矛盾归结在两方面，一个是权力要求，中共提出了山西、山东等五省主席，绥远、河南、安徽等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等四个直辖市中共推荐副市长的条件。第二个是军队国家化，中共要求获得16个军、48个师。
对于这样的要求，国方的方案是，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主席，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
此时党的政治军事策略一心图谋东北、华北，因此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就此中共又提出一个方案，要点是国共军队按6：1改编，共军撤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地区。所有军队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等地。仍要求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主席等职位，北平行营也要由中共主持。
面对这个提案，国方代表张治中表示：“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虽然谈不拢，但双方都不愿承担破坏和平的恶名，在特使赫尔利的斡旋下，于10月10日签署了一份《会谈纪要》，就是所谓的“双十协定”。
国共纷争围绕交通线展开
国民党战后的基本军事战略，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和水路则运输时间又太长。因此，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军才可以运动自如。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华北地区，因为国民党自信在江南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中共部队深入沦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因此，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首先部署其军队自北、西、南三个方向，向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华北城市推进，并在美国空海运的帮助下，于10月底前陆续接收了上述城市。
对于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的推进，中共采取了坚决阻击的方针。因为国民党多数部队必须经铁路北上，中共从而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展开，因此要求为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中共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前进的国民党军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
国民党军部分高级将领对剿共态度积极。主战派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13日，重庆谈判刚刚结束，蒋介石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要求各部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沿华北各主要交通线进军，与中共部队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平汉路。10月中旬，国民党第40军、30军和新八军，开始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经到达石家庄的第34集团军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将切断中共华北与华东两区间的联系，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呼应平绥路国民党军的行动，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军区，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10月25日，北上的国民党军进至河北邯郸南马头镇。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渊源系统不一，又是临时组合成兵团，难以发挥集合战力。何况他们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结果被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分割包围。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遂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使国民党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战至11月2日，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平汉战役，中共认为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 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平绥路。9月中旬，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己进至平绥路上之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其继续前进，将沟通国民党军在华北北部的战略联系，威胁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进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的战略部署有重要影响。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遂发起平绥战役，并认此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中共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于10月中旬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至当月下旬，已攻占平绥路沿线各点，傅部退居归绥、包头，形势极为不利。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要求对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至11月初，中共部队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城下。
面临军事危局，傅作义除连电向蒋介石告急外，同时深沟高垒，坚拒固守。中共部队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此时，由于东北局势的微妙变化（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碍于国际影响，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有所限制），中共中央更注重绥远战役，认为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的通路（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有这种可能）。但前线指挥员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此一计划显然是不妥的，建议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因此，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的情况下，中共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结束了平绥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其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他们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先后占领邹县、滕县、宁阳、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包围兖州、泰安。国民党前线将领均连电告急，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至1946年1月，津浦路济南南至徐州北、陇海路徐州东、胶济路济南东至青岛西的大段区间，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国民党军一直无法经此前进。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特使马歇尔把双方撮合到一起，签署了1946年1月10日的国共停战协议。关内的大战被按了下来，但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开始了激烈的争夺……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家人文历史》、《蒋介石与国共和战》、《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等;作者：同书琴、汪朝光、杨奎松、周渝、唐元鹏、吕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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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运动”：一将起义，改造600余万国民党兵员
