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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乔治·爱略特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孔德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其小说创作中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艾略特在其经典之作《米德尔马契》中通过对四位主要人物的描述,展现了两个层面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通过对《米德尔马契》的分析,探讨乔治·爱略特反对自我中心主义、主张同情宽容的道德情怀。
关键词:《米德尔马契》;爱略特;自我中心主义;同情;道德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3-0196-3
1. 引言
在灿若星河的英国文学史中,乔治·爱略特被认为是“最诚恳迫切的、最富有探索才能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伟大作家”(Sanders, 1994: 442)。她早期曾翻译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受到查尔斯·勃雷、赫伯特·斯宾塞、孔德以及她的伴侣路易斯等哲人的影响,对哲学与宗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虽然爱略特的理论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体系,但在她的作品中已处处渗透着她深刻的哲学思想。著名批评家F. R. Leavis认为爱略特是传承英国伟大传统的五位文学大家之一,原因亦在于她在文学创作中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1963: 92)。近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各种批评方法推陈出新过程中的一次新的尝试。文学的伦理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创作主体的伦理态度,一方面取决于文学反映对象的伦理内涵。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受到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但另一方面,文学同样会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道德。换句话说,文学具有独特的伦理功能(龙云,2009:3)。本文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分析《米德尔马契》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透析爱略特反对自我中心主义、主张同情宽容的伦理思想,展现其文学创作深刻而恒久的道德魅力。
2.《米德尔马契》中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通过大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揭示了一幕幕由自我中心主义导致的理想幻灭的悲剧,并指出人们要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痛苦与快乐,同情共感是促成“世上善的增长”的重要美德(2008: 904)。小说情节围绕两条主要线索展开:(1)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灾难性的婚姻与理想破灭的故事;(2)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婚姻与事业的失败。全书充斥着各式各类的失败和一生一世阴差阳错的遗恨,弥漫着一种生不逢时、迷惘、幻觉、受挫折、幻灭的情绪。这样的情节设计体现了作者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个人命运的观点,但作者提出导致人们理想幻灭的更深层原因却是人们思想深处的自我中心主义。小说中作者指出“我们大家生来处在精神的愚昧状态,把世界当作哺育我们至高无上的自我的乳房”(ibid.: 248)。爱略特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一个在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术语)并非一个哲学体系,它或自恋,或是简单意义的自私,是一种将地球看成是围绕自己的存在而旋转的习惯(Edwards, 2003: 80)。这个概念在罗莎蒙德与利德盖特的关系得到了准确的定义。首先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有效的反讽——罗莎蒙德(Rosamond)源于“rosa mundi”,是世界之玫瑰(rose of the world)的意思。她曾一度是利德盖特世界里最绚烂的玫瑰;更准确地说她一向自认为自我就是这世界的中心。而利德盖特(Lydgate)的名字又与“lid gate”同音,意为被遮掩的门,即他将自我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大门遮掩起来,自我既无法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他的内心世界也无法被外部世界所了解。“要了解别人的灵魂,对年轻人说来,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的认识大多是由他们的主观愿望构成的。”(Eliot, 2008: 142) 两人性格上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他们婚姻的失败。罗莎蒙德嫁给利德盖特只为他的“绅士”身份,主观臆想过上一种奢华的上层社会的生活,而并未考虑利德盖特的客观状况和他的精神感受。而利德盖特想要一个妻子也只为能够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并为他提供消遣。他们没有足够的情感交流,并未关注彼此的特殊需求。爱略特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人们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只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劣质的粘合剂,对此我有痛心的感触。我热切希望通过我的写作达到的唯一效果,是使那些读了我的作品的人,能够更好地设想和感受其他人的痛苦与欢乐,这些人和他们会有种种差别,但是在这一基本方面完全一样:人是一种在错误中挣扎、在挣扎中错误的动物。”(转引自Levine, 2001: 82)
