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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灿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勇敢，荣立军功。但在权力和财富面前，昔日的战斗功臣被消解得连人性都淡薄了。多病的他独自一趟趟运送巨额现钞，堪称搏命贪官;而面对抚养自己长大、生活贫寒的姐姐，他“为了保护自己”，一分钱都不给。李友灿回想此事说：“对我那么好的人，我都不管了，我不是人！”
战斗功臣转业，仕途顺风顺水
2006年4月26日上午8时30分，李友灿被带到亲属会见室。隔着钢化玻璃，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向家人交代后事。随后，李友灿回到监舍，换上家人为他带来的衣服，在死刑核准裁定上签字、按手印。上午9时30分，截至2006年4月26日，建国以来个人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李友灿，被注射执行了死刑……
1952年，李友灿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4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姐姐相依为命，在亲戚们有限的帮衬下艰难度日。1970年，他中学没毕业就入伍参军，并很快入党提干。1979年，他随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因作战勇敢荣立军功。打完仗后，李友灿作为战斗功臣被保送到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工作勤勉扎实，屡屡得到上级肯定，不到30岁，就晋升正团职。
1987年底，李友灿转业到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当时的他仕途一片光明，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据李友灿一个老乡讲，那时候的他诚恳厚道，不大说话，待人也实在。
1992年，李友灿调任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开始主持机电办的全面工作，手里掌握着全省进口汽车配额的审批大权。
李友灿在省机电办工作的前几年，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他行事低调，很少跟企业界的人来往，包括在外面请朋友吃饭，拿回来让公家报销之类的情况都没有。
据一名同事回忆，“这个人很有责任心，很有头脑，在工作方面考虑周到。也肯下工夫钻研业务，总有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新思路。他对下属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那些应付、糊弄工作的人，会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批评。”那几年李友灿分管的工作也有声有色，多次受到河北省政府的表扬。
1996年9月，李友灿升任省机电办主任，成为副厅级干部。2000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仍然兼任省机电办主任一职。
李友灿当了机电办的一把手后，人们发现过去那个憨厚、不善言辞的李友灿变了：说话多了，接触人也多了，非常爱表现自己。他常常在副职面前自夸“我的工作能力比你强，我提升得比你快，我比你们见世面多，朋友比你们多”等等。
“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
案发后，据李友灿律师介绍，李友灿并不缺钱，在任职外贸厅副厅长时，他充分显露出自己的“商业天赋”。有一次，单位组织去南韩考察。上街购物时同行的人买这买那，唯独他买了一批领带回来，转手净赚了6万元。另外，他还通过关系让妻子为中国航空公司代卖机票，收入颇丰。同事们说：“只要有机会，他就能赚到钱。”
然而，手中不断增大的权力开始消解李友灿的自律和谨慎，他对高尔夫球这种时髦的高消费运动越来越有兴趣。一位同事回忆说，李友灿后来打高尔夫球都“打疯了”，整天出入于石家庄、涿州、北京的高尔夫球场，单位里有时两三天看不见他。他的车后备箱随时放着球帽、球杆，还时不时拿出来炫耀。为他买单的则是汽车贸易行业的老板们。
灯红酒绿的生活越发刺激了李友灿对财富的渴望，事发后他自己供称“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他这样剖析自己腐败的原因：一是认为仕途基本走到尽头，不会再晋升;二是当时中国正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旦加入，汽车配额制将很快取消，他就不能再利用这份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了。
和很多贪官们一样，刚走上腐败之路时，李友灿也是战战兢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倒卖汽车配额的掮客，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拿到配额，再转手倒卖给有关公司。正是从这些配额贩子手上，李友灿收受了第一笔贿赂：一个大信封里的4万元钱。