高树勋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停止军事行动甘做被我军俘虏的人数达636万。
高树勋起义加入共产党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此时中共党员王定南已经在他身边工作。日本投降后，高树勋奉命率军以受降为名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他不愿打内战，联系刘伯承、邓小平酝酿起义。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国民党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附近的内战前线起义。这次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对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来说，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建议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仍用新八军旧名。河北武安县举行了庆祝“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起义后，高树勋三次申请入党，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成为中共党员。
毛泽东指示开展“高树勋运动”
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提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文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之外，还有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到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科学地预见，“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我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我军歼敌总数的78.8%。
邓小平说：他的功劳很大
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邓小平所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事件。当时晋冀鲁豫军队的某些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的“情报”，竟然派兵抓捕时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扣押了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王定南曾策动高树勋起义），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所谓“阴谋暴动案”，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被关押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中共中央长期没有为这一案件正式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谓“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高树勋终能含笑九泉。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北京晚报》、人民网）
责任编辑/黄梦怡
蒋介石的军事决心
抗战中期，在日军攻势减弱、中共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势下，蒋介石千方百计防共限共，不惜挑起一系列激烈的军事摩擦：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还曾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蒋介石的军事决心可见一斑
局部“剿共”致生皖南事变
1940年初，在日军攻势减弱的情况下，国民党内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蒋介石也跃跃欲试，自信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只是，在一番审时度势后，他明白此时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
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占优势，国民党难有作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华中地区（主要指江苏和安徽两省）。该区位于中国心脏地带，又系交通枢纽，为国民党历来所重之地。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新四军在这一带迅猛发展，到1940年底，主力部队已近9万人，相较于刚组建时的1.03万人，增长至8倍以上。国民党人深为恐慌，从1940年春天起就加紧制造军事磨擦，继而在苏北苏中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局面。
为避免在华中重蹈华北覆辙，国民党想出了一个方案，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并据此拟订了与中共谈判的《中央提示案》。在国民党看来，这一方案既可保住华中地区，又可免去与中共军队杂处致生磨擦，还迫使中共军队与日伪军直接交锋而消耗其实力，可谓一石多鸟。1940年7月，国共两党展开了以划分作战区域为中心议题的谈判，国民党态度强硬地要求中共接受《中央提示案》。中共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却不能接受国民党划定的狭小区域。但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作了一些让步，答应皖南新四军“遵令北移”，但对国民党其他要求毫不让步，谈判在秋天陷入僵局。
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也就是通过政治途径兵不血刃地将八路军、新四军赶过黄河去。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准备军事行动。在他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后，第三战区顾祝同军开始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为武力驱赶新四军北渡作准备。由于担心受到日寇和国民党军的阻击，新四军没有直接向北渡江，而是选择了先向南再伺机向东向北的迂回路线。这条路线与北渡命令在方向上南辕北辙，所以顾祝同想当然地认定“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而是“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于是“决予进剿”，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中共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蒋介石不得不设法处置应对。国民党高层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于1941年1月17日傍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军委会发言人同时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这里，蒋介石采取了一种两面手法，一方面刻意表现强硬，撤销新四军番号，打压中共;一方面又不涉及八路军，对事态加以控制，以避免全盘破裂。应该说，这一处置展现了蒋介石老谋深算的政治手腕。