而多萝西娅与卡苏朋的失败婚姻又展现了自我中心主义更深悠却又更为隐蔽的另一个层面。卡苏朋所展现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在他过分专注于他那永无止境的不切实际的学术著作。在向多萝西娅求婚的时候,“他考虑到,一个有地位的男人要娶妻子,务必要物色一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小姐——越年轻越好,因为比较有可塑性,也更听话——不仅门当户对,还要端正虔敬,贤德贞淑,聪明颖悟”(Eliot, 2008: 336)。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多萝西娅所表现的自我中心主义却是太热衷于对别人的帮助。“要是我能用我的一生,帮助某个人完成他的伟大事业,减轻他的负担,我就心满意足了”(ibid.: 439)。她自我牺牲的想法太过强烈,以至于根本没有考虑到卡苏朋是否愿意接受她的帮助。即使是一心奉献的现代德雷莎式的人物多萝西娅也未能免疫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侵蚀。她带着帮助卡苏朋完成他的学术目标的决心与卡苏朋结婚,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期望可能截然不同。多萝西娅强调道德的完美,在她的身上体现了宽容、仁爱、同情、忠诚等种种美德,然而正是她的道德优越性导致她对他者的一再误读。正是她对自私自利的“道德愚昧状态”的放弃,使她不能将自私自利归咎于他人:她在感情上如此慷慨以至于无法看到其他人的自私。尽管她最终“认清了”卡苏朋,她还是在罗莎蒙德身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当多萝西娅为挽救利德盖特的婚姻而拜访罗莎蒙德时,罗莎蒙德告诉她拉迪斯拉夫对她坦白了对多萝西娅的爱情,罗莎蒙德也不过是在多萝西娅的善良的感化下才能够将她狭隘自私的本性扩展为片刻的慷慨。而一向高估别人优点的多萝西娅不禁对罗莎蒙德的慷慨举动大加感激,并未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美德的结果。虽然小说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多萝西娅的种种美德,虽然她一直致力于帮助别人,随时准备好自我牺牲,她的行为动机总归是善的,然而她的挫败也恰恰源于她太过沉浸于自我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之中,而对他者的心理感受产生了误读。这种拜伦式英雄所具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令英雄在凡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英雄想要通过一己之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注定难以实现。因而道德崇高的多萝西娅无力看清现实,她为帮助他人以及改变社会而作的自我牺牲也是徒劳无益,枉费心机。
3. 乔治·爱略特的道德情怀
小说深入刻画了各种人物的自我中心主义心理,正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理想的幻灭以及心灵的孤独。爱略特在她的作品《西班牙的吉普赛人》中说:“在孤独的心灵里,宇宙仿佛对人一点也不友善。茫茫宇宙,何处是庇护所,唯有同类之中。”(转引自Hertz, 2003: 67)爱略特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同情的能力是道德动因的必要条件,因为道德性源于想象他者思想状态的能力。她在一封经常被引用的信中清晰地表达了她主要的道德立场:“我自己的经历和发展每天都在坚定我的信念,那就是我们的道德进程可以由我们同情个别人的遭遇和欢乐的程度来衡量”(转引自Ablow, 2007: 24)。道德性源于人们想象和理解他人思想状态的能力,而且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的信息必须来自于同情,这是人们能够了解一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影响的唯一条件。爱略特对于“同情”的强调明显是费尔巴哈主义的,因为费尔巴哈主张仁慈、同情、爱——归因于上帝的基督教品质——是人类先天的本质。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评论爱略特的文章中讲到:“我们根据对她的生平的点滴了解来阐述她对小说的态度时,充其量只能说:她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人们通常不会这么早就接受的那些人生教训,而在其中她铭记得最深刻的也许是那种宽容美德;她总把同情放在普通人这一边,她也最善于详细描写平凡生活中的那些纯朴的快乐和烦恼。”(1977: 134)爱略特强调同情,亦即强调对个体个别差异的关注。她反复坚持普遍规则不适用于所有的道德判断,任何道德判断必须视事件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感受每种情形中存在的大量的特殊性。况且,同情是对他人的感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的唯一确定的指南”(转引自Levine, 2001: 81)。对此她在《米德尔马契》中也有所论述:“如果心灵深处没有对具体的人的直接同情,不能由它发挥作用,那么没有一条一般的原则,不可能危害我们的道德观念。”(2008: 747)小说中虽然描述了一些如卡苏朋、罗莎蒙德、布尔斯特罗德等十分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物,但不是对他们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之后又弃之不顾;相反,爱略特提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世界舞台上普通的芸芸众生,我们或多或少有着与他们同样的性格缺陷。对此,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不应是嫌恶与放弃,而应是宽容与同情。”她在评论卡苏朋时如是说:“卡苏朋先生就是这样,他是他自己天地的中心,如果说他往往认为别人都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尤其他对人们总是从他们是否适合《世界神话索隐大全》的作者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么这种特点在我们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它跟人类其他渺小的希望一样,理应获得我们一定的同情。”(ibid.: 99)