在一次次“安全”受贿后，李友灿从最初的紧张惶恐慢慢转变为心安理得，他渐渐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开始寻觅“大鱼”。
疯狂敛财，在京买房存放巨款
2000年4月，李友灿去北京的一家高尔夫球场打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森华公司”）总经理丁宁。丁宁对李友灿表示想要一些汽车进口配额，并允诺赢利后给他好处费。当时李友灿表示“一定想着这件事”。
因为丁宁的森华公司是在北京注册的，如果要将河北省的进口汽车配额转到丁宁名下，还需要在河北境内找一个企业做“二传手”。经过仔细谋划，李友灿找到了河北汽车贸易总公司负责配额调度的朱某。因为李友灿“有钱大家赚”的暗示，朱某很快就同意了。从此她成为李友灿疯狂敛财的工具。
2001年8月，朱某在李友灿的指点下以河北汽贸公司及下属企业的名义，向省机电办申请进口汽车配额69个。李友灿立刻批准了这张“自编自导”的汽车配额申请单。不久，他便命令朱某把这69个汽车配额转给了森华公司。
至此，李友灿完成了他权力寻租的黑幕链条。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第一批配额到手后，李友灿独自开车去北京领“酬金”。丁宁将事先准备好的300万现金分别装入3个尼龙提包，放进李友灿的汽车后备箱里。
如此顺利，李友灿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伙伴，从此，他开始了与丁宁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从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李友灿先后将1249个汽车进口配额批给丁宁，从中非法牟利共4723万元。
一开始，李友灿就给自己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不能从河北的企业拿钱。这样比较隐蔽，事发也可以耍赖;二是绝对的单线联系;三是完全现金交易;四是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存钱：他只用亲戚的或假的身份证存钱。
现金太多，运输、存放都成了问题，于是李友灿在北京某小区花50万元买了一套不太显眼的房子。这房子只有一个用处，存放现金。 为了提款安全，2002年4月，李友灿还专门向唐山某公司索要了一辆价值21万余元的轿车。从此，这辆银灰色的轿车就成了他的专用“运钞车”。
如母长姐靠养猪过活，他怕露富不给分文
迅速积累的财富，并没有为李友灿带来“幸福感”。相反，他收的钱越多，越感到惶恐不安。李友灿供述说：“我觉得穷的时候根本不害怕，没负担，后来钱多了，特别害怕，我也不敢见人，不敢吃，不敢玩，真不知道自己是图什么。”
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李友灿对金钱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觉得钱越来越不是钱了”，“每次就像拉几箱苹果那样”，“要弄一提包纸我不知道怎么弄，要弄一提包钱非常容易”。
一次，他“提取”了800多万元后，把8个提包放到车上，后备箱装不下，又装到后座上。装完钱后，他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一个应酬，直到很晚才回来把放着巨款的车开走。办案人员曾问他：“你就不担心钱被盗？”李友灿的回答是：“那些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钱了……”
这些钱他很少挥霍，偶尔到藏钱的房子，把那些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静静地“欣赏”。李友灿说，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只是觉得“我满足了，我现在终于有钱了”。
李友灿最多一次从丁宁那里提取了1640万元。他的车一连拉了三趟。一位办案人员感慨地说，这实在是疯狂的一幕：一个50多岁并患有严重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人，独自一人把40公斤重的现金往黑金仓库搬，而且停车的地方到家门口有一段很长的路，这种贪婪太疯狂了。
有钱后的李友灿又变得谨慎、低调起来。他处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廉洁清正的干部。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友灿那时候吃饭很随意，路边摊都吃。李友灿的司机回忆说，他有一次评职称，想请李友灿帮忙，话刚一出口，就被李友灿严词拒绝了。
因为怕“露富”，李友灿从不给亲戚朋友钱物，包括一手抚养他长大、生活依然贫寒的亲姐姐。当时他姐姐在石家庄驻军某部队养猪，他出事前一年只去看过一次，不但分文不给，连东西都没买。李友灿后来回想此事掉了眼泪：“是为了保护自己，对我那么好的人，我都不管了，我不是人……”
作为一个千万富翁，李友灿对自己十分吝啬，除了别人买单的高尔夫球，他不抽烟，不喝酒，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后来他说不喝酒的原因是怕“酒后失言”，“整天提心吊胆，连说梦话都怕暴露”。
为保“安全”，拉整个班子下水
为了保证敛财的安全，李友灿当时采取各种手段把机电办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带入腐败漩涡。