中共坚决不接受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置。但为抗战大局，中共选择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策略，发动了政治大反攻，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与重庆针锋相对的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并向国民党提出以“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为核心的“十二条”，同时，揭露事变真相，发动舆论攻势，组织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很快奏效。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下，中共的宣传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但在国民党内部、民主党派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来自各方的不满与压力汇集到一起，令蒋介石陷入到“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的狼狈境地，加之日军也在事变后突然发动豫南战役，向汤恩伯部队发起进攻，客观上牵制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只得设法尽快了结，确保国共合作不破裂。
此外，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3月1日）在即，因会期恰逢皖南事变后的政治敏感期而具备了检验国共关系的特殊功能。蒋介石希望“求得个妥协办法”将国共裂痕敷衍过去，以期就此顺利收场。
不料毛泽东早已洞穿蒋介石心机而抢先一步，展开新一轮更强大的政治攻势。2月25日，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之“十二条”，声言“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为表“仁至义尽”，中共作出重大让步，于3月2日又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中共这一击恰中国民党要害，因为中共如不出席参政会，不但不能如蒋介石所愿弥合国共关系，反而将国共裂痕昭示天下，国民党将承受更大压力。国民党立即行动起来，动用一切力量，软硬兼施，压中共参政员出席。蒋介石一面厉言中共如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一面开出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这一“往时求之不得”的“优厚”条件，还请出第三方面名流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等充当说客往返斡旋。
但中共顶住了压力，终未出席。因为，中共的“目的不在蒋介石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蒋介石也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蒋介石于3月6日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表示他“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而且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参政会还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其为驻会委员。蒋介石终于无计可施，无奈“退兵”了。 参政会闭幕不几日，3月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不再提及中共军队北移问题，只是表示“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以缓和对立空气。随后，中共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不久，双方恢复对日协同作战，中共也参加了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国共两党因皖南事变而剑拔弩张的关系终于逐渐缓和下来了。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欲“闪击延安”迫中共就范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已无可能。还在二届一次参政会期间，蒋介石就曾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训话，言明“国共总要分裂，不必惧怕”，“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只能“政治防御”。此后，蒋介石开始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试图阻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限制其发展，而对早已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更是构筑碉堡，以为将来推进之准备。
1943年5月，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已然到来。蒋介石也随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他还特别指示，“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军事上，蒋介石也部署起来，于6月29日指示早已准备伺机夺取囊形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胡宗南“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孰料事机不密，“闪击延安”军事行动计划在7月初被中共侦知。中共当即予以揭穿，在政治上“迎头痛击”。短短几天时间，中共几番电报质问、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还借助美英苏等国际力量施压，全国上下、国内国际很快形成“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压力。这一切，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烦恼异常，不得不“竭力否认，尽量敷衍”，改变计划，7月10日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中共谓无意进攻，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
对中共中央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蒋介石自然十分恼怒，怀疑共产党此举是有意要激成内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猖獗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我如被激怒，而向匪进攻”，一旦“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争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目的达矣！”既然相信共产党别有阴谋，他只好改变策略，决定“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面方法以制之，万不宜用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他随后更进一步总结道：“处置共匪只有待时，时间未到，只有十分隐忍。”
蒋介石又按捺不住，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
然而，中共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稍示和缓”，它决不会就此轻易罢手，“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乃决定加大政治火力，以蒋介石新作《中国之命运》为靶子，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大批判运动。
面对共产党方面对其呕心策划之作毫不留情的抨击，蒋介石的心情可谓复杂至极。其8月1日日记称：“本周心气平和，对横逆与诬陷之来，皆能克己强忍，思虑亦较能深入，应益勉之！”6日，蒋介石得知董必武竟当着美国人的面批评自己，当即大怒，日记称：“共匪与美国陆军代表以及美国军事评论家福温等对余侮蔑异甚，殊非人所能忍受。”而后，蒋介石得宋子文自美国来电，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急电劝告国民党，不应在此战争期间对中共动武，又见延安报纸接二连三发发表长篇批判文章，蒋介石的内心难免再受刺激。
23日，蒋介石思前想后，仍不得不暗自劝告自己：“对于共匪解决之决心与计划，不敢出以孟浪”。
但8月25日，蒋介石还是按捺不住，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蒋介石给自己的理由是：“中共问题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至于行动时间，蒋介石其实并未考虑周全，只是认为必须在德苏战争未了之前。而具体的行动办法，蒋介石亦无一定之法，再三讲要“宣传重于军事”，要“力争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自己方面一加压力，对方就会分化瓦解。说到底，蒋介石因“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气恼至极，断言“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竞垒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有“冒大险，赌存亡”之心，实际上却依旧下不了决心。