乔治·爱略特主张摒弃自我中心主义,竭尽所能体会他者的痛苦与快乐的思想贯穿小说始终。她重视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认为艺术与道德寓意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道德和审美的共鸣。爱略特观察她的角色时,冷静、精密而富同情。她的英雄比自己更不像英雄,她的恶徒也不是恶徒。她深深地进入了她的角色之中,使读者不仅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他们,更像他们从内部观看自己一样。伍尔夫对爱略特小说将美学与道德价值融于一炉的特点总结得鞭辟入里:“乔治·爱略特使得我们带着同情而不是屈尊和猎奇的态度来参与他们(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她那广阔的胸怀蕴蓄着一大批人性的主要因素,她用一种健全的谅解态度将它们松松散散地聚集在一起,而我们经过反复阅读,不仅发现她那些人物生气勃勃、自由奔放,而且还出乎意外地发现它们能够支配我们的欢笑和眼泪。”(1977: 136)
参考文献
Ablow, R. The Marriage of Minds: Reading Sympathy in the Victorian Marriage Plo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Edwards, M. George Eliot: The Novels[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80.
Eliot, G. Middlemarch: 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9, 142, 248, 336, 439, 747, 904.
Hertz, N. George Eliot’s Puls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7.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92.
Levine, 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Elio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2.
Sanders, A.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42.
Woolf, V. Books and Portraits[M].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7: 134.
龙云. 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J]. 外国文学研究,2009(1):3-5.
关键词:《米德尔马契》;爱略特;自我中心主义;同情;道德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3-0196-3
1. 引言
在灿若星河的英国文学史中,乔治·爱略特被认为是“最诚恳迫切的、最富有探索才能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伟大作家”(Sanders, 1994: 442)。她早期曾翻译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受到查尔斯·勃雷、赫伯特·斯宾塞、孔德以及她的伴侣路易斯等哲人的影响,对哲学与宗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虽然爱略特的理论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体系,但在她的作品中已处处渗透着她深刻的哲学思想。著名批评家F. R. Leavis认为爱略特是传承英国伟大传统的五位文学大家之一,原因亦在于她在文学创作中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1963: 92)。近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各种批评方法推陈出新过程中的一次新的尝试。文学的伦理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创作主体的伦理态度,一方面取决于文学反映对象的伦理内涵。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受到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但另一方面,文学同样会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道德。换句话说,文学具有独特的伦理功能(龙云,2009:3)。本文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分析《米德尔马契》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透析爱略特反对自我中心主义、主张同情宽容的伦理思想,展现其文学创作深刻而恒久的道德魅力。