他让朱某从丁宁给河北汽贸的钱中拿出一部分，以朱某的名义给省机电办的几个副主任和关键负责人行贿，每人20万元。刚开始两名副主任都拒绝接受这笔钱，在李友灿的软硬兼施下，他们最终滑入了泥潭。
李友灿还曾多次授意一名工作人员寻找申报配额的单位，那人意识到其中有问题，一直拖着不动。李友灿大为光火，一有机会就给此人小鞋穿，几次阻碍此人升职。无奈之下，这名工作人员也被他拖下水。
李友灿伏法后，机电办一名科长自杀，两名副主任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名工作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机电办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因为进口汽车配额受贿案件，分别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出逃时三次自杀，被抓获后再次自杀
2003年8月，就在河北省纪委调查省机电办工作人员经济问题期间，该办公室一位科员自杀身亡。李友灿自觉大事不妙，销毁了他所审批的有关进口汽车配额资料，然后跑到北京，化名“张建国”、“李金生”，通过一家旅行社，仓皇逃往俄罗斯。
“他出逃得很匆忙，甚至没有通知自己的家人。”一位知情人回忆，“出逃之前，警方掌握他的证据并不多，出逃等于整出了更大的动静。”
出逃后，李友灿躲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隔江相望。在俄期间，由于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李友灿担心被俄罗斯警方发现，便租了一个房子，平日基本不出门，连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过来。与世隔绝的生活使李友灿感到绝望，他迅速崩溃了。
在俄罗斯的8个月里，李友灿3次试图自杀。第一次他将皮包的背带绑在暖气管子上想上吊，背带断了;第二次他特意找了一根宽腰带，腰带居然又断掉了;第三次，他一次吞下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2004年4月9日，当李友灿准备逃往另一个城市时，我国公安人员在俄罗斯警方协助下将其抓获。
此时的李友灿再次选择了自杀。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几十粒缓解心绞痛的药全部吞进去，然后撞向陶瓷便器尖锐的侧棱，连撞了两次，头破血流的他欲第三次撞击时，俄方警察冲了进来。多次自杀未果的李友灿知道自己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他仰天长叹：“这是老天爷不让我便宜死啊！”
10天后，李友灿被押解回国。根据河北省高院的判决，李友灿在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利用自己主管河北省汽车配额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据测算，4774万现钞的总重量达474多公斤，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
2006年4月26日上午，李友灿被执行死刑，一个巨贪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路。
（参考资料：《时代人物周报》、《沈阳今报》、《北京日报》、《河北法制报》、《法制周报》等;作者：马昌博、蒋志高、殷建光、胜勇、华夫、立新、刘彬等）
检察官越洋电话苦口劝，贪官遍尝艰辛后悔逃
逃亡之前，葛正明（化名）在中国啤酒界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的胆识和魄力，多家国产啤酒得以起死回生。年纪轻轻，他就在全国好几个城市有自己的房产和铺面。春风得意时，他将儿子送往新西兰留学。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葛正明的一时糊涂付之东流。
一念之差成逃亡家庭
2000年，时任淮南市原市委负责人的陈某（已获刑），到淮南履任时，发现淮南的啤酒厂破败不堪。为了将淮南的啤酒重整起来，陈某找到了在青岛的葛正明，因为有过合作关系，葛正明爽快地答应了到淮南发展。在葛正明的操持下，啤酒厂很快就焕发出生机，葛正明成了功臣。 在陈某的一手扶植下，葛正明摇身一变成了淮南市某开发区工委委员、副主任，由企业老板变身为政府官员。
身份发生了转变，又有了陈某这层关系，葛正明办起事来格外方便。2004年，葛正明为开发一个项目，曾送给一位王姓官员9.5万元人民币和1千美元。而他自己则因此获利数百万元。
2007年，王姓官员案发，葛正明随即因为涉嫌向王行贿而被调查。因为担心自己受到严罚，2008年1月27日，葛正明和妻子带着女儿登上了飞往新西兰的航班。
逃亡父亲让儿子成“剩男”
葛正明在多年前就将他与前妻的儿子送到了新西兰留学。如今，他的儿子葛亮（化名）已经加入新西兰国籍，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工作十分稳定。葛正明这次仓促的外逃，正是要来投奔自己的儿子。
突然而至的三口之家让葛亮措手不及。出逃前，因为涉嫌犯罪，葛正明被办案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在那里，他为了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主动退出了赃款。为了退赃，他将自己置办的房产一一变卖，此时，葛正明一家已从富翁变成了“负翁”。而且，除了葛正明能说几句英文外，妻子、女儿完全语言不通。葛正明提心身份暴露又不敢出去找工作。于是一家人的生计重担全部压在了葛亮的身上。