这时，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的苦恼，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也有直率的袒露。电称：“关于中共最近悖乱挑战、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之态度，实为从来任何时期所未有，令人百思莫解。以共党今日之势力，决不足以对抗中央也。”他认为中共如此嚣张，怕是“仍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其用意一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则以后中国完全为其所操纵;二在此四强协商未成之前，必使中国发生内乱，借此以延宕协商讨期之理由，而达成其防制中美合作之阴谋;三在利用美国强制中国政府对中共勿用武力制裁，同时借助美国之同情而大事宣传，鼓惑民众。蒋介石要宋子文向美国当局口头密告：中共“目前各种叛逆与侮蔑行踪，已暴露无遗。中央如不加以制裁，则国家纪律与民族精神完全丧失，中央对军民之威信甚难保全，以后再不能行使职权，如此抗战亦等于失败。故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但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一以容忍感化为怀”。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9月）前后，蒋介石对中共问题决定不用武力，而是“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他在全会上正式表态：“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强调“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中共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这样，双方逐渐恢复接触，重启谈判。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谈判桌之上，再也没有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和磨擦。 国共调兵遣将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抗战胜利后，美国不仅为国民党运兵，同时也为共产党运将，两党的部队都在乘坐美机抵达目的地后展开武装冲突。美国如此矛盾的做法亦被视为中国内战的开端
美国脚踏两条船的对华政策
1944年，盟军虽已胜券在握，但东西方的两大轴心国仍在负隅顽抗，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对华政策的动机是比较纯粹的，即“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后来检讨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时所言：“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国内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1944年却充斥着不幸和凶险。春季，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势之强在日本陆军史上空前所未有。这场战役在我方被称为“豫湘桂战役”。7月21日，美国海军攻克关岛，这意味着“盟军太平洋战场已明显优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中国军队必须加大进攻的态势”。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盟国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时，负责远东战场的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崩盘的危机。
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日记中记录了一次他与罗斯福的对话，戴维斯询问罗斯福：“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罗斯福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中国虽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基地，但他们并不认为蒋介石是唯一的选择，而他们的目光也很快转移到中国陕北的一座山城——延安。
1944年七八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这次访问，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共的印象，正如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吕讯所言：“中共给美国观察者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们拥有比国民党军更强的战斗力，只要为他们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
当延安与美军观察组处于蜜月期之时，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史蒋之争”以史迪威回国而告终，但也大大降低了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美援减少。据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回忆：“史案之后，美方军援日渐减少，不仅品质不佳，许多弹药及零件居然和武器尺寸不合，影响战力很大。”
当然，美方此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国民政府。例如梅乐斯来华与戴笠的军统局组建“中美合作所”，武装忠义救国军等政策都是为了日后以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而实行，但美方对国军的武装有严格控制，即只允许用于对日作战。例如抗战胜利后，在得知由中美合作所训练的10万游击队正准备参与内战时，美国军方立即停发中美合作所在东南地区游击队的子弹。战争结束时，中国向美国提出延长中美情报合作的要求也遭到美国最高当局的拒绝。可见美国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的对华政策完全是脚踏两只船，它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国民党一家独大。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突然结束让国共双方在接收问题上都遇到了各自的难题。国民党方面，由于在1944年受到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创，国军主力都布防于西南地区，对日占区鞭长莫及。共产党方面，虽有在华北、华南、皖江等根据地发展了大量的游击队，但将领都集中在延安，“有兵无将”同样无法解决接收的问题。因此，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军强大的空运力量之上。
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会上制定的受降方案中即有“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的内容，而负责空中运兵的主力就是美军第十、第十四航空队。说起来这两支航空队都与中国很有渊源，二战期间，两支航空队都在华参与对日作战，其中第十四航空队更是延续了“飞虎队”的血脉。尽管在抗战后期美国与国民政府已是貌合神离，但毕竟是名义上的盟邦，派遣航空队帮助运兵北上受降亦在情理之中。
1945年8月27日下午2时，一架来自湖南芷江的C—46美军运输机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的跑道上降落，这架运输机上载着的是在抗战中参与过印缅反攻、湘西血战，又在几天前亲历了芷江洽降的国军新编第六军官兵。随后，每隔10分钟就有一架运输机降落机场，机上的官兵都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参加南京受降。这就是在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口中“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之始。此后，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全力以赴为国民政府抢运了三个军的部队到日占区主要城市接防。新编第6六军经飞机陆续运抵南京，成为首批进驻首都的部队，并在9月9日的南京受降仪式上担任警备任务;刚接防武汉的第92军顺利空运至北平，担任北平城防警备任务，其军长侯镜如兼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第94军由广西柳州机场空运至上海，接受上海、苏州地区日军投降。同年11月，第94军又由上海空运北平，改隶北平行营，驻防天津、唐山等城市。