2.《米德尔马契》中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通过大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揭示了一幕幕由自我中心主义导致的理想幻灭的悲剧,并指出人们要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痛苦与快乐,同情共感是促成“世上善的增长”的重要美德(2008: 904)。小说情节围绕两条主要线索展开:(1)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灾难性的婚姻与理想破灭的故事;(2)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婚姻与事业的失败。全书充斥着各式各类的失败和一生一世阴差阳错的遗恨,弥漫着一种生不逢时、迷惘、幻觉、受挫折、幻灭的情绪。这样的情节设计体现了作者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个人命运的观点,但作者提出导致人们理想幻灭的更深层原因却是人们思想深处的自我中心主义。小说中作者指出“我们大家生来处在精神的愚昧状态,把世界当作哺育我们至高无上的自我的乳房”(ibid.: 248)。爱略特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一个在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术语)并非一个哲学体系,它或自恋,或是简单意义的自私,是一种将地球看成是围绕自己的存在而旋转的习惯(Edwards, 2003: 80)。这个概念在罗莎蒙德与利德盖特的关系得到了准确的定义。首先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有效的反讽——罗莎蒙德(Rosamond)源于“rosa mundi”,是世界之玫瑰(rose of the world)的意思。她曾一度是利德盖特世界里最绚烂的玫瑰;更准确地说她一向自认为自我就是这世界的中心。而利德盖特(Lydgate)的名字又与“lid gate”同音,意为被遮掩的门,即他将自我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大门遮掩起来,自我既无法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他的内心世界也无法被外部世界所了解。“要了解别人的灵魂,对年轻人说来,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的认识大多是由他们的主观愿望构成的。”(Eliot, 2008: 142) 两人性格上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他们婚姻的失败。罗莎蒙德嫁给利德盖特只为他的“绅士”身份,主观臆想过上一种奢华的上层社会的生活,而并未考虑利德盖特的客观状况和他的精神感受。而利德盖特想要一个妻子也只为能够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并为他提供消遣。他们没有足够的情感交流,并未关注彼此的特殊需求。爱略特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人们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只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劣质的粘合剂,对此我有痛心的感触。我热切希望通过我的写作达到的唯一效果,是使那些读了我的作品的人,能够更好地设想和感受其他人的痛苦与欢乐,这些人和他们会有种种差别,但是在这一基本方面完全一样:人是一种在错误中挣扎、在挣扎中错误的动物。”(转引自Levine, 2001: 82)
而多萝西娅与卡苏朋的失败婚姻又展现了自我中心主义更深悠却又更为隐蔽的另一个层面。卡苏朋所展现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在他过分专注于他那永无止境的不切实际的学术著作。在向多萝西娅求婚的时候,“他考虑到,一个有地位的男人要娶妻子,务必要物色一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小姐——越年轻越好,因为比较有可塑性,也更听话——不仅门当户对,还要端正虔敬,贤德贞淑,聪明颖悟”(Eliot, 2008: 336)。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多萝西娅所表现的自我中心主义却是太热衷于对别人的帮助。“要是我能用我的一生,帮助某个人完成他的伟大事业,减轻他的负担,我就心满意足了”(ibid.: 439)。她自我牺牲的想法太过强烈,以至于根本没有考虑到卡苏朋是否愿意接受她的帮助。即使是一心奉献的现代德雷莎式的人物多萝西娅也未能免疫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侵蚀。她带着帮助卡苏朋完成他的学术目标的决心与卡苏朋结婚,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期望可能截然不同。多萝西娅强调道德的完美,在她的身上体现了宽容、仁爱、同情、忠诚等种种美德,然而正是她的道德优越性导致她对他者的一再误读。正是她对自私自利的“道德愚昧状态”的放弃,使她不能将自私自利归咎于他人:她在感情上如此慷慨以至于无法看到其他人的自私。尽管她最终“认清了”卡苏朋,她还是在罗莎蒙德身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当多萝西娅为挽救利德盖特的婚姻而拜访罗莎蒙德时,罗莎蒙德告诉她拉迪斯拉夫对她坦白了对多萝西娅的爱情,罗莎蒙德也不过是在多萝西娅的善良的感化下才能够将她狭隘自私的本性扩展为片刻的慷慨。而一向高估别人优点的多萝西娅不禁对罗莎蒙德的慷慨举动大加感激,并未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美德的结果。虽然小说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多萝西娅的种种美德,虽然她一直致力于帮助别人,随时准备好自我牺牲,她的行为动机总归是善的,然而她的挫败也恰恰源于她太过沉浸于自我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之中,而对他者的心理感受产生了误读。这种拜伦式英雄所具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令英雄在凡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英雄想要通过一己之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注定难以实现。因而道德崇高的多萝西娅无力看清现实,她为帮助他人以及改变社会而作的自我牺牲也是徒劳无益,枉费心机。
3. 乔治·爱略特的道德情怀