刚刚工作不久的他，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绰绰有余，但要一下子支付四个人的开支，马上入不敷出。为了撑起这个家，葛亮开始打起了双份工，就这样也很难保证一家人的生活需求。
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孩子上学的学费又成为一个新难题。这时，没想到在逃亡前，刘玉兰（化名）没舍得丢下的那把二胡，让他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刘玉兰在家心中苦闷，拉起了二胡。悠扬的琴声招来了很多华人邻居。不久后，她开始教授几个华人小孩二胡演奏，从而换取一些微薄报酬。
过不了多久，在葛亮的帮助下，葛正明和妻子在自己的租住处开了家小小超市，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日子暂时稳定了。
就这样整整七年过去了，葛正明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既是一个小超市，也是卧室、厨房。每当葛正明看着为家人日夜奔忙的儿子，已经30出头，因为家庭负担，一直没敢找女朋友。又看到身边在国内从未如此操劳的妻子，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辛酸。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萌生了回国自首的念头。
重回祖国，母子俩抱头痛哭
葛正明失踪了7年，淮南检察院一直没有放弃追逃，他们发现刘玉兰每年都有出入境的记录。
2015年1月2日，刘玉兰在青岛流亭机场换登机牌准备飞往新西兰时，被淮南检察院反贪局干警当场截下。“通过数小时的解释和劝说，刘玉兰同意回去后劝葛正明回国自首。
2015年2月13日，上午10点，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经过数小时的飞行，葛正明乘坐的班机将要降落。此时，他很清楚，淮南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干警正在等着他。
飞机降落后，航班上的300位乘客没有一人起身，检察官走进机舱的那一刻，葛正明久悬的心稍稍安定了下来。检察官既没有给他戴手铐，也没有用头套，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他的尊严。
在青岛检察院的办案工作区，葛正明毫不犹豫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当天，淮南检方就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2月13日当天，葛正明迫不及待地去看望7年未见的母亲，母子两人抱头痛哭。
目前，葛正明涉嫌行贿一案已处移送审查起诉阶段。
（责任编辑：廖翼颖;参考资料：《市场星报》等;作者：赵海莉等）
战斗功臣转业，仕途顺风顺水
2006年4月26日上午8时30分，李友灿被带到亲属会见室。隔着钢化玻璃，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向家人交代后事。随后，李友灿回到监舍，换上家人为他带来的衣服，在死刑核准裁定上签字、按手印。上午9时30分，截至2006年4月26日，建国以来个人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李友灿，被注射执行了死刑……
1952年，李友灿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4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姐姐相依为命，在亲戚们有限的帮衬下艰难度日。1970年，他中学没毕业就入伍参军，并很快入党提干。1979年，他随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因作战勇敢荣立军功。打完仗后，李友灿作为战斗功臣被保送到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工作勤勉扎实，屡屡得到上级肯定，不到30岁，就晋升正团职。
1987年底，李友灿转业到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当时的他仕途一片光明，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据李友灿一个老乡讲，那时候的他诚恳厚道，不大说话，待人也实在。
1992年，李友灿调任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开始主持机电办的全面工作，手里掌握着全省进口汽车配额的审批大权。
李友灿在省机电办工作的前几年，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他行事低调，很少跟企业界的人来往，包括在外面请朋友吃饭，拿回来让公家报销之类的情况都没有。
据一名同事回忆，“这个人很有责任心，很有头脑，在工作方面考虑周到。也肯下工夫钻研业务，总有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新思路。他对下属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那些应付、糊弄工作的人，会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批评。”那几年李友灿分管的工作也有声有色，多次受到河北省政府的表扬。