除了空运之外，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于9 月11日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杜鲁门总统于9月18日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10月至11月间，近10万国军在秦皇岛登陆，而此时已有大批八路军先他们一步进入东北。对于这些国军而言，等待他们的并非普通接防，而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恶战与最终全军覆没的命运。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美军航空队与海军为国民政府运兵人数共计50余万，其中多数为海运。早在新六军开始从芷江空运至南京的那天黄昏，美军运输机也带来了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准备给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的“8—13号备忘录”。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和另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有关——“命令所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不得有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所有日军占领的土地，不得有一尺一寸让共产党占领。如有共军前来接收，应断然拒绝或击退，坚决保持原有地域。” 美国帮助中共遣将
抗日战争烽火方熄，国共内战已箭在弦上。尽管在抗战前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关系，但这两支部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武装冲突一直未曾间断。到抗战后期，延安随处可见“反对国民党和加强整风运动”的标语。内战的爆发几乎已是必然，国共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唯独自信的美国人想以自身的介入来调停两党冲突，消弭这场战争。长期以来，美国用帮助国民政府运兵被视作“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依据，但若还原到当时的大背景下来看，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这次大空运在客观上让国民政府的部队接收了华东与华北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也抢占了不少战略要点，但空运的主要目的是受降。正如前文所言，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是盟邦关系，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又是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在“北运受降”这一问题上美国帮助的只可能是重庆，而不可能是延安。
不过在给国民政府运兵的同时，美军同样用飞机为共产党运输了大批将领赴根据地，正是他们将原本零散的游击力量迅速汇集成正规部队，让国军吃尽苦头。中共将领乘美机赴根据地对于在延安的中共而言，抗战胜利时，迅速将将领运至华北、华中、山东、晋绥、皖江等根据地，指挥当地部队接收失地是当务之急。为此，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指令，向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出动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到“800公里以外的太行山麓去同日本作最后一战”。美军观察组答应得很爽快，甚至没问运送的人是谁。
1944年底八路军在美军帮助下修建的长凝镇机场派上了大用场，而且美军为延安运将的时间比为重庆运兵还早一天。据时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的黄华回忆：“8月25日早上8点钟，我到东门外机场照料美国飞机起飞的事。我看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萧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得志、李天佑、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等二十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正忙着穿戴降落伞，他们是要乘坐这架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C—46运输机去前方的。”
这批将领抵达根据地后，很快在当地组成战略统帅部。以晋冀鲁豫战略区为例，“刘邓”抵达根据地后，迅速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四个野战总队，分别由同样是美国飞机运来的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陈赓担任司令员。该根据地地处华北战略要冲，是扼守国军北进的门户，直接可威胁津浦、平汉、正太、同浦四条铁路。1945年9月10日，刘、邓部队与前往上党地区受降的阎锡山部第19军发生武装冲突，继而打响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役国军被歼灭3.5万人，军长史泽波被俘。
与此同时，林彪、萧劲光、李天佑等将领转进东北，在其后几年的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陈毅、宋时轮、傅秋涛转赴华东，途中将津浦铁路彻底破坏，有效延迟了国军开进华东和华北的速度。抵达根据地后，“陈毅以德高望重的红军创始人身份，很快就把华东原来互不隶属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合成一股正规部队，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阻滞了国民党军北上，有效地使华北、山东共产党部队顺利开进东北。并创造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成为后来歼灭国民党军人数最多的地区。”
双方争抢地盘
日本投降，对于国共双方而言，胜利都来得太突然，华北、华东等地大片日占区随即成为两党争夺的重要目标。国共双方战场较量，中共较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沿铁路线向华北的推进，并进而打破了国民党在军事上全面控制华北的企图
中共迅速大反攻
1945年8月11日，重庆军令部向各战区发出电报，其中一份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前一天，朱德已经发布命令，要求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否则予以坚决消灭。受降比的是谁腿快，腿快比的是谁离沦陷区近。华南毫无疑问是国民政府占优势;过了淮河就未必了，基本上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根据地的辐射范围。
同样在8月11日，朱德发出延安总部命令，向前线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电报，指示各部赶紧向日军下最后通牒，要求其投降。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发电报给华中局，要求新四军各师，在津浦线、沪杭甬线乃至徐州、芜湖、信阳、武汉等广大地域出击，“津浦线至少集中十万到十五万人，沪宁线至少七万人”。不仅如此，还指示新四军军部发表地方政府人选，“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甚至新四军第5师师部就要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8月10日《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还要求各部“一面要有准备击退李品仙、何柱国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最主要还有东北，8月11日的2号命令要求，冀东的李运昌部1.3万人紧急出关。随后，冀辽热（河）特别是山东军区有超过10万人陆续出关，接收由苏联红军控制的东北三省广大地域。
对此，国民党政府方面当然不干了，便指责中共“企图对我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势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同时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受降合法性也不承认，“自称‘延安总部’及又称‘总司令朱德’而无番号，乃目无政府与统帅之表示，亦使中外人士看出野心”。