小说深入刻画了各种人物的自我中心主义心理,正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理想的幻灭以及心灵的孤独。爱略特在她的作品《西班牙的吉普赛人》中说:“在孤独的心灵里,宇宙仿佛对人一点也不友善。茫茫宇宙,何处是庇护所,唯有同类之中。”(转引自Hertz, 2003: 67)爱略特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同情的能力是道德动因的必要条件,因为道德性源于想象他者思想状态的能力。她在一封经常被引用的信中清晰地表达了她主要的道德立场:“我自己的经历和发展每天都在坚定我的信念,那就是我们的道德进程可以由我们同情个别人的遭遇和欢乐的程度来衡量”(转引自Ablow, 2007: 24)。道德性源于人们想象和理解他人思想状态的能力,而且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的信息必须来自于同情,这是人们能够了解一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影响的唯一条件。爱略特对于“同情”的强调明显是费尔巴哈主义的,因为费尔巴哈主张仁慈、同情、爱——归因于上帝的基督教品质——是人类先天的本质。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评论爱略特的文章中讲到:“我们根据对她的生平的点滴了解来阐述她对小说的态度时,充其量只能说:她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人们通常不会这么早就接受的那些人生教训,而在其中她铭记得最深刻的也许是那种宽容美德;她总把同情放在普通人这一边,她也最善于详细描写平凡生活中的那些纯朴的快乐和烦恼。”(1977: 134)爱略特强调同情,亦即强调对个体个别差异的关注。她反复坚持普遍规则不适用于所有的道德判断,任何道德判断必须视事件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感受每种情形中存在的大量的特殊性。况且,同情是对他人的感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的唯一确定的指南”(转引自Levine, 2001: 81)。对此她在《米德尔马契》中也有所论述:“如果心灵深处没有对具体的人的直接同情,不能由它发挥作用,那么没有一条一般的原则,不可能危害我们的道德观念。”(2008: 747)小说中虽然描述了一些如卡苏朋、罗莎蒙德、布尔斯特罗德等十分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物,但不是对他们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之后又弃之不顾;相反,爱略特提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世界舞台上普通的芸芸众生,我们或多或少有着与他们同样的性格缺陷。对此,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不应是嫌恶与放弃,而应是宽容与同情。”她在评论卡苏朋时如是说:“卡苏朋先生就是这样,他是他自己天地的中心,如果说他往往认为别人都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尤其他对人们总是从他们是否适合《世界神话索隐大全》的作者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么这种特点在我们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它跟人类其他渺小的希望一样,理应获得我们一定的同情。”(ibid.: 99)
乔治·爱略特主张摒弃自我中心主义,竭尽所能体会他者的痛苦与快乐的思想贯穿小说始终。她重视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认为艺术与道德寓意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道德和审美的共鸣。爱略特观察她的角色时,冷静、精密而富同情。她的英雄比自己更不像英雄,她的恶徒也不是恶徒。她深深地进入了她的角色之中,使读者不仅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他们,更像他们从内部观看自己一样。伍尔夫对爱略特小说将美学与道德价值融于一炉的特点总结得鞭辟入里:“乔治·爱略特使得我们带着同情而不是屈尊和猎奇的态度来参与他们(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她那广阔的胸怀蕴蓄着一大批人性的主要因素,她用一种健全的谅解态度将它们松松散散地聚集在一起,而我们经过反复阅读,不仅发现她那些人物生气勃勃、自由奔放,而且还出乎意外地发现它们能够支配我们的欢笑和眼泪。”(1977: 136)
参考文献
Ablow, R. The Marriage of Minds: Reading Sympathy in the Victorian Marriage Plo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Edwards, M. George Eliot: The Novels[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80.
Eliot, G. Middlemarch: 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9, 142, 248, 336, 439, 747, 904.
Hertz, N. George Eliot’s Puls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7.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92.
Levine, 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Elio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2.
Sanders, A.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42.
Woolf, V. Books and Portraits[M].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7: 134.
龙云. 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J]. 外国文学研究,2009(1):3-5.