1996年9月，李友灿升任省机电办主任，成为副厅级干部。2000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仍然兼任省机电办主任一职。
李友灿当了机电办的一把手后，人们发现过去那个憨厚、不善言辞的李友灿变了：说话多了，接触人也多了，非常爱表现自己。他常常在副职面前自夸“我的工作能力比你强，我提升得比你快，我比你们见世面多，朋友比你们多”等等。
“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
案发后，据李友灿律师介绍，李友灿并不缺钱，在任职外贸厅副厅长时，他充分显露出自己的“商业天赋”。有一次，单位组织去南韩考察。上街购物时同行的人买这买那，唯独他买了一批领带回来，转手净赚了6万元。另外，他还通过关系让妻子为中国航空公司代卖机票，收入颇丰。同事们说：“只要有机会，他就能赚到钱。”
然而，手中不断增大的权力开始消解李友灿的自律和谨慎，他对高尔夫球这种时髦的高消费运动越来越有兴趣。一位同事回忆说，李友灿后来打高尔夫球都“打疯了”，整天出入于石家庄、涿州、北京的高尔夫球场，单位里有时两三天看不见他。他的车后备箱随时放着球帽、球杆，还时不时拿出来炫耀。为他买单的则是汽车贸易行业的老板们。
灯红酒绿的生活越发刺激了李友灿对财富的渴望，事发后他自己供称“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他这样剖析自己腐败的原因：一是认为仕途基本走到尽头，不会再晋升;二是当时中国正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旦加入，汽车配额制将很快取消，他就不能再利用这份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了。
和很多贪官们一样，刚走上腐败之路时，李友灿也是战战兢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倒卖汽车配额的掮客，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拿到配额，再转手倒卖给有关公司。正是从这些配额贩子手上，李友灿收受了第一笔贿赂：一个大信封里的4万元钱。
在一次次“安全”受贿后，李友灿从最初的紧张惶恐慢慢转变为心安理得，他渐渐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开始寻觅“大鱼”。
疯狂敛财，在京买房存放巨款
2000年4月，李友灿去北京的一家高尔夫球场打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森华公司”）总经理丁宁。丁宁对李友灿表示想要一些汽车进口配额，并允诺赢利后给他好处费。当时李友灿表示“一定想着这件事”。
因为丁宁的森华公司是在北京注册的，如果要将河北省的进口汽车配额转到丁宁名下，还需要在河北境内找一个企业做“二传手”。经过仔细谋划，李友灿找到了河北汽车贸易总公司负责配额调度的朱某。因为李友灿“有钱大家赚”的暗示，朱某很快就同意了。从此她成为李友灿疯狂敛财的工具。
2001年8月，朱某在李友灿的指点下以河北汽贸公司及下属企业的名义，向省机电办申请进口汽车配额69个。李友灿立刻批准了这张“自编自导”的汽车配额申请单。不久，他便命令朱某把这69个汽车配额转给了森华公司。
至此，李友灿完成了他权力寻租的黑幕链条。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第一批配额到手后，李友灿独自开车去北京领“酬金”。丁宁将事先准备好的300万现金分别装入3个尼龙提包，放进李友灿的汽车后备箱里。
如此顺利，李友灿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伙伴，从此，他开始了与丁宁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从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李友灿先后将1249个汽车进口配额批给丁宁，从中非法牟利共4723万元。
一开始，李友灿就给自己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不能从河北的企业拿钱。这样比较隐蔽，事发也可以耍赖;二是绝对的单线联系;三是完全现金交易;四是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存钱：他只用亲戚的或假的身份证存钱。
现金太多，运输、存放都成了问题，于是李友灿在北京某小区花50万元买了一套不太显眼的房子。这房子只有一个用处，存放现金。 为了提款安全，2002年4月，李友灿还专门向唐山某公司索要了一辆价值21万余元的轿车。从此，这辆银灰色的轿车就成了他的专用“运钞车”。
如母长姐靠养猪过活，他怕露富不给分文
迅速积累的财富，并没有为李友灿带来“幸福感”。相反，他收的钱越多，越感到惶恐不安。李友灿供述说：“我觉得穷的时候根本不害怕，没负担，后来钱多了，特别害怕，我也不敢见人，不敢吃，不敢玩，真不知道自己是图什么。”
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李友灿对金钱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觉得钱越来越不是钱了”，“每次就像拉几箱苹果那样”，“要弄一提包纸我不知道怎么弄，要弄一提包钱非常容易”。