首先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一号》关于受降区域的划分，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有陆军的中国派遣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驻越南北部第38军，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五大单位。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事实上，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也是派员到芷江与国方洽降。其次说起盟军受降，又不得不说雅尔塔体系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前者划定了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包括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经营权，旅顺军港的租借等。而后者是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的条约，其中规定了日本投降后之三个月内，苏军完全撤出东北，国民政府依约派员接收。这就是日本投降之际，中国战区包括东北地区关于受降的安排。 具体情况并没那么简单，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八一五”后，要求六天之内把投降命令贯彻到基层部队。8月16日，一些交通干线已经发生了八路军、新四军要求日军小部队解除武装的情况。
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张家口，苏军和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的三个团兵力进攻张家口，日军驻守部队是第二混成旅团。这场战斗以苏军为主，以八路军为辅。虽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令，日军不许抵抗。但当地日军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守着张北铁路沿线，负隅顽抗，掩护从山西内蒙古撤下来的4万名日本侨民撤退。在所有侨民撤退后，第二混成旅团也撤往北京，张家口为八路军光复，这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占领的最大城市。
总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在1945年8月9日后的大反攻中，宣称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枪支24.3 万余支，机枪5000余挺，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以上城镇100余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门、芜湖等城市，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当毛泽东飞往重庆时，中央军委向晋冀鲁豫军区发出了这封电报。本来既然国共要重庆和谈，都提出在和谈期间，双方军队应停止军事行动，但在山西，国共双方抗战后第一场大战已经摆开了场面。
在长治上党地区，八路军是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三个纵队及地方武装3.1万人，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国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史泽波第19军，以及后来增援的第23军、第83军，全部11 个师人马。结果，八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将上党地区与增援之国军全部歼灭，取得了抗战结束后国共争端第一场胜利。对于这样一场战役，中共方面给予很高期待，甚至把它与重庆谈判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对部下说：“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国民党军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几乎在同一时刻，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双方主要矛盾归结在两方面，一个是权力要求，中共提出了山西、山东等五省主席，绥远、河南、安徽等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等四个直辖市中共推荐副市长的条件。第二个是军队国家化，中共要求获得16个军、48个师。
对于这样的要求，国方的方案是，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主席，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
此时党的政治军事策略一心图谋东北、华北，因此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就此中共又提出一个方案，要点是国共军队按6：1改编，共军撤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地区。所有军队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等地。仍要求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主席等职位，北平行营也要由中共主持。
面对这个提案，国方代表张治中表示：“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虽然谈不拢，但双方都不愿承担破坏和平的恶名，在特使赫尔利的斡旋下，于10月10日签署了一份《会谈纪要》，就是所谓的“双十协定”。
国共纷争围绕交通线展开
国民党战后的基本军事战略，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和水路则运输时间又太长。因此，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军才可以运动自如。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华北地区，因为国民党自信在江南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中共部队深入沦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因此，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首先部署其军队自北、西、南三个方向，向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华北城市推进，并在美国空海运的帮助下，于10月底前陆续接收了上述城市。
对于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的推进，中共采取了坚决阻击的方针。因为国民党多数部队必须经铁路北上，中共从而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展开，因此要求为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中共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前进的国民党军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
国民党军部分高级将领对剿共态度积极。主战派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13日，重庆谈判刚刚结束，蒋介石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要求各部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沿华北各主要交通线进军，与中共部队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平汉路。10月中旬，国民党第40军、30军和新八军，开始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经到达石家庄的第34集团军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将切断中共华北与华东两区间的联系，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呼应平绥路国民党军的行动，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军区，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10月25日，北上的国民党军进至河北邯郸南马头镇。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渊源系统不一，又是临时组合成兵团，难以发挥集合战力。