一次，他“提取”了800多万元后，把8个提包放到车上，后备箱装不下，又装到后座上。装完钱后，他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一个应酬，直到很晚才回来把放着巨款的车开走。办案人员曾问他：“你就不担心钱被盗？”李友灿的回答是：“那些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钱了……”
这些钱他很少挥霍，偶尔到藏钱的房子，把那些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静静地“欣赏”。李友灿说，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只是觉得“我满足了，我现在终于有钱了”。
李友灿最多一次从丁宁那里提取了1640万元。他的车一连拉了三趟。一位办案人员感慨地说，这实在是疯狂的一幕：一个50多岁并患有严重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人，独自一人把40公斤重的现金往黑金仓库搬，而且停车的地方到家门口有一段很长的路，这种贪婪太疯狂了。
有钱后的李友灿又变得谨慎、低调起来。他处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廉洁清正的干部。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友灿那时候吃饭很随意，路边摊都吃。李友灿的司机回忆说，他有一次评职称，想请李友灿帮忙，话刚一出口，就被李友灿严词拒绝了。
因为怕“露富”，李友灿从不给亲戚朋友钱物，包括一手抚养他长大、生活依然贫寒的亲姐姐。当时他姐姐在石家庄驻军某部队养猪，他出事前一年只去看过一次，不但分文不给，连东西都没买。李友灿后来回想此事掉了眼泪：“是为了保护自己，对我那么好的人，我都不管了，我不是人……”
作为一个千万富翁，李友灿对自己十分吝啬，除了别人买单的高尔夫球，他不抽烟，不喝酒，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后来他说不喝酒的原因是怕“酒后失言”，“整天提心吊胆，连说梦话都怕暴露”。
为保“安全”，拉整个班子下水
为了保证敛财的安全，李友灿当时采取各种手段把机电办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带入腐败漩涡。
他让朱某从丁宁给河北汽贸的钱中拿出一部分，以朱某的名义给省机电办的几个副主任和关键负责人行贿，每人20万元。刚开始两名副主任都拒绝接受这笔钱，在李友灿的软硬兼施下，他们最终滑入了泥潭。
李友灿还曾多次授意一名工作人员寻找申报配额的单位，那人意识到其中有问题，一直拖着不动。李友灿大为光火，一有机会就给此人小鞋穿，几次阻碍此人升职。无奈之下，这名工作人员也被他拖下水。
李友灿伏法后，机电办一名科长自杀，两名副主任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名工作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机电办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因为进口汽车配额受贿案件，分别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出逃时三次自杀，被抓获后再次自杀
2003年8月，就在河北省纪委调查省机电办工作人员经济问题期间，该办公室一位科员自杀身亡。李友灿自觉大事不妙，销毁了他所审批的有关进口汽车配额资料，然后跑到北京，化名“张建国”、“李金生”，通过一家旅行社，仓皇逃往俄罗斯。
“他出逃得很匆忙，甚至没有通知自己的家人。”一位知情人回忆，“出逃之前，警方掌握他的证据并不多，出逃等于整出了更大的动静。”
出逃后，李友灿躲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隔江相望。在俄期间，由于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李友灿担心被俄罗斯警方发现，便租了一个房子，平日基本不出门，连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过来。与世隔绝的生活使李友灿感到绝望，他迅速崩溃了。
在俄罗斯的8个月里，李友灿3次试图自杀。第一次他将皮包的背带绑在暖气管子上想上吊，背带断了;第二次他特意找了一根宽腰带，腰带居然又断掉了;第三次，他一次吞下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2004年4月9日，当李友灿准备逃往另一个城市时，我国公安人员在俄罗斯警方协助下将其抓获。
此时的李友灿再次选择了自杀。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几十粒缓解心绞痛的药全部吞进去，然后撞向陶瓷便器尖锐的侧棱，连撞了两次，头破血流的他欲第三次撞击时，俄方警察冲了进来。多次自杀未果的李友灿知道自己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他仰天长叹：“这是老天爷不让我便宜死啊！”
10天后，李友灿被押解回国。根据河北省高院的判决，李友灿在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利用自己主管河北省汽车配额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据测算，4774万现钞的总重量达474多公斤，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