何况他们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结果被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分割包围。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遂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使国民党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战至11月2日，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平汉战役，中共认为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 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平绥路。9月中旬，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己进至平绥路上之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其继续前进，将沟通国民党军在华北北部的战略联系，威胁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进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的战略部署有重要影响。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遂发起平绥战役，并认此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中共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于10月中旬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至当月下旬，已攻占平绥路沿线各点，傅部退居归绥、包头，形势极为不利。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要求对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至11月初，中共部队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城下。
面临军事危局，傅作义除连电向蒋介石告急外，同时深沟高垒，坚拒固守。中共部队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此时，由于东北局势的微妙变化（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碍于国际影响，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有所限制），中共中央更注重绥远战役，认为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的通路（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有这种可能）。但前线指挥员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此一计划显然是不妥的，建议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因此，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的情况下，中共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结束了平绥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其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他们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先后占领邹县、滕县、宁阳、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包围兖州、泰安。国民党前线将领均连电告急，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至1946年1月，津浦路济南南至徐州北、陇海路徐州东、胶济路济南东至青岛西的大段区间，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国民党军一直无法经此前进。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特使马歇尔把双方撮合到一起，签署了1946年1月10日的国共停战协议。关内的大战被按了下来，但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开始了激烈的争夺……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家人文历史》、《蒋介石与国共和战》、《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等;作者：同书琴、汪朝光、杨奎松、周渝、唐元鹏、吕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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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运动”：一将起义，改造600余万国民党兵员
高树勋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停止军事行动甘做被我军俘虏的人数达636万。
高树勋起义加入共产党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此时中共党员王定南已经在他身边工作。日本投降后，高树勋奉命率军以受降为名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他不愿打内战，联系刘伯承、邓小平酝酿起义。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国民党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附近的内战前线起义。这次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对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来说，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建议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仍用新八军旧名。河北武安县举行了庆祝“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起义后，高树勋三次申请入党，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成为中共党员。
毛泽东指示开展“高树勋运动”
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提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文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之外，还有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到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科学地预见，“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我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我军歼敌总数的78.8%。
邓小平说：他的功劳很大
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邓小平所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事件。当时晋冀鲁豫军队的某些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的“情报”，竟然派兵抓捕时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扣押了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王定南曾策动高树勋起义），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所谓“阴谋暴动案”，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被关押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中共中央长期没有为这一案件正式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谓“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高树勋终能含笑九泉。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北京晚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