2006年4月26日上午，李友灿被执行死刑，一个巨贪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路。
（参考资料：《时代人物周报》、《沈阳今报》、《北京日报》、《河北法制报》、《法制周报》等;作者：马昌博、蒋志高、殷建光、胜勇、华夫、立新、刘彬等）
检察官越洋电话苦口劝，贪官遍尝艰辛后悔逃
逃亡之前，葛正明（化名）在中国啤酒界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的胆识和魄力，多家国产啤酒得以起死回生。年纪轻轻，他就在全国好几个城市有自己的房产和铺面。春风得意时，他将儿子送往新西兰留学。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葛正明的一时糊涂付之东流。
一念之差成逃亡家庭
2000年，时任淮南市原市委负责人的陈某（已获刑），到淮南履任时，发现淮南的啤酒厂破败不堪。为了将淮南的啤酒重整起来，陈某找到了在青岛的葛正明，因为有过合作关系，葛正明爽快地答应了到淮南发展。在葛正明的操持下，啤酒厂很快就焕发出生机，葛正明成了功臣。 在陈某的一手扶植下，葛正明摇身一变成了淮南市某开发区工委委员、副主任，由企业老板变身为政府官员。
身份发生了转变，又有了陈某这层关系，葛正明办起事来格外方便。2004年，葛正明为开发一个项目，曾送给一位王姓官员9.5万元人民币和1千美元。而他自己则因此获利数百万元。
2007年，王姓官员案发，葛正明随即因为涉嫌向王行贿而被调查。因为担心自己受到严罚，2008年1月27日，葛正明和妻子带着女儿登上了飞往新西兰的航班。
逃亡父亲让儿子成“剩男”
葛正明在多年前就将他与前妻的儿子送到了新西兰留学。如今，他的儿子葛亮（化名）已经加入新西兰国籍，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工作十分稳定。葛正明这次仓促的外逃，正是要来投奔自己的儿子。
突然而至的三口之家让葛亮措手不及。出逃前，因为涉嫌犯罪，葛正明被办案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在那里，他为了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主动退出了赃款。为了退赃，他将自己置办的房产一一变卖，此时，葛正明一家已从富翁变成了“负翁”。而且，除了葛正明能说几句英文外，妻子、女儿完全语言不通。葛正明提心身份暴露又不敢出去找工作。于是一家人的生计重担全部压在了葛亮的身上。
刚刚工作不久的他，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绰绰有余，但要一下子支付四个人的开支，马上入不敷出。为了撑起这个家，葛亮开始打起了双份工，就这样也很难保证一家人的生活需求。
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孩子上学的学费又成为一个新难题。这时，没想到在逃亡前，刘玉兰（化名）没舍得丢下的那把二胡，让他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刘玉兰在家心中苦闷，拉起了二胡。悠扬的琴声招来了很多华人邻居。不久后，她开始教授几个华人小孩二胡演奏，从而换取一些微薄报酬。
过不了多久，在葛亮的帮助下，葛正明和妻子在自己的租住处开了家小小超市，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日子暂时稳定了。
就这样整整七年过去了，葛正明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既是一个小超市，也是卧室、厨房。每当葛正明看着为家人日夜奔忙的儿子，已经30出头，因为家庭负担，一直没敢找女朋友。又看到身边在国内从未如此操劳的妻子，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辛酸。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萌生了回国自首的念头。
重回祖国，母子俩抱头痛哭
葛正明失踪了7年，淮南检察院一直没有放弃追逃，他们发现刘玉兰每年都有出入境的记录。
2015年1月2日，刘玉兰在青岛流亭机场换登机牌准备飞往新西兰时，被淮南检察院反贪局干警当场截下。“通过数小时的解释和劝说，刘玉兰同意回去后劝葛正明回国自首。
2015年2月13日，上午10点，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经过数小时的飞行，葛正明乘坐的班机将要降落。此时，他很清楚，淮南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干警正在等着他。
飞机降落后，航班上的300位乘客没有一人起身，检察官走进机舱的那一刻，葛正明久悬的心稍稍安定了下来。检察官既没有给他戴手铐，也没有用头套，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他的尊严。
在青岛检察院的办案工作区，葛正明毫不犹豫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当天，淮南检方就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2月13日当天，葛正明迫不及待地去看望7年未见的母亲，母子两人抱头痛哭。
目前，葛正明涉嫌行贿一案已处移送审查起诉阶段。
（责任编辑：廖翼颖;参考资料：《市场星报》等;作者：赵海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